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雲岡石窟的考古學研究:考古學名家杭侃、李裕群推薦。日本第13屆濱田青陵獎得主岡村秀典作品(簡體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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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品簡介

作者簡介

名人/編輯推薦

目次

書摘/試閱

本書是日本考古學家岡村秀典研究雲岡石窟的專著。作者參照中日兩國已取得的研究成果,結合近年中國的考古新發現,綜合運用樣式學、圖像學和空間分析的研究方法,對雲岡石窟主要洞窟的具體年代、信仰內容及其源流、窟內尊像配置所體現的觀念、北魏時代武周山石窟寺全景的復原等做了深入細緻的考證分析。

岡村秀典(Okamura Hidenori):京都大學人文科學研究所教授、所長。1957 年生於日本奈良市,1980 年畢業於京都大學文學部,1982 年作為進修生進入北京大學學習,歷任京都大學助教、九州大學副教授,2000 年獲濱田青陵獎,2019 年獲“立命館白川靜紀念東洋文字文化賞”。師從樋口隆康、林巳奈夫教授,受宿白、鄒衡、俞偉超等先生的薰陶,主要研究中國考古學。著有《三角緣神獸鏡の時代》(吉川弘文館,1999)、《中國古代王權と祭祀》(學生社,2005)、《夏王朝》(講談社學術文庫,2007)、《中國文明》(京都大學學術出版會,2008)、《鏡が語る古代史》(巖波新書,2017)、《中國文明 農業與禮制的考古學》(上海古籍出版社,2020);另外,總監修《雲岡石窟》共42 冊(科學出版社,2014—2018)。

徐小淑:博士,山西大同大學外國語學院講師。

收錄200餘幅珍貴圖片,融貫中日雲岡石窟編年說

第一章 雲岡石窟的歷史

第一節 石窟前史 /003

第二節 文獻中的北魏石窟寺 /010

第三節 碑文記載的石窟寺復興事業 /015

第四節 發現與調查 /022

第二章 雲岡石窟的開鑿工程

第一節 石窟的源流 /037

第二節 既往的年代觀與本書的編年 /042

第三節 前所未有的大工程 /050

第三章 大像窟的營造

第一節 前1期大佛的雕鑿 /061

第二節 未完成的大像窟——前2期 /069

第三節 中部山崖的大像窟——前3期 /078

第四節 雲岡前期的雕像 /095

第五節 大佛與皇帝 /102

第四章 佛殿窟的營造

第一節 雙窟的出現—— 中1期 /113

第二節 彰顯馮太後功德的營造事業 /137

第三節 民間造像——太和七年龕 /148

第五章 仿中式木構建築的石窟

第一節 佛殿窟的完成—— 中2期 /165

第二節 雙窟與“二聖” /193

第三節 佛殿窟的變化—— 中3期 /201

第四節 塔廟窟與漢式服制的確立 /232

第六章 後期造像及北魏之後的雲岡石窟

第一節 遷都洛陽後的中小窟

——雲岡後期窟 /263

第二節 隋唐時代的佛三尊像 /279

第三節 遼金時期的石窟寺復興 /288

附 錄

索 引 /297

參考文獻 /309

雲岡石窟新舊編號對照表 /321

後 序 /325


第二節 文獻中的北魏石窟寺

石窟的營造

關於雲岡石窟的開鑿,《魏書·釋老志》中有如下記述:

和平初,師賢卒。曇曜代之,更名沙門統。初,曇曜以複佛法之明年,自中山被命赴京,值帝出,見於路,禦馬前銜曜衣,時以為馬識善人。帝後奉以師禮。曇曜白帝,於京城西武州塞,鑿山石壁,開窟五所,鐫建佛像各一。高者七十尺,次六十尺,雕飾奇偉,冠於一世。

文成帝在復興佛教之初,任命師賢為道人統,師賢是罽賓的王族,遊學至北涼,北涼被滅後遷至平城,太武帝滅佛期間還俗行醫。和平初年師賢歿後,管理宗教的長官道人統被更名為沙門統,由曇曜擔任。這段記載為增強曇曜的權威性,穿插了文成帝禦馬銜曇曜法衣,曇曜因“馬識善人”之說受到文成帝厚遇和世人尊重的逸事。和平元年(460)曇曜上任沙門統後,向文成帝奏請在平城西的“武州塞”石崖開窟五所,即現在雲岡的“曇曜五窟”。漢代武州塞位於雲岡向西溯武州川而上約2千米處的吳官屯。曇曜五窟開窟年代的上限為460年,五窟內各雕鐫一本尊大佛,最大的佛像達70尺(約20米)之高。

