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 序
我記得還是在天津市第一女子中學讀書時,便養成每晚完成作業後,從九點到十一點閱讀外國文學作品的習慣,最初是蘇聯小說,後來是俄國古典名著,從俄國又發展到法國、英國、意大利,幾乎將女一中圖書館能借到的西方名著,都囫圇吞棗讀完了。為了不讓瑪媽再三催促關燈,我常常借助外屋哥哥房間的燈光通過大鏡子照在我床頭的反光偷偷看書,當時自認為找到了竅門,但是不久就帶上了四百度的近視鏡。這以後不再借反光看書而愛好文學的習慣未改。就是在那時我已熟悉了泰戈爾的名字,我喜歡他的《新月集》和《飛鳥集》。
1955年陰差陽錯,我居然步入北京大學哲學系,在這之前我只看過《大眾哲學》,對於哲學仍可謂一無所知,但是本著既來之則安之的心理,我還是按部就班地接受了哲學專業的系統教育,五年期滿結業後,自覺人變得聰明了,看問題深刻了,思想也靈敏了,哲學的確是賦予人智慧的枓學,它使我認識到一切藝術形式都是內在思想的表現,要瞭解人物和作品的價值必須透過現象看其本質,事物的本質規律即屬於哲學研究的範疇。
1978年改革開放的嶄新政策為各行各業帶來了生機。知識階層也掀起歸隊的高潮,所謂歸隊即是回到本專業的研究領域。於是我也從建築材料管理行業隨波遂流回到外國哲學宗教本行,起個大早趕個晚集,不怨天,不尤人,只以「勤奮」二字起步,我想這正是我所處的那個時代大陸知識份子的共性。
1982年我已在原有基礎上苦幹了四年,這當中從原始資枓入手,全面熟悉印度歷史和哲學宗教史,為了閱讀外文原著,從1977年開始重新撿起英文,還不得不在四十多歲時開始學習梵文,否則看不懂印度專業書。由於我有烏龜賽跑的耐力,終於發表了幾篇拙文,其中在金克木教授指導下所寫的一篇論文,被譯成英文,代表當時的南亞所提交給在印度召開的「世界第五次梵文大會」。
我開始選擇「泰戈爾哲學思想」課題,是由於黃心川教授的建議,這是1981年在國內紀念泰戈爾誕展120周年學術討論會上提出的,黃先生無暇顧及,故建議我來承擔。我既是哲學科班出身又愛好文學,尤其喜歡秦戈爾的詩歌,便欣然接受下來。從1982年開始陸續讀完能借到的全部中文資料,然後閱讀翻譯泰戈爾的英文著作。我對資料的選擇側重於兩方面:一是盡量找到他本人的著作,力爭把握第一手材枓,他人的研究成果只作為參考;二是側重於被文學愛好者忽略的論文和演講集,這些著作更加直接反映泰戈爾的哲學和社會思想。但遺憾的是我不懂孟加拉文,使著作受到局限。至1986年經過四、五年的努力基本定稿,可是由於主客觀的多種原因未能及時出版。1988年我有機會赴印度訪問,有幸參觀了泰戈爾的祖居、位於聖地尼克坦的國際大學、泰戈爾紀念館、國際大學圖書館,受到校方和中文系師生的熱情歡迎,當印度陪同學者知道我正在研究泰戈爾的哲學思想,需要他的著作時,印度朋友帶我跑到國際大學書店和大學設在加爾各答市的印刷廠,我如獲至寶,將泰戈爾的英文演講集全部買到,只缺〈人的宗教〉一文。在印度訪問期間我還有緣結識了一位臺灣年輕學者郭女士,她正在研究佛教藝術,後來我們成為朋友,這大概正是《泰戈爾》一書今天能在臺灣出版的偶然契機。
從印度回國後,又在原稿基礎上不斷添枝加葉,大刪大改,總算告一段落。醜媳婦也得見公婆,正當我託境內外朋友聯繫出版時,喜得美國傅偉勳教授來大陸邀稿,經黃心川教授推薦將書稿轉寄東大圖書公司,經審核納入「世界哲學家叢書」系列,使我多年的耕耘有所收穫。這裏我僅向幫助過我的中外學者致以衷心的或謝。
至於摸寫這部書的意義和關於泰戈爾是不是哲學家的爭議,請見本書前言。並在此敬請廣大讀者賜教。
作者於北京
1992年7月26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