北京的人力車夫：1920年代的市民與政治（簡體書）

1920年代，革命、戰爭和帝國主義侵略給中國帶來了混亂。與這場巨變相關的許多重大事件都發生在城市中。被鐵路、電報、共有的城市心態捆綁在一起的廣州、上海、北京等城市，形成了一個競技場，市民們對當時的一些大問題爭論不休――尋求社會和諧與國內和平、保衛人民和國家主權、追尋一個獨特的現代中國社會。人們捲入了這些衝突，因為他們知道，軍閥的來來往往、抗議者的遊行、知識界的言論、工廠的開閉都有可能改變他們的生活。
史謙德檢視了1920年代的北京居民如何應對由流動的士兵和政客，以及思想、資本、技術的劇烈運動所造成的變化，剖析了北京這座歷史悠久的都城。通過考察人力車夫、警察、工人、僧人等群體的政治經歷，史謙德揭示出時代的力量是如何被普通人深刻感受的。這幅二十世紀初期中國城市社會的群像，強調了經過群眾運動、集體政治以及混合了戲劇、示威活動、報紙和茶館社交的城市文化訓練後的普通市民日益成長的政治成熟度。令人驚訝的是，在吸收新的生活、工作和政治參與方式的過程中，舊社會中的很多東西都被保留了。一切似乎都變了，但一切似乎又都沒變。經過動盪的年代，北京在地方和大眾政治的基礎上架起了一座橋樑，將行會和士紳精英的傳統世界與社團主義和幹部的現代世界連在了一起。

史謙德（David Strand）

美國狄金森學院查爾斯·A.德納（Charles A. Dana）政治學教授。 1979年獲美國哥倫比亞大學博士學位。著有《北京的人力車夫：1920年代的市民與政治》《未竟的共和：近代中國的言行表率》等。

譯者簡介：

周書垚

美國德州農工大學教育學碩士。譯有《上海秘密戰》《拜占庭的成就》等。

袁劍

中央民族大學民族學與社會學學院副教授，（教育部基地）中央民族大學中國少數民族研究中心邊疆民族研究所所長。著有《邊疆的背影：拉鐵摩爾與中國學術》，譯有《燒錢：中國人生活世界中的物質精神》《危險的邊疆：游牧帝國與中國》《假想的”滿大人”：同情、現代性與中國疼痛》等。

周育民

上海師範大學歷史系教授、博士生導師。著有《中國幫會史》（與邵雍合著）、《晚清財政與社會變遷》、《史海試勺——晚清史管窺》、《上海通史》（第六卷）等。翻譯或校譯《中國民間宗教教派研究》《飛鸞》《上海年鑑（1852）》《上海青幫》《上海警察》等。

1920年代，革命、戰爭和帝國主義侵略給中國帶來了混亂。與這場巨變相關的許多重大事件都發生在城市中。被鐵路、電報、共有的城市心態捆綁在一起的廣州、上海、北京等城市，形成了一個競技場，市民們對當時的一些大問題爭論不休——尋求社會和諧與國內和平、保衛人民和國家主權、追尋一個獨特的現代中國社會。人們捲入了這些衝突，因為他們知道，軍閥的來來往往、抗議者的遊行、知識界的言論、工廠的開閉都有可能改變他們的生活。

史謙德檢視了1920年代的北京居民如何應對由流動的士兵和政客，以及思想、資本、技術的劇烈運動所造成的變化，剖析了北京這座歷史悠久的都城。通過考察人力車夫、警察、工人、僧人等群體的政治經歷，史謙德揭示出時代的力量是如何被普通人深刻感受的。這幅二十世紀初期中國城市社會的群像，強調了經過群眾運動、集體政治以及混合了戲劇、示威活動、報紙和茶館社交的城市文化訓練後的普通市民日益成長的政治成熟度。令人驚訝的是，在吸收新的生活、工作和政治參與方式的過程中，舊社會中的很多東西都被保留了。一切似乎都變了，但一切似乎又都沒變。經過動蕩的年代，北京在地方和大眾政治的基礎上架起了一座橋樑，將行會和士紳精英的傳統世界與社團主義和乾部的現代世界連在了一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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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是對紛亂的1920年代北京社會和政治的清晰而有趣的分析。 ……由史謙德的細膩敘述，人們可以明白，即使在軍閥統治之下，北京社會和政治生活的有條不紊還是遠超其他國家許多更為年輕的城市。

