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 序
阮籍是個獨特的歷史人物。現在人們對他的瞭解大多限於「飲酒無度、歌哭無端、言行怪異」,粗通文學史的人知道他是「竹林七賢」之一,詩文俱佳,留下不少哀傷的五言詠懷。的確,中國文學史已經給了阮籍很高的地位,相比之下思想史方面對他的研究尚屬薄弱,原因之一是長期以來認為他的思想「不精緻、缺乏抽象思辨的成分」,故而「難對他使用的哲學概念的涵義做出準確的判斷」。當然,這種判斷的不確定也產生了學術界對阮籍思想研究的分歧。
研究阮籍若單獨看他的言行、思想、著述,得出上述認知是可以理解的。問題在於他是魏晉那個特定時代的特殊哲人。在距今一千七百多年前,那時知識份子為求安身立命在肉體和精神上所經歷的苦痛,是生活在今天的人們難以理解的。從此意義上講,將阮籍思想與魏晉時代背景密切關聯,該是進入他精神世界的鑰匙。他的時代猶如一把銹跡、血跡斑駁的鐵鎖,一旦打開、簧聲宛然,深邃之中珍藏的奧秘驚心動魄,有些竟與當今的時事那麼的相似。阮籍不會為取悅於後人,把詩文和思想浸滿愁悵、玄機和隱晦;也不會刻意建構什麼「體系」。他的思想是那個時代「自我意識」、人格覺醒後又倍感壓抑的曲折流露。他的外在言行與內在精神激烈地衝突,這種痛苦非酒無以麻醉,非詩無以表達,非深深地體驗無從理解。
我對阮籍的研究開始於1990年10月為文津出版社撰寫《中國歷代思想史‧魏晉南北朝隋唐卷》。在那通論式的著作裏,對他「點到為止」,一方面因篇幅所限,另一方面也深感弄清他的思想非得對魏晉時代徹底釐清不可。1992年6月,我在北京與通信數年的韋政通教授見了面,那次長談中韋教授提起了他和傅偉勳教授合作主編的「世界哲學家叢書」,希望我能撰寫阮籍評傳。這使我終於有了深入研究阮籍的機會。但是,以後的寫作過程卻是斷斷續續,其間我數次赴日本、臺灣訪學,尤其是1994年赴臺灣政治大學客座研究前後百日,幾乎無法在思緒上重回魏晉時代。每次回到家來續寫書稿,我都要以極大的毅力摒除諸事的紛擾,每每是書中人物的處境、憂思與現世的雜亂無章令我心神難定,面臨著與阮籍所講「萬事無窮極,知謀苦不饒」的同樣心境。那些日子裏,我白天去辦公室「如天下蒼生何」,晚上或節假日星期天坐在書房中「自造山林」,角色的變換,幾令我覺不出「儒道互補」究竟有何種樂趣。然而,對阮籍的深深理解與佩服,終使我從1993年12月至今天,寫成此書。全書共十一章,可按內容分為四個部分:
前三章為第一部分,著重寫阮籍的生平、著作,他與魏晉玄學思潮的關係。其中第二章專門探討那個時代的經濟、政治和社會習俗,以期把阮籍思想的研究放在一個大背景之中。前三章大致勾勒出阮籍思想的質料、淵源和發展變化的脈絡,對他學說與其他派別的異同以及他思想鮮明特色的成因做了分析。
第四章至第八章為第二部分,論述了阮籍整體思想的基本特徵。從自然本體論、政治思想、倫理思想、美學思想、文學思想等多方面做深入的探討。此部分所闡示的是:阮籍思想的主旨在於關注人與社會、自然的關係。他「萬物一體」的自然論,強調宇宙的統一性。並非像學術界所講是從王弼的「貴無論」之抽象的「無」,回到王充具體有形的「氣」的自然論。他論述人與自然界運動規律是相通的,「道」是規律,「神」是規律對人主體認知的莫測性,調和了儒家和道家的自然本體學說。