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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品簡介

作者簡介

目次

本書是從世界近現代史的發展脈絡,輔以國際法和國際政治的探究,深入淺出地說明國際史的演變。常言道:「外交是國力的延伸」。可是難道弱國真的沒有外交嗎?您知道十九世紀初的戰敗國法國,如何在維也納會議中,透過外交官的智慧,成功地為法國爭取平等與尊嚴。常言道:「清末是三千未有之大變局」,可是您知道當時清廷滿朝文武,對於國際關係與外交的看法又是如何?又常言道:「冷戰後的世界是歷史的終結」,但是事實真是如此嗎?其實從十八世紀以來,國際關係的變化十分複雜、國際政治與外交活動也十分頻繁,對各方面的影響也越來越大,透過此書抽絲剝繭的分析,清楚呈現近代以來國際上的重大變遷,讓您輕輕鬆鬆了然於胸。笑談天下事,盡在本書中。
學歷/國立臺灣大學文學士、文學碩士   英國劍橋大學文學碩士、歷史學(國際史)哲學博士經歷/國立臺灣大學歷史系教授、系主任,歷史學研究所所長,文學院院長   淡江大學文學院院長現任/國立臺灣大學名譽教授

這本小書的寫作,是了了我多年的心願。長久以來,我就想寫一本結合外交史、國際政治和國際法的通俗書籍,供知識份子和一般求知大眾閱讀,藉以提升社會的國際觀水平。最近三年來,我在中國文化大學史學研究所開了一門「國際史專題討論」的課程,相當地受到學生們的歡迎,現在不再教書了,乃整理講稿,印成這個小冊子。

「國際史」(International History)為一種把國際關係或較為狹窄的外交關係的發展,放在歷史背景的脈絡中來追尋,輔以國際法和國際政治的探究,以求了解它們的來由和癥結。它是一種較具深度的和學術性的研究,與一般的「時事分析」,在廣度與深度上均有所不同。在國際社會中,各主權國家均以自身的利益的需要來進行國際行為,透過交涉談判乃至於戰爭,來遂行這些對國家利益的爭取。最先公開以追求國家利益(raison d"etat)作為外交政策動力的國家是法國。法國在歐洲宗教改革造成基督教舊教(天主教)和基督教新教對立以後,便不再拘泥於原有的宗教立場。法國一直是最大的舊教(天主教)國家,有「天主教的長女」之稱,但在宗教改革所引起的戰爭衝突中,法國常因其國家利益的需要而支持新教國家,有時甚至與它們併肩作戰來對抗舊教國家。主持法國大政和倡行此種外交政策的,是天主教的樞機主教利希留(Cardinal de Richelieu, 1585-1642),他在1624年至1642年間為法國國王路易十四(Louis XIV, 1638-1715,在位時期1643-1715,親政時期1661-1715)輔政十八年,做了很多支持新教勢力的決定,在攸關歐洲歷史發展的三十年戰爭(Thirty Years" War, 1618-1648)中,站在新教國家的一方。1642年他的死訊傳至羅馬時,當時的教宗烏爾班八世(Urban VIII,在位時期1623-1644)曾說:「如果有上帝,利希留樞機就有得要辯白了。如果沒有上帝……那麼他的一生確實夠輝煌的了。」

在外交政壇,也一如戰爭沙場,外交官也一如統兵的將軍,對國家的忠誠和效力為國家謀取最大的利益,是對他們最基本的要求和條件。因此,成功的外交家必須也是愛國者。另外,國力的後盾,以及與國家領導人之間的互信(這種互信常建立在對國家利益有共同的認知上)。利希留以後主持法國軍國外交大計的馬薩林樞機主教(Cardinal Jules Mazarin, 1602-1661)在1642年至1661年擔任首輔,他主宰三十年戰爭後期和「威西發利亞和約」時的法國政策,並打擊另一重要的天主教國家西班牙。他為了法國利益決定路易十四要娶西班牙公主瑪俐‧德麗絲(Marie Theresa),且載諸法國和西班牙和約的「比利牛斯條約」(Treaty of the Pyrenees),但當路易愛上他的外甥女瑪俐‧曼西尼(Marie Mancini)時,他不顧路易的泣求而決然地遣走她。因為,他認為法國的國家利益,在於與西班牙的哈布斯堡王室聯姻,他就要犧牲自己的家族利益。但是,另一方面,在國家利益需要時,法國亦毫不猶疑地扮演教會保護者的角色,如1844年的「中法黃埔條約」第22條有保護教堂的規定使法國可以有機會介入中國的事務,此為後話。

