瀏覽紀錄

TOP
【反詐騙】接到可疑電話該怎麼辦?提醒您「不碰不說」。聽到「訂單錯誤要操作ATM/網銀就是詐騙」!
1/1
絕版無法訂購
威尼斯共和國的故事:西歐的屏障與文明的窗口
定  價:NT$450元
優惠價: 9405

絕版無法訂購

商品簡介

作者簡介

名人/編輯推薦

目次

書摘/試閱

『中世紀義大利半島各城市只有兩個自始自終堅守自己的獨立性,對人類史而言真是意義非凡:第一是佛羅倫斯;第二是威尼斯,一個表面上看起來停滯不前、政治上亦無波瀾的城市』--布克哈特(JACOB BURCKHARDT) 一群平凡人的不平凡故事!

在大航海時代之前,歐亞大陸西半部人類主要的舞台集中在地中海與歐亞大草原。公元452年的一群逃難者為躲避蠻族阿提拉的攻擊,逃往海上,此地才開始有人居住。五百多年後這個人口不到二十萬人(公元1422年人口數十九萬)的城市變成了東地中海的海權霸主,號稱『東地中海女王』!

公元一0五四年,東西方基督教(拜占庭與羅馬)分裂以後,歐洲政治的分界線從南北劃分基督教世界與蠻族天地,變成東部的東正教與西半部的天主教,威尼斯的地理位置正好落在交會之處。1453年第二羅馬-拜占庭陷落於奧斯曼土耳其人之手後,威尼斯扮演過保衛基督教世界的角色,更一舉在1571年的雷龐多(Lepanto)海戰讓奧斯曼喪失地中海權。

威尼斯的貢獻不只是面具、嘉年華、貢多拉船,還有葡萄酒(馬爾瓦吉亞酒)、肥皂(戰時也可以在敵方船上阻擾敵人的運動)、玻璃與眼鏡、蕾絲(生產地在慕拉諾島)、出版業(1495~1497全歐洲出版了1821本,447本由威尼斯出版,第二名的巴黎只貢獻了181本) 、專利制度(1474年起給予10年的保障)、保險制度。

他們沒有如熱那亞赫赫威名的冒險家—哥倫布;她們也不像翡冷翠(佛羅倫斯)那樣天才輩出—達文西;更沒有羅馬城的歷史光輝與教宗的光環。但是這群務實、腳踏實地,在孤懸海外一隅、靠魚鹽維生的人民,經歷數百年的時光卻能造就海上強權的事業。這個城市遭逢多次生死關頭的危難,卻不曾分裂、內亂,反而更加團結在聖馬可旗幟下,更見淬煉!

她的國策符合地緣條件,她參與建構了現代意義的外交體系,她扮演地中海東西兩方商品、技術、知識、美學、文化交流的橋樑,促成西歐從封建體制走向現代。她是威尼斯,一個我們耳熟能詳的觀光城市,曾經在歷史上成就不平凡偉業的小城大國!

本書特色

5幅地圖與年表

威廉‧麥克尼爾

芝加哥大學歷史學榮譽教授,史學著作量甚豐,超過三十冊。包括:《西方文明史》(History of Western Civilization)、《人類社群史》(A History of the Human Community)、《回教世界》(The Islamic World)《古典中國》(Classical China)、《文明的起源》(Origins of Civilization)、《瘟疫與人》(Plagues and People)等,《西方的興起》於一九六四年榮獲美國國家圖書館獎。

海國威尼斯的魅力                                
工頭堅 Ken Worker

對於威尼斯,你一定不陌生。

之所以會這麼說,是因為她的容姿,時常出現在歐洲或好萊塢電影中,成為難以忽視的壯麗背景,或詭奇豔麗的故事發生之舞台。我第一次「煞」到威尼斯,就是年輕時在貝托魯奇執導的電影《遮蔽的天空》(The Sheltering Sky)中,看到的威尼斯夜景;那不僅是美,而是隱藏著無邊的神秘與劇情般之黑暗場域。

過去幾年,因為帶團到過威尼斯許多次,但每一次、無論是乘著船、巴士或歐洲之星列車,來到這座城市時,心中都還是難掩興奮的感覺;畢竟,它是這麼一座放眼世界獨一無二的城市。威尼斯就像是奇幻小說中才會出現的虛構國度,可是她,卻貨真價實地存在於人類的歷史中。

要真正理解威尼斯的魅力,就必須先認知到,在成為現今舉世聞名的「水都」之前,她其實更是一個「海國」。

約莫一千五百年前,一群原本住在義大利東北部平原上的居民,為了躲避從東方的匈奴人西遷所蔓延而來的戰禍,拋棄了自己陸上的家園,成為海上的子民、成為威尼斯人的祖先。如果有機會搭乘電梯登上聖馬可鐘樓,俯瞰整個潟湖週邊島嶼的景觀,遙想威尼斯的先民將堅硬的木樁打入流沙層的底部、建立穩固的地基,然後歷經漫長歲月,在上面建立起無數的家居、教堂、宮殿,成為稱霸海上的「亞得里亞海女王」,更是令人不得不動容。

由於威尼斯面對東方的地理位置特性,使得它成為海陸兩段絲路的重要端點,發展出和歐洲其他城市不同的多元文化特色,從聖馬可教堂那拜占庭式的圓頂就可以看得出:威尼斯的魅力是特殊的歷史所累積出來的,無論是威尼斯人的個性、威尼斯城的建築、或者威尼斯豐富多樣的海鮮料理。

橋,無疑是水路縱橫的島上最迷人的景觀之一。威尼斯本島由一一七座小島、一五〇條運河和三百七十八座橋樑組成,島上的巷道就在光和影、水與陸之間,彷彿是影片膠卷上一格格的畫面般,組成不連續的風景;而橋,就像是把這一切連貫起來放映的齒輪。

儘管這些起起伏伏的橋樑,對於拉著行李箱初抵海都的旅客可能是一種詛咒;但只要安頓完畢,只帶著相機走在橋上,就好像踩著高高低低的節奏一般,不禁哼起威尼斯著名的輪舞曲(Rondo),心情頓時愉快極了。穿梭在橋與水之間的,是舉世聞名威尼斯象徵之一:鳳尾船(或貢多拉,Gondola)。

在義大利,幾乎每座重要的城市都有屬於自己的聖人;可是正如前述,威尼斯人基本上是一群難民的後代,在他們胼手胝足,靠著製鹽、貿易與融資,成為富甲一方的海上共和國之後,覺得這座城市沒有聖人,難免覺得面子上掛不住。

西元八二八年,兩名威尼斯商人打聽到基督宗教四大福音書作者之一的使徒聖馬可遺骸存放在埃及的亞利山卓港,於是連哄帶騙(或者好聽地說,運用智慧)將遺骸偷運回威尼斯,獲得全城熱烈的歡迎,隨後興建了這座兼具陵寢與教堂意義的建築;從此以後,代表聖馬可的「飛獅」(或「翼獅」),也成為威尼斯共和國的象徵。

聖馬可教堂既然是威尼斯人的「面子」,也是信仰象徵,在建築上當然不可能馬虎。我們現在看到的教堂形制,應該是在十五世紀最後底定的,歷經數百年的重建、加蓋與裝飾,聖馬可是一座不折不扣的黃金聖堂;它的建材包括紅色與白色大理石,內部裝飾用了三千顆寶石與八十個琺瑯飾版,但是更驚人而且最具威尼斯特色的,則是四千平方公尺的黃金馬賽克……

