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自由到壟斷：中國貨幣經濟兩千年（上）

凱恩斯在《貨幣論》裡頭有一句話：「如果以貨幣為主線，重新撰寫經濟史，那將是相當激動人心的。」這部《從自由到壟斷──中國貨幣兩千年》就是從貨幣經濟的角度，對中國歷史的一番梳理和解讀。

作者朱嘉明是中國大陸在一九八○年代的「改革四君子」，受趙紫陽提拔，先後擔任國務院技術經濟研究中心助理研究員、中國社會科學院副研究員、河南省體制改革委員會副主任、北京青年經濟學會負責人、《中青年經濟論壇》主編、中國西部研究中心主任、中信國際問題研究所副所長。

朱嘉明在一九八四年籌辦「莫干山會議」，意氣風發，今天中國大陸金融界的一把手，如央行行長周小川、北京大學光華管理學院院長張維迎、中國國務院副總理王岐山，都是當年在會議中登場的青年學者。

六四之後，朱嘉明流亡海外，先後在美國、澳州、東南亞各國進修、工作。二○○○年之後，先後在聯合國工業發展組織（UNIDO）擔任工業發展官員，目前在奧地利維也納大學任教。

　在這部耗時十年完成的著作，朱嘉明不僅思考當年中國大陸經濟改革之後，人民幣如何從沒有「含金量」、同時也不具備一般貨幣功能的通貨，走向市場經濟、進而發生通貨膨漲的過程，他更從歷史的脈絡，去看待貨幣在中國過去兩千年歷史中所扮演的角色，因而有了許多新的見解。

秦始皇滅六國，中國從此走入中央集權的皇權統治，但其中當時的統治技術還不足以管理這麼大的國家，因而貨幣經濟這一塊，向來是歷朝歷代鞭長莫及的，也因此，中國的貨幣經濟向來表現出濃厚的自由經濟色彩。而秦朝本身的滅亡，很大一部分原因是統一幣制，造成通貨緊縮，「錢貴物賤」。

中國向來是以政治力量的強弱來評判一個朝代的表現。所以像南宋，一般認為是不及格的朝代，但是從貨幣經濟的角度來看南宋，由於南宋的商品經濟非常發達，所積累的財富足以支撐與蒙古長達三十年的軍事對抗，甚至，在蒙古滅宋之後，宋朝的貴金屬財富成為蒙古維持一個橫跨歐亞帝國的資本。

　像這樣不同於一般看待歷史的見解，在書中處處都是。而這本書就現實層面最重要的關注在於：國民政府在中國大陸所做的法幣改革以失敗告終，且為人民幣登場鋪了路。在作者眼中，人民幣是法幣的一種延續，而其基本想法都與凱因斯的貨幣思想相關。

　目前的人民幣是一種「雙重」壟斷的貨幣，國家對貨幣發行權的壟斷和對支持人民幣的物資資源的壟斷。人民幣成了完全依賴於政府和國家信用的紙幣。在人民幣制度下，中國人民財富的形態只有人民幣，而人民幣為國家壟斷，國家透過人民幣供給數量和物價的不斷變動，實現國民財富的重分配。

　在這樣的情形下來看人民幣的國際化、能否取代美元，以及如何控制通貨膨脹，都存在許多變數，本書在這部份，恰可提出多角度的觀照。

朱嘉明

畢業於中國社會科學院（CASS）研究生院（1978-1981, 1985-1988），獲得經濟學碩士、博士；美國麻省理工學院（MIT）（1993-1995）獲得MBA。
1980年代，參與中國經濟改革，先後任職於國務院技術經濟研究中心助理研究員、中國社會科學院副研究員、河南省體制改革委員會副主任、北京青年經濟學會負責人、《中青年經濟論壇》主編、中國西部研究中心主任、中信國際問題研究所副所長、中國改革開放基金會負責人。
1989年離開中國。1990年代，先後在美國、澳州、東南亞各國學習、工作。2000年以後，先後在聯合國工業發展組織（UNIDO）擔任工業發展官員，奧地利維也納大學任教。
著有《朱嘉明文集》（一─三卷）（非公開出版物，2009）、《中國大陸工業企業》（1994）、《中國大陸鄉鎮企業》（1994）、《論非均衡增長》（1988）、《中國需要廁所革命》（編者）（1989）、《沒有極限的增長》（合譯，1985）、《國民經濟結構學淺說》（1984）、《現實與選擇》（合著，1984）。

這部著作非常出色的一個特點在於朱嘉明先生提供了一個奇特的理論基礎，把哈耶克經濟思想和凱恩斯主義這兩種截然對立的經濟學派結合起來。──奧地利維也納大學副校長 魏格林博士

他序
一：

一幅中國貨幣經濟的《清明上河圖》

王巍（中國金融博物館理事長）

讀畢朱嘉明先生六十萬字的論著，一幅縱向描述中國金融史的《清明上河圖》徐徐展開。靜心把卷，「大弦嘈嘈如急雨，小弦切切如私語，嘈嘈切切錯雜彈，大珠小珠落玉盤」，兩千年貨幣經濟演變栩栩如生。此等格局，這般功力，正合嘉明先生本性。
一九八四年，第一次在北京聽嘉明先生講演，正為此公意氣風發問政獻策之際。莫干山改革會議的組織奠定了他當代思想家的底色與視野。一本《國民經濟結構學淺說》，洛陽紙貴，展示他大格局解析複雜系統的思維能力。
一九八九年到九一年間，我們在美國為鄰，不時添酒回燈徹夜長談。於政治之外，他更著眼於野史與掌故，主流意識形態的影響已經解構，究心之術開始取代殿堂對策。仍隱約記得一起策劃建立海外金融機構，隔靴搔癢，聊補嘉明未能參與國內金融改革之遺憾。
二○○八年，再?嘉明先生則是歷盡滄桑再著書之狀。海外曲折經商和顛沛流離的磨礪更打造一個對話的立場，而非高頭講章之狀。貨幣經濟史成為他學術新旅的起點，皆因凱恩斯有言，從金融角度觀史，歷史將被顛覆，此語更合嘉明先生意興。
觀之中國金融通史，古道斑駁，罕有人至。士農工商序列之中國，金錢乃不雅之物，於史乏陳。民國金融史家，多成名於考據和資料整理。共和國建立之後，金融學大抵淘汰，成為財政學之附庸，銀行與各種金融機構也是名存實亡，不務正業。加上意識形態主導，金融理論幾近無存。
最近三十年，金融界死灰復燃，蒸蒸日上，但商業氣氛濃郁，鮮有學者甘於寂寞守住書齋。大學中的金融史專業幾乎絕跡，海外學者也不過以西方金融通史來附會中國現狀。有觀念之書，無學理之作，這也是何以金融陰謀論一時盛行於坊間的緣故。
我在創建和經營中國金融博物館的幾年中，苦尋金融名家和金融史料，上下求索，深知此域之荒蕪凋零，諸多名流不免盛名之下其實難符。即便在西方，金融史也是冷門。每遇金融危機出現，便有若干學者痛定思痛，搜羅一圈史料，做些新解，炮製幾本暢銷書，僅此而已。一本金德伯格的《西歐金融史》主宰了半個世紀的西方教學，近年英國人弗格森出版的非學術作品《貨幣的崛起》也是一路暢銷全球。
當下未了的全球金融危機，正是風雲際會新學興起之時。厚積薄發的嘉明先生因勢利導，適時推出此卷，高屋建瓴的梳理了兩千年中國貨幣的歷史脈絡，奠定了當代貨幣經濟的獨特格局。條分縷析，絲絲入扣，架構歷史橋樑。披沙瀝金，孜孜以求，解讀從來誤曲。箇中艱辛，需行家體會；整體突破，必高手心知。
以在下淺薄心力，無以學術置評，但此書填補貨幣經濟通史之空白，則不言而喻。單單共和國成立以來六十年的當代中國金融里程之鋪架，便前無古人。此六十年實在是天翻地覆的變化，不僅在中國，即便全球也是豁然開朗。不立足當下，則前史無義，未來無據。史家與思想家之重要分野便在於把握當下之能力，這也是嘉明最著力、最擅長、最豐富的領域。
朱嘉明先生對貨幣邏輯與歷史脈絡的設計與表述建立了一個討論平臺，箇中觀點與論據的展示或有不同立場之別，見仁見智之度。生活態度、價值取向和思想資源等差異將衍生出無數不同的看法和結論，這恰恰是一個公共平臺建立的成功標誌。如同舉著火把照亮洞穴的先賢，能夠看到後來者紛紛在光芒普照下尋覓各自珍寶之時，嘉明先生應當會感到滿足的。
作為老友和同行，我也欣慰的期待著這一縷光芒。

