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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域的音樂建構(簡體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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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次

書摘/試閱

《地域的音樂建構》是一本研究音樂的社會性問題的著作,由9位不同領域的學者撰寫而成。這些學者對音樂在族群和身份認同中的重要性進行了考察,為理解作為一種社會實踐行為的音樂提供了各種途徑。作者們多元的學科研究背景帶來了著作多視角、跨學科的學術特色。各章內容跨度極大,包括了自16世紀以來的愛爾蘭、土耳其、阿富汗等民族音樂的社會語境變遷,以及蕭邦音樂在波蘭的政治意義等。

本書研究音樂如何在特定地域構成社會身份認同的標誌,即通過描繪人們對特定地域的認知、對基於地理場所的自我身份的理解,探討音樂表演如何構成並彰顯社會文化差異(族群性、民族主義、階級以及社會性別)。各篇文章的中心是,地域和自我的界限如何通過一個個特定社群的音樂而彙集建構起來,或者說,個人、社群、國家如何利用音樂確定甚至改變對於其他社會群體和地域的看法。本書問世二十餘年來,一直是音樂學、人類學、音樂人類學等領域重要的必讀文獻。


從愛爾蘭到波蘭,從阿富汗到巴西,無論是古典音樂、民間音樂,還是現代搖滾樂,音樂從來不是單純的音樂,它在地域、族群、身份認同的建構過程中,扮演著重要角色。跟隨音樂人類學家的腳步,能夠聆聽世界各個角落的音樂,發掘更多音樂背後的故事。

這是一本多視角、跨學科的音樂人類學必讀書,9位不同領域的一流學者,9個不同地域的音樂專題研究,涉及音樂、族群、民族、區域、城市、身份認同,媒體、權力、權利、後現代語境,本真性、審美、表演、世界音樂等多重元素。

在音樂人類學家的眼中,音樂絕不單純是一個藝術門類,它所誕生的土壤和發揮的作用,不僅僅是審美的,更是社會性的。音樂的社會性在地域、族群、身份認同的建構中有著尤為明顯的體現。


譯者序

第一章 引論 

族群性、身份認同與音樂 / 馬丁·斯托克斯(Martin Stokes)

第二章 對凱爾特音樂的思考 

    瑪律科姆·查普曼(Malcolm Chapman)

第三章 音樂在創建阿富汗民族認同中的作用(1923—1973)

    約翰·貝利(John Baily)

第四章 國歌

    民族作曲家蕭邦的個案研究 /茲吉斯瓦夫·馬赫(Zdzislaw Mach)

第五章 馬庫那依瑪的音樂 

    巴西的民族認同與音樂人類學研究 / 蘇塞·安娜·雷利(Suzel Ana Reily)

第六章 地域、交流和意義

    愛爾蘭西部的黑海音樂家/ 馬丁·斯托克斯

第七章 身份、地區與“利物浦之聲”

    莎拉·科恩(Sara Cohen)

第八章 “土地是我們的精髓,永遠如此”

    澳大利亞原住民的傳統音樂與流行音樂的關係 / 菲奧娜·瑪格婉(Fiona Magowan)

第九章 卡拉沙歌曲演唱中的個人與集體認同

    少數民族飛地中“作樂”的意義 / 彼得·帕克斯(Peter Parkes)

第十章 音樂、文學與禮儀

    從卡斯蒂格利昂到奧斯丁對樂器和社會身份認同的描述 / 海倫·拉·魯(Hélène La Rue)

致 謝

作者簡介

參考文獻


第二章 對凱爾特音樂的思考 (節選)