如今,共和國的昔日榮光已逝,而黃金的聖堂依舊;在廣場前,上演著令人眩目的歷史流轉。

常常有人問我,到底是在嘉年華時去威尼斯好,還是避開嘉年華好?──我的答案總是,如果要體會威尼斯冬季的蕭瑟、靜靜地逛街道、窩咖啡廳,當然最好避開人潮洶湧的節慶時期;但是,在嘉年華的期間,當你走在街道上、摩肩擦踵而過的帶著面具且盛裝的人群,將會像是走在一個現實的夢境中一般。

可以這麼說:如果在淡季來到威尼斯是一趟旅行,那麼在嘉年華時來到威尼斯,則是一種畢生的體驗(lifetime experience);而,如果能夠更深入理解威尼斯共和國的歷史,更能將旅行的樂趣,延伸到仿如奇幻小說的時空。

(本文作者為資深部落客,國際領隊,欣傳媒社群發展部總監)

導讀 一
既有全球視野,也跨文化:閱讀William H. McNeill的幾種方法      
蔣竹山

說到有關威尼斯的作品,你會想到什麼,一般人會想到的是莎士比亞筆下的《威尼斯商人》,我則聯想到英國作家珍‧莫里斯(Jan Morris)那本當代書寫威尼斯的經典之作《威尼斯》。但這不是一本歷史書,也不是一本旅遊指南,更不算是報導文學。它更偏向主觀、浪漫、印象派及作者的經歷;而不是以都市為主體的寫作。少有人會想到麥克尼爾(William H. McNeill)的《威尼斯共和國的故事》。

對於臺灣的讀者而言,麥克尼爾的大名,既熟悉又陌生,原因即在於他的著作豐碩,至今已經有三十幾部書。其中譯成中文的不超過五部,大家耳熟能詳的還是他的《西方的興起》和《瘟疫與人》,以及近來和他那研究環境史的兒子小麥克尼爾(J. R. McNeill)合著的《文明之網》。然而,我們對於他的瞭解其實相當有限。在中文學界裡,知道他曾經寫過威尼斯共和國的故事這樣主題的一本書的人應當不多。更何況,《威尼斯共和國的故事》這本書出版在一九七四年,距今已經將近快四十年了。 

本書不是麥克尼爾最知名的作品,卻是對於想要更進一步理解他日後史學著作理念的人不可或缺的一本書。要瞭解《威尼斯共和國的故事》一書,或許將它放在全球史寫作的光譜上來檢視,是個不錯的選擇。
 全球史的出版在這十年間有逐漸增多的趨勢,相關的研究討論與論文也正不斷地關注這段時間的史學變化。伊格爾斯和王晴佳在《全球史學史》(A Global History of Modern Historiography)一書中,認為冷戰之後的歷史書寫有以下幾點變化:第一、文化轉向及語言學轉向導致了所謂的「新文化史」的興起;第二、婦女史與性別史的持續擴大;第三、在後現代主義批判的基礎上,歷史研究和社會科學建立起新的聯盟;第四、對國別史研究的挑戰;第五、世界史與全球史的興起。這五個研究方向的轉變,其中,又以新文化史及全球史的影響最為顯著。他們認為冷戰結束後,史學界出現了一個顯著的變化,那就是對世界史與全球史的關注的不斷加強。

 一九九〇年代之後,世界史的寫作有兩個不同的走向。一個是開始較早,約在一九七〇到一九八〇年代,以佛蘭克(Andre Gunder Frank), 沃夫(Eric Wolf), 及華勒斯坦(Immanuel Wallerstein)等社會科學家以及關心現代西方資本主義對世界上其他地區產生影響的經濟學家和社會學家為開端。麥克尼爾(William McNeill)則代表第二種取向。他對經濟和政治因素的興趣不大,研究也不從歐洲中心論出發,而是樂於將更早年代的歷史涵蓋在內。直到一九九〇年代以後,「全球史」(Global History)這個名詞才變得較為流行。

這十年來,歐美史學界有關全球史的理論、方法與實踐的研究有增多的趨勢。這方面的著作有:索格納(Solvi Sogner)編的《理解全球史》( Making Sense of Global History);霍普金斯(A. G. Hopkins)編的《世界史中的全球化》( Globalization in World History);本德(Thomas Bender)編的《全球時代中的美國史的再思考》 (Rethinking American History in a Global Age );曼寧(Patrick Manning)的《航向世界史:史家建立的全球過往》(Navigating World History: Historicans Create a Global Past);馬茲利什(Bruce Mazlish) 及艾律耶(Akira Iriye)合編的《全球史讀本》(The Global History Reader),除了史家作品外,也納入人類學及發展研究的文章;霍普金斯編的《全球史:世界與地方間的交流》(Global History: Interactions Between the Universial and the Local,); 吉爾斯(Barry K. Gills)和湯普森(William R. Thompson)合編的《全球化與全球史》( Globalization and Global History) ;柯嬌燕(Pamela Kyle Crossley)的《書寫大歷史:閱讀全球的第一堂課》(譯本見廣場出版,2012)。馬茲利什的《新全球史》( The New Global History);史登斯(Peter N. Stearns)的《世界史中的全球化》 (Globalization in World History, 2010);最新一本剛出版的是薩克森麥爾(Dominic Sachsenmaier)的《全球視野下的全球史》( Global Perspectives on Global History: Theroies and Approaches in a Connected World)。
上述書籍的出版或許正可以反映當前西方史學的「全球轉向(global turn)」,而這種「全球轉向」的特色之一,即在於史學作品的「空間轉向(spatial turn)」——或者說是史學跨越民族國家的領土疆界,朝著區域、大陸及半球等空間發展。

已有越來越多的史家開始撰寫全球化的歷史。這種興趣的轉變反映我們所處時代的是個變動的世界。如果說這種改變的動力大多是來自學術社群,那需求則來自新世代的年輕學子,他們漸漸為不受民族國家的歷史形式所束縛。霍普金斯更認為全球史的課題相當有潛力,因為它吸引了所有歷史學的次學科:經濟、社會、政治、文化和思想。新的主題如汙染、疾病及醫藥都是熱門話題;而舊的課題如帝國也能重新檢視。
讓人更為期待的是,這是多年來首次歷史學與社會科學的伙伴學科的重新連結。國際關係理論已經由新現實主義轉變到探索機構與想法。新經濟史則涵蓋了有關財產權、競租行為、交易價值、種族淵源、暴力,以及在政治不穩定的各種情況的重要論辯。

倫敦政經學院經濟系教授歐布萊恩(Patrick O’Brien)則認為全球史符合我們當代的需求。他於二〇〇六年曾幫新發行的期刊《全球史期刊》(Journal of Global History)寫過一篇長序〈歷史學的傳統與全球史回歸的當代必要性〉。這篇文章首先描述全球史研究的兩個取向:連結(connexion)與比較(comparisons)。而後觀察當歐洲的地緣政治超越了世界所有地區成為霸權時,早期歐洲與其他歷史傳統的中心書寫的特色。在過去兩個世紀以來,所有的歷史學傳統對於西方的興起大多採取歌功頌德或回應的態度。全球史的回歸所影響的歷史敘事使得學界能夠有普世性的世界觀,並符合我們全球化世界的需求。

