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懸的畫布：不帶理論的旅行（簡體書）

《高懸的畫布:不帶理論的旅行》收入社科院文學所陸建德先生關于外國當代小說和西方理論家的導讀文章，凡22篇，內分四輯：第一、二輯集中討論“世界文學”和“英美文學”，在作者最擅長的研究領域中包含著東方視野。第三輯訓淪的對象雖是英語寫作，但如奈保爾和庫切，都有原屬殖民地、努力進入英國文學脈絡的背景，對他們“處處得益于英國文學，然而又為這層關系不安’的狀態，是作者敏感而又深入探求的。而該輯與前兩輯形成強烈對比之余，更是帶出了第四輯超越小說、逐步進入“思想”層面探討的步履。全書不但通過文學看“世界”，更在外國文本的解讀中，融入了大量對于中國問題的關切。作者這種文學化的語言、廣博的興趣和富有想象力的學術視野，都是值得注意的。

陸建德，浙江海寧人，1954年2月生于杭州，1982年畢業于上海復旦大學，1990年獲英國劍橋大學博士學位。多年供職于中國社會科學院外國文學研究所，曾任《外國文學評論》主編，現任文學研究所研究員、所長.主要學術興趣為英語文學和中國近代史，著有《破碎思想體系的殘篇——英美文學與思想史論稿》與《思想背後的利益：文化政治評論集》等。

《高懸的畫布:不帶理論的旅行》……我自己更愿意做後一類讀書人，可惜這本文集里的文章，不少是編輯布置的導讀性質的作業，因此閱讀不是全無目的。好在出版社里的朋友們有眼力、讓我在做功課的過程里經歷了種種在大路上跋涉、在山坡上攀登的年輕讀書人的樂趣，看到了一張張商懸的畫布，而且還在那些永遠留待一代代讀者完成的畫布上，留下一些自己的筆觸，與同行者分享、交流。
納博科夫的這句話深得我心：“擁抱全部細節吧，那些不平凡的細節！”如果這本書里留意到的細節體現了我的興趣和心得，并由此產生一點微弱的感染力，那么我就非常高興了。我的閱讀，漫無章法，缺少理論的裝備，恐怕行之不遠。然而沒有理論的讀者，就像沒有地圖的旅人，也會有一些不期而至的收獲。
——陸建德

