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 序
對許多讀者來說,閱讀一本書的序似乎是多餘的事。但對本書的作者來說,這篇序恰像是縮影或地圖。唯有透過它,才會瞭解本書的結構與要旨所在。
二年前,我把一本討論中國哲學的著作命名為《中國人的路》,因為牽涉到中國人二千餘年以來的精神途徑。本書又何以稱為《中國哲學之路》呢?
一如我在《西洋哲學辭典》第二版序言所指出,我希望在專門術語中用「的」與「之」表達出這二個字前面的名詞究係主詞抑屬詞。例如「人之科學」指以人為研究對象的科學,所以「人」是屬詞;「人的行為」中,「人」卻是「行為」的主詞。依照這一用法,本書稱為《中國哲學之路》,首先是要探討用何種合適的方法去研究中國哲學;其次是要從傳統的天地人三個範疇勾劃出中國哲學思想的軌跡。前者是對中國哲學的思考方式或研究中國哲學的各種方法加以反省,而反省到思考方式及研究方法本身是否正確或是否適當,就是探討以中國哲學為研究對象的方法論問題;後者則僅研討評述中國傳統哲學涉及天地人的一些思想途徑。基於這一區分,前者才合乎《中國哲學之路》的名稱,後者則宜稱為《中國哲學的路》,這也就構成本書上下二編。由於是以上編為重點,本書也就以此命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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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編討論中國哲學之方法論問題。其中第一 、二、五章純係探討中國哲學方法論間題的文章,第三、四、六章則是一方面探討哲學題材,同時也牽涉到方法論。茲擇要說明如下。
〈中國哲學主導題材與方法論問題〉中的八個題材是由三千年以來的文獻歸納而得,但對當代中國人的實際生活仍饒有意義,它們就是:政治、道德、主宰之天、大自然、大自然與人事互相感應、萬物根源、萬物與人事的常道、天地人一體。依據不同時代文獻的分析,八個主題中最先出現的是:政治、道德、主宰之天、大自然、大自然與人事互相感應;一直到墨子,中國早期思想限於這五個主題。戰國時代後來居上的道家思想所最關切的卻是萬物與人事的常道,並由此伸衍出宇宙根源與天地人合一這二個題材。戰國以後的儒家,包括荀子、《易傳》、漢儒與宋明理學,則是混合或綜合了原初的五個題材及溯源於道家的三個題材。
探討八個主題最初出現的時代和它們的互相融合,基本上是應用哲學史的研究方法。第五章〈涉及中國哲學方法論的一次訪問〉也提及同一方法。由於每個人都無可避免地會接受過去的某些影響,因此在那次訪問中我也談及詮釋的主觀性,而原典自有其本來意義,二者不可混淆。第六章〈孔孟心目中的天──兼及方法論問題〉中,也就討論到海德格「先起觀點」的構想,及其徒高達美「視域的交溶」這一方法,藉以消除詮釋主觀性與「事實本身」之間的差距。
第二章〈中國哲學思考的現實性與存在性〉也像第一、五、六各章一般,提及儒道二家彼此交織形成中國思想史中的主流地位,同時指出:將某種詮釋方式視為唯一可能的觀點,會造成方法論上的嚴重錯誤,即不分皂白把一己的觀點移用在不相干的事上,尤其移用在古代的思想上。此外,這篇文章特別強調兩點:第一,由於中國哲學具實踐傾向,它可以彌補西洋哲學之短,同時也需要西洋哲學所擅長的系統精神、清晰明瞭的概念與分析方法;第二 ,與西洋哲學在各方面作深入比較也是很修得應用的方法。
既然說起中西思想的比較,那末第四章〈老子、奧古斯丁與海德格思想中的「無」〉正可提供一個例證。本文開始時應用西洋哲學中區分概念意義的一種方法(「第一意向」與「第二意向」),終於發現,《道德經》的原則之一是解決問題的絕妙方法。
自 第三章〈對方東美先生生命觀的一些問題〉所提出的五個質疑之中,第二、三題僅涉價值與泛神論問題,而第一 、二、五題均係方法論問題,同時又均與哲學史有關。這大約是因為我過去序教西洋哲學史約十五年之故。本文在方法論上的唯一特色也許是強調考證方法的重要性。
顯然,本書所探討的中國哲學方法既非完整,亦欠有系統。但它們卻是我切身體會到而躬行實踐的方法。也許以後我們會找到另外一些方法,但這一切將無損於本書所列方法的重要性與迫切性。這也就是說,儘管以後還可以找到其他許多方法,但如違反本書所列的方法,中國哲學將會誤入歧途,或陷入此路不通的局面。