我們目前所見到的全球史的發展目前仍是進行式,相較於其它史學領域的發展,它的資歷尚淺。在目前可見的研究成果中,我們可大致歸納出幾點全球史的發展趨勢。首先,它挑戰了過去民族國家史的書寫限制,將視野擴展到地方、區域、國家、半球之間的彼此聯繫。其次,全球史的研究已經跳脫以往建立宏大體系與理論的框框,許多兼具有宏觀及微觀的文章開始受到重視。復次,全球史讓研究者帶有一種全球視野的角度看問題,因此類似上一波史學的「文化轉向」,促使了史學的各次學科有了新的研究取向,舉凡環境史、社會史、性別史、經濟史、外交史、教育史、醫療史都紛紛強調全球視野下的研究角度。 第四,研究者多為跨學科的學者,不限於史學家的專利,像是社會學、經濟學、政治學、國際關係及地理學。第五,全球史專業學術期刊的出現,例如《全球史期刊》。最後,專門全球史研究機構的紛紛成立。
「文化相遇」(cultural encounters)亦是近來學界關注的重點。這種研究兼顧了新文化史與全球史的研究特色。新文化史研究中有關「文化邊界」(cultural frontiers)與「文化相遇」的概念是近來研究文化交流常被討論的觀點。有關這個課題,近來台大教授陳慧宏在〈「文化相遇的方法論」:評析中歐文化交流研究的新視野〉一文有深入的討論。

陳慧宏提出兩個分析方向,一是關於「他者」(the other)的問題。有學者認為:強調歐洲對他者的建構,也有可能受到他者以及他者針對歐洲人的自我建構所形塑。因此,我們會發現,中歐文化接觸的研究中,並非單純地由歐洲中心轉向地區文化而已。需要思考的是,在獲致平衡觀點的結果,強勢的地區文化該如何處理?第二是文化史研究的理論。陳慧宏提出了近年來蓬勃發展的中歐文化相遇的研究,在過去與未來如何讓跨文化的研究豐富歷史學的方法論,不可避免地要從西方歷史學方法論的轉向文化史之取徑來做理解。例如二○○七年柏克(Peter Burke)與夏伯嘉合編的近代早期歐洲文化史著作Cultural Translation in Early Modern Europe便是將焦點集中在「轉譯」(translation)的課題上。在交往互動與溝通妥協的概念下,「交流」(exchange)一詞退居到較不顯著的位置。

此外,陳慧宏提醒我們,在某種意義上,文化結構的定義是以文本為指標。她不認同某些學者所說的:「資訊的傳遞除了文本的形式,還包括地圖、各種物品和文化習慣等,但分析中心仍是文本,因為文本是留存下來的最重要資料。陳慧宏認為我們應當要參考夏提葉(Roger Chartier)的研究,要特別留意「文化產品」(cultural product)如書籍、圖畫和觀念等物質文化的材料。此外,她認為「相遇」一詞的深遠含意,應該是指向一種世界史概念的文化之間的接觸,以及意識性與隨機性的跨文化互動,而這也應是我們對整體跨文化交流歷史研究開發的期許。

有了對上述全球視野與文化轉向的研究取向的認識,我們就比較清楚該如何看待《威尼斯共和國的故事》這本書。就我個人而言,《威尼斯共和國的故事》雖然不像近來的全球史著作,已經標舉出全球史這樣的史學旗號,但卻初步已經有了全球的視野,也關注到文化相遇的課題。

《威尼斯共和國的故事》一書描述的時間長達七百年,從十一世紀到十八世紀。他選擇一般史家所忽略的東歐及南歐歷史。他認為這個地區的不同民族的文化交流永遠不會停止,而且還是歷史變遷的主要動力。而本書的主角威尼斯就在此過程中扮演關鍵的角色。他們不僅是重要媒介,也是領導者。打從中世紀起,威尼斯人依賴貿易通商,他們就是拉丁世界連結希臘、斯拉夫和土耳其地區最根深蒂固的中間人。麥克尼爾在此書充分展現他過往寫《西方的興起》的功力,信手拈來就將羅馬語、希臘語、斯拉夫語及土耳其語的材料拼湊出一幅完整的威尼斯共和國的故事,或說是威尼斯帝國興衰過程的歷史圖像。
 
透過此書,我們終於可以弄清楚,為何如此一個小巧邦國,得以從一開始享有拜占庭帝國的特權地位,而在爾後幾百年間,透這些小型淡水湖中的一連串島嶼,憑靠位於亞得里亞海邊的優越位置,壟斷了地中海利潤豐厚的海外貿易。所以我們知道了許多相當精彩的威尼斯故事:威尼斯貿易成功的關鍵之一是建立著名的國營造船廠;結合了拜占庭國家政策與義大利企業這兩個因素,使得帝國的遠距海上商業落入了義大利人手中。至於為何義大利人能夠長期佔據各種領導地位呢?一是低政治軍事開銷,二是義大利貿易城市的調動資源的方式。

在關注威尼斯的政經制度特色的同時,《威尼斯共和國的故事》也將歷史場景拉到威尼斯以外的地去,注意到在一四八一年之後,鄂圖曼帝國已經儼然成為新秩序的強權國家,此處麥克尼爾已經提出了日後他另外一本重要著作《火藥帝國的時代》中,莫斯科大公國、西班牙君主國、伊朗薩菲王朝、印度蒙兀兒等海外帝國藉由火藥來支配世界的概念。然而,相較全球的軍事技術革命,地中海的海事革命,或許只是地區性的發展,但威尼斯依然是一股不可輕忽的力量。

在書中,麥克尼爾也從文化同化與排斥模式來看,在一二八二—一四八一年間,明顯受到威尼斯文化影響的歐洲區域。此時,歐洲有三種高度文化彼此競爭:哥德式、拜占庭式及蒙古---突厥式複合文化。到了一四八一—一六六九,威尼斯共和國的故事的情勢則開始走下坡。此一時期,歐陸勢力板塊移動,威尼斯不再是鄂圖曼帝國的對手。然而,最終重創威尼斯的因素,主要還是因為商船技術的落後、資源及食物短缺、行政體系的僵化、瘟疫的侵襲、艦隊失去優勢等等。

最後,到了一六六九年,歐洲創造力最為活躍的中心已經移到阿爾卑斯山北部,威尼斯人在海外的發展大幅縮減。城市的活動範圍也縮小至地方活動。此時的威尼斯已成為落後地區,活在過去的城市。然而,值得讚賞的是,儘管政經轉變如此巨大,威尼斯的文化力量仍處於顛峰。

由於威尼斯共和國的故事由盛而衰的過程中,都牽涉周邊其他國家的發展,因此各個階段的歷史面貌極其複雜,因此《威尼斯共和國的故事》在閱讀上不是一件容易的事。無論內容、敘事手法及格式,都非針對一般讀者而寫。也因為如此,本書對於威尼斯共和國的故事的歷史事實較過往許多文學作品有更多的描繪,相當適合對歷史典故有深度考據癖好的讀者深入閱讀。

有了《威尼斯共和國的故事》中文譯本的問世,我想,威尼斯不再僅是一座平面的水上之都,也不是面具、貢多拉、猶太商人等名詞的集合體;而是一座擁有七百年歷史的活生生城市。正如同麥克尼爾在本書目錄之前的引文所說的:「她曾經掌握迷人的東方之境,也曾是西方的屏障門戶。她從未貶低自己高貴的身價。威尼斯,自由的長女。」

《威尼斯共和國的故事》一書的翻譯出版,正提供了我們一個閱讀威尼斯的興衰歷史的最好選擇。                                               
  (本文作者現職國立東華大學歷史學系助理教授)

