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
八十一年六月十三日,是我國翻譯界的一道分水嶺,在此以前,做翻譯自自由由,了無任何限制,人人可譯,處處可譯,從來不必考慮原文是他人的智慧財產。但從這天以後,任何翻譯都必需取得授權,未經承諾而擅自翻譯,便犯了嚴於竊盜的罪行,而且還沒有「易科罰緩」的轉圜餘地,迻譯而可能賈禍入獄,在我們前一代的譯人,想都沒有想到過;他們甚至以為從事這種默默無聞的艱辛工作,是對社會的一種回饋呢。
譯人面對這種「形勢大好」的榮景,能躋身於社會「專業」行列,固然有助於翻譯士氣的提振與地位的提高,但也面臨了更大的挑戰,如何能使自已的譯作,,臻至這種「專業水準」的要求。像以前那種「群起而譯」「打了就跑」只爭一時的譯作,平白糟踐了資源,謀殺了原作,便漸漸會為「精品」所取代,無法在譯壇上立足了。
然而,譯人也面臨二十一世紀的最大轉捩點,那就是電腦翻譯的風起雲湧,不可遏抑。預料在公元二○五○年以前,終將有百分之八九十的資訊,出於機器翻譯,人類可以享受到又快又好的譯品,不必假手人力,然而好電腦卻要有好翻譯家群才能設計出來。
面對「專業」與「電腦」的雙重挑戰,又遭遇了百年以來不注重翻譯人才的培育,以致形成了「人才斷層」,目前還投身於這項工作的人,就有了實質上與精神上的沉重負荷──翻譯理論的建立。
翻譯理論為「知」,翻譯實作為「行」,兩者不能偏廢。做一個專業譯人,既要能「行其所知」,一步一步,本著翻譯理論踏踏實實的做;也要「知所能行」,把自己的心得與試誤後的實驗成果公諸於世。這原本是學術界的常態,學者必須經常提出論文,以開拓視界,創建新知,提升學術水準,作為他學術地位的基石。翻譯界過去,把「知」「行」分開,寫理論的專事理論,無暇以實譯來親自驗證;做翻譯的專事譯述,不肯將自己的金針度人。但而今以後,我們對從事翻譯工作的人,不但要以翻譯的「質」與「量」,作為衡量他的玉尺,而且也要求以他的「論」作評斷的依歸;三者的乘積,才算是他翻譯的成績,不容許他有一項為「零」。我希冀能以這種「激將」的方式,促使行知合一,翻譯工作者會有更多的翻譯理論問世。以這種新觀點從譯史上看,嚴林並列並不公平,林琴南譯量雖多,譯質──選書與譯力兩方面的「質」也不弱,但他沒有「論」傳世以裨益後學,充其量只算得上是獨善其身,怎能和嚴復俟諸百世而不惑的「信達雅」相比擬。
我在翻譯披荊斬棘的過程中,養成了旋走旋記的習慣,即令一得之愚,不慚淺陋,也常常提出來作「野人獻曝」;總想把自己犯過的錯誤與掉過的陷阱,——點明,加以標記。起先還只是以一則則的短文刊諸於世,後來省悟到朱子的訓示:「小立課程,大做工夫。」而開始在極其淺顯的課題進行深入的研究來寫作論文,使譯學不致於只淪於枝枝節節的瑣碎。本書中收集了〈疊詞與翻譯〉與〈姓名的翻譯〉兩篇論文,它們的重要性當然比不上專論喬叟莎翁的翻譯,而只是平平實實鋪在地基上,可供萬人登臨的兩塊地磚,希冀能從這種方式,引出翻譯諸家的唾玉飛金,共同營造「譯學」的大業。
我在前一冊拙作《翻譯新語》序中提到,「力求專精,討論以英譯漢為主,不敢以不知為知,侈談自漢譯英的技巧。」但在寫起翻譯理論來,便發覺兩者殊途而同歸。我從霍克思譯的《紅樓夢》中,舉一反三,從而領略了不少自英譯漢的訣竅;也從自己的探討中,能為漢譯英提供一些粗淺的意見。像《翻譯新語》中的末篇,研究「打」這—個字兒達七百多則,原只為供「翻譯字典」打基礎,但也為自漢譯英的朋友,摘錄唾手可得的資料,了解中文內無所不在的「打」。本書中論及〈疊詞與翻譯〉,原先只是探索如何把「clear and unmistakable」與「strange and queer」譯成「明明白白」與「古古怪怪」,但未嘗不可把「嘮嘮叨叨」與「誠意誠心」譯成「babble and froth」和「conscientiously and wholeheartedly」。
我國文學作品中最有名的疊詞,莫過於李易安的「尋尋覓覓,冷冷凊清,悽悽慘慘戚戚」了,縱使有過前賢多家翻譯,連林語堂先生也有「得意之作」,但我當仁不讓,也在本文中嘗試譯了一遍,這原是我探索自英譯漢的技巧,但也可以反其道而行,移用於自漢譯英,了無窒礙。因此終而省悟了英譯漢與漢譯英一而二、二而一的連體纏綿,不可能作「一刀切」。
《翻譯新語》與《翻譯偶語》,時間上雖有先後,卻是同出於己的姐妹篇,這要謝謝周玉山兄的鼓舞與協助,更要謝謝東大圖書公司劉振強先生,能容納這兩冊書出版。
黃文範
民國八十二年四月二十七曰
於臺北縣新店市花園新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