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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變局中的轉捩點:一九四0年代的新聞事件背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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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變局中的轉捩點:一九四0年代的新聞事件背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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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簡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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書摘/試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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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者熊培雲在推薦美國記者哈伯斯塔姆的巨著《媒介與權勢》時,說了一句非常到位的話:「天黑道晚安」。熊培雲的意思,許多社會學中的核心問題,如民主憲政、新聞自由、公民權利、法制公平等等,就像天黑道晚安一樣自然和順暢。在這些事關人類進步和社會發展的基本問題上,本不該大費周章,儘管順其自然就好。歷史就是這樣走過來的,有直行,有曲折,有迴旋,有坎坷,其中的拐點和轉向更是數不勝數。

作者簡介

蔡曉濱 1955年出生於青島,媒體從業者。近年來致力於自由主義知識份子問題研究,著有《幽暗的航行》《美國報人》《中國報人》等。

代序
長河浪花

像傳說中的神靈撒豆成兵一樣,歷史老人將發生在不同區域、不同時間的關於人類和社會的事件,貌似不經心地撒在了這個星球的各個地方。事件和事件之間,看似互不關聯,毫無瓜葛。若干年後,時空穿越了長長的隧道,驀然回首,你會發現,所有的事件都不是孤立的,它們之間有一種神秘莫測的紐帶連結著。這些事件像標誌一樣立在那裏,讓我們回望來路時,有一種標定路徑的感覺。事實上,這些事件本身,就是一場大變局的前奏或是歷史行進的拐點,只是當時之人沒有完全意識到罷了。

俄羅斯詩歌皇后阿赫瑪托娃,生逢亂世,迭遭厄運,但她從來沒有低下她那高傲的頭顱,她自信而不屈地挺立著,以高貴的品質迎擊著命運的挑戰。她感動了以賽亞‧伯林。伯林用哲學的語言描繪著對阿赫瑪托娃的讚譽:「對個人良知絕對的堅守可以讓歷史在它面前屈服」。

早在一九一九年,阿赫瑪托娃就陷入了對「好時代」、「壞時代」的深深質疑。她曾寫下這樣的詩句:

這個時代比過去壞在哪裡?
也許,在這痛苦與不安的世界上
它觸發了最可怕的、也是無法醫治的瘟疫。
西方,太陽正當空照耀,
城市在陽光裏沐浴,
可這裏,白色的樓房被釘上了十字架,
烏鴉們呼之而來,
它們群起……

在阿赫瑪托娃寫下這樣的詩句三十多年後,關於「好世界」與「壞世界」的詰問,同樣提到了飽經磨難的中國人民的面前。梁濟用他的全部思考和生命,拷問著每一個中國知識分子的靈魂:「這個世界會好嗎?」嫉惡如仇的傅斯年對政府的毫無作為深感失望並痛恨不已,他從不掩飾對官僚的鄙視和對公正媒體的嚮往,他力勸他的老師胡適,「與其當官,不如組黨;與其組黨,不如辦報」。馮友蘭書引《左傳》之語,謂學生讀書和從戎都是救國,只要做得好。「不有居者,誰守社稷?不有行者,誰捍牧圉?」

中國近代史的拐點,出現在二十世紀四十年代那短短的不足十年的時間之中。飽經苦難的中國人民,在戰亂和動盪罹患的磨難、驚悸、恐慌、沉浮中苦捱歲月。這是世界上其他民族完全不能體會,從來沒有經歷過的。七十年後的今天,我們仍然抑制不住怦然升騰的心跳,一掬辛酸淚,為我們的民族哭泣,為我們的人民哭泣……

一個政權的垮臺,必定是天怨人怒的結果。「遭天譴」是自古以來中國人民對惡劣政權和政府最大的蔑視和最狠毒的詛咒。國民黨政府就是這樣一個該遭天譴的政權。因為,在它執政的後期,它已經將自己集團的局部利益,放在了國家利益之上;它已經將它轄治的人民,推入了水深火熱之中而不管不顧。

