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 序
幾年前臺灣「中國時報文化公司」出版我的《少作集》,當時我便向參與該集編務的關子尹、張燦輝等人說,《少作集》出版本來不是我自己的計劃(我原覺得少作應在刪除之列);但現在既然出版了,我反而被迫要計劃另出一二本論集,刊載我的「近作」。不然,若是別人只根據《少作集》來談我的哲學思想,便會造成嚴重的誤解了。
這些話在當時雖有戲言的意味,實際上卻也涉及一個客觀上為我自己所關切的問題。那就是:我自己的哲學生命歷程有些內在的特色,使別人不容易了解。這一點,我自己在五十歲以前也未曾明確地察覺到;後來漸漸察覺,卻也從未在任何文字中談及。現在,東大圖書公司出版這本《思辯錄》,以「近作集」為副題,使我想起當年閒話,正可順便對這點自我了解略作陳述。
我由於多年來在實際生活中是以學術工作為職業,因此,我對於學院標準一向極為尊重;對於此中功能分寸也看得很清楚。較為熟悉我的作風的人,大抵都認為我頗能嚴守學術標準,無論在探討問題或評估他人工作成果時,都不會因循敷衍。然而,我這種作風其實是由我的社會角色所決定。若就我內在的氣質與心態講,我實在並非一個學究式的人。即以從事哲學研究而論,我並不是像現代學究人物那樣一味只重視外在表現;反之,我所真正關切的是我自己所見到的理境及所達到的自我境界。我治學之基本目的在於自己的所成與所得,至於對外的表現原只是「餘事」。不過,由於遭遇的決定,我既然成為一個職業學人,於是這種「餘事」成為我的社會責任,我又必須以嚴肅心情來完成它;這樣,外表上我的學院作風便很顯著了。
我真正關切的哲學問題,本是哲學現有的危機問題,與未來的希望問題。我從幼年即感覺到一種普遍性的新哲學的需要。後來,我正式入了哲學界,自己所定的工作計劃便是先整理幾個大傳統下的哲學思想,然後面對現代世界從事一種新的建立工作。我在二十八歲以前,主要工作只是以中國儒學及德國觀念論為基本依據,來處理文化哲學問題──特別是中國文化的路向問題。結果便是《少作集》中那些論著。但在二十八歲以後,我便不拘守那個廣義的「黑格爾模型」。我寫《中國哲學史》以前,即已逐漸加強對當代解析哲學及語言哲學的探究。也正因為我視域日廣,所思考的問題日繁,《中國哲學史》的寫作時時似斷似續,以致全書四冊完成時,已到了七○年代之末;這本書也就成為我中期思想的主要代表作了。
事實上,於一九六九年前後,我對於當代的意義理論的廣泛探究已經大大加強,隗因教授(W.V.Quine)在這方面曾給我很有力的刺激,而我與維也納學派的菲格爾(H. Feigl)的談論,也使我對於卡那普教授(R.Carnap)的立論及意向達成明確了解。但同時我在美國接觸哲學界人士既多,又察覺二次大戰後西方哲學思想之演變有極複雜的取向。解析哲學雖提供了嚴密思考的訓練,卻逐步失去歐美哲學主流的地位。我真正要面對的許多難題,都落在六○年代以後的歐洲思潮上。這就使我又回到德語世界的哲學。在瀏覽與沈思中,我不覺用去了好些年的時間;我只覺得問題一層層浮現,在呼喚徹底的省思與系統化的清理。這需要十分龐大的工作,未必是個人可能勝任。至於我自己能做多少,更是難作預測。不過,我對於不同的意義領域出入既多,哲學生命確也日臻豐富;對於許多「一曲之見」,每每一笑置之。中心蕩然,倒也自得其樂。可是就社會責任方面說,我卻另有感受。事實上,七○年代以後,我見到的理境愈廣,對於流行思潮的內在困難及謬誤了解愈多,所寫的文字卻愈少。原因是:我漸漸覺得零星片斷的論說,對哲學危機或出路問題都無大作用。我一度開始打算作札記,隨時記下我對許多哲學問題的看法,或對處理問題的建議,不急於寫成一本本的書來問世。到我謝世後,再將這些札記交給後輩整理,作為我對哲學界的最後奉獻。這樣做,好處是不必急迫地寫成論文,則可以儘量保存我思考體悟所得。不過,另一面,也可以隨時耽誤,留不下多少東西。因此,最近我又有意先分寫一二本書,部份地表達我近年思考所得的成果。但這也只是初步計劃而已。
現在出版的這本《近作集》,只包括我的幾篇論文和幾篇講辭,自然遠不足代表我近年的思想;不過,如論王門後學之工夫論爭議一篇,也透露出我的特殊觀點。幾篇講辭雖不是繁徵博引的論著,但所接觸的問題都有一定的理論意義;而我所提出的建議或意見,也都不是率爾發言,自有其理論依據。讀者看這本論集,至少可從這些片段論述中看出我晚期思想與《少作集》的不同。
前些年我寄給中國大陸上一位詩人兩首寫懷的律詩,其中有句云:「無涯理境歸言外,有限文章付世間」。我想,這足以表明我自己的哲學生命的反觀。如此,則《近作集》雖與《少作集》不同,亦不過是「有限文章」中的一部份。各篇論旨甚明,倘在拓充理境方面對讀者稍有助力,我即深感快慰了。
思光
乙亥九月於台北寓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