導讀二
威尼斯的經驗                                                  
張國城

作為芝加哥大學的校友,能夠為這本書寫一些心得是我莫大的榮幸。地中海是西方文明的搖籃,而此一區域文明的傳播和發揚緣於對海洋的運用。從人類有記載的海權史來看,克里特(Crete,公元前二五〇〇—一二〇〇年)是地中海最強大與最早期的海權國家之一。克里特人口密集且成長迅速,由於該島多山,又剛好位於東地中海海上交通的樞紐地位,在戰略位置上有利於向外發展商業,同時又有利於攻擊與限制競爭者的商業活動。所以克里特人很早就向海洋發展以求生存。

腓尼基人(Phoenicians,公元前二〇〇〇—三〇〇年)是第二批登上地中海海權舞台的民族。他們擅長海上貿易,航行到地中海的每一個角落,在腓尼基人尋求新的貿易對象和新的原料來源之際,他們成為西方第一流的偉大航海者。在地中海沿岸以及一些島嶼上,他們所設立的通商據點紛紛成為新興的文化中心。迦太基就是一個顯著的例子。

威尼斯是地中海海權國家的翹楚。因為威尼斯位於亞得里亞海旁,所以它有良好的地理位置,可以和拜占庭帝國及伊斯蘭國家進行廣泛的貿易活動。在一四五 〇年時,總共有超過三〇〇〇艘威尼斯的商船處於營運的狀態中,其中大部分在必要時可以變成戰艦或運輸船。威尼斯政府要求每艘商船必須搭載特定數量的武器(大部分是十字弓與槍)及盔甲,商船的乘客也被預期在必要時可以武裝起來並進行戰鬥。船上的划手不是奴隸,而是從這個城市或是它的領地(特別是達爾馬提亞)中產生的。在每個教區中,當這些槳手離開之後,他們的家庭會受到教區中其他人的支持。另外債務人一般是在戰船上划船來償還他們的債務。在十三世紀末時,威尼斯已經變成全歐洲最繁榮的都市。在勢力與財富最顛峰的時期,威尼斯擁有三萬六〇〇〇名水手來駕駛三三〇〇艘船,並且主宰了中古時代的商業活動。埃佛利德.馬漢(A. T. Mahan) 認為英國之成就為空前海洋強權,在於六項海權發展原則的優勢—地理位置、自然地理型態、領土比例、海洋人口、民族性—威尼斯幾乎滿足了全部六項。

威尼斯還提供我們更多海權發展的歷史經驗。時至今日,透過麥克尼爾教授的這本偉大著作,它的故事仍然讓我們了解海權的發展對一個國家如何深具意義。

首先,威尼斯人告訴我們,海權的發展除了馬漢八〇〇年後歸納出來的那六項原則外,取決於國家科技力量的總和。另外,發展海權的動力會促使國家發展科技。人類為了安全地在海上從一地到任一地,需要當時最精密的數學、天文學和物理學以及製造工藝;為了在海上摧毀敵人,需要最強的弓箭,接著需要威力最大的火砲,然後是在水底潛行,接著是性能最好的飛機…二次大戰後,美蘇發現要爭奪海權,要能在更遠的距離發現敵艦並予以識別定位後,引導武器攻擊遠在艦上感測器甚至艦載飛機所能及距離以外的目標,更需要無遠弗屆迅速又安全的通信,衛星和軍艦一起成為國家海權的主要組成部分。然後這些用於發展海權的科技—無線電、雷達到太空、衛星及網際網路—早已超越軍事領域,無一不外溢到其他領域,促進了整體科學、技術及製造工藝的進步。

威尼斯船運版圖在十三世紀出現驚人的擴張,與船運技術及航海方法的重要變革息息相關。作者指出:「…或許改良的關鍵點在於引進更強力的操舵裝置,利用機械的優點,無論是滑輪或槓桿,發揮超過人類肌肉極限的力量。在古老的中古時代,歐洲水手駕船是在靠近船尾的部分划槳前進,這種設備受限於操縱者的力量。大船需要可省力控制的操縱面板,以厚重的常設鉸鏈固定於船的骨架上。於十三世紀引進北方海域的艉板舵輪滿足了這項技術上的需求:它的大小能依需求製作,而且輕易就能創造出適用的聯動裝置,讓舵手即使在大浪中,也能利用機械的優點保持舵輪的方向…發明了更有力的操舵裝置後,船的體積大大增加了,因此帆、桅杆、索具也要跟著調整。就像北方的艉板舵輪裝置,方形帆在快進入一三〇〇年時出現於地中海,且和原本的大三角帆有各種組合方式。另外,船的甲板中央,前後各立起高高的船樓,船樓所提供的優點不只利於防禦,也能提供船員生活的地方,這對冬季航海來說是必要的設備。…同時,航海技術的進步也使新的柯克船更加安全、更為有用。一二七〇年後不久,地中海開始使用羅盤,此後即使在多雲的天氣也能辨別方向,只要記錄船上羅盤方位的每個變化,還有變化發生的時間,即使連續幾日陰天,又看不見陸地,熟練的水手也能合理且準確的推估位置。隨著這種技術越來越老練,地中海的航海圖和毗鄰的海岸線也編制完成,也就是所謂的航海指南,上面顯示了港口間的羅盤方位。只要適當沿著圖表上定義的航線,船隻在冬天也能如夏天般精準地駛向目的地,船長不需依賴天氣晴朗時的太陽與星星也能確認方向。」就我個人看來,這些偉大發明--艉板舵輪、方形帆、羅盤—在海權發展上的意義,足以和蒸汽機、核動力裝置和衛星比肩。
 
其次,海洋的利用需要當時最精良的管理技術。船隻的建造不僅需要技術,更需要對於人力、工時、原材料及造船場地有綜合的管理策略。威尼斯成功的關鍵之一是在一一〇四年建立了著名的國營造船廠(Arsenal),這座造船廠仿造拜占庭的規劃,由政府管理,專門建造軍用戰艦。後來,國營造船廠開始大量生產標準設計的船隻。工人因專業化發展出獨特的技能與效率,標準化的零件也簡化了修船的難度,政府儲備這些零件,並長期僱用一群專家,以便在需要時,能以最快的速度指導大量工人們製作出新的艦隊。國營造船廠在某種程度上,已經實踐了現代工廠生產線的效率及可預測性。在國營造船廠最強大的時期,不需一小時就能組好一艘戰艦。這些優勢和經濟顯然並非一蹴可及。在一一〇四年之後,威尼斯海軍的規模和強度急劇增加。威尼斯不再依靠拼裝的戰艦(例如一〇八一年至一〇八五年對抗諾曼人時使用的戰艦),他們開始可以為戰爭設計戰艦,他們也可以在現有城市經濟、材料及人力的限制下,依場合及戰略的不同派遣其海軍力量。這就讓威尼斯在海上稱雄。

威尼斯人告訴我們的第三件事情是海權的發展不受所謂「海洋國土」的概念限制。「海洋國土」包括海外根據地和經濟海域。事實上從後者來看,目前各國的「海洋國土」基本上經常出現重疊的情況,而且共同開發或引進外資開發已經是全面趨勢。因為海上難有具體疆界。大國之間為海洋疆界發生衝突的情況也逐漸受到遏制。因為除非發動戰爭,在一時間的海洋衝突中獲勝並不能永久性的排除他國在該爭議地區中的事實存在和利用。威尼斯在海戰中屢戰屢勝,但並未也不試圖保證對地中海進行排他性的運用,這正是今天海洋運用的基本原則;中國和越南在南海的衝突就是最好的例子。