二：

哈耶克vs凱恩斯：解讀中國貨幣經濟史的鑰匙

當代中國教授、奧地利維也納大學副校長 魏格林博士（Prof. Dr. Susanne Weigelin-Schwiedrzik）

我是這本書最早的讀者。我和朱嘉明博士在維也納大學同事八年有餘。在他撰寫這本中國貨幣經濟史稿的過程中，我們就這本書的思想、架構和理論基礎進行過多次交流。如今，朱嘉明多年來的努力終告出版，乃是他學術生涯中的一大成就，可喜可賀。我們身為朱嘉明在學術上的同事，這是我們討論中國經濟、政治、文化的一個新平臺。
朱嘉明博士在前人的研究基礎之上，寫出了一部跨越幾千年的貨幣經濟史論。表面上看來，這部著作沒有明白顯現一個理論框架, 然而它有一種強大的內在邏輯性，使得書中所包含的很多資訊是上下、前後、左右聯繫在一起的。讀者稍加細讀，不難在字裡行間看出這個強大的內在邏輯性，並知道 這是一種特殊的理論選擇的結果。
這部著作非常出色的一個特點在於朱嘉明提供了一個奇特的理論基礎，把哈耶克經濟思想和凱恩斯主義這兩種截然對立的經濟學派結合起來。朱先生將中國貨幣經濟劃分為傳統貨幣經濟和現代貨幣經濟兩個階段。前者歷史悠久，後者時間很短。從大的方面看，他試圖用哈耶克解釋傳統貨幣經濟，用凱恩斯解釋現代貨幣經濟，同時又以哈耶克作為批判現代中國貨幣國家化的一個理論基礎，而凱恩斯則是他解釋中國傳統經濟不足之處的一種理論工具。這是一次有意思又有意義的嘗試。
中國傳統貨幣經濟體系是放任的。不論是宋代的紙幣還是明朝的白銀化，都來自民間的創造，而非政府的設計。也就是說，中國的傳統貨幣系統不是一個依賴國家的系統。各種貨幣同時存在，同時流通，保障了經濟順暢運行，發展出一個包容性很強、靈活性很大，容許遠距離區域貿易的可持續性的經濟體系。這非常接近哈耶克所追求的自發秩序理論和貨幣非國家化理想。哈耶克沒有直接影響中國的貨幣經濟，但是中國貨幣經濟卻為哈耶克思想提供了一個近乎完美的經驗證明。這是本書的一個很重要的發明。
到現在為止，哈耶克的貨幣非國家化的思想被認為是空洞、假設性、沒有實際基礎的，遑論有學者試圖用哈耶克的思想來解釋中國傳統貨幣經濟。 哈耶克之所以進入有關中國傳統貨幣史的研究，實際上是因為他的思想在反思和批判毛澤東時代的計劃經濟，以及當下國家發動現代化的過程，是極為有力的思想和理論資源。在一個這樣的背景下，哈耶克理論在中國經濟界開始產生影響，而朱嘉明是在這個脈絡下選擇以哈耶克來解釋何以中國傳統貨幣經濟有那麼巨大的活力，以及毛澤東時代中央計畫失敗的原因，還有中國在不遠的將來可能面臨的問題。
凱恩斯主義從一開始就帶有「教義」的特徵，對中國的影響遠遠超過人們的想像。凱恩斯在一九二六年發表《自由放任主義的終結》時，恰是南京政府建立和開始設計政府干預經濟戰略之時。國民黨的工業化戰略基於這樣的理念：國家必須在現代化中起主導作用，現代經濟需要國家控制金融體系。
這是國民政府啟動一九三五年貨幣改革的指導思想，也是中國現代史的一個分水嶺：在一九一一到一九二七年間，經濟在國家極端虛弱而無干涉能力的條件下得到充分發展，而一九二七年以後，在日本與蘇聯的成功影響之下一步一步引入國家對經濟的主導。儘管這項改革比凱恩斯革命早一年，但是有理由相信，中國經濟學家也受到凱恩斯的影響。 國民黨的「廢兩改元」，一九三三年建立銀本位；一九三五年又將之拋棄，引進法幣，是向貨幣現代化的躍進。
但一九三五年貨幣改革有兩個未預見到的影響：一是它為政府提供了一種可能性，即印刷紙幣。而這種新的可能性導致一九四八到四九年的通貨膨脹；同時也給共產黨提供了機會，發展非法紙幣，直至摧毀國家貨幣系統。儘管大多數研究者強調共產黨戰勝國民黨，主要是軍事上的勝利，然而，讀了此書之後，我們必須看到另外一個重要原因，那就是貨幣的威力。共產黨奪取政權之前，已經建立了自己的金融貨幣體系。所以，一九四八年之後，當國民政府通貨膨脹處於不可收拾的狀態下，人民對國民黨政府的信心也下降。共產黨的人民幣成了一種替代性貨幣，使得共產黨在軍事上的勝利增強了它在經濟上的影響力。最後人民也在政治上轉而傾向共產黨。國民政府的法幣改革，是中國經濟史上轉向國家干預的一個重要的標誌和第一次高潮，而這個階段以崩潰告終。
在過去的三十年裡，凱恩斯經濟學始終是影響中國經濟改革的主要經濟理論，以至於今天的中國已經成了全世界最強的凱恩斯主義國家。另一方面，改革開放以來，曾在全世界幾乎成為主流的自由主義思想也引起很多中國經濟學家的注意，朱嘉明先生是其中之一。這部著作也是中國改革開放以來，國家占主導地位的情形下，中國一步一步建設市場化混合經濟體系過程的一個有啟發性的反思。
朱嘉明用凱恩斯，是為了瞭解釋中國現代金融系統的內在邏輯；用哈耶克， 是基於其歷史上的重要性，是為了批評中國現代金融系統的不足。大多數分析家多少都是用凱恩斯來衡量與解釋今天中國的經濟。即使最自由的分析家，似乎也認同中國政府在工業化過程中起主導作用，也認同改革開放的道路是成功的。很少有人敢於從另外一個側面來批判這個過程，更不用說有人走得像哈耶克那麼遠，去批判國家透過貨幣對經濟施加強大的影響，以及對社會上的每一個經濟主體施加的控制。
貨幣經濟在毛澤東時代經歷了歷史性倒退。貨幣在毛澤東時代是國家壟斷的。根據哈耶克的思想，這是人們為什麼不自由的主要原因。毛澤東時代是經濟主體依賴國家來維持自身生存最深的時代，而過去三十年中國經濟改革的核心是回歸貨幣經濟，實施經濟的貨幣化。中國經濟增長跟中國經濟的再貨幣化是緊密結合在一起的。不過這個再貨幣化的過程又是在國家愈來愈弱的情況下進行的。因此，經濟的貨幣化是伴隨著國家從貨幣系統退讓而進行的。它打開了向非國有經濟活動的機會之窗，使他們得到不再依靠國家而生存的機會。反過來講，經濟的貨幣化是在以國家為現代化的總組織者和總設計者的條件下進行的。如果從這個角度看問題，從一九七八年建立起來的體制，非常類似國民黨政府從一九二七年到一九三七年在南京建立的混合經濟體制。這個受凱恩斯主義影響的體制在一九四九年以失敗告終。今天，擺在我們面前的問題是，作為一個今天的凱恩斯主義體系，能否避免再一次的失敗？

二○一一年十一月於維也納大學

導讀
凱恩斯在《貨幣論》裡頭有一句話：「如果以貨幣為主線，重新撰寫經濟史，那將是相當激動人心的。」這部《從自由到壟斷──中國貨幣兩千年》就是從貨幣經濟的角度，對中國歷史的一番梳理和解讀。

作者朱嘉明是中國大陸在一九八○年代的「改革四君子」，受趙紫陽提拔，先後擔任國務院技術經濟研究中心助理研究員、中國社會科學院副研究員、河南省體制改革委員會副主任、北京青年經濟學會負責人、《中青年經濟論壇》主編、中國西部研究中心主任、中信國際問題研究所副所長。