一九四二年,河南發生了一場大饑荒,饑餓而死的人民據說有三百萬之眾。這一年,河南春旱,麥收不足正常年景的三分之一;入秋又三月不雨,秋季作物幾乎顆粒無收;大旱之後飛蝗蔽日,所過之處,一片荒蕪;而沿黃各縣夏季又遭河水溢堤,家陷汪洋;國民黨河南戰區副司令長官湯恩伯,又以抗戰之名,強徵軍糧,課稅依然。河南人民淪入了空前的災難之中。人民咬牙切齒,痛恨這「水旱蝗湯」幾重災難。能與「天災」並列,這湯恩伯的「人禍」之惡,也算是史上有名了。而向全世界揭露這一切的,居然是一位美國記者白修德,從中折射出的許多文化現象,值得我們認真地想一想。

抗戰勝利,日本投降,全國人民歡欣鼓舞,復興建國熱情高漲。沒想到,雅爾達會議上,英美蘇三巨頭居然背著當事之國,協議決定蘇軍出兵東北,接收日偽資產。於是乎,強悍的蘇聯紅軍,大拆大卸,瘋狂劫掠,成套成套的機器設備被運往蘇聯,甚至連沙發、傢俱也裝車拉走,實在運不走的礦山、冶煉設備,就地炸毀,機器上的皮帶也被跺成一段一段的。經此浩劫,素有中國現代工業範式的鞍山,不要說煉鋼、發電,連一截鐵絲、一顆鐵釘也造不出來了。鋼都成了廢都。東北大地上,我們同胞姐妹所遭受的蹂躪、欺侮,更是難以出口……

重慶談判將正劇演成了諧劇。雙方都知道是在作秀,就壓根兒沒認真準備過臺詞和劇情。逢場作戲,顧左右而言他,讓滿懷期待的全國人民空歡喜了一場。研究重慶談判的史料尺牘盈匣,枯燥乏味,倒是重慶談判期間蔣介石的日記及毛澤東與悠閒文人的詩詞唱和,有幾番弦外之韻。

一九四六年十二月的平安之夜,美國海軍陸戰隊駐華伍長皮爾遜,藉著酒勁,居然在東長安街上強姦了北京大學先科班女學生沈崇,釀成了嚴重的政治與外交事件。起因其實簡單,衝動性犯罪,依律依法懲處便是。偏偏那是個特殊時期,美軍延長駐紮不得人心,調停國共內戰成效不大。共產黨又善於借題發揮,發動群眾,遂有大規模的學生上街示威遊行。沈崇算是一個導火索,點燃了那一時期學生和知識界的各類抗議活動,也是後來「反饑餓、反迫害、反內戰」群眾運動的前奏。蔣介石有無雅量不得而知,蔣的手下之人倒是氣忿不平,怒火中燒,才有中統的小特務們暗殺記者、教授、文人、學者的惡劣事件,其中造成較大影響的是費鞏、李公樸、聞一多命案。根據後來解密的美國軍事法庭審判皮爾遜的檔案,我們可以得出兩個結論,一是美國治外法權的傲慢,二是美國程式法的嚴謹和一絲不苟。

蔣介石皈依基督教後,每日早晚兩課不輟,時常反躬自省。對屬下,也儘量彬彬有禮,謙恭以待,遇到他最不滿意之事,也常常只是板著個冷冰冰的面孔,不理不睬而已。可人是高等動物,總有七情六慾,白天說不得,公開場合火不得,蔣介石就轉向夜晚,面對日記,盡情發洩他的心頭之恨,腹中之火。因而,仔細閱讀蔣介石的日記,並查對相關歷史事件和歷史背景,還真是滿有趣味的一件事。一九四五年春夏之季,在得知孔祥熙借美金公債停發之際,低價私分,貪瀆舞弊的事實之後,蔣介石在日記中多次表達對孔祥熙的不滿和憎惡,不但下定決心追回了全部被私分的國債,而且毅然「斷腕」,免除了孔的行政院長、中央銀行總裁等一系列要職。「投鼠忌器」、「首鼠兩端」,是在不妨礙黨國根本利益的前提下,一旦底線被突破,危及了國本與政權,蔣介石是知道哪頭輕哪頭重的,姻親也好,大舅哥也罷,都不能成為逃避懲處的藉口了。在這一點上,蔣介石的日記和自述,給我們提供了破解蔣宋孔陳四大家族關係的新路徑。