——費正清

這部力作讓我們從新的維度理解中國二十世紀初不斷變化的政治與社會。

——易勞逸

史謙德把我們帶入了前所未見的都市中國，他為近年來有關上海、天津等城市勞工的研究提供了值得敬佩的錦上添花之作。 ……他描述了1920年代一個邊緣的或下層的、令中國城市當局感到持久焦慮的世界。

——史景遷

這項研究既細緻地描摹了1920年代北京的生活，又深入地分析了近代中國的政治變遷。在警察和人力車夫、商會和工會、政黨和行會的相互作用中，史謙德發現了一種嶄新的政治活動“公共”領域的出現。這對我們理解近代中國政治具有開拓性的貢獻。

——周錫瑞

序言

1982年9月，當我到北京進行為期一年的研究時，中國共產黨第十二次全國代表大會（中共十二大）正在北京召開。第一次造訪故宮博物院時，我站在紫禁城中央的太和殿台基之上，向南望去，我想古代帝王們在重大場合上也是如此。從這金瓦紅牆輪廓線外，我能瞥見遠處紅旗招展的大型公共建築像升起的一座座山岡：右側是人民大會堂，中共十二大正在這裡召開；左側是中國革命博物館和中國歷史博物館。從我所在的位置，看不到由帝國遺跡和帶有鮮明社會主義色彩的建築所包圍的一片空曠地，那是天安門廣場，廣場上聳立著人民英雄紀念碑和毛主席紀念堂。 （天安門是皇城及其內部紫禁城的正南門，廣場在天安門南面。）

從天安門北面的明清時期宮殿群以及南面的龐大建築裡，人們可以清晰地分辨出帝制的北京（終於1911年清王朝被推翻）與社會主義的北京（始於1949年中華人民共和國建立）。雖然遺跡林立，但是民國北京——作為本書主題的這座過渡性城市，卻越來越難以尋跡。在人民英雄紀念碑的一面，一塊漢白玉浮雕上刻著1919年在天安門外爆發的五四運動學生抗議的場景。浮雕中英雄式造型所表現的學生愛國主義義憤，矛頭直指準備接受《凡爾賽條約》，將德國在中國山東的權益轉讓給日本的政府。中國革命歷史博物館內，陳列著1919年示威活動的照片，同時陳列的還有1927年在北京絞死共產黨創始人李大釗的絞刑架。

民國北京作為對革命歷史的腳註被刻在了當代的紀念碑上，在博物館的展覽品中也只是一閃而過。稍微離開市中心，就能從那個時期的建築中找到一些民國遺跡，如鐵獅子胡同內的前執政府。鐵獅子胡同是1926年三一八慘案的發生地，手無寸鐵的抗議者就是在這裡遭到了軍閥政客段祺瑞衛隊的機槍掃射和刺刀砍殺。這裡卻沒有紀念牌。但是在城市東北郊，離北京大學新校區不遠的圓明園舊址，有一座鐵獅子胡同的死難者紀念碑。這座小小的紀念碑樹立於1929年，是北京僅存的幾個民國時期紀念碑之一，除了慘案紀念日之外，這裡幾乎無人問津，紀念日當天學校的孩子和他們的老師會送上花圈紀念罹難者。