朱嘉明在一九八四年籌辦「莫干山會議」，意氣風發，今天中國大陸金融界的一把手，如央行行長周小川、北京大學光華管理學院院長張維迎、中國國務院副總理王岐山，都是當年在會議中登場的青年學者。

六四之後，朱嘉明流亡海外，先後在美國、澳州、東南亞各國進修、工作。二○○○年之後，先後在聯合國工業發展組織（UNIDO）擔任工業發展官員，目前在奧地利維也納大學任教。

在這部耗時十年完成的著作，朱嘉明不僅思考當年中國大陸經濟改革之後，人民幣如何從沒有「含金量」、同時也不具備一般貨幣功能的通貨，走向市場經濟、進而發生通貨膨漲的過程，他更從歷史的脈絡，去看待貨幣在中國過去兩千年歷史中所扮演的角色，因而有了許多新的見解。

秦始皇滅六國，中國從此走入中央集權的皇權統治，但其中當時的統治技術還不足以管理這麼大的國家，因而貨幣經濟這一塊，向來是歷朝歷代鞭長莫及的，也因此，中國的貨幣經濟向來表現出濃厚的自由經濟色彩。而秦朝本身的滅亡，很大一部分原因是統一幣制，造成通貨緊縮，「錢貴物賤」。

中國向來是以政治力量的強弱來評判一個朝代的表現。所以像南宋，一般認為是不及格的朝代，但是從貨幣經濟的角度來看南宋，由於南宋的商品經濟非常發達，所積累的財富足以支撐與蒙古長達三十年的軍事對抗，甚至，在蒙古滅宋之後，宋朝的貴金屬財富成為蒙古維持一個橫跨歐亞帝國的資本。

像這樣不同於一般看待歷史的見解，在書中處處都是。而這本書就現實層面最重要的關注在於：國民政府在中國大陸所做的法幣改革以失敗告終，且為人民幣登場鋪了路。在作者眼中，人民幣是法幣的一種延續，而其基本想法都與凱因斯的貨幣思想相關。

目前的人民幣是一種「雙重」壟斷的貨幣，國家對貨幣發行權的壟斷和對支持人民幣的物資資源的壟斷。人民幣成了完全依賴於政府和國家信用的紙幣。在人民幣制度下，中國人民財富的形態只有人民幣，而人民幣為國家壟斷，國家透過人民幣供給數量和物價的不斷變動，實現國民財富的重分配。

在這樣的情形下來看人民幣的國際化、能否取代美元，以及如何控制通貨膨脹，都存在許多變數，本書在這部份，恰可提出多角度的觀照。

序 哈耶克vs凱恩斯：解讀中國貨幣經濟史的鑰匙

序 一幅中國貨幣經濟的《清明上河圖》

自序

第一章 傳統：自由、多元和非國家化的貨幣經濟（先秦─明清）

早熟而綿延的中國傳統貨幣經濟

多元化的貨幣體系

政府與民間都有鑄幣權

民間和市場主導借貸資本

土地、勞動力和商品的貨幣化

貨幣供給長期不足

中國傳統貨幣經濟和國際經濟

結論：中國傳統貨幣經濟，市場經濟和私有制相互依存

第二章 過渡：從白銀貨幣化、「銀錢複本位」到「多元本位」 (一四三六─一九一一)

明代的貨幣經濟: 從紙鈔到白銀化

「晚明之謎」

清代：貨幣部門、貨幣供給和通貨膨脹

清代貨幣體系的複雜機制

咸豐朝的幣制改革

光緒年間的幣制改革

第三章 轉型：從「銀本位」到現代信用貨幣制度 （一九一一─一九四九）

一九一一年至一九三○年代初的貨幣經濟

一九三三年： 確立「銀本位制度」

法幣改革

幣制改革的共識、決策、實施和管理

法幣改革與抗日戰爭

一九三五年幣制改革再評價

一九四五─四九：從通貨膨脹失控到貨幣金融體系崩潰

共產黨貨幣：從「非法貨幣」到「合法貨幣」

第一章 傳統: 自由、多元和非國家的貨幣經濟（先秦─明清）

放眼世界，只有中國的傳統貨幣經濟維繫二千餘年，從未中斷，成為中華文明久遠而獨立的重要象徵。中國的貨幣經濟史經歷了傳統貨幣經濟和現代貨幣經濟兩個階段。傳統貨幣經濟始於春秋戰國，到一九三三年「廢兩改元」，確立銀本位而結束。
很多人有一種錯誤的印象，認為中國傳統經濟就是農耕經濟，是自給自足經濟，是閉關守舊政策下的經濟，且長期處於停滯狀態。這種看法大謬不然。中國傳統經濟的真實面貌是：穩定的農工商結構、完備的產權制度、成熟的商品市場體系，早熟且從未中斷的貨幣經濟與全方位的國際經濟交流相輔相成。而且，歷朝歷代都奉行自由放任的經濟制度和政策，沒有控制經濟生活的意願，由此造就了中國傳統經濟的生命力、本質、深層結構和內在機制

