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記學與世界漢學論集

本次論文集是由佛光大學歷史系主辦「《史記》學國際研討會」於會後編審集結而成，此會目的將中國史學經典─《史記》置於世界漢學的脈絡中來對話，希望藉此闡明一件事實：一部偉大的文本可以是世界所共享的珍貴資產，而不是專屬於某個地區或語言。司馬遷的《史記》不只是東方文化的遺產，在世界各地皆有其研究者與愛好者，努力不懈的從事翻譯和詮釋的工作。

此次與會的除了兩岸為主的華人學界，也邀請了來自德國、捷克、法國、美國、日本、韓國、新加坡等地專門研治《史記》學的學者專家，在各自不同的文化背景與思想脈絡中，交換並且分享彼此的觀點和成果。太史公《報任少卿書》中言：「藏諸名山，能有多少後之覽者，又有多少能有感於斯言者！此正所以見其為所當為處，有不容於己者，更有不容於筆而必於筆下流出也。」此言正道出了許多後世研究者及推廣者的心聲！《史記》其具備之廣大流長價值亦在於此，後人在不斷詮釋翻譯經典的過程當中，照見一己之學思生命歷程，並因此能堅定不移地繼續下去。

李紀祥

中國文化大學史學博士
師事錢賓四，宋旭軒，馬先醒，蔡仁厚等先生。
現任佛光大學人文學院院長，歷史學系主任及中國歷史學會理事長。
專長領域為宋明理學，春秋學，史記學，釋奠學以及史學理論等。

節錄自【二十一世紀初翻譯史記的回顧輿啟發：兼介紹史記翻譯成捷克文的研究項目】
羅然 Olga Lomova
布拉格查理士大學

III.
中國讀者歷來注意史記語言和敘事結構，相信太史公不同筆法能反映他的直接或間接的褒貶，還有發憤著書的說法。最近西方研究史記有了新的頃向接近於這種傳統讀法，研究史記語言和敘事結構，注意史記的主觀性，加上討論史記文學性。
1981 年美國漢學家Joseph Roe Allen 在美國「中國文學「發表了關於史記敘事結構文章，15 後來有幾個美國研究史記的學者主要考慮史記的敘事特點。這些研究方法收到文學心理學以及一些現代文學理論（ semiotics, narratology等）的影響。代表這個頃向的主要著作是Stephen Durrant 的1995 年紐約大學出版的「The Cloudy Mirror. Tension and Conflict in the Writings of Sima Qian.」
這種學術頃向也反映著現代普通歷史學上新的發展。普遍史學新的思想對史記研究最有啟發的是探討19 世紀歷史學客觀科學性，討論在客觀知識不可避免的主觀成分，也討論歷史學的故事性（ fictionality）。
新的史學發展還注意現在我們普遍用的「科學」，「歷史」，「文學」等概念不是永遠不變存在的，研究它們的歷史局限性。
從這些角度看史記，我們會更好的瞭解司馬遷一些過去疑古派學者看作是「不科學的「說法，也會重新再考慮漢朝司馬遷編纂史記的目的跟現代大學教授寫歷史書不同在哪裡。新的歷史學演說（ discourse）也給我們機會重新思考史記歷史或文學本質的爭論，讓我們發現歷史和文學成分同時存在，文學性也會有它的史學意義（「講故事有時可能更証實的反映現實」）。

IV.
新的捷克文史記翻譯的策略基於以上的回顧一百年左右史記研究。
筆者除了保存Pokora 先生已完成的幾片譯文外，另採取接近於華茲生翻譯法和新的史記研究方法。在翻譯史記過程中當然大量利用傳統歷史學研究成績、借用中外學者對個別的史記難題的研究，但是避免附加太多注解，希望捷克讀者讀起來也能欣賞史記的文學美。翻譯工作在保存原來的敘事結構和語言修辭方面下功夫，希望通過保存太史公書的獨特敘事藝術和語言，能表達它的主觀性，也能用捷克文再創造漢代生活思想世界圖象。這樣作，雖然不完全符合Pokora 先生的原來翻譯策略，但是也不反對他的對史記的理解，因為他很清楚的意識到史記的主觀性和文學性，曾經在一片文章說，「史記是係年歷史同時還表達作者主觀看法，也包含著很多小說之類的成分。」
譯者著重保存文本的原來面貌，保存作者主觀聲音，自然會引起一系列文本真偽問題以及作者問題。翻譯到底保存誰的主觀性？雖然我同意這些都是很重要的問題，在考慮翻譯策略時，我還是不太注意，因為我希望捷克讀者通過我的翻譯能聽到的司馬遷聲音，跟中國讀者兩千年聽到的司馬遷聲音一樣，就是中國文化想象的司馬遷，哪怕這個歷史人物在一些方面是後來讀者想象出來的。這樣太史公作為主觀人物，同時是中國文化的表現。我作為長期翻譯中國文學的人相信最寶貴的是，這個”他者”（ other） 文化的聲音裡包含著不少人類文化普遍的音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