想了解民國北京，需要留意那些涵蓋這一時期的帝國時代和社會主義時代的紀念性工程。但若要重構這段時期，就需要對中國人如何從臣民變為公民，民族主義、共產主義等現代意識形態如何開始抓住人們的想像力，政客和官員們最初如何應付人民主權理論和現代政府等棘手問題進行還原真實細節般的觀察。讀者們會發現，許多眾所周知的民國偉人，如孫中山、蔣介石、毛澤東等人，本書沒有提及，或者只是談及崇拜、痛斥或無視他們的群眾的觀點。相反，我側重的是那些生活在偉大建築和偉人陰影之下無名之輩的集體或個人傳記。我希望這樣的視角，能讓城市生活和芸芸眾生的內在的自然光芒驅散一些陰影，那些遮蔽了民國作為大眾和地方的創造物同時也是精英與民族的創造物的真正面貌的陰影。

1920年代的北京很容易就能對此做出解釋，它投射出了一幅宏偉與袖珍的雙重影像：寬敞的街道與狹窄的胡同、雄偉的宮殿與朴素的四合院、國家政治的舞台中心與行會及街坊的古老禮儀。作為一個構想，我選擇了袖珍的而不是宏偉的一面，即“人力車之北京”，因為人力車這種單人乘坐的小型運輸工具是1920年代北京生活中極為尋常的東西，而且它糅合了新舊、人機、中西等元素，蘊含了北京在民國時期的窘況。從時間和空間上來說，中華民國被夾在了多重世界之間：中國帝制時代的過去和中華民族的未來之間，中國文化和世界上其他國家的文化之間。

民國北京為若干精英和國家層面的傑出政治研究提供了很好的背景。然而，從這些描述中所警見的城市景觀的內涵尚未得到很好的定義。總統、部長、軍閥、知識分子入木三分的形象背後，是從剪影中依稀可辨的背景——環繞著古老城牆的首都。穿行在城內鱗次櫛比的樓閣房舍中，整座城市就像一件古老的道具，用以把現代政治的色彩反襯得更為鮮明，或是與那些盤算著恢復帝制的人的複古思想更好地融為一體。

對這座城市物質和人文層面的闡釋也會迫使人們改變看法。 1920年代，與軍隊和政黨伴生的政治角逐者們一個個“亂哄哄，你方唱罷我登場”，國家政治，而不是當地社會，缺乏清晰度和連貫性。雖然城市居民對這一幕幕“城頭變幻大王旗”饒有興趣，但他們對自己的生計和安全憂心忡忡也不難理解。至1923年，北京政府因腐敗而聲名狼藉。各省已經不聽首都的行政管轄，有的甚至公開反叛。在民國四分五裂的政治殘骸中，軍閥和帝國主義者各自抓住手上的一點權力：這邊是職能部門、官營鐵路，那邊是海關稅務司。同時，當地居民則通過群眾集會表達他們對主權獨立共和國的觀念訴求，當地精英分子則努力維持著社會秩序。這些要素組成了現代中國政治秩序這塊尚未完成的大拼圖的一部分。雖然許多中國人非常期望不久就能有人有實力奪取政治中心並把這塊拼圖全部完成，但是一塊塊小拼版卻等不了大拼圖的重建。正如本書中各章節所描述的“市民”那樣，警察、商人、資本家、工人、市民領袖以及政治幹部將他們自己及其組織嵌入了被地方政治所佔據的拼圖一角。在此過程中，零碎的政治與社會發展也在步步進行，儘管最後贏家的身份和最終完成的政體性質如何還是個謎。

接下來的章節將按照五四運動之後10年內政治意識和參與度提高的時間順序來描述市民。第一章概述了本書的中心主題，即城市對社會和政治變革的折中反應。警察、政黨、商會和工會等新組織開始產生並逐漸發展，而行會、水會、民團、善會、工幫和精英調停等舊組織也得以倖存且欣欣向榮。在這個新舊的大雜燴裡，市民能用上的政治策略和戰術也是花樣不斷翻新。第二、第三章，將人力車作為混亂年代的象徵，並以人力車夫作為一個具體實例，考察北京作為一個區分階級、發展不平衡又被同一種城市文化所拉動的社會是如何運轉的。儘管這一行業有其特殊性，人力車夫依然可以被視作城市勞苦大眾中不那麼沉默的大多數的代表。