威尼斯告訴我們的第四件事情是海外根據地不完全是發展海權的絕對要件。今天除了美國外,任何國家都不容易建立有意義的海外根據地。但不意味著沒有海外根據地就不能有效利用海洋,一一二五年威尼斯人從匈牙利人手中奪回了斯普利特,但匈牙利又趁威尼斯人離開後佔領這座城市。但拜占庭皇帝約翰一世眼見威尼斯海軍展現的實力,在一一二六年對威尼斯人重新開啟君士坦丁堡的市場及其他拜占庭的港口,並提供如同過去一般的貿易特權,說明了這個道理。

今天和威尼斯崛起初期時代一樣,都不是爭取殖民地的時代,過去的殖民地或重要的海上咽喉點(choke point)目前幾乎都已經是獨立國家或為獨立國家所掌握,即使這些國家國力不強,也很難輕易占領或逼使他們接受強國設立海軍基地。一千年前威尼斯人並不想直接統治伊斯特拉半島和達爾馬提亞沿海地區。他們讓當地的伯爵、主教和其他傳統統治者仍繼續保持固有統治權,但威尼斯的貴族定期進入這些港口,以確保威尼斯的利益沒有被忽略。契約界定了各個沿海行政機關和統治城市之間的關係。內容通常包含數量微不足道的進貢,再加上戰時出兵協助,例如供應一、兩艘戰艦。還有,保證威尼斯的船隻有權自由進出港口,無論是為了貿易、躲避風暴或仇敵的追擊。這讓我們看到了今天美國海權的影子。

未來中國可能試圖在緬甸、巴基斯坦或斯里蘭卡建立海軍基地,問題是這些國家對中國的政治忠誠度和同盟關係在戰時恐怕難以確保,因為中國仍必須讓當地政府保持固有統治權,另一方面中國也沒有足夠的海軍實力保為這些海外據點的安全,但這點非常重要--因為若中國要依托這些基地和美國和印度對抗,它們也勢必會成為美國和印度攻擊和封鎖的目標。而這些國家本身並沒有強大的海軍力量足以保衛這些基地。若中國要分兵保衛這些基地,則等於讓本國海岸陷於險境。因此,中國基地對任何一個國家都是燙手山芋。而威尼斯人早就知道這種孤懸海外基地的缺陷。

威尼斯的衰落也和它海權的下降密不可分。一六六九年,威尼斯人在海外的據點已縮減至達爾馬提亞和愛奧尼亞群島。這城市的活動半徑也縮至地方活動,甚至在亞得里亞海上,威尼斯的船隻也不再重要。相較於極盛時期活躍於區域間市場、偏遠國家經濟上的協調、以及其他活動,威尼斯已成為落後地區,成為活在過去的城市,成為依靠生產(主要是農業)的義大利腹地。但何以威尼斯的海權衰落?又源於經濟蕭條。作者指出:「…發生在義大利和威尼斯的經濟蕭條,特別是一六三〇年代之後,主因極有可能是長期的燃料短缺,雖然還有其他因素,例如技術過時、高賦稅、高薪資、因法律規範而僵化的組織(如行會壟斷和工作規則),也可能也扮演重要的角色…由於管理威尼斯的人不再活躍於商場上,而是耗費大量時間在官方規範商業行為,這種結果並不令人意外。從短期看,威尼斯政府所採取的方式無疑有助於城市撐過立即的危機,並在現有管理與政治模式中,讓窮人得以分一杯羹。就長遠來說,政府對濟貧和公共衛生管理的努力使得威尼斯商業的經營成本增加,也讓北方生產者的價格更具競爭性。」和今天歐洲的困境何其類似!

威尼斯當得起「海權國家」的偉大稱號。它的故事裡雖有許多衝突和糾結,但是很明顯的,發生在過去的事在今天仍舊能找到共鳴,眼前的事又能在往昔中發掘迴響。威尼斯的故事是海洋的故事、冒險的故事、強大經濟力和思維轉變的故事,也是自由經濟和福利國家撞擊的故事。我希望藉由這本偉大的著作,讓各位親愛的讀者能夠理解一個海洋國家倚賴海洋而造成的經濟、社會、政治、戰略等影響,因為它能說明過去、了解現在、展望未來。

   (本文作者現為台北醫學大學助理教授/澳洲國立新南威爾斯大學政治學博士)

謝詞
目錄
前言
導論

第一章   一○八一至一二八二,法蘭克騎士前進地中海東部
義大利城邦的巨大力量
義大利城邦商業發達的因素
威尼斯在海外的發展
凡走過必留下痕跡
第二章   一二八二年至一四八一年,成為強權國家的威尼斯
以小搏大的義大利城邦
威尼斯的政經制度
貿易局勢的變遷
世界局勢的改變
第三章   一二八二年至一四八一年的文化互動
大雞慢啼的威尼斯文化
三種彼此競爭的高度文化
鄂圖曼土地上的文化發展
東地中海的東正教發展
第四章   一四八一年至一親九年,衰亡中的威尼斯
威尼斯喪失強權國家的地位
夾縫中的威尼斯
重創威尼斯的因素
第五章   一四八一年至一六六九年,文化大都會的威尼斯
活躍的威尼斯文化
各國對異教徒的態度
洋溢自由風氣的威尼斯
鄂圖曼帝國的發展
宗教世界的分分合合
東歐的希臘元素
第六章   失勢的威尼斯
陷於落後之地的威尼斯
地主與貴族
微弱但仍閃耀的威尼斯文化
希臘東正教的興衰
專有名詞譯名對照表

節錄:1081-1282,法蘭克騎士前進東地中海

來自西方的陌生人在公元1050,開始闖入地中海東部的希臘、斯拉夫、土耳其及阿拉伯人居住地,他們的角色不明,人數卻越來越多。在這群新遷徙者當中,最引人注意的是來自歐洲西北地區盧瓦爾河及萊茵河之間的騎士及職業戰士。他們自稱法蘭克人,穿著盔甲,一手拿著盾牌,一手緊抓著矛,在馬背上與對手對戰。在衝擊的一瞬間,他們會傾身向前,雙腳緊緊踩著厚重的馬鐙,以對抗撞擊時的衝擊力。