阮籍的政治思想重視歷史的自然演進,以「萬物一體」否定君主的地位,倡導「無君論」,把「自然」與「名教」對立起來,批判「名教」是「誠天下殘賊、亂危、死亡之術」,這在以往哲人是罕見的。阮籍的倫理思想是崇拜自然為基點的絕對向善的倫理意識,他塑造「大人先生」為自然儉理的體現,不僅為了反抗禮教,也為了抵禦生命欲念中對死亡的恐懼,為心靈在現世的流變和亙古的孤寂中找到歸宿。阮籍的美學思想表現了魏晉知識份子在主體意識高度發達之下的敏銳的審美能力,對審美體驗做相當完整的內省式描述,可說是阮籍在美學方面的重要貢獻。阮籍的文學思想不僅繼承了「建安文學」的「慷慨多氣」,古詩十九首的生命感傷,還開拓了主體感受的「道德情感」領域,使其頗具特色的文風為後世所追求、仿效。
阮籍的思想標示了中國思想發展史上生命人格主體意識第一次全面甦醒。如果說屈原、孔子的哲理人生觀仍囿於政治人格、社會道德,那麼到阮籍這裏就進入了純粹與自然融合,以自然法則為道德之源的「大生命層面」。
第九章為本書的第三部分,這樣單列是因為那個時代殘酷的政治現實,使阮籍的諸多思想不便以理論的方式來表達,只好訴諸於情感恣肆流露的詩歌形式,隱匿在八十二首五言〈詠懷詩〉之中。第九章著重研究阮籍內心體驗、時代精神與詩歌創作的關係,揭示當時知識份子普遍的心理感受,從中可見阮籍在中國詩歌史上有不可忽視的地位和影響。
本書最後兩章為第四部分,第十章對阮籍之後的玄學發展做了一番論述,羅列了歷代名家對阮籍的評價,並結合魏晉時期思想大解放大變革,圍繞「理想人格」、「自然與名教關係」等重大問題,探究阮籍的歷史地位。強調他在思想史上的突出貢獻在於:在人格、人性之中加入與自然合一的大生命意識,把道家的「自然無為」之說與儒家的「仁恕」之論,在人性向善、自然倫理與人性本應合一的理念中結合起來。為後來唐宋儒學復興,建構「道德理性」哲學並吸收佛教、道家理論做了準備。
第十一章我覺得是全書最難寫的一章,我以學生應考的心情,耗費了二十個難眠之夜才完成。阮籍的思想留給現代人們是什麼樣的啟示!是反社會、反道德的傾向?是悲苦的心靈與肉體自殘?還是在逆境中自造歸隱的岩穴與避風港?若從哲理的層面回顧阮籍的一生、著述和那個時代,那些被古老概念外殼龍罩的永恆之光會耀耀地浮現出來:那就是人生命的意義。儒道兩家都有自己詮釋的概念系統和行為規範,阮籍也曾嘗試過實踐這兩家的教誨,他畢生都在試圖解答「人為什麼活著」的問題。他啟迪我們的是:人的「道德理性」、「道德情感」和「社會性道德」,應當符合人類總體生存的要求和人性。在物欲橫流、自然遭到極大的破壞、人與自然關係益形緊張的今天,人類有責任自覺加固「道德理性」和內在人格的哲學根砥,培養道德自覺能力和向善的意識、意志,更好地與社會協調,與自然共處。
一本書的產生往往端賴於前輩學者的提攜與鼓勵。我要特別感謝韋政通教授、傅偉勳教授的「創緣」;感謝容肇祖教授、姜國柱教授的栽培和鞭策,是他們使我有信心深入研究魏晉思想史;感謝已故的陳伯君先生留下的「尋奧探幽」、校勘釋解堪稱精湛的《阮籍集校注》,有了這個好的阮籍著作版本,我才得以親近阮籍,和他做超越時空的心靈交談。這本書的寫作過程中我常想起一句古訓:「讀聖賢書所學何事,而今而後,庶幾無愧。」是為序。
辛 旗
1995年5月7日
於北京復興門外寓所「彝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