話題轉回我自己早期的凱爾特民族志的項目,以此來尋找另一種對此問題的思考。1976 年我開始做田野調查,當時想像,人類學家的工作是去偏遠而富有異國情調的世界角落記錄一些回來後受益的東西。其實,我的考慮有不少問題,例如被所謂的“異域情調”(exoticism)所困擾。我讀過許多關於非洲、東南亞、南美洲的“異域”民眾的民族志。這些東西混合了各種理論和描述, 我開始懷疑那些民族志所具有的吸引力、魅力和顯而易見的精湛理論及其洞察, 似乎不如所期待的那樣,而僅因為是源自異國他鄉。雖然我的懷疑不見得是深思熟慮的,但它卻促使我考慮進行離家較近的田野考察。也許最合乎邏輯的是堅持自己一直以來的信念,在一個英國的城鎮,或選其中某郊外的中產階級社區進行考察。但事實上我選擇了折中的方案,前往蘇格蘭高地和群島。在那裡所發現的與我所預期的大相徑庭,與我最初的設想毫無關係。然而,事實上卻是無心插柳柳成蔭,無意之中趕上了潮流,即不少人類學家開啟了對於歐洲生活(在概念或地理上)的邊緣性研究。那時,不只有我認定凱爾特民族可能是合適的研究物件。1975 年 10 月,我和牛津大學的同學愛德華·康得利(Edward Condry)被導師愛德溫·阿德納爾(Edwin Ardener)要求出門數日,對人類學田野工作之地進行思考。我們倆在幾小時內先後返回,答案不謀而合:蓋爾蘇格蘭(Gaelic Scotland)。自那時起, 少數族裔(ethnic minorities) 成為整個人類學領域中最時髦的論題。

當時不只是人類學家對凱爾特邊緣性有強烈的興趣。在 20 世紀 60 年代, 人們普遍對“另類”(alternatives)感興趣。源於英國群島內的凱爾特民族很顯然就是那種最現成的另類。因此,對於踏上布列塔尼或赫布裡底群島的人類學家來說,那裡有一小批小農場主、搬運工人、畫家、織布工、手工作坊主和領取社保的人。人類學對“他者性”(otherness)的愛好,或多或少與當時普遍的學術熱情是相吻合的。

我上述提及的老式風格的人類學方式只是對於“異域情調”的記錄,無法涉及凱爾特民族及其特性。但凡我們涉及已有關於凱爾特的資料,它總是與歐洲重要事物緊密相連。雖然凱爾特人與其他民族及其政治之間,並不存在任何分界,沒有不可穿過的森林,也無重巒疊嶂或激流大海阻擋相互間的密切交往, 然而,凱爾特人總是保持著神秘莫測且難以接近的氣質;舉世無雙,超凡脫俗, 遺世獨立……

在過去十五年間,我的大部分工作都是在探索這一明顯的矛盾結構。這種矛盾從我開始研究外赫布裡底群島的蘇格蘭蓋爾語時就出現了,當時我很快就成功加入了苦學蘇格蘭蓋爾文化、語言、音樂及其習俗的大軍,並努力成為其中一員。我們共同前往這一遙遠偏僻、人跡罕至之地,成為學習這一古老傳統的團隊。由此,“ 遠端性” 悖論(the paradox of remoteness, 參見 Ardener 1987)開始顯現。所以,我曾提及如下問題:

1976 年夏季,作為學習蓋爾語的計畫之一,我在蓋爾語大學(Sabhal Mor Ostaig)參加了一門旨在教授口語的課程。那裡有來自世界各地的人,我們被照顧得很好,也玩得很開心,幾乎夜夜派對、歌舞與美酒。一位年輕女教師來自外赫布裡底群島之一的小島,她表達了一些擔憂,即我們完全處於誤讀蓋爾生活的危險之中。“實際生活並非像我們現在經歷的那樣,”她說,“通常數周都不會有任何活動。”然而,我們所有在這裡的人,包括蓋爾人及類似蓋爾的人,都被捲入一種共謀,以歡慶一個我們覺得應當存在的蓋爾世界。(Chapman 1978:232)