＊＊早熟而綿延的中國傳統貨幣經濟

一般認為，貨幣經濟的自然形成，人口增加、技術進步、各地區商品剩餘增加、交通體系形成息息相關。貨幣因私人部門的需要而出現，透過貨幣降低交易成本。亞當．斯密說過，貨幣可以促進交換和鼓勵專業化經營。透過貨幣的使用，在不確定環境中獲取資訊和進行交易的成本因而降低，減少初始稟賦轉變為消費的交易次數，增加所有交易商的福利。$
但如果以為貨幣的產生只是經濟現象，似乎過於片面。「歷史學家與人類學家的共識就是貨幣是作為社會（及政府）的製造品而發展起來的，而不是作為私人市場上降低交易成本的機制。」換句話說，「貨幣是作為社會及政府的特殊品而發明的，而不是降低市場上的交易成本。貨幣的發明可能早於正式市場的發展；因此貨幣促進了市場的興起，而不是市場促成貨幣的誕生。」在先民社會，為瞭解決侵害者對受害者補償，為了行賄，需要確定有統一價格的一定單位的物品，導致貨幣體系的形成。世人對「錢是萬惡之源」的說法耳熟能詳，卻忽略了「惡是貨幣之源」的歷史事實。只是上述看法「稍顯模糊和有些社會邏輯化，並且過去也沒有辦法用到數學模型。因此，為了建立私人代理人（沒有政府）之間交易的數學模型，經濟學家只好傾向於忽略歷史事實，並同時採用一種均衡，既所有交易都是基於一種統一的貨幣工具。」$
中國的貨幣經濟究竟源於何時，既沒有文字記載，也沒有定論。中國由於歷史悠久，自「農工商交易之路通」之後就有貨幣。可是，中國早期的貨幣制度到底如何，太史公也說「靡得而記」。$ 可以確定的是，中國創造貨幣的時間比倉頡造字更早。依據夏朝遺址考古出土的天然和仿製的貝殼、冶銅址就可以推論，最遲在西元前十一世紀到西元前十世紀的商周之際就有了金屬鑄幣。$ 成書於夏、商時代《尚書．洪範》中，就有「八政」的記載，其中之一是「貨」，也就是貨幣。$ 所以，可以假定中國的貨幣經濟始於夏、商，實為不過分。
中國貨幣經濟成型於西周。《國語．周語》記載：周景公二十一年（前五二四年）的「鑄大錢、廢輕錢」，說明了周景公企圖鑄造大錢以替代小錢的通貨膨脹政策。$ 在周景公之前，楚莊王（西元前六一三─西元前五九一年）也有過改「小錢」為「大錢」的舉動。西周的貨幣有兩種，天然貝幣和稱量的金屬（青銅）貨幣。貴族間的土地買賣已經以貝幣定價。司馬遷的《史記》談到貨幣，但沒有全面探討貨幣的起源，而是將之與商業、交換相聯繫：「農工商交易之路通，而龜貝金錢刀布之幣興焉，所從來久遠，自高辛氏之前尚矣，靡得而記雲。」$
春秋戰國是個急劇變化的時代，卻也是中國貨幣經濟得以長足發展的時期。因為地權逐漸鬆動，「田里不鬻」的局面逐漸為土地私有所代替，以地權凝固的公有土地為基礎的農村公社解體，「工商食官」制也被打破，經濟發展，商品經濟進步，貝幣逐漸消失，貴金屬的黃金成為主要貨幣，黃金甚至開始成為衡量財富的尺度和一般等價物。同時，青銅鑄幣貨幣日益活躍，齊刀、趙布、秦圜錢流通領域日益擴大。流通於楚國的「郢愛」和「蟻鼻錢」在中國貨幣總體中佔有一席之地。戰國時期，各國錢幣因地而異。在春秋戰國時代，民間交易還以牛皮幣作為支付工具。$
從秦朝到兩漢，中國貨幣經濟經歷了從放任自由到政府干預，從貨幣供給相對充裕到空前短缺的不同階段。總的來說，西漢大體完成了從「自然經濟社會」、「半貨幣經濟社會」向「貨幣經濟社會」的過渡。在漢武帝之前，皇帝和朝廷沒有干預經濟的意願，是民間，而不是國家主導貨幣體系。進入漢武帝時代（西元前一四○─西元前八七年），政府開始具備貨幣政策意識，國家開始全面干預貨幣經濟，確立「五銖錢」貨幣體系，中國得以形成一個全國性的貨幣制度。在這個意義上說，漢武帝不僅完成了秦始皇未竟的貨幣統一，而且為秦始皇沒有創立的「重農抑商」國策提供了穩定的貨幣制度。從此，「貨幣開始在公私經濟生活中，占了重要的地位」，「在此新舊交替的時期，社會財富分配，以及人與人之間的關係，皆有變動。」$ 東漢是貨幣經濟的重要轉捩點，不僅黃金似乎突然消失，而且銅錢流通量也急劇減少。東漢末年至魏晉至唐中葉的大約六百年間，商品經濟的總趨勢是衰落，自然經濟抬頭，黃金退出貨幣行列，部分實物貨幣，例如糧食和絹布，填補了金屬貨幣留下的空白，貨幣經濟處於低潮。
中國進入唐朝之後，商品經濟繁榮，貨幣經濟走向復興，唐代的貨幣除了銅錢與金銀之外，還有絹帛。到了宋代，人均產值進入發展高峰；生產率顯著提高；科技創新成果眾多；發生對整個歐亞大陸有重大意義的商業革命。在貨幣經濟方面，不僅「制錢」在質量方面達到歷史高峰，創制發行了諸如交子、錢引、貢子、會子等紙幣，白銀加入貨幣體系，金融機構多樣化，而且在東南亞和日本形成了中國貨幣圈。
元朝實施禁海和禁夜市，宋朝經過上百年興建的水利良田變成草場、牧區和養馬場，中國商業和農業全面倒退，貨幣的需求和供給全面萎縮。在貨幣制度方面，實行紙幣制度，最後通貨膨脹不可抑制、國民經濟崩潰而覆滅。
明清兩朝，貨幣經濟有過短暫的衰退。但是，明朝奠定以白銀和銅錢為主體的貨幣體系框架並沒有實質改變。自十六世紀中葉的 「白銀世紀」開始，中國貨幣經濟與世界貨幣經濟從分流逐漸走向融合，貨幣供給呈現出不斷加大的趨勢，「錢荒」現象逐漸消失。
自春秋戰國至清朝這兩千餘年，貨幣制度和貨幣體系雖然充滿波動、振盪、革新、崩潰，卻從未真正中斷。在中國的貨幣體系中，一直都包括黃金、白銀、銅錢，甚至紙幣，在不同的時期，有不同的組合模式。以銅為代表的賤金屬和以金、銀為代表的貴金屬長期並存，而銅和金，特別是銅和銀的比價，波動有限。其間，即使是改朝換代頻繁，國民財富漲落，卻很少發生貨幣經濟的制度性變更，也很少發生貨幣經濟體系的過度紊亂。新朝建立，舊朝貨幣往往還可以繼續使用，即使實行新貨幣，新的政府一般會保證比較合理的兌換率。貨幣制度穩定，意味著物價穩定，市場交易穩定。貨幣經濟有所延續，新朝得以在不到一代人的時間內恢復國民經濟。例如，明朝亡於一六四四年，但清朝的貨幣制度未變，仍然是銀兩制，在幾十年之內就進入「盛世」。因為貨幣財富積於民間，其流量可能會有波動，存量則不宜大幅變動，否則會損及民眾的財富積累。這種情況在明、清之交的表現尤為突出。此外，穩定的貨幣制度也有利於政府增加稅收。
歐洲的貨幣經濟史不同於中國。古代地中海地區是錢幣的發祥地，但是在時間、地區和國家上卻沒有連續性。羅馬帝國（西元前二七─三九五年）的貨幣經濟一度相當發達，錢幣形態包括金幣、銀幣和銅幣，所有貨幣都由國家統一鑄造。國家的財政需求決定鑄幣成色。後來，「物物交換」席捲羅馬，強大的政府瓦解了。「到六世紀中後期，銀幣的鑄造在羅馬帝國的東西兩部分都完全停止，……銅幣的消失比銀幣還要早。」$ 只是，「羅馬幣制的存在比羅馬帝國更加久遠。直到法蘭克國王查理曼大帝（Charlemagne）在位期間（七六八─八一四），各行各業仍以德納累斯銀幣（Denarius）計價。」$
從羅馬帝國衰亡到十二世紀末，歐洲的貨幣經濟處於停滯、甚至衰退。基督教世界當時是農業社會，「在這種社會裡，城市生活還是外來的生活，鑄幣還是很少見的通貨。」$ 中世紀是黑暗得連錢都看不見了。「從本質上來講，建立在封建制度基礎上的歐洲經濟在十二世紀的大部分時間裡（大約在一一八○年以前）還是自給自足的農業經濟。地主收的地租、教會抽的什一稅都是採取實物的形式，日常的交易往往透過實物完成。雖然也有行商和一些人住在城鎮，但是國際貿易幾乎還沒有復甦。貨幣的重要性在此之前的兩百年裡還下降了，在歐陸的大多數地區，德納累斯是唯一使用的硬幣，幣值不大，而且是用廉價金屬鑄造的。但英格蘭的便士是例外，一直由純銀鑄造，而且保證重量。$ 在歐洲史上有過一個 「便士時代」（七五○─一一五○年）。貨幣經濟在當時是以王公為中心，還沒深入民間。$ 「由於『窮人』的家當加起來還值不了一塊金幣，他們極有可能一輩子也用不上這樣的金幣」。$ 所以，「直到西元十二世紀，貨幣的使用在歐洲仍屬罕見」。$
歐洲在十二、十三世紀發現新的銀礦（主要是在日耳曼和匈牙利），提供歐洲銀鑄幣和銅鑄幣原料。日耳曼中部發現的白銀，導致了相對於白銀的黃金價格的提升。$ 第一個相對精確又能保持重量的貨幣，就是一二五二年的佛羅倫斯金幣。$ 十四世紀以後，歐洲沒有再發現新銀礦，而舊礦區的產量卻不斷降低，製造貨幣原料的供應量隨著貴金屬銷往歐洲各地以及歐洲境外而減少。各地統治者為了發展商業，在競相取得剩餘貴金屬貨幣的同時，不得不建立不同貨幣的聯繫。所以到了十四世紀末，「幾乎每個歐洲國家都在使用三種貨幣──金、銀及銅或鎳等價值不大的金屬。」$ 十五世紀中、後期，陸續發現了新銀礦，加上採礦技術改進，抒緩了貴金屬荒。一四七○年，由於擴建舊採礦地和創建新開採地，銀和銅的生產迅速增加。一五○○年，全歐洲銀產量達到年產六萬五千公斤的最高水準。那是「礦山的喧囂」時代。$ 之後，以日耳曼為代表的歐洲銀產量再次出現大倒退。就在這個時候，歐洲人發現美洲貴金屬資源來，美洲白銀大量流入歐洲，徹底改變歐洲的金屬貨幣全貌。$ 英國到了一六○○年前後，才超過一三○○年流通的錢幣數量。在技術上，歐洲到十七世紀末才有可靠的鑄幣，但是在十八世紀的歐洲仍有幾百萬人生活在荷馬時代，用牛的數量來計算某種盾牌的價值。「根據民族學家的記載，科西嘉納入真正有效的貨幣經濟勢力範圍是一次世界大戰以後的事情。」$
這時的伊斯蘭帝國卻是處於興盛時期，「連續幾百年高踞從大西洋至太平洋的舊大陸之上，」除了拜占庭之外，沒有一個國家能與它的金幣（第納爾）和銀幣（第萊姆）競爭。穆斯林不能收取利息，但還是有辦法建立金融體系、儲積財富。「金銀貨幣是伊斯蘭擴張勢力的工具。如果說中世紀的歐洲最終改進了貨幣制度，那是因為它必須『攀登』屹立在面前的穆斯林世界。」$ 這時的十字軍東征「想克服貨幣短缺的動機跟要異教徒改信基督教的心願如出一轍。」$ 但伊斯蘭帝國的貨幣經濟因為沒有龐大而穩定的生產體系和市場體系為基礎，終究是難以為繼。
總之，貨幣經濟衰落、萎縮、甚至停滯，是導致歐洲中世紀的不可忽視原因之一。中國未曾經歷過歐洲式的「中世紀」，沒有發生貨幣經濟，少有歐洲貨幣經濟那樣的大起大落，中國也沒有出現過類似的歐洲「中世紀」。而歐洲因為經歷了中世紀，充滿了對貨幣財富的渴望，由此刺激了哥倫布發現「新大陸」，「白銀世紀」應運而生，開始了中國與歐洲「大分流」歷史走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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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過渡：從白銀貨幣化、「銀錢複本位」到「多元本位」（一四三六─一九一一）