第四、第五章集中討論警察和商會，這可以說是城市中最重要的兩個維護秩序的機構。什麼樣的“秩序”才可以且應該被維持？在協調這一問題所引起的價值觀和利益的競爭與衝突時，警察和商會都經歷了大量內部紛爭。第六章分析了技術革新對城市生活的影響。一套預示著進步與盈利的新電車系統，激起了圍繞著“民生”觀念的政治對立。

儘管有著像電車這樣壯觀的另類存在，北京大部分經濟本質上依舊處於前工業化狀態，因此大多數工人與現代機器或生產關係幾乎沒有直接接觸。第七章中討論的罷工、鬥毆和長期鬥爭揭示了受傳統束縛的工場中的矛盾與合作是如何反過來抑制和促進現代工會主義的形成的。

貧窮作為一種推動警察管理城市生活的新動力，提高了團體和階級意識，變革的希望和資本主義的威脅也讓市民有充足理由參與政治。因群眾民族主義的迅猛勢頭而形成的新興公共領域也為人們提供了途徑。第八章追溯了五四運動式群眾政治的發展過程——從學生帶頭，直至成為一個涉及範圍更廣的特殊城市現象。

雖然群眾性民族主義週期性地為城市敞開政治之門，但軍閥主義也以同樣的頻率威脅關閉和切斷城市生活的正常功能。第九章概括了戰爭對城市社會與政治所產生的多重影響。研究這種圍城狀態，是為了從中找到應對軍事危機而產生全市領導權的相關證據。

到1920年代末期，又一輪戰事使城市政治的改組成為可能。國民黨分裂成左右不可調和的兩大派系，左翼黨幹部於1928年展開了一場激烈的群眾動員計劃，他們同轉向右翼的南京中央和桀驁不馴的華北軍閥之間貌合神離。第十章主要討論這些外部壓力，再加上內部派系糾紛是如何推進城市工會運動，之後又是如何脫軌的。最終，一個始於五四運動理想主義的、與精英分子休戚與共的激情十年，卻在一場幾乎毀滅整個電車系統的人力車夫暴動中落下了帷幕。在1929年的電車風潮中，之前章節中著重指出過的所有要素——人力車、城市貧民、警察、商人政客、電車公司、公共輿論、士兵、無產階級和政治幹部——統統登上了舞台，再加上佛教僧侶等其他角色的登場，表現了民國時期現代城市政治的複雜性與生命力。高潮一幕中的盧德主義色彩，為人們提供了一個機會，來反思中國對城市現代性的特殊貢獻的能量和脆弱性。

1982年9月，當我到北京進行為期一年的研究時，中國共產黨第十二次全國代表大會（中共十二大）正在北京召開。第一次造訪故宮博物院時，我站在紫禁城中央的太和殿台基之上，向南望去，我想古代帝王們在重大場合上也是如此。從這金瓦紅牆輪廓線外，我能瞥見遠處紅旗招展的大型公共建築像升起的一座座山岡：右側是人民大會堂，中共十二大正在這裡召開；左側是中國革命博物館和中國歷史博物館。從我所在的位置，看不到由帝國遺跡和帶有鮮明社會主義色彩的建築所包圍的一片空曠地，那是天安門廣場，廣場上聳立著人民英雄紀念碑和毛主席紀念堂。 （天安門是皇城及其內部紫禁城的正南門，廣場在天安門南面。）

從天安門北面的明清時期宮殿群以及南面的龐大建築裡，人們可以清晰地分辨出帝制的北京（終於1911年清王朝被推翻）與社會主義的北京（始於1949年中華人民共和國建立）。雖然遺跡林立，但是民國北京——作為本書主題的這座過渡性城市，卻越來越難以尋跡。在人民英雄紀念碑的一面，一塊漢白玉浮雕上刻著1919年在天安門外爆發的五四運動學生抗議的場景。浮雕中英雄式造型所表現的學生愛國主義義憤，矛頭直指準備接受《凡爾賽條約》，將德國在中國山東的權益轉讓給日本的政府。中國革命歷史博物館內，陳列著1919年示威活動的照片，同時陳列的還有1927年在北京絞死共產黨創始人李大釗的絞刑架。

