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玨九十年的人生影劇之旅

王玨（George Wang），是現存兩岸三地唯一重慶時代就當主角，拍片最多的碩果僅存的巨星，也是台灣電影真正的開山祖。1948年主演台灣光復後第一部影片《花蓮港》的男主角，又是政府遷台後第一部影片《惡夢初醒》的男主角，更是重啟台北中山堂話劇史的開拓者，也是兩岸三地唯一拍歐美片最多的東方巨星。2010年，已93歲仍馬不停蹄在拍戲。是第一位演歐美片最多最走紅國際影壇的台灣影人、第一位開拓台灣影劇事業永不退休的影人先行者、也是第一位從影七十年兩度跨越一甲子的國寶級影人。

黃仁

黃仁，本名黃定成，1925年出生於福建連城。1946年來台後，1948年起主編《台北晚報》影劇版兼寫「影評」，1951年轉至《聯合報》任職長達43年。出版過李行、白景瑞、胡金銓、李翰祥、李安等人評傳及《日本電影在台灣》、《跨世紀華語電影創意先行者》等20多種電影叢書。曾擔任金馬獎、金鐘獎、國家文藝獎、電影輔導金評審。曾獲中國文藝協會文一講章、新聞局特別貢獻獎、金馬獎特別貢獻獎。

序一
序二
正視台灣影史文化的荒謬現象
白山黑水孕育豪邁性格
愛國熱潮投入抗戰洪流
《花蓮港》開拓台灣影劇事業
重啟中山堂話劇時代
在台電影又從頭
為華人爭光
返臺打拼的影壇父子兵
兩度跨越一甲子
王玨演出的華語電影
王玨演出歐美片主要片目
王玨演出話劇一覽表
參考書目