與馮耀明先生《中國哲學的方法論問題》一書相較,馮書指出邏輯與語意分析的重要性,非常寶貴。本書第四章所云概念意義的區分,即語意分析的一部分。但本書所討論的其他方法,範圍就更廣泛,涉及方法論的份量也更重。
綜觀以上種種方法,大約可羅列如下:
一、哲學史的溯源方法,包括考證。
二、現代詮釋學所強調的視域交溶法,切忌濫用一己觀點於不相干的事上。
三、邏輯與字義語義的分析。
四、與西洋哲學作適當的比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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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編九章旨在從傳統的天地人三個範疇勾劃出中國哲學思想的軌跡。
其實上編第六章已開始討論馮友蘭所云「主宰之天」的問題。第七章〈洪範的歷史意義與哲學意義〉,第八章〈洪範面對非理性或自律的合理性──合理性終極起源的討論〉,第九章〈中國無神論知識份子的兩難論證〉,以及第十章〈從董仲舒、淮南子至王充的「天」與「命」〉都繼續採討「主宰之天」與「自然之天」之間的關係。以〈洪範〉為主題的第七、八章和討論「兩難論證」的第九章則特別著眼於「萬物根源」與「物與人事的常道」之間的密切關係;第八章尤著眼於自本自根的道的合理性之終極基礎。
第十章討論董仲舒與王充時已牽涉到「地」:他們二人都相信天與地是最高的陽與陰,二者就如夫妻一般生育萬物,包括人在內;「天地」同時也指稱人生活在其內的宇宙整體。第十一章〈陰陽合德的哲學評估〉,則是從「陰」與「陽」這二概念來檢討「主宰之天」、「萬物根源」與大自然之間的關係;不消說,天與地的問題也被牽涉到。
最後四章則以人為主題。第十二章〈人者陰陽之交、天地之心──透過禮運篇來奠定哲學人觀的嘗試〉的主旨在於指出,人不僅在不同階層的陰陽二極之間不斷跳躍,而且本質地向著更高階層的整合性提昇自己。第十三章〈仁之道德原則的創建及其現代意義〉即在於闡述孔子的無比成就:他替後代的中國人和全人類創建了仁的道德普遍原則,從而建造了人性向更高階層提昇自己的可行之路。第十四章〈基於孟荀人性論之實際可行的道德觀〉不過是繼績第十三章的題材。最後,第十五章〈個人、人際關係與社會──荀子、孟子與布柏之比較〉則討論社會與政治基於人性的哲學基礎。
這裏我覺得必須向讀者交代:下編的九章不僅限於對問題作哲學史的敘述,而更著重於哲學問題本身的處理與評估。本書作者深信,中國哲學絕非僅是博物院的展覽品或「國故」。另一方面,要使中國哲學真成為未來可走的路,我們也必須與以審慎選擇與評估,再加上我們自己的創造性詮釋。本書第七、八、十一、十二、十四各章尤富後者這一意義。
不消說,治哲學必須注意知識論與方法論;但方法論的目標在於獲致確切可接受的哲學信念。因此,概念雖有其時空性及相對性,但某些確切真理仍能獲致。這並非教條主義,而是從事哲學工作的基本要求和先決條件。確切的哲學信念和極權主義並無必然關聯,唯獨缺乏批判精神的狂熱思想才會如此。恰恰相反:對人性尊嚴的確切信念才是全人類追求自由的最大推動力量。去年一年之間,波蘭、捷克、匈牙利、東德各國爭取民主自由最力者,均係具非常確切哲學信念的宗教人士 ,就是明證。當然,哲學信念必須不斷地作自我反省與自我批判,必須尊重別人的見解,不斷地與反對者作精誠交談,否則容易走火入魔。但缺乏可靠的哲學信念,則更容易一面倒向廉價的宣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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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上下二編互相對照,我發覺下編九章很忠實地應用了上編六章所揭示的方法。例如下編第七、八、十一、十二、十四各章,是我對中國傳統哲學的詮釋;但我始終兢兢業業,把自己的詮釋和傳統哲學典籍的本來意義區別得清清楚楚。關於第一章所列的八個主導題材,第七、八、九、十、十一各章比較側重於主宰之天、大自然、萬物根源、萬物與人事的常道、天地人一體等題材,第十章也特別討論了大自然與人事互相感應的題材。第十二、十三、十四、十五各章則比較以人的問題為主,因此更涉及道德與政治等題材。