「訪問延安」和「呼籲民主」,本質上說是共產黨的鬥爭策略和統戰藝術。「訪問延安」一章所依據的藍本主要是當年趙超構的那本小冊子《延安一月》;「呼籲民主」重點參考的是十幾年前的那本老書《歷史的回聲─半個世紀前的莊嚴承諾》。這兩方面的內容,傅國湧先生和戴晴女士都有很好的見解,我只是更條理、更系統地勾勒出了它們的過程和發展脈絡,有興趣的讀者可耐著性子讀下去,可能會有一些意想不到的發現。

林彪的能打和善戰,在共產黨和八路軍中是出了名的,可他二打長春時,居然是圍而不打,整整困了長春半年之久。一座死城,演繹了人間地獄的生活萬象:柏油馬路被掀開種麥子,青苗剛出土就被塞進嘴裏,強行衝卡外逃的百姓被解放軍捆綁、吊打,甚至槍殺,長春最慘的居民區,成戶成戶地餓斃而死,國民黨軍官有錢有糧,再不濟的兵頭也成了香餑餑,三十多歲的連長居然娶得起三房老婆;年近六十的老處長也「梨樹壓海棠」,迎娶十七歲的高中女生。長春城內外,陰陽天隔,明知無法通郵,也要盡情傾訴,那一麻袋一麻袋寫給父母、妻兒、兄妹、同學的信函,凝血淚,訴真情,令人不忍卒讀。林彪是用這種最殘酷的圍城之法,一雪他兩年前被孫立人攆著屁股倉惶北逃的尷尬。在餓死了十幾萬老百姓、餓暈了國民黨六十軍的將士們之後,這個非蔣介石嫡系的部隊,為一口飽飯而棄城投降。林彪不費一槍一彈,兵不血刃拿下了長春。破城之日,年輕的解放軍戰士走在死寂的長春街道上,看到馬路兩旁餓死的百姓,流著淚說:「我們打仗是為解放老百姓。老百姓都餓死了,這仗是怎麼打的?」

無用書生王雲五發起的幣制改革,大約是壓垮國民黨這頭巨大駱駝的最後一根稻草。百病纏身,千瘡百孔的國民黨政權,本該偃旗息鼓,乖乖倒下身去,壽終正寢。不甘落寞的王雲五偏偏要在最後一刻搞什麼幣制改革和經濟管制,這轟轟烈烈的一場鬧劇,算是國民黨政權出逃大陸前的一齣壯麗的輓歌。只是蔣介石、蔣經國等人,卻將「輓歌」當作了中興之劇認真地演了下去。尤其是年輕氣盛的蔣經國,親赴上海出任經濟管理大員,舉棒打老虎,順便拍蒼蠅,拘捕商人,抄沒豪門,鬧得滿城風雨,風聲鶴唳。在嚴控了七十多天物價之後,終因後繼乏力,日用、生活物資供給不濟,無奈放棄限價,市場價格全面崩盤,以致物價一日數漲,到手的薪水不馬上花出去,就變成了一堆廢紙。上海的市民,背著一麻袋紙幣去排隊購買一卷手紙。蔣經國打落了牙齒往肚裏嚥,悲苦不能自已,燒文件,燒信函,甚至還燒掉了宴會的請柬。屬下問他:「為什麼燒請柬?」蔣經國回答:「亡國了,還請什麼客?」

自此後,一葉扁舟下東南,夢裏依稀大陸情。

學者熊培雲在推薦美國記者哈伯斯塔姆的巨著《媒介與權勢》時,說了一句非常到位的話:「天黑道晚安」。熊培雲的意思,許多社會學中的核心問題,如民主憲政、新聞自由、公民權利、法制公平等等,就像天黑道晚安一樣自然和順暢。在這些事關人類進步和社會發展的基本問題上,本不該大費周章,儘管順其自然就好。歷史就是這樣走過來的,有直行,有曲折,有迴旋,有坎坷,其中的拐點和轉向更是數不勝數。

