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美博弈戰（簡體書）

在第二次世界大戰戰敗之後，日本於二十世紀五六十年代崛起，在七八十年代一躍成為世界第二經濟大國，九十年代步入“失落的二十年”，直到2014年“安倍經濟學”全面實施。從經濟復興、逐漸衰落再到重新起航的這六十年風雨中，日本與美國之間產業傾軋不斷、貿易談判頻繁，本書正是著眼於此。

最初只是個別商品的貿易摩擦，後來恰逢日本經濟騰飛，於是升級為行業之爭。隨著步入“日本第一”1的時代，產業及經濟結構的差異逐漸成為日美貿易談判的焦點。

在此情形之下，以自身價值觀為先的美國，自然把日本社會的特性視為問題所在，矛頭直指日本的社會結構乃至國民的勞動觀念。換言之，在美國看來，日本之所以過度依賴出口、過量生產導致供大於求，日本人民的職業操守以及吃苦耐勞的質量也是原因之一。

如今想來，興起於20世紀90年代中期的“美國化”熱潮，雖說源自經濟全球化的國際趨勢，但美國強行輸出自身價值觀的做派其實早有先例。日本之所以讓步，終究是出於依賴美國、尋求保護的“政治”考量。

從這個角度審視現代經濟發展史，20世紀80年代的日美貿易戰帶動了日本社會的變革，影響之深遠足以令人驚嘆。當時，基於社會各界呼吁給予人們更多的休閑時光，因為制定產業政策、幹預經濟發展而被西方各國稱為“臭名昭著的‘通產省’”頒布了一系列政策法規和教育方針。具體來說，即企業導入“無加班日”、議會增設節假日、明令禁止無薪加班、提倡“放慢節奏、留有余地”……這些舉措究竟給日本社會的制度和價值觀帶來多大影響，研究成果想必足夠社會學家寫成一本書。雖然我從20世紀80年代貿易戰的歷史切入，剖析其對日本社會的影響，但制度和價值觀等並非本書涉及的內容。

無論如何，從紡織品、鋼鐵、汽車、半導體之爭到經濟結構問題，日美貿易談判不斷升級。而在邁入21世紀後更是迎來全新的局面——“在建立自由貿易區的過程中爭相制定貿易準則”。

伴隨冷戰落幕，“只有直連發達市場，才能實現經濟發展”的論調也在原社會主義陣營及發達國家中誕生。出於對此論調的深信不疑，原社會主義陣營的東歐國家爭先恐後地加入歐盟。當然，這番徹底的方針改變也是基於歷史淵源以及安全保障層面的考慮。畢竟，蘇聯雖然解體，緊鄰的俄羅斯依然虎視眈眈。北美大陸也呈相應的態勢。美國與加拿大首先簽訂《美加自由貿易協定》，之後演變為《北美自由貿易協定》。

鑒於20世紀80年代自由貿易協定的簽訂熱潮，日本也曾考慮與美國締結協議，只是當時並未掀起波瀾。一方面，日本堅信本國經濟可以長盛不衰；另一方面，美國對日本產品大量涌入本國市場頗為忌憚。

然而，隨著步入21世紀，以東南亞國家聯盟（簡稱ASEAN，即“東盟”）為軸心的貿易協定之爭日趨激烈。先是日本一家獨大，之後中國強勢崛起，逐漸形成分庭抗禮之勢。尤其自2008年“雷曼事件”以來，全球金融危機頻發，風景獨好的亞洲自然被視為拯救世界經濟的“希望之星”。

時過境遷，出於被亞洲聯手排擠的擔憂，美國反過來開放本國市場，熱烈歡迎亞洲產品涌入。美國的“長袖善舞、老謀深算”由此可見一斑。如此一來，“跨太平洋伙伴關係協定”（簡稱TPP）1逐漸成為熱門。隨著日本完成談判，中國大陸和臺灣地區及韓國都表明有興趣參與，全球邁入“大區域主義”（MEGA-FTA）時代。從某種程度來說，日美貿易談判的歷史極有可能重演，而且是在更廣的範圍內。或許我有些小題大做，換個角度來看，TPP的談判過程也反映出遵循市場原理與打破國界束縛的矛盾。

在此簡單回顧我的職業履歷。在日美貿易摩擦的巔峰期，我擔任日本貿易振興機構（簡稱JETRO）紐約研究所的調查員。在20世紀80年代和90年代的中前期，我兩度常駐紐約。當時，美國國會相繼頒布對日強硬的法案。觀察紐約的反響和動態，並且向東京匯報，這也是我的職責所在。根據留存的記錄顯示，從1982年至1984年的3年間，我分別向JETRO總部發送大約100份、130份和100份調查報告。按照每周5個工作日計算，平均一周就要完成2~3份報告。這是一份吃青春飯的職業，在眼下的年紀根本無能為力。