民國北京作為對革命歷史的腳註被刻在了當代的紀念碑上，在博物館的展覽品中也只是一閃而過。稍微離開市中心，就能從那個時期的建築中找到一些民國遺跡，如鐵獅子胡同內的前執政府。鐵獅子胡同是1926年三一八慘案的發生地，手無寸鐵的抗議者就是在這裡遭到了軍閥政客段祺瑞衛隊的機槍掃射和刺刀砍殺。這裡卻沒有紀念牌。但是在城市東北郊，離北京大學新校區不遠的圓明園舊址，有一座鐵獅子胡同的死難者紀念碑。這座小小的紀念碑樹立於1929年，是北京僅存的幾個民國時期紀念碑之一，除了慘案紀念日之外，這裡幾乎無人問津，紀念日當天學校的孩子和他們的老師會送上花圈紀念罹難者。

想了解民國北京，需要留意那些涵蓋這一時期的帝國時代和社會主義時代的紀念性工程。但若要重構這段時期，就需要對中國人如何從臣民變為公民，民族主義、共產主義等現代意識形態如何開始抓住人們的想像力，政客和官員們最初如何應付人民主權理論和現代政府等棘手問題進行還原真實細節般的觀察。讀者們會發現，許多眾所周知的民國偉人，如孫中山、蔣介石、毛澤東等人，本書沒有提及，或者只是談及崇拜、痛斥或無視他們的群眾的觀點。相反，我側重的是那些生活在偉大建築和偉人陰影之下無名之輩的集體或個人傳記。我希望這樣的視角，能讓城市生活和芸芸眾生的內在的自然光芒驅散一些陰影，那些遮蔽了民國作為大眾和地方的創造物同時也是精英與民族的創造物的真正面貌的陰影。

1920年代的北京很容易就能對此做出解釋，它投射出了一幅宏偉與袖珍的雙重影像：寬敞的街道與狹窄的胡同、雄偉的宮殿與朴素的四合院、國家政治的舞台中心與行會及街坊的古老禮儀。作為一個構想，我選擇了袖珍的而不是宏偉的一面，即“人力車之北京”，因為人力車這種單人乘坐的小型運輸工具是1920年代北京生活中極為尋常的東西，而且它糅合了新舊、人機、中西等元素，蘊含了北京在民國時期的窘況。從時間和空間上來說，中華民國被夾在了多重世界之間：中國帝制時代的過去和中華民族的未來之間，中國文化和世界上其他國家的文化之間。

民國北京為若干精英和國家層面的傑出政治研究提供了很好的背景。然而，從這些描述中所警見的城市景觀的內涵尚未得到很好的定義。總統、部長、軍閥、知識分子入木三分的形象背後，是從剪影中依稀可辨的背景——環繞著古老城牆的首都。穿行在城內鱗次櫛比的樓閣房舍中，整座城市就像一件古老的道具，用以把現代政治的色彩反襯得更為鮮明，或是與那些盤算著恢復帝制的人的複古思想更好地融為一體。

對這座城市物質和人文層面的闡釋也會迫使人們改變看法。 1920年代，與軍隊和政黨伴生的政治角逐者們一個個“亂哄哄，你方唱罷我登場”，國家政治，而不是當地社會，缺乏清晰度和連貫性。雖然城市居民對這一幕幕“城頭變幻大王旗”饒有興趣，但他們對自己的生計和安全憂心忡忡也不難理解。至1923年，北京政府因腐敗而聲名狼藉。各省已經不聽首都的行政管轄，有的甚至公開反叛。在民國四分五裂的政治殘骸中，軍閥和帝國主義者各自抓住手上的一點權力：這邊是職能部門、官營鐵路，那邊是海關稅務司。同時，當地居民則通過群眾集會表達他們對主權獨立共和國的觀念訴求，當地精英分子則努力維持著社會秩序。這些要素組成了現代中國政治秩序這塊尚未完成的大拼圖的一部分。雖然許多中國人非常期望不久就能有人有實力奪取政治中心並把這塊拼圖全部完成，但是一塊塊小拼版卻等不了大拼圖的重建。正如本書中各章節所描述的“市民”那樣，警察、商人、資本家、工人、市民領袖以及政治幹部將他們自己及其組織嵌入了被地方政治所佔據的拼圖一角。在此過程中，零碎的政治與社會發展也在步步進行，儘管最後贏家的身份和最終完成的政體性質如何還是個謎。