十八世紀中葉以後,國際關係益形複雜而劇烈,國際政治與外交活動也日趨激烈。近代最被稱道的外交家當屬法國的塔列蘭(Charles Maurice de Talleyrand-Perigord, 1754-1838)。他是出席維也納會議的法國代表,也是當時法國的外相。他運用高度的外交手腕,以一個戰敗國的代表躋身主宰維也納會議的勝利國的權力中心。他一生長袖善舞而且多姿多彩,一直被認為是外交官的典型。他出身貴族世家,幼年因腳傷而未入軍旅。他早年曾為教士,奧頓主教(Bishop of Autun),1789年的三級會議中尚是教士代表,但識時務而為開明派,為「人權宣言」的起草人之一,支持革命政府的教士法而為教廷所開除。恐怖之治時,他一度流亡英國和美國。他善談吐,也生性風流,情婦中包括名媛如史塔爾夫人(Madame Germaine de Stael, 1766-1817),據說(但未獲證實)畫家德克魯瓦(Ferdinan-Victor-Eugene Delacroix, 1798-1863)也是他的私生子。他在不同的政權中歷任外相,包括路易十六、拿破崙、路易十八(代表法國出席維也納會議並展現高度外交才能與技巧,後賦閒),但在推翻波旁王室的1830年七月革命中,他又為奧爾良王朝路易‧腓力普(Louis Philippe, 1773-1850,在位時期1830-1848)的外交顧問,出任駐英大使(1830-1834)。他愛法國,只是1807年因為覺得拿破崙發展太大而曾一度與奧地利和俄國通款曲。這是因為直迄十九世紀之初,歐洲貴族仍具有國際性,還抱有維護「歐洲的自由」(也就是歐洲的均勢)的理念,在當時不是嚴重的問題,而且他一直把法國的利益列為最大的考慮。他的事業頂點,便是在維也納會議中,全力為他個人和法國爭取平等的對待,並以弱小國家的代言人自況,他也能充分利用各國的矛盾,最後竟能以戰敗國代表的身分,而與戰勝國代表平起平坐,進入了權力決策的內圍。他的成就,堪稱為典範。但是,在他以後,因為民族主義的昂揚,成功的外交家必須是愛國者,他與國家的最高領導人必須有相同的國家認知,而且所追求的國家利益也必須是國家主觀條件和國際客觀環境所能允許的。再者,現代著名的美國外交家季辛吉(Henry A. Kissinger, 1923-)歷任國家安全顧問(1969-1975)和國務卿(1973-1977),曾對國際局勢的改變有極大的影響,此與他與美國總統尼克森(Richard Nixon, 1913-1994,在職時期1969-1974)有相同的世界權力結構和美國利益看法而受到重用,以及繼尼克森擔任美國總統的福特(Gerald Ford, 1913-2006,在職時期1974-1977)的全力支持有關。否則就難免有「蕭條異代不同時」的慨歎。