二○一一年春於青島海邊

目次

【代序】長河浪花
中原饑饉訪問延安
公債舞弊
東北劫掠
重慶談判
沈崇事件
呼籲民主
長春之圍
上海「打虎」
【代跋】從細節看《大江大海一九四九》╱薛原

書摘/試閱

中原饑饉 一九四二年,中原河南發生了一次大饑荒。豫中平原,餓殍遍野,屍塞於道。據說,總共餓死了三百多萬人。 上個世紀的中國,物產貧瘠,生活困頓,內憂外患,戰亂不已,饑饉、瘟疫、天災、人禍,本不是什麼稀奇之事。河南這次大饑荒的特別之處,是在於公正而有責任心的媒體率先披露了真相,而最終是被一位美國記者攪得天翻地覆。

這個有責任心的媒體是中國的《大公報》。 這個有正義感的美國記者是《時代》週刊駐華記者特迪‧懷特,中文名字叫白修德。 河南饑荒,是天災,更是人禍。災荒顯現在一九四二年的春天。連續的春旱,使當年的小麥大幅度減產,收成不及正常年景的三分之一。國民政府駐河南戰區司令長官蔣鼎文,副司令長官湯恩伯,以抗戰的名義,強徵軍糧,硬派賦稅,幾乎掠走了農民所有的收穫。軍人們對農民說,支前打仗第一重要,再堅持幾個月,秋糧就下來了。誰能想到,這一年竟是夏秋連旱,種下去的秋季作物─玉米、穀子、高粱等等,連種子都收不回來。農民手中沒有丁點兒餘糧,野菜、樹葉、樹皮都成了充饑的食物,不到年底,已有大批村民餓死。活著的人們,像躲避瘟疫般地逃離家園,踏上了逃荒要飯的漫漫征途。河南的老百姓對這場天災人禍憤恨不已,稱之為「水旱蝗湯」。

《大公報》駐河南戰地記者張高峰,是一位憂國憂民的熱血青年。他奉報館之命於一九四二年底駐站河南,剛一到職便遇上這一慘絕人寰的饑饉。面對滿目瘡痍的豫中大地,張高峰堅定地認為,他有責任將這一切報導出去,昭告於天下。張高峰以河南葉縣為重點調查地,詳細瞭解饑荒的情況,以近乎白描的手法,撰寫了六千多字的長篇通訊〈饑餓的河南〉。張高峰明白,在慘烈而絕望的事實面前,白描,是最有力的表現手段;一個精確的事實,勝過喋喋不休的說理和論證。

張高峰在通訊中寫道: 記者首先告訴讀者,今日的河南已有成千成萬的人正以樹皮(樹葉吃光了)與野草維持著那可憐的生命。「兵役第一」的光榮再沒有人提起,「哀鴻遍野」不過是吃飽穿暖了的人們形容豫災的悽楚字眼。 河南今年大旱,已用不著我再說。「救濟豫災」這偉大的同情,不但中國報紙,就是同盟國家的報紙也印上了大字標題。我曾為這四個字「欣慰」,三千萬同胞也引頸翹望,絕望了的眼睛又發出了希望的光。希望究竟是希望,時間久了,他們那餓陷了的眼眶又葬埋了所有的希望。 河南是地瘠民貧的省份,抗戰以來三面臨敵,人民加倍艱苦,偏在這抗戰進入最艱難階段,又遭天災。今春三四月間,豫西遭雹災,遭霜災,豫南豫中有風災,豫東有的地方遭蝗災。

入夏以來,全省三月不雨。秋交有雨,入秋又不雨,大旱成災。豫西一帶秋收之蕎麥尚有希望,將收之際竟一場大霜,麥粒未能灌漿,全體凍死。

八九月臨河各縣黃水溢堤,汪洋氾濫,大旱之後復遭水淹,災情更重,河南就這樣變成人間地獄了。 現在樹葉吃光了,村口的杵臼,每天有人在那裏搗花生皮與榆樹皮(只有榆樹皮能吃),然後蒸著吃。在葉縣,一位小朋友對我說:「先生,這傢伙刺嗓子!」 每天我們吃飯的時候,總有十幾二十幾個災民在門口鵠候號叫求乞。那些菜綠的臉色,無神的眼睛,叫你不忍心去看,你也沒有那些剩飯給他們。 今天小四饑死了,明天又聽說友來吃野草中毒不起,後天又看見小寶凍死在寨外。可憐那些還活潑亂跳的下一代,如今都陸續的離開了人間。 最近我更發現災民每人的臉都浮腫起來,鼻孔與眼角發黑。起初我以為是因餓而得的病症。後來才知道是因為吃了一種名叫「黴花」的野草中毒而腫起來。這種草沒有一點水分,磨出來是綠色,我曾嘗試過,一股土腥味,據說豬吃了都要四肢麻痺,人怎能吃下去!