前述文成帝在都城的五級大寺為太祖以下五帝鑄造了五尊釋迦立像,由此來看,曇曜五窟亦可能是為先帝營造的石窟。

皇帝的行幸

雲岡石窟在北魏時期被稱為“武州山石窟寺”,太和十八年(494)遷都洛陽之前的平城時期,文成帝(452—465年在位)與其後的獻文帝(465—471年在位)、孝文帝(471—499年在位)皆信奉佛教,然而史書中與石窟有關的記載除曇曜五窟外,只有皇帝的行幸記錄。長廣敏雄(1976)提出皇帝很可能親臨石窟落成或大佛開光法會的假說,並著眼於《魏書·帝紀》中的行幸記錄,將其作為石窟年代的線索,梳理出以下七條,其中也包括沒有直接標記“石窟寺”三字的條目。

(1)天安二年(467)八月丁酉,行幸武州山石窟寺。

(2)延興五年(475)五月丁未,幸武州山。

(3)太和元年(477)五月乙酉,車駕祈雨於武州山。

(4)太和四年(480)八月戊申,幸武州山石窟寺。

(5)太和六年(482)三月辛巳,幸武州山石窟寺。

(6)太和七年(483)五月戊寅朔,幸武州山石窟佛寺。

(7)太和八年(484)七月乙未,行幸方山石窟寺。

其中(1)是獻文帝、(2)—(7)是孝文帝,(3)的目的是祈雨,(2)和(3)都是夏天五月行幸,且只記為“武州山”,因此可能亦是祈雨的祭祀。武州山位於平城通往舊都盛樂的大道邊,皇帝常在此舉行祭祀活動。關於(7)的記載,《資治通鑒·齊紀(二)》(卷136)中則記為“乙未魏主如武州山石窟寺”,而且從方山沒有石窟寺這一事實看,也應是武州山石窟寺的誤記。由此,文獻中顯示的行幸石窟寺記錄只有五次,即467年獻文帝一次和480—484年孝文帝四次。

石窟寺景觀

酈道元的《水經注》成書於延昌四年(515)前後,卷13的“㶟水”是記錄桑乾河流域地理狀況的部分,其中關於武州山石窟寺的景觀記述如下:

武州川水又東南流,水側有石祈洹舍並諸窟室,比丘尼所居也。其水又東轉徑靈巖(寺)南,鑿石開山,因崖結構,真容巨壯,世法所締,山堂水殿,煙寺相望,林淵錦鏡,綴目新眺。

開鑿在武州川河岸的石窟(圖2),西部是尼庵,東部是名為靈巖的僧寺。從酈道元的描述可知,其規模宏大,寺院殿堂錯落有致地分佈於石窟窟頂與河岸。唐朝道宣的《廣弘明集》卷3中“今時見者傳雲,穀深三十裡,東為僧寺,名曰靈巖,西頭尼寺,各鑿石為龕”的描述也大致相同。從《水經注》成書的年代看,這應該是遷都洛陽之後的景觀。

此外,道宣《續高僧傳》卷1“元魏北臺恒安石窟通樂寺沙門釋曇曜傳”中,關於石窟景觀有如下記述:

住恒安石窟通樂寺,即魏帝之所造也。去恒安西北三十裡,武周山谷北面石崖,就而鐫之,建立佛寺,名曰靈巖。龕之大者,舉高二十餘丈,可受三千許人。面別鐫像,窮諸巧麗,龕別異狀,駭動人神,櫛比相連三十餘裡。東頭僧寺恒共千人。

據此可知,曇曜在其奏請所造石窟的通樂寺做住持。隋朝費長房《歷代三寶記》卷9中載“至和平三年,詔玄統沙門釋曇曜,慨前淩廢,欣今載興,故於北臺石窟寺內集諸僧眾,譯斯傳經流通後賢,庶使法藏住持無絕”。《魏書·釋老志》中載“曇曜又與天竺沙門常那邪舍等,譯出新經十四部”。看來“恒安”與“北臺”與平城基本為同一地方,說明曇曜身負複法重任,奏請開鑿石窟,並且在石窟寺內從事譯經活動,這裡除用來禮佛的石窟外,還有講經和譯經的場所。從《曇曜傳》亦可知,平常有1000餘名僧人生活在東面的僧寺。整個石窟分為通樂寺、靈巖寺等寺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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