接下來的章節將按照五四運動之後10年內政治意識和參與度提高的時間順序來描述市民。第一章概述了本書的中心主題，即城市對社會和政治變革的折中反應。警察、政黨、商會和工會等新組織開始產生並逐漸發展，而行會、水會、民團、善會、工幫和精英調停等舊組織也得以倖存且欣欣向榮。在這個新舊的大雜燴裡，市民能用上的政治策略和戰術也是花樣不斷翻新。第二、第三章，將人力車作為混亂年代的象徵，並以人力車夫作為一個具體實例，考察北京作為一個區分階級、發展不平衡又被同一種城市文化所拉動的社會是如何運轉的。儘管這一行業有其特殊性，人力車夫依然可以被視作城市勞苦大眾中不那麼沉默的大多數的代表。

第四、第五章集中討論警察和商會，這可以說是城市中最重要的兩個維護秩序的機構。什麼樣的“秩序”才可以且應該被維持？在協調這一問題所引起的價值觀和利益的競爭與衝突時，警察和商會都經歷了大量內部紛爭。第六章分析了技術革新對城市生活的影響。一套預示著進步與盈利的新電車系統，激起了圍繞著“民生”觀念的政治對立。

儘管有著像電車這樣壯觀的另類存在，北京大部分經濟本質上依舊處於前工業化狀態，因此大多數工人與現代機器或生產關係幾乎沒有直接接觸。第七章中討論的罷工、鬥毆和長期鬥爭揭示了受傳統束縛的工場中的矛盾與合作是如何反過來抑制和促進現代工會主義的形成的。

貧窮作為一種推動警察管理城市生活的新動力，提高了團體和階級意識，變革的希望和資本主義的威脅也讓市民有充足理由參與政治。因群眾民族主義的迅猛勢頭而形成的新興公共領域也為人們提供了途徑。第八章追溯了五四運動式群眾政治的發展過程——從學生帶頭，直至成為一個涉及範圍更廣的特殊城市現象。

雖然群眾性民族主義週期性地為城市敞開政治之門，但軍閥主義也以同樣的頻率威脅關閉和切斷城市生活的正常功能。第九章概括了戰爭對城市社會與政治所產生的多重影響。研究這種圍城狀態，是為了從中找到應對軍事危機而產生全市領導權的相關證據。

到1920年代末期，又一輪戰事使城市政治的改組成為可能。國民黨分裂成左右不可調和的兩大派系，左翼黨幹部於1928年展開了一場激烈的群眾動員計劃，他們同轉向右翼的南京中央和桀驁不馴的華北軍閥之間貌合神離。第十章主要討論這些外部壓力，再加上內部派系糾紛是如何推進城市工會運動，之後又是如何脫軌的。最終，一個始於五四運動理想主義的、與精英分子休戚與共的激情十年，卻在一場幾乎毀滅整個電車系統的人力車夫暴動中落下了帷幕。在1929年的電車風潮中，之前章節中著重指出過的所有要素——人力車、城市貧民、警察、商人政客、電車公司、公共輿論、士兵、無產階級和政治幹部——統統登上了舞台，再加上佛教僧侶等其他角色的登場，表現了民國時期現代城市政治的複雜性與生命力。高潮一幕中的盧德主義色彩，為人們提供了一個機會，來反思中國對城市現代性的特殊貢獻的能量和脆弱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