波德萊爾在《遠行》一詩里寫到為了旅行的旅行。為了發現新奇的旅行，真正的旅人為走而走，“他們欲望的形狀有如云朵”，天堂地獄都去得，心輕得像氣球，總是說：“走！”這樣的遠行，可以有多種方式，人們甚至不必借助交通工具：
我們想遠行而不用蒸汽和風帆！
為了把坐牢一樣的煩悶減輕，
我們的精神如畫布一般高懸，
請畫上你們的回憶及其遠景。（郭宏安譯）這里遠行變成了記憶和創造的行為，它可以是繪畫，也可以是詩歌，也可以是一般的寫作和閱讀。高懸的畫布既是歷史的，也是想象的。它已經有了線條色彩，但還是繼續可畫的，作者、讀者和形形色色的遠行者的心智在這塊畫布上相遇。這就是本書題目的來歷。
詩人波德萊爾在畫布上寫出了當時人類還未知的新奇，他也帶了他的讀者踏上遠行之路。旅行與讀書總是十分相像。蒙田說，旅行使我們看到眾多別樣的生活、思想和習俗，其長處是心靈持續不斷地練習注意從未見過的新鮮事物，實在是最好的培養生活能力的學校。（散文《論虛妄》）善游的蒙田為鍛煉心靈的敏感，曾經漫無目的地離家遠游，時間長達十七個月。但是他上面那段話不也是在講述讀書的本質嗎?打開一本好書，我們就準備見識別樣的生活，體會一個可能的世界。弗吉尼亞·伍爾夫喜愛蒙田，她也欣賞蒙田和波德萊爾式的遠行者——他們將遠行自身視為目的，出發時不知在哪里過夜，或什么時候回來。伍爾夫還說：“最需要也是最難得的是，我們應當在出發前找到性情相投的人同行，在途中可以隨時向他傾吐我們頭腦里產生的想法。因為，快樂若無人分享，便缺少滋味。”伍爾夫談讀書的時候往往也用相似的語言。她所偏愛的閱讀不是為了獲取知識和教益，而是為了交流，為了把交流擴大到我們的時代和地區之外。她將讀書人分為兩類：一類讀書是為了學問，另一類讀書則不帶目的。前者固然討人喜歡，但是面容蒼白，身體贏弱；後者完全不一樣：“一位真正熱愛讀書的人應該是非常年輕的。他充滿了好奇心，滿腦子各種想法；他胸襟開闊，樂于交流，對他而言，閱讀與其說是書齋里的苦心鉆研，不如說是輕松活潑的戶外活動；他在大路上跋涉，他在山坡上攀登，他越登越高，直至最後空氣太稀薄而難以呼吸；對他來說，閱讀根本就不是埋首書案邊的求索。”（散文《讀書時光》，張軍學、鄒枚譯）
我自己更愿意做後一類讀書人，可惜這本文集里的文章，不少是編輯布置的導讀性質的作業，因此閱讀不是全無目的。好在出版社里的朋友們有眼力，讓我在做功課的過程里經歷了種種在大路上跋涉、在山坡上攀登的年輕讀書人的樂趣，看到了一張張高懸的畫布，而且還在那些永遠留待一代代讀者完成的畫布上，留下一些自己的筆觸，與同行者分享、交流。
先來談談這本書里的分類。第一組文章題為“天下人的口音言語，都不一樣”，涉及的作家有阿摩司·奧茲、奧爾罕．帕慕克、大江健三郎和艾·巴·辛格。他們都來自非英語國家，因此歸人同一組。辛格常年生活在美國，但一直用意第緒語寫作。他在精神上更屬于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前的中、東歐猶太社區，將他劃歸美國文學，恐怕不合他的心意。
第二組文章所評論介紹的都是英美小說。前兩篇關于康拉德和麥克尤恩，後三篇則與美國文學相關，涉及多斯·帕索斯、羅伯特·斯通和理查德·拉索。題目“平常生活的禮贊”選自其中一篇文章。這些作家對敘事的復雜性當然都是有所意識的，但是他們還在講故事，并沒有為語言與所謂的現實的關系而苦惱，沒有寫“元小說”或者把小說視同哲學概念的演繹。
第三組文章論及的兩位作家也是用英語寫作的，如并人第二組，似不盡合適。這里略作說明。奈保爾和庫切都有英聯邦的背景．可以歸為一類。奈保爾在英國生活了六十年，對英國的價值深深認同，甚至被封為“爵士”，可以說早就是英國作家了。但是他的作品主要刻畫的是西印度群島、非洲和印度以及非阿拉伯穆斯林國家，并沒有像亨利·詹姆斯和康拉德那樣深入自如地描寫英國習俗。將他的歸屬定為英聯邦，他會感到心安吧。由這兩位作家想到自19世紀以來英國在殖民地推行的英語教育。當年魯濱遜在荒島上教“星期五”說英語，稱贊他是個好學生。現在學生的英文已經不遜于老師，而且極大地豐富了英語創作，這是“二戰”後世界上最重要的文學發展趨勢之一。庫切作出了與奈保爾非常不一樣的選擇。他從小喜愛英國，但是離開南非後，英國卻不是他的首選之地。他處處得益于英國文學，然而又為這層關系不安。假如笛福代表英國的話，他和笛福究竟是什么關系?是“主人和奴隸?是兄弟，雙胞胎兄弟?手挽手的同志?還是敵人、仇敵”?也許他們可以比為駛往相反方向的船，或者說是船上做苦力的水手：“他們的船交會時貼得很近，近得可以抓住對方。但大海顛簸起伏，狂風暴雨肆虐而至：風雨沖刷著雙眼，兩手被纜繩勒傷，他們擦肩而過，連揮一揮手的工夫都沒有。”（文敏譯文）
第四組文章與小說無關，對象較雜，如來自英國的凱恩斯、E．P．湯普森和雷蒙·威廉斯分別是經濟學家、史學家和文學批評家，但是他們思考的范圍遠遠超出了他們的專業。關于凱恩斯的文章是斯基德爾斯基《凱恩斯傳》一書的書評，作于2006年。我當時覺察到作者故意將凱恩斯“右”移，或者在將凱恩斯與哈耶克比較時對後者有所偏袒，于是行文時不敢茍同。金融危機爆發後，斯基德爾斯基小心調整了自己的立場，寫了《別了，新古典主義革命》等文章與格林斯潘所象征的一切保持距離，并在2009年出版《凱恩斯：大師歸來》一書，呼吁經濟學界、金融界恢復凱恩斯式的倫理關懷。這些變化倒與我那篇書評的基本精神相近。這組文章後面兩篇與美國學者相關。喬姆斯基是一位“越界者”，他是20世紀最偉大的語言學家之一，可是他又全身心地投人到對美國外交政策的研究中。就此而言，他還可以被稱為亨廷頓的同行。文集里最後那篇文章是借亨廷頓的《變化中社會的政治秩序》一書討論治理形式與治理程度孰輕孰重的問題。最近寫了一些關于中國近代史的文章，希望它們是下一本集子的內容。
納博科夫的這句話深得我心：“擁抱全部細節吧，那些不平凡的細節！”如果這本書里留意到的細節體現了我的興趣和心得，并由此產生一點微弱的感染力，那么我就非常高興了。我的閱讀，漫無章法，缺少理論的裝備，恐怕行之不遠。然而沒有理論的讀者，就像沒有地圖的旅人，也會有一些不期而至的收獲。
書稿2009年初就交給三聯書店了，中秋正值國慶長假，想提筆寫這篇短序。一時難以落筆，抬頭看到窗外大片絮狀的白云浩蕩而來，皓月在云間時隱時現，而云和月的背後是深不見底的寶藍色夜空。天幕原來是如此優美的畫布，優美得讓人失語。也許自己在畫布上的涂抹不如人意，總是難以面對，這篇序就拖過了春節。最後我得感謝編輯鄭勇先生和衛純先生。他們不僅就本書的分類提出了很好的意見，還寬厚地容忍了我的拖沓。
陸建德
2010年春