一、正視台灣影史文化的荒謬現象今年九十三歲的臺灣資深影人王玨（George Wang），是現存兩岸三地唯一從重慶時代就當主角拍片最多的碩果僅存的巨星，也是臺灣電影的真正開山祖，1948年主演臺灣光復後第一部影片《花蓮港》的男主角，又是政府遷臺後第一部影片《惡夢初醒》的男主角，更是重啟台北中山堂話劇史的開拓者，也是兩岸三地唯一拍歐美片最多的東方巨星（近五十部歐美片）。這樣一位中國影史、臺灣影史甚至世界影史都是碩果僅存的國寶級重要人物，但在臺灣文建會和國家電影資料館2001年5月出版的430頁八開巨型的《世紀回顧圖說華語電影》 書中，居然從頭到尾找不到一張有王玨人像的劇照，也沒有王玨主演臺灣拍得最好、最賣座的反共片《罌粟花》的劇照，台灣農教時代，唯一因穿插平劇在義大利特種影片展得獎的《軍中芳草》，是台灣軍教片的始祖，是王玨唯一主演兼聯合導演的作品，竟然被刪掉。還有重慶時代，王玨主演的兩部抗日戰爭片《保家鄉》和《好丈夫》是抗戰影史上非常重要的關鍵影片，居然全漏了。更可笑的是，該館出版另一部臺灣影史書《臺影五十年歷史的腳?》書中，也沒有一張曾任臺製技術主任、製片主任的王玨的照片，這本書雖有《罌粟花》的劇照三張，卻沒有一張劇照中有男主角王玨。臺製在廖祥雄廠長時代、和饒曉明廠長時代，都分別出版過臺製歷史書，這兩本臺影史書都有不少王玨的映像圖片。不過，國家電影資料館曾做過王玨的口述歷史，不會不知道王玨在兩岸影史上的重要性，上述兩本書卻做了排斥王玨的事實，漏了許多影史上重要圖片，可能是由於主編者對電影史的外行造成，世界上可能沒有一本耗資百萬的巨型史書會這麼荒謬。現在有關方面正重振臺灣電影文化歷史的此刻，又是迎接中華民國百年大慶的前夕，為了珍惜王玨這稀有的臺灣影劇國寶，並為糾正官方影史書的嚴重錯誤，2009年的金馬獎已頒給王玨特別貢獻獎，現在為他立傳出書正是適當時機，事實上王玨的個人傳記就是一部整個中華民國電影史，可作為中華民國百年大慶，廣送海內外同胞及友邦人士最好的禮物。 王玨還有一項對台灣電影有更重大的貢獻，王玨說：記得在政府遷台前，我已來過台灣三次。第一次是1947年從上海到台灣霧社拍《花蓮港》內景在台製拍，這是第一次和「台製」接觸；第二次是1948年，我們籌拍《緬甸蕩寇誌》，到鳳山看景，但因上海已亂，所以無法拍成。1949年夏天，共軍到了南京尚未進入上海，上海的各電影製片廠，都已被中共埋伏在各廠的地下工作人員控制，王玨因對台灣情況了解，不顧中共人員阻止，搶運中製的電影器材去台灣，將中製廠做地板的木板，訂了三百多個箱子，連夜將可用的電影器材，裝了三百多箱，另一方面去找船、找車，將器材吊上輪船，一百多個員工和眷屬，每人配備武器。每輛車上架起機關槍，中共人員看見王玨這樣積極行動，也不敢再阻止，船到基隆碼頭又全部運往岡山。 上海還有國民黨中電三個廠的電影器材。由於沒有王玨這樣的行動派強勢的領導，竟連一個燈泡都沒有運出來，完好的設備全變為中共所有，這時，台灣正籌拍《惡夢初醒》，由於農教公司所有設備都是拍十六糎影片，缺少拍35糎影片的器材設備，好在中製器材運到，及時解決了農教的大難題。中製廠人員撤退到台灣，部份人員和器材，分配到台中農教廠，在攝影棚旁建了鐵皮屋居住及沖洗房，解決了《惡夢初醒》的開拍問題，還有部份人員支援正愁無法開拍的《阿里山風雲》，中製立即派攝影組組長陳繼光，負責該片攝影，中製人員撤退來台，不但協助了兩部影片開拍，還有部份人員進入台製，加強該廠新聞片的攝製，可以當天出片。去年金馬獎就是為王玨搶運中製器材人員來台奠定台灣製片基礎，頒給王玨特別貢獻獎。感激他對台灣影業奠基盡了最大貢獻。 還有一點令人傷心的是，臺灣報紙在報導王玨得《皇天后土》最佳男配角金馬獎時說：臺灣年輕影迷認識王玨是從八○年代《皇天后土》開始。王玨在重慶時代、上海時代及從臺灣去羅馬之前，至少拍了20部片。他到羅馬後又拍了近50部歐美電影，居然臺灣很少人知道。可見臺灣影史文化的落後。王玨在羅馬拍歐洲片，此間中央社曾有多次發出圖文報導，都刊在報紙的國際版，作為臺灣新一代的影劇記者，不進修中國影劇史和臺灣影劇史嗎？如此孤陋寡聞，不有愧職守嗎？ 最使王玨傷心的是，重修臺北市中山堂後，文化局撰寫的中山堂話劇史，居然漏了王玨重啟中山堂劇運的一章，原來1948年11月（民國37年）南京國立劇專劇團來臺演出《文天祥》和《大團圓》後，1949年大陸政局大變，中共即將於1950年元旦建國，劇專劇團奉命即刻返回大陸，臨行匆匆把中山堂幕布燒壞，還偷走一個萬支燭光的大燈泡，臺北市議會決議，今後中山堂不得出借演營業性話劇。1949年中製廠撤退來臺，隸屬發生問題，同人領不到薪水，生活無著，想演話劇維生，當時臺北中山堂是唯一可演大型話劇場所，卻有禁令，身為大哥的王玨為同人生活去找當時臺北市長游彌堅獲特准，才推出王玨導演兼演出的《密支那風雲》，重新啟開中山堂的話劇時代。接著在中山堂推出《桃花扇》、《文天祥》、《碧血黃花》、《董小宛》等連串精采話劇，帶動整個臺灣劇運。這是臺灣文化史上重要的一頁，也是王玨自認對臺灣劇運最重要的貢獻之一。希望臺北市文化局趕快補正。更希望文建會、新聞局、文化局等有關單位不要再忘了王玨，應給予93高齡的資深影人適當的尊重。王玨是兩岸三地碩果僅存的國寶，他留在臺灣，應是臺灣的光榮，也是國家的文化財 。王玨的委屈，不是他個人問題，而是整個臺灣文化歷史的荒謬現象，值得朝野人士共同來正視。 最難得的是，2006年，王玨在家裡摔傷骨折，進行治療，當時文建會主委邱坤良獲悉，立刻坐車到王玨家中，親自慰問，並贈新台幣五萬元慰問金，這才是文化主管對資深文化人的尊重，其他有關單位仍不聞不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