在中國,春秋戰國時代(770-221 B.C.)曾一度出現列國制度的景象,也曾講求出使的人才和能力,許多人都知道齊相晏嬰使楚和趙大夫藺相如使秦而完璧歸趙的故事。不過,未能發展出西方式的國際社會,尤其在秦統一中國(221 B.C.)之後,便喪失了形成國際社會和外交制度的可能性。此後「統一」是常態,是最高的政治價值,而「分裂」是變態,是被譴責的不幸情況,這便是「一個中國」的價值和信念。直迄中、英鴉片戰爭(1839-1842)才開始改變了中外關係,但與外人打交道的「夷務」或「洋務」仍為人所輕。到1870年代,名士許玨曾問大學士閻敬銘:「當今正士,誰善外交?」所得到的回答竟是:「焉有正士而屑為此者!」曾任第一任駐英公使的郭嵩燾(1818-1891)因為能超出辦「夷務」的窠臼,呼籲重視外交,認為洋務是「治(治國)平(平天下)之一端」,而受到太多的侮辱。後來,中國也產生了許多傑出的外交官,如曾紀澤(1839-1890)、伍廷芳(1842-1922)、顏惠慶(1877-1950)、施肇基(1877-1958)、陳友仁(1879-1944)、蔣廷黻(1895-1965)、顧維鈞(1887-1985)、郭泰祺(1889-1952)、葉公超(1904-1981)等人。其中常為人所樂道者為顧維鈞(少川)和郭泰祺(復初)二人。此二人聲名著於國際,據臺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出版(1993)之《傅秉常先生訪問紀錄》:傅秉常(1898-1965)在第二次世界大戰擔任中國駐蘇聯大使時,英國首相邱吉爾(Winston Churchill, 1874-1965)訪問莫斯科,曾與他就曾任駐英大使的中國外交官中,對郭泰祺和顧維鈞二人均甚佩服,但對郭尤具好感,他表示顧對西方法律知識之嫻熟令人心服,但這些本是英人所素知而英國外交界甚至有勝於顧維鈞的人士,而顧精敏機智,咄咄逼人,常令人生厭,跟他談判時也深具戒心,如偶有不慎,即可能被執為談判之把柄;郭則對中國文化了解精闢,性情平易近人,與之談判,有如至友之談心,開誠布公,較少顧忌,即感覺不妥,無妨再談一次。這說明,中國有些外交官的才華已為國際級的政治家所矚目。

顧、郭二人之外,當然尚有其他的傑出外交人才。茲就他們二人而論,由於郭泰祺主要任職有關國民政府的外交領域,且於1949年中國大陸易手後息影居美國,1952年病逝。顧維鈞最為異數,他自1915年出任駐墨西哥公使以後,歷北洋政府至國民政府,從袁世凱(1859-1916)到蔣中正(1887-1975),從外交部長、代理國務總理兼外交部長,到駐法、英、美等國大使,且在1946年至1956年仍為駐美大使,1957年轉任海牙國際法院法官(1964-1967年為副院長)。他在外交生涯方面的成功,某些方面有類法國的塔列蘭,為當代中國外交官所豔羨,也有些人認為可以「有為者亦若是」。但是,他們有人似乎沒有注意到,顧維鈞的成功除了他自身條件優越以外,他雖歷經多少層峰,也有身處國家分裂的局面。但是,當他之世,「一個中國」的原則並無改變。國家認同不變,有時尚好談。大家應記1919年巴黎和會召開時,中國正處分裂,但南、北兩個政府甚至還可以依照一個中國的共識,合派一個中國代表團到巴黎開會。今日的南韓與朝鮮,某些情況下,也可以有一致的立場。如果外交官遇到的層峰與他們自己的國家體制認同有異時,則他所從事的外交只能是職業而不是志業,他如想做顧維鈞第二,則戛戛乎其難矣。而且,在此情形下,因為得不到自己所代表的政府的最高領導人的信任,也就自然地得不到駐在國政府的信任,一切個人的職業能力、職業道德、個人魅力等等,最後也會無濟於事。如果當初不能看穿而拒絕在先,亦應及早掛冠求去,以保個人良心的乾淨。

王曾才

2007年初秋截稿於溫哥華槐廬

概論

目 錄

自 序



敘 論

第一章 國際社會、國際法、外交制度和國際組織

第二章 第一節 國際社會的形成

第二節 國際法要義

第三節 外交制度 

第四節 國際組織 



第二章 歐洲均勢時期 

第一節 哈布斯堡王室的興起與法國的抗爭 

第二節 法國的全盛時期 

第三節 從法國革命戰爭到維也納會議 

第四節 從俾斯麥體系到歐洲均勢時期的結束 



第三章 兩極、單極和今後的發展 

第一節 兩極對峙與冷戰 

第二節 單極的世界和以後的展望 



第四章 中國與國際社會 

第一節 中國處理對外關係的傳統方式

第二節 中國對近代外交制度的反應 

第三節 中國在今日世界 

附論:民族主義與國際政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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