＊＊ 「晚明之謎」
中國經濟發展到明朝萬曆（一五七三─一六一九年）期間達到高峰。一六○○年的GDP大約是九億兩白銀。當時一兩白銀購買力相當於一九九○年的八十五．七美元。九億兩白銀等於七百八十億美元，占十七世紀初世界GDP的四分之一，人均GDP為三百八十八美元。
當時的中國是主要的白銀輸入國，無疑也是全世界最富裕的國家，白銀的價值自然高出歐洲，「黃金和白銀在富國更昂貴」是那時的規律。 貨幣白銀化帶動了手工業，商品經濟和市場經濟發展。利瑪竇在《中國劄記》這樣記載：「這裡物質生產極大豐富，無所不有，糖比歐洲白，布比歐洲精美……人們衣飾華美，風度翩翩，百姓精神愉快，彬彬有禮，談吐文雅。」 但是，在繁榮的背後，國民經濟運行已經失去章法，經濟開始低落，經濟、社會和政治危機的各種因素已經播下。「明之亡實亡於神宗」。一六四四年，萬曆皇帝死後二十四年，明朝覆滅。明朝為何從高度繁榮，急劇走向衰敗到滅亡，成為了困惑學界的「晚明之謎」。

＊白銀流入銳減和明朝覆滅
明朝國民經濟走向衰落的分水嶺是在一五九○年代、十七世紀初。出問題的不是實體經濟部門，而是財政部門和貨幣經濟部門。萬曆（一五七二─一六二○年）年間已經形成財政危機。「所謂財政危機是指白銀危機，中央所徵以實物為多，並無危機」。 萬曆皇帝好聚斂財富，奉行「實物財政」觀念，一再否決將內廷不用庫存摺銀的建議，以致發生「京倉積米足資八九年」而黴爛，市場米價「騰貴」局面。
此時對白銀需求繼續增加。朝廷鑒於貴金屬貨幣供給不足，順應不可遏止的「開礦之風」，徹底否定明代初年開採金銀的禁令，大力開發金資源。但是，金銀礦業效益低微。 國內白銀供給有限，對海外白銀資源愈加依賴。從一六○○年至一六四五年，中國流入白銀每年平均為一百一十五噸，人口增長，價格上升，整個國民經濟對海外白銀供給變得更依賴、更敏感，白銀需求已經和日本、西班牙、葡萄牙，甚至美洲連在一起了。
從一六二○至四○年代，流入中國的白銀減少。雖然在一六三○年代，白銀流入數量曾有回升，但之後再次持續下降。到了一六四○年前後，海外對中國的白銀供給嚴重阻斷，甚至完全停止，導致金融波動，觸發財政危機，貨幣體系危機，形成蔓延全國的通貨緊縮和經濟蕭條。如果白銀進口曾刺激中國在十六世紀的通貨膨脹和經濟擴張，那麼，發生在一六四○年代的白銀供給縮減，必然造成負面衝擊，引發經濟、政治和社會危機。
海外白銀流入在一六四○年代驟然銳減，是當時國際大環境使然，崇禎皇帝（一六二八─一六四四年）回天無術，這是所謂「晚明之謎」的要害。
一、世界白銀形勢逆轉。世界的白銀生產在一五七○年左右走向高峰。進入一六三○年代後，白銀生產開始過剩。亞當‧斯密說過：「在一六三○年至一六四○年期間，即大約一六三六年，美洲銀礦的發現對降低白銀價值的效果似乎已結束，這種金屬的價值相對於穀價價值的比例，自那時起就從未降低過。」 白銀開採利潤急劇下降，白銀開採量減少，白銀年出口量自然更是大幅減少。十七世紀前半葉，美洲向西班牙輸出的白銀量下降了三分之二，在一六四○年前後尤其惡化。 從一五九○年代，中國的銀價比日本和印度幾乎高出一倍，至十七世紀初繼續上漲，此時「中國的銀價是西班牙銀價的兩倍」。
二、歐洲市場危機影響。一六一八年至一六四八年的「三十年戰爭」徹底削弱了神聖羅馬帝國，確認了歐洲主權國家體系，促成近代國際法體系的誕生，對近代歐洲國際社會的形成和發展意義重大。三十年戰爭也對貴金屬的供給發生影響。在一六二○年至一六六○年間，歐洲爆發貿易危機，國際性的白銀短缺傳到中國，中國同時出現了嚴重通貨緊縮和經濟蕭條。
三、世界性的政治和社會危機。進入十七世紀後，特別是一六四○年代，自然環境異常，氣候惡劣，太陽黑子紊亂，火山爆發頻繁，夏天氣溫下降，全球氣候變冷。 有一種理論是說這個時期是 「蒙德極小期」的前夜。 暴亂、革命和政治動盪集中在一六三五年至一六六六年之間的西歐和東亞地區。 英國大革命爆發（一六四○），愛爾蘭起義（一六四一），法國、義大利和俄羅斯暴亂（一六四八），墨西哥起義（一六四一），英國在北美殖民地的戰爭（一六四二），巴西反對荷蘭的動盪（一六四五）都發生在一六四○年代。國際市場萎縮也導致明朝的國際貿易的衰退。
四、中國和馬尼拉之間貿易衰落。中國和馬尼拉之間的貿易是當時白銀供給的生命線，在一六二○年代歐洲貿易衰退之前，從中國開往馬尼拉的船舶數量至少維持在一百艘以上，歐洲貿易衰退之後，減至二、三十艘。 中國在一六三○年代末、一六四○年代初物價上漲，不是因為白銀供應長期增加，而是因為短期緊縮。癥結就在馬尼拉。一六三四年，西班牙國王菲利浦四世限制船隻從墨西哥的阿卡普爾科出發，導致了一六三七年的中國與西班牙在太平洋的貿易幾乎停止，再加上海盜猖獗，這條貿易通道實際處於關閉狀態。馬尼拉貿易基本停擺，白銀在太平洋兩岸搭起的橋樑垮掉。根據統計，匯集馬尼拉的「各種來源的白銀的總供給量（幾乎都轉入到中國），在十七世紀頭十年平均每年為一百五十噸，在二○年代為一百七十八噸，在三○年代為一百六十二噸。然後，這種供應在四○年代突然下跌到每年八十九噸，在五○年代下跌到每年六十八噸，在六○年代回升到每年八十二噸（其中百分之四十是由歐洲商人供應的）。」
中國和馬尼拉貿易的快速衰落，與在馬尼拉的中國商人狀況有很大關係。在明朝後期的一六○三年、一六三九年，西班牙人和土著多次大規模屠殺馬尼拉的中國商人。 自一六三○年代，馬尼拉華商的處境惡化，不再可能期望透過「賒賣」的方式維持貿易。從一六三八年十一月到一六四○年三月，據說武裝精良的西班牙人在全島屠殺了兩萬中國人，這無疑也導致了一六四○年和一六四一年馬尼拉貿易的瓦解。 明朝鑒於對日戰爭剛剛結束，西班牙是中國白銀的主要進口國，只在口頭上對西班牙「議罪以聞」。倒是鄭成功（一六二四─一六六二年）無法忍受，計劃南下菲律賓興師問罪。 對於菲律賓發生屠殺華人事件，中國學者還有一種更宏觀的解釋：當時中國經濟的海外擴張，必然引發市場、資源的競爭，西班牙國王下令對中國商品徵收高額的貿易稅，中、西（班牙）兩大帝國的衝突中心就在菲律賓。
五，日本白銀輸入銳減。從十五世紀中葉到十六世紀中葉，中國和日本都處於白銀成為主體貨幣的創建期。因為中國經濟規模大，所需的白銀數額多，這對日本是發展的良機，從十六世紀末到十七世紀中，日本進入白銀生產的高速期，大量的日本白銀流入中國。在一六二○年左右，金銀比價在中國是一比八，在日本是一比十三。所以，日本對中國的白銀出口利潤很高。
進入十七世紀，日本統治集團改變了以往的白銀政策，開始控制銀礦，壟斷國內貨幣發行。一六○一年日本第一次出現了自己的金元和銀元。一六三三年二月到一六三九年七月，德川幕府連續頒佈五次所謂的「鎖國令」。其中主要內容是：貿易活動也由幕府進行嚴格管制，禁止日本船出海貿易和日本人與海外往來，對駛抵日本的外國船隻實行嚴密的監視。荷蘭、中國和朝鮮同日本的貿易活動只能在長崎進行。崇禎後期，日本白銀幾乎成為中國最後一條白銀海外流入管道。一六三九年，日本停止對華白銀輸出，一六四○年，日本斷絕與澳門所有貿易往來。一六四一年，馬六甲落入荷蘭人手中，果阿與澳門的聯繫也切斷。*一六三九年至一六四○年日本停止對華白銀輸出，明朝的白銀海外流通管道徹底斷裂，這對明朝是致命一擊。如果崇禎末年白銀的海外流入沒有中斷，政府財政收入大體穩定，明朝或許還能繼續統治。
顯然，明朝從「白銀世紀」的受益者變成「十七世紀危機」的犧牲品。白銀貨幣既是明朝後兩百年經濟運行的根本條件，又是解釋明朝滅亡的鑰匙。明朝的經濟已是世界經濟的一環，一六三○年代西屬美洲和日本的白銀出口的衰減促成明朝的衰亡。
近年有中國學者雖然承認明朝興也白銀，亡也白銀。但卻以意識形態和引入極端民族主義解釋明朝覆滅：是嘉靖、隆慶和萬曆三朝的「改革開放」過度依賴「世界市場和貨幣進口」，忽視了「國家組織建設和社會『保護』；特別是忽視了貨幣金融安全和糧食生產安全」，最終造成「國家能力的持續下降」，經濟崩潰。不僅如此，因為明朝隆慶元年開放「海禁」所奠定的白銀貨幣體制，是明朝滅亡的歷史原因，「自一五六七年以降實施長達三百年的貨幣政策，其實才是導致中華帝國從內部崩潰的最根本原因。」是因為「三百年來中國將貨幣委之於外國」。 這是用今天的概念和理念來要求古人，中國經濟包括貨幣經濟從來不可能獨立於世界經濟之外。明清兩朝加起來五百餘年，之所以有這麼長的國祚不是因為「貨幣政策」，而是因為自由市場經濟和少有政府干預，以及經濟的對外開放。