除第五章政大哲學系同學對我的訪問記僅發表於《政大哲學》(政大哲學系的內部刊物,民國七十五年六月,第十七期),第十四章發表於《哲學與文化月刊》第十七卷第五期(民國七十九年五月)以外,其餘十三章均係參加各類型學術會議的論文。其中第二、七、八、十一各章原來用英文撰寫,以後請人譯成中文,再由我自己詳細修改及補充。
為了一目了然,茲把各章原題、於何學術會議宣讀、發表在何種刊物等等資料羅列如下:
第一章:〈中國哲學的主導題材〉,國際中國哲學會第六屆國際學術研討會(一九八九年七月,夏威夷大學喜洛分部),《哲學與文化月刊》第十六卷第七期(一九八九年七月)。
第二章:〈中國哲學思考的現實性與存在性〉,第一屆世界中國哲學會議(一九八四年八月,臺中市東海大學)時用英文發表,由王靈康譯為中文,《哲學與文化月刊》第十四卷第十期(一九八七年十月)。
第三章:〈方東美先生的生命觀及其未竟之義〉,國際方東美哲學研討會(一九八七年八月臺北市),《方東美先生的哲學》,臺北市,幼獅文化事業公司印行,民國七十八年。
第四章:〈老子、奧古斯丁與海德格思想中的「無」〉,國際東西哲學比較研討會(一九八九年八月臺北市)。
第六章:〈孔子與孟子對天的看法〉,天主教哲學會一九八八年年會(臺北市),《哲學與文化月刊》第十五卷第四期(一九八八年四月)。
第七章:〈洪範的歷史意義與哲學意義〉,國際中國哲學會第五屆國際學術研討會(一九八七年七月,聖地亞哥加州州立大學),英文發表於The Asian Journal of Philosophy, Vol. I, 1, 1987。由黎登鑫譯為中文,《哲學與文化月刊》第十四卷第九期(一九八七年九月)。
第八章:〈洪範面對非理性或自律的合理性──合理性終極起源的討論〉,國際形上學文化與倫理學術討論會(一九八八年十二月臺北市),余國良譯,《哲學與文化月刊》第十七卷第二期(一九九○年二月)。
第九章:〈中國知識份子與有神論宗教──一個兩難論證的糾纏與化解〉,宗教教育與中國社會之發展討論會(一九八九年十二月,臺北新莊市輔仁大學)。
第十章:〈從董仲舒、淮南子至王充的「天」與「命」〉,漢代文學與思想學術研討會(一九九○年六月臺北市國立政治大學)。
第十一章:〈陰陽合德的哲學評估〉,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f Philosophy on Harmony and Strife(一九八五年三月,香港中文大學),Shu-hsien Liu & R. W. Allinson (ed.), Hafmsty and strife: Contemporary Perspectives, Hong Kong: The Chinese University Press, 1988.王靈康譯,《國立政治大學學報》第六十一期(一九九○年六月)。
第十二章:〈人者陰陽之交、天地之心〉,第十七屆世界哲學會議(一九八三年八月,蒙德里爾),A.-T. Tymieniecka (ed.), Analeda Husserliana, Vol. XXI, Dordrecht: D. Reidel Publ. Co., 1986。李永適譯,《哲學與文化月刊》第十七卷第八期(一九九○年八月)。
第十三章:〈孔子的述古與創新及仁之現代意義〉,《國際孔學會議論文集》,一九八七年十一月,臺北市。
第十五章:〈個人、人際關係與社會〉,國際形上學學會討論會(一九八九年八月香港),《哲學與文化月刊》第十六卷第八期(一九八九年八月)。
讀者也許會發覺,為了使本書內容有其邏輯連貫性,並使若干題材更清新明瞭,本書已修改了一些題目及小標題的名稱。各章也多多少少作了一些修改和補充。其中第一 一、三、五、六、十二章尤其接受了不同幅度的增訂。
在結束這篇不算短的序言以前,不妨一述涉及本書書名的一個插曲。一九八八年八月二十日傍晚,我剛抵達英國布來頓,準備參加第十八屆世界哲學會議。臺北去的三位同仁早已抵達,我們一起在走向中國餐廳的一個斜坡路上躑躅。也不知為什麼,話題扯到那年我剛問世的一本書:《中國人的路》。沈清松教授突然表示意見:「以後再出一本《中國哲學之路》,才是道理。」他的話不過是一時感興。但我當時就暗暗估量:這是一個不差的主意。
最後,我很感激余國良同學替本書做了索引;也願意向上述那些學術會議的倡導者、組織者表示謝意。沒有這些會議的催促,這本書大約不會如此順利產生。
項退結 於仙跡岩下
民國七十九年六月二十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