粵韻留聲

本書內容有

「第三類型接觸,第三類型戲曲 」:戲曲唱片與戲曲研究

光緒年間的粵樂唱片:「謀得利 」「愛迪生 」唱片公司的灌錄製作

清末明初的粵樂唱片業與廣東曲藝

二三十年代的粵曲唱片與唱片粵曲:一個音樂文化史的觀察

從業餘樂社到粵樂生產:錢廣仁及其新月留聲機唱片公司

「 成聲便可成文」:香港唱片業與粵語通俗文學

 

留聲機的發明和唱片工業的出現，是中國近代戲曲曲藝史上的一件大事。從整體的物質文化發展軌跡來看，中國最遲在宋代(960一1279)，已經出現了結合「唱唸做打」的「舞台上的戲曲」。印刷術(科技)和出版業(商業)的興起，特別是在晚明之後，拓展了廣大的圖書市場，將訴諸閱讀的「文本上的戲曲」帶進一眾讀者的私人書齋。到了晚清，留聲機的發明(科技)和唱片業(商業)的輸入，又催生了機械複製，訴諸聽覺的「唱片上的戲曲」。以上分別依附在「戲台」、「圖書」和「唱片」的戲曲形式，雖然都屬中國戲曲藝術，但三者的表述形態、載體性質和生產模式，卻不盡相同。三者卻又互相影響，互相滲透。近代戲曲唱片工業出現之後，新生的戲曲載體帶來相應的商業和文化建制(institutions)。這些建制(例如唱片公司、唱片刊物、電台廣播)的運作，又反過來左右近代戲曲藝術的生產傳播和接受形式。所以，如果我們承認有需要研究明代印刷術和出版業對當時小說戲曲的影響，則留聲機和唱片工業之對近代戲曲曲藝所帶來的改變幅度，更是有過之而無不及。
但是，在中國戲曲的研究範疇裹面，戲曲唱片至今仍然是一個乏人問津的學術課題。其實吳小如教授在〈羅亮生先生遺作《戲曲唱片史話》訂補〉一文裡，已倡導過「唱片學」的研究。日本學人宮尾慈良的〈中國戲劇唱片研究〉，曾經整理七十年代台灣地區的中國戲曲唱片目錄。(見本書第三章)美國學者安德魯•瓊斯(Andrew Jones)的近著《留聲中國》(Yellow Music)，則分析二三十年代中國留聲 機和唱片工業的文化政治。筆者是從1996年開始對「戲曲唱片」的問題產生興趣，並在1997年發表第一篇「粵曲唱片」的會議論文。之後又相繼完成了一系列的戲曲/粵曲唱片文章。在撰寫以上論文的過程中，筆者不斷追問和思考兩個問題：(1)「研究文學/音樂媒體對戲曲研究有甚麼意義?」(2)[可以怎樣研究戲曲唱片?」和後者直接有關的是一個更廣闊的方法論問題：「應該怎樣研究中國戲曲?」戲曲唱片研究現在可以說是剛剛 步，恐怕未能就以上問題提出令人滿意的答案。或者可以這樣說，研究戲曲唱片的方法，本來就是一個不斷演變的、持續形成的過程。而中國戲曲的研究，亦應作如是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