＊白銀短缺和「銀貴錢賤」
晚明的貨幣體系，紙幣煙消雲散，只有白銀部門和銅錢部門。在理想狀態下，白銀部門和銅錢部門並存，白銀和銅錢「平行」，形成白銀和銅錢的依存和互補關係，有利於貨幣系統的穩定。但是，大量新大陸白銀流入中國，白銀貨幣在整個貨幣經濟中的比重快速擴張，壓縮了本來就狹小的銅錢空間。明朝的銅錢在數量上沒有顯著增加，質量上沒有顯著改善。白銀部門和銅錢部門失調，兩個部門不成比例。銀的權重太大，銅錢太小。
但是，儘管白銀形成如此規模，白銀和銅錢繼續維繫各自的功能，白銀終究無法取代銅錢。高價值商品、規模性投資、國際貿易、批發貿易、長途交易用白銀；低價值商品、零售商業、區域交易、勞動力的工資等以銅錢為主。
還有更複雜的情況：白銀數量增加，按理說購買力會下降，但是實際經濟生活不是這樣：銅幣購買力降得更嚴重。一六二○年，銅幣大幅度貶值，銅幣代表的名義價格比白銀代表的名義價格上升得更快，動搖了原有經濟結構和貨幣秩序。
崇禎末年（一六六○─一六六四年），白銀驟然短缺，但需要指出的是：此時的白銀供給問題其實是白銀的「流量」問題。至於白銀的「存量」未必那麼嚴重，更沒有枯竭。問題是明朝多年來所積累的大量白銀到底在哪裡？是在宮廷還是在民間？雖然崇禎之前的皇帝，「依銀富國」。但是，到崇禎後期，內廷府庫白銀所剩無幾似乎是事實。歷史記載崇禎把宮中內帑看作「千年必不可拔之基」，不可分毫取用，但是這不等於說崇禎不會將最後「家底」用於國家。 一六四三年秋季，崇禎皇帝打算清點寶庫，巨大的寶庫後室內空空如也，只有一隻小紅箱，盛著幾張早已褪色的收條，此時的內廷府庫已經虛竭。歷史也有不同的記錄，稱崇禎自殺之前的紫禁城內仍有巨額白銀儲備。李自成攻破北京後，在內廷府庫發現了三千七百萬錠白銀，皆有永樂年號鐫注。 這個說法有違實情。每錠就算是五十兩，三千七百萬錠也遠遠超過明代白銀數量的總和。如果是如此的話，崇禎年間不會有財政危機。
明末所積累的白銀財富，主要流落在民間。只是這個「民間」不是尋常百姓，而是富商大賈、官僚、地主。明代始終存在朝廷官吏聚斂金屬貨幣財富的傳統。明代正德五年（一五一○年），朝廷對權宦劉瑾伏誅，財富至少有黃金兩百五十萬兩，白銀五千餘萬兩，珍寶無算。如果黃金按當時的常規一比七折為白銀，總值為六千七百五十萬兩白銀。如果一兩銀子可以買兩石米，按照米價折算，相當於兩百五十四點八八億人民幣。 劉瑾的時代距離明朝的「白銀世紀」還有三、四十年時間。嘉靖四十五年（一五六六年），抄沒嚴嵩，財富有「黃金可三萬餘兩，白金二百萬餘兩」，以及珍寶古玩和土地房產。 所以，李自成農民軍佔領北京之後，可以輕易從明朝官僚手中收繳大量的金銀財寶。數額高達七千萬兩白銀，相當於明朝十年稅收。 只是李自成失敗之後，這些白銀大部分又成為了滿清入關之後的新政權財政基礎。
對於明末的崇禎皇帝，貨幣經濟和財政形勢嚴峻：白銀斷流，對於民間白銀儲存又無計可施。日益嚴重的白銀短缺導致「銀貴錢賤」，惡性通貨緊縮和通貨膨脹並存。
一、白銀價值高昂和通貨緊縮。白銀從流通領域中大量消失，處於短缺的白銀價格不僅相對於黃金上漲，而且相對於銅錢上漲。直接以銅價計算白銀價格，在天啟元年（一六二一年），銅錢六百文等於一兩白銀；崇禎初年（一六二八年），銅錢一千二百文等於一兩；至崇禎末年（一六四四年），銅錢二千五百文等於一兩白銀。白銀價格上揚，導致與白銀相關的部門生產和投資行為萎縮，轉入蕭條。對於政府來說，白銀稅收減少，政府缺少白銀，國家無法運行。
二、銅錢貶值和通貨膨脹。白銀短缺，銅錢的相對價值下降，銅錢不值錢。其時的鑄幣貶值已是不可逆轉。一六四四年，明朝最好的鑄幣價值不過是一六六○年價值的二○─二五％。 這個時候，偽造銅錢在市場中氾濫，火上澆油，加劇銅錢比值的低落。以銅錢衡量的物價上漲幅度，遠遠高於以銀價衡量的物價上漲幅度。以銅錢為價格的糧食和生活必需品價格暴漲，使得民不聊生。米價在一六二八年到一六三二年漲了九倍，一六四二年達到高峰。在長江三角洲等人口稠密地區，穀價暴漲尤其嚴重。一六四○年代，蘇州地區每斤大米的價格升到一百個銅錢。富人可以賣豪宅買米吃，雖說是「時弊」，還可以活下去。但對於一般百姓來說，由於市場上糧食的價格太高，買不起糧食，就只能餓死。糧價歷來是中國物價的基本指數，糧價失控，標準農業、經濟作物和手工業商品市場就會瓦解。
「銀貴錢賤」，銀錢比急劇拉大，加速明政府財政惡化。為了化解「銀貴錢賤」，通貨緊縮和通貨膨脹交互存在的局面，只有兩種選擇：或者通過增加白銀供給，白銀本身貶值，銅錢相對價格上升；或者增加銅錢供給，使得以銅錢計價的部門發生價格跌落。顯然，增加白銀供給不取決於政府，政府無能為力。至於增加銅錢供給，自天啟和崇禎年間（一六二○─一六四四年），朝廷多次企圖用恢復鑄幣，以應付對滿州的軍費，舒緩財政壓力。但是因為涉及多年無法根本解決的幣材問題，遠水解不了近渴。而且鑄幣本身就需要先有國家財政的投入。那麼，唯一出路似乎就是發行無成本的紙幣了。一六四○年左右，崇禎皇帝和大臣曾考慮重新發行紙幣，寄望幣制變更，實施「重行鈔法」。只是有多位大臣反對，加之「重行鈔法」已不具備任何客觀條件，勢必徒勞無益，弊大於利，崇禎皇帝只好下旨停止造鈔，此時是崇禎十七年（一六四四年），國家信譽已蕩然無存，根本不具備重行鈔法的任何經濟、政治、社會條件了。 不久，李自成農民軍攻進北京，明朝的鈔法自然成為一去不復返的歷史。
關於白銀化對明朝歷史，特別是對明朝覆滅的影響，一直是中外學者關注的課題。明末清初的三大思想家──黃宗羲、顧炎武和王夫之──都把白銀貨幣視為明朝覆滅的重要原因之一，且都是「廢銀論」者，黃宗羲說得最直接，銀為貨幣「為天下之大害」，因為「百務並於一途」，最終會導致「銀力竭」，所以「後之聖王而欲無下安富，其必廢金銀乎！」 他們看到了問題，但沒有明白中國經濟與世界經濟融合的歷史趨勢。類似的狀況也發生過，譬如「貴金屬的缺乏」在羅馬的衰亡中就起過重大作用。

