兩漢魏晉十一家文集(三冊)

董仲舒（西元前179∼前104），西漢廣川人，為漢代著名思想家及政治家。漢武帝之時，董仲舒於《舉賢良策》中上《天人三策》，建議「罷黜百家，獨尊儒術」為武帝所採納。董仲舒以《公羊春秋》為依據，將周代以來的宗教天道觀和陰陽、五行學說結合起來，吸收法、道、陰陽家思想，建立了一個新的思想體系，成為漢代的官方統治哲學。

司馬相如（西元前179∼前118），字長卿，蜀郡成都人，景帝時為武騎常侍，然景帝不好辭賦，相如乃稱病辭官，隨梁孝王回返梁國，與其文學侍讀枚乘等人同遊，著《子虛賦》。武帝即位，見《子虛賦》後深為讚賞，乃召見相如，相如復呈《上林賦》，武帝喜，相如即拜為郎。及後復為武帝皇后陳阿嬌作一《長門賦》，委婉悲慼，對後世宮怨題材起一深遠作用。

東方朔（西元前154∼93），字曼倩，山東平原厭次人。武帝時為太中大夫，博學多才，言辭敏捷，對當時的政治局勢有自己的觀點，然因性格詼諧，為武帝視為倡優之流，未得重用。所作賦體散文《答客難》開啟了賦體文學的新領域。

揚雄（西元前53∼18），字子雲，蜀郡成都人，西漢文學家、哲學家、語言學家，少好學，博覽群書，曾仿《論語》作《法言》，仿《周易》作《太玄》表述他對社會、政治、哲學方面的思想。賦體代表作有《甘泉賦》、《羽獵賦》、《解嘲》等。

蔡邕（132∼192），字伯喈，陳留圉人，東漢文學家、書法家，通曉經史、天文、音律，擅長辭賦。漢獻帝時曾拜左中郎將，亦稱「蔡中郎」。其辭賦以《述行賦》最為知名，文中托古諷今，以對比手法寫出貧富間的兩極生活。
 
曹植（192∼232)，字子建，三國魏人，自幼穎慧，出言為論，下筆成章，深得曹操寵信，原擬立為世子，因行為放曠作罷，其兄曹丕甚忌，待曹操病逝，曹丕繼位，不久稱帝，即處處打擊、限制曹植，曹丕子曹叡即位亦同，曹植屢遭遷封，長年淹留外籓，鬱鬱而終。詩歌是曹植文學活動的主要領域，以曹丕即位為界，前期表現出曹植身為貴介公子的優遊生活，以及對於社會動亂的時代感受和自己的抱負，詩的基調開朗、豪邁。如《白馬篇》、《送應氏》等。而後期作品則反映出受壓迫下苦悶憤慨的心情。曹植也善辭賦。所作《洛神賦》抒情優美，富神話色彩，是建安時期抒情小賦的代表作品。

嵇康（223∼263），字叔夜，譙郡銍縣人，「竹林七賢」的領袖人物，當時玄學家的代表人物之一，亦是著名的詩人及音樂家，曾任中散大夫，史稱「嵇中散」。嵇康的文學創作，主要是詩歌和散文。他的詩今存五十餘首，以四言詩見長，風格清峻。

阮籍（210∼263﹚，字嗣宗，陳留尉氏人。曾任步兵校尉，世稱「阮步兵」。阮籍博覽群籍，尤好《老》《莊》，蔑視儒家禮教，任性不羈，傲然獨往，政治上則採謹慎避禍的態度。以酣飲為常，與嵇康劉伶等七人為友，常集於竹林之下肆意酣暢，世稱竹林七賢。阮籍八十二首《詠懷》，透過不同的寫作技巧藉古諷今，寄寓情懷，形成了一種「悲憤哀怨，隱晦曲折」的詩風。而散文至今存九篇，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是〈大人先生傳〉，另存賦六篇。

潘岳（247∼300），字安仁，滎陽中牟人，辭采以哀豔華美見稱，然其喪偶之後因追思昔日恩愛、懷念親舊而作之＜悼亡詩＞、＜懷舊賦＞、＜哀永逝文＞，自然細緻的筆調，描寫悽婉深情，為其不朽名作。

陸機（261∼303），字士衡，吳郡人。曾作《辯亡論》二篇，研究吳國滅亡的原因，自此文名大著。太康詩人的作品偏重辭藻雕飾，形成一種浮豔華美的風氣，陸機之《文賦》即是以辭藻華麗、駢偶對仗而成，此文在文學理論上極為重要，提倡文學的內容與形式並重，加速了南北朝唯美文學的成長。

陸雲（262∼303），字士龍，吳郡人。其詩大多文辭清新明淨而立意典正、結構嚴謹，主張「文章當貴經緯」，與陸機的巧思繁富有所不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