這種戰術是在公元732年由法蘭克加洛林王朝的宮廷所發明(編者按:751年宮相丕平竄位結束了墨洛溫王朝、建立起加洛林王朝),騎士騎馬奔馳衝鋒,出矛對刺時可以將所有力量貫注在矛尖。任何軍事隊形都無法抵抗這麼集中的力量。它就像1940年代的重型坦克,甚至只要戰地的位置夠開闊,足以進行騎乘衝刺,只需幾名裝甲騎士就能逆轉戰局。征服整個國家也只要幾百名這種騎士 ,例如追隨羅伯特.吉斯卡(Robert Guiscard)的騎士(多數人來自諾曼第,包括他們的領袖),在1059年至1071年間,自希臘出發,征服了南義大利,就展現了騎士的力量。羅伯特在1084年攻佔並洗劫羅馬城,在1081年至1084年間,他向巴爾幹發動戰爭,想同樣染指第二座羅馬城-君士坦丁堡,它是當時依然興盛的拜占庭帝國首都。後來吉斯卡因病逝世,而非死於沙場上,結束了這場軍事冒險。十二至十四年後(1097至1099年),他的兒子伯希蒙(Bohemund)及其他令人敬畏的武裝戰士,將法蘭克的名聲擴散到第一次十字軍東征路線上的安提阿(Antioch)與耶路撒冷(Jerusalem)。
除了幾次挫敗,例如與薩拉丁(Saladin)的聖地之戰(1173年至1193年)或是和萊尼亞諾(Legnano)的長矛兵對戰(1176年),裝備齊全且受過訓練的騎士仍在歐洲及地中海戰役中保持優勢地位,直到十三世紀末期。1282年的西西里晚禱事件 (Sicilian Vespers)發生之時,安茹公爵查理一世(Charles of Anjou)原本策劃征服拜占庭,因為西西里人的叛變及阿拉貢(Aragon)王朝的入侵而告終,這也結束了騎士在地中海的支配性地位。阿拉貢軍隊有難以對付的弩隊,他們的武器在遠距離就能刺穿騎士的盾牌,即使訓練精良且意志堅決的騎士也無法抵擋,這種戰爭有更新、更複雜的作戰策略,並結合輕型防禦武器(改變並阻礙騎士的進攻)、精心訓練且系統性配置的長槍兵(可近距離防禦),以及改良後的飛彈武器(地中海為十字弓,英格蘭為長弓)。騎士在戰場中至高無上的地位終於被永遠推翻,但此轉變主要發生在第十四世紀的西歐,騎士崇高的地位在波羅的海及多瑙河中部又延續了一世紀之久。
自羅伯特.吉斯卡於1081年第一次攻擊拜占庭帝國,到1282年安茹公爵查理一世的失敗,騎士轟聲雷動的衝刺方式盛行了兩百年,這兩百年間,法蘭克騎士在拉丁基督教世界及地中海東部佔據了最明顯且崇高的位置。

在法蘭克人的擴張同時間還出現另一件影響更持久的發展。當西方的騎士在無數場戰役充分展現他們的優越時,一票義大利城邦在地中海水域建立起海軍及通商貿易的支配位置。義大利人海權的興起與騎士一連串的侵略行動有密切相關。羅伯特.吉斯卡於1081年至1085年入侵巴爾幹時,仰賴南義大利與達爾馬提亞海岸的船運供給軍需。諾曼人攻擊的目標—東羅馬皇帝亞歷克修斯一世(Emperor Alexius I Comnenus,在位期間1081年至1118年)當時手中缺乏一支可以遠航到奧蘭特托海峽(Strait of Otranto)作戰的艦隊,他很清楚侵擾或切斷吉斯卡來自義大利半島的補給和增援,是這場戰爭的最高戰略。面對這樣的情勢,亞歷克修斯決定和威尼斯共和國簽定協議,而當時的威尼斯已經把亞得里亞海域納入自己的勢力範圍。
拜占庭帝國需要外援對付諾曼人,也正符合威尼斯本身的利益。像羅伯特.吉斯卡這類統治者,一旦穩固地控制奧蘭特托海峽兩側,就佔據能把威尼斯船艦封鎖在亞得里亞海內的地理位置,或是向進出這個狹窄海域的船隻進行勒贖。威尼斯人遠航到埃及和君士坦丁堡早已超過一個世紀 ,在長程貿易中他們看見可以累積的收益。這種可能性明顯是倚靠能夠自由進出亞得里亞海,吉斯卡的野心對威尼斯商業利益的自然是生死攸關。

但威尼斯就像精明的商人,要亞歷克修斯一世付出高價,才願意出動海軍協助,亞力克修斯在無力討價還價的情形下,只好將對方的要求照單全收。亞歷克修斯在1082年的文件上承諾威尼斯,進出君士坦丁堡、以及帝國境內眾多的愛琴海、地中海地區貿易中心,都能享有免徵貨物稅的特權 。這份免稅的特許狀,看起來就像亞歷克修斯與前幾任君主免除了安那托利亞(Anatolia)及巴爾幹權貴在司法上的管轄。從拜占庭的觀點來看,威尼斯既然從帝國手中取得上述被賦予的特權,至少在形式上是臣屬於帝國的一部分,而非只是個異邦 。然而這一點是虛構的,威尼斯的總督乃由民選產生(公元697年起),它實際上是個完全獨立自主的國家,所用語言也和拜占庭的希臘語不同,在信仰上傾向教宗,而非君士坦丁堡的牧首,它與拜占庭唯一相近的,只有地方禮拜儀式時使用拉丁語 。
因此,亞歷修克斯於1082年的授予根本上和權貴以兵力或是其他方式為朝廷服務換取免稅權的不同。威尼斯人在君士坦丁堡中就像個外國人,當地居民也是這麼看待他們的,並且很快就因為他們的財富及特權產生仇恨,但在短期內,亞歷克修斯非常需要他們的協助。威尼斯派出艦隊抵抗諾曼人,並打贏幾場戰役,擊沉了吉斯卡的船艦。1085年諾曼人之所以自巴爾幹半島撤兵,和他們發現自己在海軍上的戰力無法勝過威尼斯大有關係。威尼斯成了亞歷克修斯第一次軍事上勝利的最大功臣。

威尼斯在1082年取得的商業特權並未隨著戰爭的結束而失效。在接下來數年中,威尼斯人的免稅權讓他們在拜占庭港口貿易中獲得極大的利益。結果,君士坦丁堡與愛琴海及地中海沿岸的海上貿易很快地落入威尼斯人的手裡。同時,他們與埃及的貿易也在擴張。威尼斯人透過埃及取得大量印度和南海的香料及奢侈品,再賣給北義大利和阿爾卑斯山地帶的富人階級。他們發現可將歐洲的木材、金屬及其他的粗製品送往埃及,用來支付東邊運來的香料費用。如此的貿易形式,很快地在1082年的之後三十至四十年,便成了主要的買賣並持續了四百年之久。威尼斯人成為拉丁基督教世界與地中海東部的商業中間人,這個角色很少遇到阻礙,直到十六世紀中期。

這種獲利豐厚的生意當然吸引了競爭者,特別是義大利半島西部的比薩(Pisa)和熱那亞(Genoa)。熱那亞人的海軍和商隊與第一次的十字軍同時出現在地中海東部,熱那亞派了一支艦隊協助十字軍圍攻安提阿(1097年至1098年),比薩船隊則緊追在後(1099年出現)。此後,這兩個義大利城邦奪取了一連串沿著敘利亞海岸的軍事要塞,並將港口一部分供作殖民地,作為十字軍進兵安提阿和耶路撒冷擴張時的後方基地。十字軍於1100年抵達成目的地後,威尼斯也派遣艦隊到巴勒斯坦沿岸,協助十字軍攻佔海法(Haifa),獲得了在海法進行貿易的權利及三分之一的管轄權,威尼斯的作為就像熱那亞人和比薩人先前對十字軍提供過的協助。

然而,威尼斯人卻無法跟上這波冒險事業的潮流。因為危險很快地逼近家鄉,這場危機要求威尼斯必須動用所有可用的力量。海的另一邊,1102年匈牙利王併吞了克羅埃西亞(Croatia),便開始著手他對達爾馬提亞領土的要求,派出軍隊佔領斯普利特、薩拉及沿岸的重要據點。這對威尼斯在亞得里亞海的控制權自然是直接且嚴重的威脅,何況亞得里亞海是威尼斯的經濟命脈。
同時,威尼斯在義大利本土也面臨嚴重的考驗。威尼斯於1107年為了取得布倫塔河的控制權,和帕多瓦發生過戰爭,更重要的是為了取得波河而引發的戰爭。然而當時的威尼斯還有另一種危機降臨,嚴重的洪水破壞了位於馬拉莫科的舊城鎮中心,迫使他們遷都至較高的里雅托 (Rialto)。