災民明知是毒物,他們還說:「先生,就這還沒有呢!我們的牙臉手腳都是吃得麻痛!」現在葉縣一帶災民真的沒有「黴花」吃,他們正在吃一種乾柴,一種無法用杵臼搗碎的乾柴,所好的是吃了不腫臉不麻手腳。一位老夫說:「我做夢也沒有想到吃柴火!真不如早死。」 牛早就快殺光了,豬儘是骨頭,雞的眼睛都餓得睜不開。 一斤麥子可以換二斤豬肉,三斤半牛肉。

在河南已恢復了原始的物物交換時代。賣子女無人要,自己的年輕老婆或十五六歲的女兒,都馱到驢上到豫東馱河、周家口、界首那些販人的市場賣為娼妓。賣一口人,買不回四斗糧食。麥子一斗九百元,高粱一斗六百四十九元,玉米一斗七百元,小米十元一斤,蒸饃八元一斤,鹽十五元一斤,香油也十五元。沒有救災辦法,糧價不會跌落的,災民根本也沒有吃糧食的念頭。老弱婦孺終日等死,年輕力壯者不得不鋌而走險,這樣下去,河南就不需要救災了,而需要清鄉防匪,維持地方的治安。

《大公報》總編輯王芸生,手捧張高峰的稿子,心在顫抖。他為河南人民心痛,為啼饑號寒的災民難過。他知道,刊發張高峰的稿子,會冒極大的風險,會令當局震怒和不滿。但新聞人的正義感和媒體的責任意識,讓王芸生義無反顧地簽發了這篇稿子。他給張高峰的稿件改動了標題,《豫災實錄》,使報導更具客觀和公正。 一九四三年二月一日,《豫災實錄》刊於《大公報》上,猶如在重慶扔下了一顆重磅炸彈,激起了軒然大波。然而,王芸生意猶未盡,又用他那枝酣暢淋漓的抒情之筆,配發了一篇充滿著王氏風格的評論〈看重慶,念中原!〉。 王芸生在社評中說:「昨天本報登載了一篇《豫災實錄》,想讀者都已看到了。讀了那篇通訊,任何硬漢都得下淚。河南災情之重,人民遭遇之慘,大家差不多都已知道;但畢竟重到什麼程度,慘到什麼情況,大家就很模糊了。誰知道那三千萬同胞,大都已深陷在饑饉死亡的地獄。餓死的暴骨失肉,逃亡的扶老攜幼,妻離子散,擠人叢,挨棍打,未必能夠得到賑濟委員會的登記證。

吃雜草的毒發而死,吃乾枝皮的忍不住刺喉絞腸之苦。把妻女馱運到遙遠的人肉市場,未必能夠換到幾斗糧食。這慘絕人寰的描寫,實在令人不忍卒讀。而尤其令人不解的,河南的災情,中央早已注意,中央的查災人員也早已公畢歸來,我們也曾聽到中央撥了相當數額的賑款,如此紛紜半載,而截至本報通訊員上月十七日發信時,尚未見發放賑款之事,千萬災民還在眼巴巴盼望。

這是何故?尤其令人不忍的,災荒如此,糧課依然。吾衙門捉人逼拶,餓著肚納糧,賣了田納糧。憶童時,讀杜甫所詠歎的〈石壕吏〉,輒為之掩卷太息,乃不意竟依稀見於今日的事實。今天報載中央社魯山電,謂『豫省三十一年度之徵實徵購,雖在災情嚴重下,進行亦頗順利』。所謂:『據省田管處負責人談,徵購情形極為良好,各地人民均罄其所有,貢獻國家。』這『罄其所有』四個字,實出諸血淚之筆!」 社評說:「河南的災民賣田賣人甚至餓死,還照納國課,為什麼政府就不可以徵發豪商巨富的資產並限制一般富有者『滿不在乎』的購買力?看重慶,念中原,實在令人感慨萬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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