序言
天下人的口音言語，都不一樣
超越家庭和民族
揚眉吐氣之日
為了靈魂的純潔
意識形態的顏色
互文性、信仰及其他
平常生活的禮贊
一部想象之作的道德意義
“文明生活的本質”
中轉
校園與中央情報局
平常生活的禮贊
最聰明的學生
奈保爾與《河灣》
閱讀印度，認識中國
黑暗的啟示
過失與重罪之間
幽暗人心
斷章中的政治與性情
文明的外殼
“不僅僅是經濟學家”
習慣的力量
詞語的政治學
附：撒切爾夫人的“民族主義”
永不停息的叛逆者
統治形式與統治程度

《兇年紀事》中多政治，但也是“為文學一辯”式的著作。將文學與政治斷然分隔開來總是不妥的。文學即人學，永遠涉及“應該怎么生活”這個折磨晚期托爾斯泰靈魂的問題（見《隨札》第十三篇《寫作生涯》）。C先生并不像浪漫主義者那樣將作家視為“未經認可的立法者”，他戲稱作家無非只是“娛樂業中不太眩目的那部分的一員”。但是艾倫之類不免小看了文學的力量。C先生寫道：
這些信息行家們忘了詩與詩意，那里面的文辭可能與詞典
上的解釋大相徑庭，那里隱喻的火花是永遠超越解碼功能的，
還有，那里面有著永遠無法預測的閱讀的可能性。“解碼”出自于“信息行家”艾倫之口倒也自然，可嘆的是它近數十年來也變為文學理論界偏愛的行話。庫切本人多年研究、教授英語文學，他對20世紀的文學批評卻是不大恭維的。《危言》與《隨札》中有好幾篇關于文學的短評。C先生為文學一辯，為經典一辯，尤其為托爾斯泰和陀思妥耶夫斯基一辯。俄羅斯形式主義者連篇累牘的研究無非要證明，托爾斯泰只是一個修辭學的高手，講故事的專家，有本事讓讀者渾然不覺地落人他的圈套。他們以為，如果能把這些技巧一一歸類、解碼，那么他們就掌握打開文學奧秘的鑰匙了。稍後，羅蘭.巴爾特和福柯的一系列關于作者的說法也是跳不出修辭的窠臼。C先生不敢茍同所有獨重形式和修辭的文學理論。他寫道，這些理論界的大師紅過一陣後還是如過眼煙云，絲毫撼動不了托爾斯泰的權威。C先生相信經典，相信經典里人道的理念和滲透了人性的故事。在《隨札》最後一篇，C先生講到自己閱讀《卡拉瑪佐夫兄弟》時竟然抽泣起來。他感謝“俄羅斯母親”對人類的貢獻，正是托爾斯泰和陀思妥耶夫斯基這樣的作家為後世確立了檢驗作品的試金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