政治中心的轉移和對地處瀉湖里雅托的物資供給改變了威尼斯人原先的習慣和行為,傳統的模式產生鬆動,使得他們面對問題時更容易做出快速的反應。威尼斯人在十五年內就將他們的勢力擴張至空前的規模,不僅是亞得里亞海,也擴張到了地中海東部。

威尼斯成功的關鍵之一是在1104年建立了著名的阿森納造船廠(Arsenal),這座造船廠仿造拜占庭的規劃,由政府管理,專門建造軍用槳帆船。沒多久,能大量生產標準設計的船隻就成了阿森納造船廠的標記。工人因專業化發展出獨特的技能與效率,標準化的零件也簡化了修船的難度,儲備這些零件也讓威尼斯政府得以維持技術純熟的骨幹,只要一有急需,就能很快的擴大工作力度建造出一支新艦隊 。事實上,阿森納造船廠已經實踐了現代工廠生產線的效率及可預測的特性。在阿森納鼎盛時期,不到一小時就能組好一艘軍用槳帆船 。

這些優勢和經濟當然不是一蹴可及,然而1104年之後,威尼斯海軍的規模和強盛明顯地增加。威尼斯不再依靠拼裝的戰艦(例如1081年至1085年對抗諾曼人時使用的戰艦),他們開始可以專門為戰爭設計戰艦,他們也能在現有城市經濟、材料及人力的限制下,依場合及戰略的不同提供必要的艦戰數量。顯然這種充分的合理性大大增強了威尼斯的海軍戰力。

結果,威尼斯成為第一個能主張在布倫塔河及波河有貿易權的城市。然後,1115年海軍迅速地將匈牙利的勢力驅離達爾馬提亞海岸。到了1118年,威尼斯人已成功地與匈牙利締結休戰(威尼斯總督死於戰爭中),並將注意力轉移到更迫切的問題,恢復他們在地中海東部的貿易地位。此時,熱那亞人和比薩人已在巴勒斯坦及敘利亞打下良好的基礎,比薩人也在1111年取得於君士坦丁堡貿易的權利,雖然他們的條件比威尼斯人遜色許多 。從威尼斯的觀點來看,這種情況已經夠糟了,但當皇帝亞歷克修斯一世去世,繼任者約翰一世登基後,情況就變得更加危急,因為新皇拒絕與威尼斯更新1082年簽下的貿易特權。

於是威尼斯人在1122年積極展開而且超乎尋常的努力,集結了超過百艘的艦隊與其他船艦(總兵力可能超過一萬五千人,而當時威尼斯人口總數不超過十萬人) ,向巴勒斯坦前進,當地的耶路撒冷王國正面臨埃及人嚴峻的入侵威脅。

地中海東部的局勢因第一次十字軍的成功大大改變。威尼斯與埃及的商業交流受阻,印度的昂貴香料等物資改道敘利亞港口進入,比薩人和熱那亞人自敘利亞購買物品後,行銷至歐洲。威尼斯人在海法的貿易並不興旺,或許是因為這城市的大部分物資已被其競爭對手佔用。威尼斯人在1122年集結如此驚人的艦隊,其中一個主要目的是希望重建他們在香料市場中的規模。
威尼斯人一抵達耶路撒冷,輕易地就將埃及艦隊逐出海域,也迫使埃及法蒂瑪撤回地面部隊,因為他們已無法取得海上物資的補結,那是他們唯一的補給來源。在牽制住回教徒之後,威尼斯人在1124年停止攻擊,轉向協助正在圍攻佔領泰爾(Tyre)的十字軍。耶路撒冷國王依慣例將威尼斯人協助攻下的城市主權部分移交給威尼斯人,且賦予他們在當地的免稅權。耶路撒冷的讓步正如1100年在海法賦予相似的權利,這也象徵威尼斯人開啟了海上帝國 。

威尼斯艦隊以巴勒斯坦的戰果鞏固他們的地位後,又以入侵愛琴海向拜占庭帝國施壓,要求恢復已停止的貿易特權。最後,在遠征凱旋歸國的航程中,他們從匈牙利人手中奪回了斯普利特(1125年),先前匈牙利一度趁威尼斯艦隊離開後佔領過這座城市。東羅馬皇帝國王約翰一世眼見威尼斯海軍展現的實力,1126年對威尼斯重新開啟君士坦丁堡的市場及其他拜占庭的港口,並提供如同過去一樣的貿易特權。

1082年至1126年間,威尼斯海軍和商業資源的異軍突起,並不代表這個亞得里亞海的城市就此在海上贏得永久且鞏固的優勢。一直是對手的比薩和熱那亞的海軍在這些年也快速成長。
此外,只要君士坦丁堡政府認為有其必要,將為提升拜占庭海軍投入適度的資源,製造出一支巨大的艦隊,即使是從零開始。皇帝亞歷克修斯一世即位初期為了對抗諾曼人,就親自打造自己的海軍,交由希臘官員指揮,並從希臘和拉丁地區招募人力。隨後出現過幾次狀況使得他建造了更多船艦,並對巴爾幹半島和安納托利亞海岸策動重要的海軍行動。第十世紀,相似的艦隊曾經從回教徒手中奪回海上霸權,後來的曼努埃爾一世時代(在位時間1143年至1180年),拜占庭海軍曾經出兵埃及和阿普里亞,雖然並未獲得持續性的勝利13。但是拜占庭艦隊在經濟上是消極的,在1082年以後,甚至不具透過保護經貿往來、讓拜占庭政府得以徵稅的間接財政價值。帝國海軍是專門為戰爭而建造的,佔用的人力物力將減少可用於海上的商業活動,更麻煩的是那些指揮艦隊的拜占庭官員,根本不具備商業思考。他們必須取悅高官,而高官們心態上就鄙視商業,自然不會為擴大貿易建設海軍。

另一方面,義大利戰艦不管遭遇到誰,都渴望與對方交換物資,只要有機會他們就進行貿易,而且船長和船員共同分享所有獲取的戰利品。威尼斯的戰艦配備精良,船上大量的划漿手身兼士兵,船隻即使在風向不利時也不難操控,這些特性對運送體積小但高價的貨物來說,是一個相對安全的交通工具,自然不乏貿易機會。

有了戰利品與貿易的利潤,義大利海軍通常能自給自足,或是接近自給自足。相反的,以官僚作風管理的拜占庭艦隊,對中央政府的財政是一筆沉重的負擔,隨時都想解除這個經濟壓力,君士坦丁堡的權貴階層很容易以經濟因素為由解散艦隊。事實上也的確有少部分曾為朝廷效力的船艦和船員淪為海盜,利用他們的技能改善他們自己的生活 。這對拜占庭的貿易及繁榮完全沒有幫助,沿岸居民不知道官方的稅金和強制勞役或是海盜的劫掠哪一個較難承擔?