＊明末是否存在挽救經濟的轉機？
發現美洲新大陸並非必然事件，而具有相當的偶然性。大量的美洲貴金屬湧入西歐，再分流到中國。對西歐和中國而言，美洲貴金屬都是「外生貨幣」，其影響的過程和結果卻是大不相同。
在十五、十六世紀，西歐主要國家因為貿易逆差，硬幣長期短缺，特別是為了籌措戰爭費用，已經運用公債手段。義大利人在民間國際金融方面扮演了領先角色。荷蘭人善於抵押國家資源、甚至城鎮和省，發展了有效的國家財政。當美洲的貴金屬貨幣引進西歐之後，導致「價格革命」，發生貨幣財富的重新分配，民間擁有大量的金融貨幣資產。接著，刺激貨幣金融制度突變，造成「金融革命」，形成一套複雜的銀行業務和信貸系統，建立以政府信譽支撐的金融市場。西歐貨幣金融制度近現代化的歷史過程是：美洲貴金屬→外生貨幣→金融貨幣資產民間化→金融制度變遷。西歐歷史證明，在一定的歷史前提下，貨幣的作用完全是「非中性的」，是導致經濟制度突變的關鍵因素。 正是在這樣的大背景下，才可能發生一六三六年至一六三七年的「鬱金香泡沫」。說到底，這是西歐金融創新、證券交易和期貨交易的一種失敗試驗。
用這時的英國來和中國相比，反差尤其明顯。「十七世紀初葉，斯圖亞特王朝不斷發生的財政危機，迫使他們採取強迫貸款、出售壟斷權以及從事大量出租那些不甚穩定的產權的措施（其中包括沒收財富），保守黨和共同法法院與王權進行了不斷的鬥爭，最終導致內戰，隨之是進行了幾次有關可選政治制度的失敗試驗」。 一六三九年，蘇格蘭農民軍迅速佔領了英格蘭北部。但是，英國的經濟、政治和社會危機透過「光榮革命」得以化解。之後是「金融革命」：資本市場快速發展，改革金融體系，強化銀行地位，規範國家債券，倫敦形成貨幣市場，擴展資金來源，避免紙幣發行造成嚴重通貨膨脹，利率持續下降，英國公債吸引了愈來愈多的外來投資者。「金融革命不僅使政府建立在強有力的金融基礎上，而且也為私人資本市場的發展打下基礎。」 政府在經濟上有償付能力，而且所獲得的資金也達到前所未有的水準。在一六六八─七七年期間，信貸的增長使得英國資金增加「政府的借入資金增加到一個量級。出借者供應資金意願的急劇變化反映出的一個明確概念是政府會信守協議。 金融革命是英國在與法國的戰爭中取得成功以及在接下來的一段時期（一七○三─一七一四年）成為世界世界主宰的重要條件。
中國在十六世紀以後，貨幣經濟白銀化，市場經濟發達，私營經濟成熟，經濟開放；此外，還有錢鋪、錢莊、銀號、帳局等金融機構或早期形態的銀行。似乎與西歐當時的情況類似，但這是表象。與西歐比較：中國的這些金融機構的經營活動局限於地區，不是類似近代銀行業那樣的全國性金融機構；北京、蘇州等城市具有金融中心的某些功能，卻缺少沖帳、拆借等業務；合夥經濟有了長足的發展，卻沒有建立董事會和股東大會等固定權力結構；有股份買賣、轉讓，並未形成社會化、價格收益可預期的股票交易場所。特別是國家財政系統依賴的文官系統和吏役系統直接徵斂實物、貨幣、勞務等，行政手段超過信用工具，減緩了向國債信用化過渡的進程。中國貨幣金融資源分佈嚴重不平衡，沉澱在民間的貨幣財富個人化、分散化、非機構化、非市場化。當時貨幣市場中唯一存在的民間機構是典鋪。 這些都加速了原有經濟、政治和社會制度的「解構」，以及原有的貨幣經濟體系的失序，但是並沒有帶來具有歷史意義的「制度創新」，沒有完成市場化改革，金融部門未能走向近代化之路，也沒有出現和形成足以同原有統治集團分庭抗禮的新興階級。後果是造成過快的白銀貨幣化和「解構」的經濟制度之間的嚴重失衡。在一定程度上，當時中國情況和法國頗為相像：沒有一個公共財政體系。其財政工作由地方政府、士紳「經營」，他們專職徵集賦稅，督辦皇家專賣，獲得報酬；沒有資本和貨幣市場，經濟活動告貸無門，或被迫接受高利率貸款；沒有真正的自由企業；嚴重的貪汙腐敗的制度。「賣官鬻爵」吞噬了大量原本可以投資於貿易的資金，專賣限制了企業自由。
明朝必然會喪失利用近代金融工具的機會。崇禎初年，朝廷還具有一定的公信力和權威。發行政府公債還具有可行性。但是，崇禎皇帝和臣僚沒有借款意識，既不如同時代的英國國王，也不如南宋的皇帝。南宋後期為了抵抗女真和蒙古而軍費大增，正常的賦稅收入根本無法滿足預算支出，就發行具有國債功能的「會子」、「錢引」來籌措戰爭經費，依賴公共財富資源維繫國家財政運轉，與強大的蒙古帝國二十餘年的抗爭之後終告滅亡。「這些債券進入市場流通，甚至具有某些貨幣的功能，導致貨幣存量激增，也直接造成十三世紀上半葉嚴重的通貨膨脹。」 晚明在貨幣金融和公共財政方面的思想僵化，實踐貧乏。
廢除「鹽引」也是明末喪失金融創新的典型案例。明洪武四年（一三七一年）創立「開中法」，鼓勵商人輸運糧食到邊塞，充實邊境軍糧儲備，以換取「鹽引」。後來，官府不僅繼續實施以「糧」換取「鹽引」，還容許以布絹、銀錢、馬匹等也換取鹽引。 鹽引本質是可以買賣、有市價的證券，是具有「期貨工具」特徵的有價證券，自然會成為投機的對象。朝廷的權貴和鹽官因為鹽引價格不菲，常在正常額度之外取得鹽引，並在市場上出售。但是，鹽引還具有國債的潛在功能。一六一七年，正是明朝財政開始惡化的關鍵時期，朝廷因噎廢食，正式廢除了鹽引，因而喪失了挽救財政危機的絕好機會。關於這個問題，有的學者做過深入分析：如果明朝在一六一七年不是只廢除「鹽引」，而是建立食鹽期貨市場，還有可能緩解財政危機。「當時皇帝需要把糧食運送到駐守北方的邊防部隊，但財政上又有困難，只好把對食鹽的生產與運輸的壟斷權抵押給商人。具體做法是商人先幫政府把一定數量的糧食運到北方的軍隊駐紮處，交糧後他們便會得到一張收條，憑此收條可以在南京換回經營食鹽的特許證鹽引，這樣商人就能靠買賣一直由政府專賣的鹽獲利了；同時，政府的財政壓力也得到緩解。在這個過程中就會出現分工，一部分商人專門運糧，另一部分商人專門購買『鹽引』」。
總之，明末確是有挽救經濟的機會，卻沒有把握這樣機會的制度條件。晚明的根本問題是經濟制度和政治制度嚴重遲鈍，落後於實體經濟和貨幣經濟的快速發展。「晚明時期中國的經濟規模是巨大的，而且在這個時候白銀的使用也在擴大。在任何特定時期進入帝國的金屬貨幣量和當時共存的經濟和政治不穩定的程度之間建立一種因果關係是很難的。」 近年又有一種將明朝覆滅歸結於過度市場化和國家失位的理論，反映了對市場經濟偏見和對國家權力崇拜，也不符歷史事實。一六四四年之後，南明政權前後延續了十八年左右，發行鑄幣，質量良好，也為民眾接受，品種變化不亞於整個明朝，算是為明朝貨幣經濟劃下一個特殊的句號。