20世紀90年代初，我第二次常駐紐約，彼時正值日美汽車貿易戰，我為此多方搜集美方情報，為雙邊汽車貿易談判略盡綿薄之力。

在1985年6月，在美日汽車貿易高級談判期限截止前夕，我頻頻登上美國的電視及廣播，即興點評時事，主張無非三點：設立“目標值”屬於“管理貿易”；日方希望美國做出讓步；雙方雖然拉鋸，但基本可以談成。

英語非我所長，何況在事先毫無準備的情況下走進電視臺的直播間，或是臨時接到電臺訪談節目的電話，緊張在所難免。然而，表現遠超預期，真是神奇又有趣的幾個星期。

21世紀初，我調離紐約，常駐芝加哥。

從結果來說，三次常駐美國的經歷堪稱個人職業生涯的高光時刻，得以近距離觀察美國社會、經濟、政治、價值觀等的變遷也是我的榮幸。因此，對於JETRO歷任會長及人事部門的提攜之恩，我至今感激不盡。

然而，我畢竟沒有親臨貿易談判的前線。如前文所述，我無非基於工作之便搜集信息，不過也確實因此接觸了大量兩國相關人士。毫不夸張地說，當時奔走於紐約、華盛頓和東京之間，我對日美貿易摩擦的“火藥味”深有體會。因此，提筆之時，往事歷歷在目。與書中登場的幾位人物或是聚餐，或是打聽情況，這些都是屬於我個人的美好經歷。

平心而論，由於本人並未直接參與談判，對政府和業界的實際情況也沒有完全掌握，因此無法直觀地描述現場的情景，只能引用相關人士的回憶錄、當時的新聞報道和雜志周刊上的文章等。我不能斷言這些資料全部屬實，但除此之外，也別無他法。因此，內容難免有失偏頗，而且自身渾然不知，才疏學淺之處還請見諒。

本書參考關西學院大學國際學研究生院的《日美貿易談判史》課程講義，執筆之時承蒙關西學院大學出版社田中直哉先生和松下道子女士的大力支持，在此深表謝意。

中文版作者序

“緣分天定”是日本的一句老話，大意是素昧平生的男女萍水相逢，繼而相知相愛。拙作有幸譯成中文並在中國出版，也是機緣巧合。

在20世紀80年代中前期、90年代中前期，以及21世紀初，我常駐美國紐約和芝加哥的日本政府機構，得以近距離觀察日美貿易戰。基於這段經歷，我編寫成本書。目前，我任職於關西學院大學國際學研究生院，本書也是學院的教材之一。

如今，中國與美國的貿易摩擦不斷。在中日研究人員交流時，向日方請教經驗的中方人士為數眾多，不少日本學者向他們推薦本書。於是，中國某大型通信公司的高層當即表示：“那得趕緊譯成中文，在中國出版才好……”正是基於如此奇妙的緣分，中文版才得以問世。

當然，從特點和競爭領域來看，日美貿易戰與如今的中美貿易戰不盡相同，但也存在共通之處。

首先，美國的談判姿態如出一轍。面對本國產業競爭力下滑的現狀，美國並沒有調整對內政策、整頓經濟，而是歸咎於他國市場的封閉性和特異性，以改革為名，要求他國開放市場、解決問題。

其次，在貿易摩擦的初始階段，中國與當初的日本表現相仿——或是加大美國產品的進口量，或是引入美國式的行業競爭規則以贏得美方認可。

然而，由於攻守雙方的立場存在本質區別，矛盾並未就此消除。縱觀當今中美貿易摩擦，特朗普自2016年當選總統以來頻頻語出驚人，在美國，關於被中國全面趕超的危機意識明顯被煽動起來。在美國重拾信心之前，“中國威脅論”恐怕在短期內難以消除。

最後，基於自身國際地位的提升，信心滿滿的中國不斷推出魄力十足的政策（成立亞洲開發銀行、提出“一帶一路”倡議等），這份自信也會長久持續，無疑更讓美國心懷戒備。

因此，從意識形態、產業競爭力、經濟形勢、政府立場等方面來看，雙方的區別顯而易見，各類矛盾今後也會浮出水面。

為了實現長久的和睦相處，兩國需要基於各自特色和能力調整戰略目標，或者各自國內能夠意識到有必要降低標準和要求。這是一個漫長的過程，勢必伴隨爭議和摩擦。而且，局勢錯綜復雜，中美之間的產業傾軋不再局限於單個產業，國家安全問題也被牽連其中。

值此中美矛盾升級之際，以本書介紹的日美貿易戰為鑒，中國的讀者朋友若能有所收獲，或是對當前形勢產生新的見解，或是對美國制定的政策及談判策略有所掌握，那就是我最大的喜悅。

毋庸置疑，作為成熟又睿智的兩大國家，中國和美國對各自國內治理與對外談判終究有所區別，終將找出防止摩擦升級的辦法。希望本書能幫助讀者朋友理解其中的差異。

最後，中文版得以問世，我深感榮幸，也感激不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