在我們習得的“蓋爾”技能中,有許多是音樂方面的。音樂活動確實是教學中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我們花了很多時間學習和演唱蓋爾語歌曲。毫無疑問,這是一個很好的語言學習方法,因為曲調朗朗上口,歌詞也就隨之記住了。同時,歌唱活動也真實反映了蘇格蘭地區的蘇格蘭族蓋爾人的興趣結構。在學習蓋爾語的人群中,那些想成為蓋爾人的大多都是蘇格蘭各地的“蓋爾語合唱團”成員。這些合唱團原來打算是將其作為一個平臺,蓋爾人可以在其中頌揚自己的文化。而且,這個平臺也是特別為那些從蘇格蘭高地和群島遷徙到蘇格蘭低地工業城鎮的人群所建構的。然而,現在合唱團對有興趣者都表示歡迎, 而如今其中大多數成員並不太主張自稱為“蓋爾人”,而且他們幾乎也都不是蓋爾語為母語者。在整個蘇格蘭,合唱團可被視為整個國家中某種遺存的蓋爾性(Gaelic—ness)的維護者。合唱團以蓋爾語演唱,所以對於參與者而言,即使對此語言一無所知,至少也需要能發音。因此,參加合唱團的人通常是以瞭解一點蓋爾語為目的。這些合唱團在區域性“賽事”(mods)中相互競爭。在頗具盛名的年度“全國賽事”中,當地最好的幾個合唱團相互角逐最高獎項。除此之外,還有其他各類競賽,比較突出的活動有獨唱和器樂賽事(有專門為風笛和小提琴舉行的比賽)。然而,蓋爾語合唱團的參賽者最多,比賽別具特色。人們有時也不遜地稱該賽事為“威士卡奧運會”(the whisky Olympics)。其中, 最負盛名的獎項是獨唱比賽的金獎。正式參賽條件要求參賽者有一些說蓋爾語的能力,大概為基礎水準 2。因此,在蓋爾語學習班裡,總有一些對獎項胸懷壯志者、擁有天籟之聲者,也有一群為弄懂名詞和動詞而掙扎的普通人。金獎意義不可小覷,因為獲勝者可以獲得與唱片公司簽約等機會。

除了別的因素,“凱爾特”(Celtic)族群尤以其語言來界定。在過去的大約百年間,說各類凱爾特語的人數在持續下降。大多數說凱爾特語的普通民眾並不太在意其母語的逐漸衰落,而凱爾特語愛好者對此甚感痛惜。在這種時候,總有少數大聲疾呼的語言愛好者,他們將語言復興的目的與政治及文化自治的用意結合在一起。誠然,除了一些例外,通常那些語言狂熱者大多不是以凱爾特語為母語的民眾,而是在青少年或成年時期學過凱爾特語的人。在這些語言愛好者及那些在語言上並沒有發言權的愛好者看來,他們都認為自己是凱爾特族群意識的精英。

然而,各類凱爾特語都非常難學。這還不是因為通常所說的凱爾特語其自身就是“困難的”語言,而是因為棘手的各種社會語言(sociolinguistic)原因。學習任何一門語言都是困難的。當只有少數人學,而且他們在很大程度上也都不願意成為掌握兩種母語者,情形就更加嚴峻。將這樣一門語言學到完全流利的程度,需要多年全身心地投入;而且通常社交活動也僅限於一起學習該語言的人群。很少人會願意盡其所能而為之,或將其社交僅限於這種單一的狂熱愛好之中。

相反,音樂為愛好者所提供的是一種愉悅而輕鬆的活動。事實也是如此, 各類凱爾特族群的音樂形態遠遠勝於其語言。以典型的“凱爾特”書店為例。在大多數中等規模的布萊頓城鎮中至少會有一家這樣的書店,店裡會陳列許多有關凱爾特語和凱爾特民族的書籍,還有許多用凱爾特語寫的圖書,同時會一直播放“凱爾特”音樂。這樣的商店事實上依靠銷售音樂唱片、磁帶、樂譜等來盈利。

在我考察的兩個地區中,最引人注目和值得關注的“民族”節慶, 其本質上也是有關音樂的, 即蘇格蘭的賽事和布列塔尼的遊園盛會(Fête Interceltique)。活動中也有文學和語言的內容,但實際上也是與音樂相關聯的。音樂吸引了大多數參賽者、表演者和出席活動的人群。即使在活動中含有政治因素,也常被披上音樂的外衣。人們照例以凱爾特語進行歌唱。

在此,我需重申兩個重要的一般性觀點。其一,真正具有“族群性”者(如街上交流的男女)與對此“族群性”有意識且熱情擁戴者之間往往存在著極大的鴻溝。如同其他隔閡因素一樣,音樂也是如此。其二,音樂為那些缺乏承諾、僅消遣而不努力者,提供了族群歸屬和情感安慰的入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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