＊明朝覆滅的其他原因
明朝的崩潰除了白銀貨幣嚴重不足之外，還和一系列錯綜複雜、陰差陽錯的事件相關。 
一、農業和糧食危機。天災人禍造成農業和糧食危機。「第五個小冰川時期」也恰恰發生在萬曆二十八年（一六○○年）至崇禎十六年（一六四三年）之間。 嚴寒來得更早，導致莊稼的生長和收穫期縮短。米穀等實物匱乏不僅遍及華北，而且還蔓延江南富庶地區。一六四○年前後，乾旱，洪澇和蝗災等罕見的自然災害席捲。一六四○年，北方出現五百年未遇的乾旱；一六四一年，中原發生兩百年未遇的旱災；山東段的大運河因乾旱而斷流。 西北地區的農業受災最重，糧食極度匱乏，農民饑寒交迫。官府為了應付各類戰爭，提高白銀的稅收。西北因長期沒有白銀的收入，卻要用白銀繳稅，導致社會動盪，爆發農民起義，出了李自成。其次是人禍。晚明，長江下游稻米高產區的農民從生存農業轉到對現金增值的追求，糧食生產和供給的專業化和跨區域化，農業基礎相當脆弱。在發生天災的時候，過度市場化的糧食供給體制放大了糧食短缺問題。那些不生產糧食、跨區域購糧、市場化比較徹底的富裕地區（主要是江南），遭受打擊最為嚴重，極易發生糧食匱乏。此外，農村的地主士紳逃避賦稅徵收，政府財政惡化，沒有財力疏通灌溉系統淤泥，疏浚運河，加固大河堤堰。這些天災人禍導致農業破產，「自由」佃戶淪為農奴，糧食大面積持續減產，糧價騰貴。接踵而至的就是饑荒。
二、江南衰敗。「明代是中國封建社會歷史中唯一一個成功地以東南為根據地，逐步擴展勢力到達中原、西北，最後完成統一的朝代」。 明朝建立之後，江南畢竟受益於貨幣白銀化，是經濟最發達的地區，是所謂「資本主義萌芽」的發源區。「江南賦稅奇重」，長期支持國家財政稅收，是國家財政輸出中心，當北方滿洲人入侵，農業生產遇到災荒時，向江南收取大量白銀成為平衡國家財政的主要方法。
一六四○年前後，由於海外白銀供給急劇減少，朝廷為了支付邊防軍費，將江南已經逐漸短缺的白銀調到西北和東北，於是江南的銀價飛漲，資本短缺，工商業破產，物品囤積，經濟衰退，大面積蕭條，甚至還波及廣東。江南陷入破產境地，加速了國家經濟和財政的惡性循環。在財政上既要支撐鎮壓李自成反叛，也要阻止滿洲人入侵。
三、國際貿易萎縮。絲綢貿易是明朝國際貿易的支柱。崇禎朝後期，以養蠶為生的農民處境艱難，浙北的湖洲等絲綢產地迅速衰落。一六四二年，絲綢貿易基本上已告停頓。
四、白銀貨幣與實物經濟脫節。在十六世紀末，原來南方各省每年向北京及北方邊鎮輸入銀五百萬兩，再用此數購買棉花、棉布以及其他產自南方的物品，使銀兩回籠。至崇禎末年，因為戰爭需要，政府從江南徵收的北運銀兩突增，一度每年達到二千萬兩。結果南方的相關物品，民間經濟無法滿足因為北運白銀產生的需求；而北方經濟簡單，不可能有資本市場，巨額白銀不僅造成白銀貶值，物價上漲，而且難以被市場消化，「縱有銀兩亦無法買得所需之衣服裝具」。 一旦白銀貨幣與實物經濟嚴重脫節，依存於貨幣經濟的明朝就陷入雙重危機：北方軍民有錢沒物資。南方有生產能力，卻喪失了貨幣資本。隨著運往長城沿線及塞外衛所的糧食不斷減少，國家傳統的軍事招募制度也動搖了。軍隊的登記簿是假的，地方將領組建向個人效忠的軍隊，前線的將領則向滿族投降。甚至半軍事政府的郵傳制度也崩潰了，那些曾經送遞快信的信差成了騎馬強盜和起義軍，佔領了明朝北部和西部的大部分地區。
五、社會財富分配兩極化。根據現代基尼係數原理，係數愈大，則收入分配愈不平均。崇禎末年，李自成起事時的基尼係數高達○．六二。遠遠超過了所謂的基尼係數○．四的國際警戒標準。清末太平天國起義時，基尼係數情況類似，達到○‧五八。 收入差距懸殊，社會財富分配嚴重兩極化，流民人數暴增，成為北方農民起義的主力。
六、人口減少。「中外學人一向以為人口過多是朝代衰亡的基本因素。但是明朝的覆亡肯定不是由於人口過多」。 從一五八五年到一六四五年，中國人口可能減少了四○％。這個時期的人口嚴重下降，恰恰與全球性經濟衰退同步。造成人口減少的主要原因是：戰爭死亡、饑荒死人、疾病暴增。明末流行鼠疫， 崇禎十六年秋（一六四三年），鼠疫已出現。來年（一六四四年）三月春暖花開，跳蚤、老鼠活躍，鼠疫爆發，民眾和士兵大量死亡，崇禎的御林軍很快就失去戰鬥力，李自成在幾乎沒有抵抗的情況下輕取北京。之後，李自成起義軍也為鼠疫所害，無力抵抗，滿清順利入關。
七、滿族興起、入侵和征服。東北地區滿族部落的經濟和中原的貨幣經濟不相關聯，在明朝主要區域成為白銀短缺受害者時，沒有損失的滿族就成了受益者。同時，他們對朝鮮的侵襲不斷擴張，透過朝鮮進口日本白銀，形成自身的貨幣財力。此外，滿族軍隊多次越過長城，尋求戰利品、貢物和奴隸，也加大了經濟實力。
八、明代士大夫精英分裂。正統的程朱新儒家與王陽明心學直覺論者之間的分歧長期存在，朝廷官僚政治的黨派之爭、裙帶之爭，對明朝的覆滅有毀滅性的影響。
中國在一六四○年代的危機，以明朝覆滅，政府、官僚、精英、商人階層和民眾的同歸於盡而告終。英國在一六四○年代也發生了經濟和政治總危機，但是經過四十四年的過渡期，完成了一六八八年的「光榮革命」。一六四○年代是分水嶺，西歐納入現代資本主義的進程，全面崛起。而中國不但沒有實現向現代化過度，甚至出現了長達至少半世紀的歷史倒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