總而言之,結合拜占庭官方政策和義大利企業這兩個因素,威尼斯人於1082年開始免稅進出拜占庭港口後不到一世紀,帝國的遠距海上經貿就落入義大利人手中。不論希臘是否成功地保住在黑海的商業(此點的資料非常稀少) ,它也無法抗衡義大利船隊大規模的擴張。

法蘭克騎士波瀾壯闊的擴張其根基是清楚又相對簡單,同時出現的義大利海權與貿易擴張則並非如此。可以肯定的是北義大利有某些明顯的地理優勢,在水源充沛的阿爾卑斯山腳下,很容易就能找到適於航行的木材。居住在地中海南岸的回教徒,這個區域本身缺乏樹木,必須依賴進口才能建造船艦。進口木材價格昂貴、供給也不穩定,敵方海軍切斷像運送木材這類體積龐大貨物的運輸路線是輕而易舉。回教徒在地中海的海運大約在公元1000年左右瓦解,其中最重要的原因就是出自這個弱點 。義大利若與拜占庭相比就沒有這種地理上優勢。拜占庭不乏木材與建船或操船的技工 ,木材的價格差距也無法充分解釋兩地海權的發展差異(他們一開始喜好用義大利的木材建造船隻)。

另一個更為可取的研究方向是調查義大利的造船方式。在古老和早期的拜占庭,船殼是由數不清的榫眼及凸榫連接,將木板結合成結實且防水的船殼。搭造好船殼後才開始搭建肋材和內部支架以加強整體結構,支撐甲板及甲板上的結構 。在中世紀後期及現代,造船者先搭建堅固的龍骨和肋材骨架,最後才在肋材上釘上木材。這種工法無需小心組裝,因為縫隙可用混合纖維與瀝青填滿,搭出完全防水的船殼,防水性不輸古時的造船法。顯然,肋材和木板的建造法便宜許多,所需的木匠較少,整體耗費的工時也較少,也讓橡樹第一次用於建造船隻,而歐洲的氣候相當適合橡樹生長,使用橡樹就無須依賴木材進口。

了解如何製造出適於航海的肋材結構和木板組裝原理,明顯讓製船時間和費用都大幅減少。間接證據顯示這種轉變發生在十一世紀,果真如此的話,幾乎可以確定義大利城邦突然在地中海取得海上支配地位的原因,是跟他們當時能便宜的製船有關聯。〈但是除非比對過水底考古學的發掘與手邊已知的古老造船知識,才能證實兩者的關聯性。〉

事實上,造船方式的轉變不會像義大利人擴張到地中海那麼突然,整個過程應該歷時更久、情況更複雜。古羅馬時代就已經利用肋材和木板的結構,建造航行於河上的船隻,但想用這種便宜的方法製造航行於開放海域的船隻,必須大幅提升技術並進行實驗。威尼斯因為座落於瀉湖-顧名思義是介於河流與開放海域之間,很適合進行這種實驗 。一有緊急狀況,河運用的船隻必須冒險經過寧靜的瀉湖,航至開放的亞得里亞海。這種經驗,無論在和平時期或戰爭時期,都能刺激技術的發展,讓肋材和木板結構更為結實,得以安全地航行在開放的水域。

無論義大利在十一世紀海權的興起是否與造船法相關,還有其他因素也扮演重要的角色。其中最大的因素是拉丁基督教世界的財富成長和生產力成長,因為該地區人口快速成長,莊園農業的效率也大大提昇。這樣一來,來自東方的奢侈品有消費市場、這些稀有珍品的銷售能擴大中產階級的利益,利潤通常比賣些粗製貨品來得豐厚。再者,威尼斯位於亞得里亞海的頂端,使這城市與地中海東部貿易具備很大的優勢,它剛好處於海運接河運,或海運接陸運的交會,通過威尼斯可以到達富饒的北義大利平原、阿爾卑斯山或更遠的地方。同樣的,熱那亞也靠近第勒尼安海(Tyrrhenian)的最北端,雖然它所鄰近的內陸腹地不如威尼斯的肥沃,交通也不如威尼斯那麼方便,但熱那亞靠近封建莊園歐洲的法荷心臟地帶,在某種程度上彌補了上述缺憾,因為法荷是西北歐最豐饒的地區,其富裕程度足以支撐起當時最令人聞風喪膽的作戰部隊-重武裝騎士。

同樣地,單以阿爾卑斯山以北地區的興起這個因素,也不足以充分解釋威尼斯、熱那亞及其他義大利城邦何以能如此善用新可能性從中獲利。事實上,他們的企業對歐洲經濟生活的全面發展也佔有重要地位。遠距貿易的成熟與持續造就了地區的特殊化,而遠距貿易多數來自義大利人。地中海東部長久以來所發展的新穀物和新技術,向西傳播至合適的地理及社經區域,也是由義大利人完成的。義大利人經由通商貿易很快地手上累積了大量資本,而且義大利銀行家及投資者在全歐洲曾經有過的最大範圍裡扮演調動人力物資的重要角色已超過四個世紀,這包括了各類事業:軍隊、宗教(編者按:意指朝聖觀光事業) 、政府、金融及工業。

義大利人為何能這麼長時間在各領域擁有領導地位呢?想回答這個問題並不容易,因為要解釋的現象多樣且繁雜,但總的來說,威尼斯、比薩、熱那亞和少數內陸義大利城邦,例如佛羅倫斯與米蘭,比歐洲其他區域或地中海區域,能在更高明的技巧下快速組織起集體且規模較大的力量。這使得義大利城邦得以勝過較弱、較無組織的競爭者。它甚至使像威尼斯這單一城邦的力量就能與更大的領土型國家(例如匈牙利王國)相抗衡,匈牙利還無法順利集結潛在的資源,與相對迷你的小國威尼斯的效率對抗,威尼斯人的組織能力無論在戰時作戰或和平時期的通商經貿都一樣出色。

義大利城邦的成就中有三個面向值得特別提出討論。第一,也是最明顯的是,威尼斯與主要競爭對手比薩人、熱那亞人交往時,依然保持凡事從利益考量出發。這表示一趟旅程的利益可增加下一趟旅程的規模。因此,一個人如果夠幸運且夠聰明,就能累積可觀的貿易資產,並年年擴張他的貿易版圖。義大利商人突然稱霸地中海貿易的其中一個解釋就是資產的快速累積。

另一種說法是商業資本快速流向投資,不必挪作他用。義大利在1050年後收益增大的主要原因是,在貿易所得中只有一小部分用來繳稅或是為安全而支付的費用。十一和十二世紀的義大利商人照料的自己的安危,他們也認為沒有必要雇用大量外國的暴力專家。威尼斯、比薩和熱那亞的政府機關多數是商人,或曾經是商人,而威尼斯的地方行政官員常常會將盈餘的資金投資在貿易活動上 。政治領導人、商人或航海者在外表上或階級利益上並沒有太大的差別,只是某些成功人士的財富能快速累積,而其他人則在海上或是歐洲、地中海東部的市場中遇到災難。

因此,在十一、十二世紀,當義大利商人掌握了地中海的貿易通道,利用政治架構底下的運作,減輕累積商業資本的障礙,而地中海其他沿海區域卻無法享有這種自由。各地的封建領主都對貿易商課以重稅,垂涎從貿易中榨取全部或大多數利潤。課以重稅對資本的累積所能造成的傷害以亞馬菲(Amalfi)的經歷便是很好的說明,這座義大利半島南部的城市直到1130年被諾曼帝國佔領前,一直是義大利向地中海東部擴張的最前線,亞馬菲的貿易之所以凋零 ,據推測是因為城市資源依據統治者的需要,而將資源投注在軍事而非商業上。

領地君主不對商人課以重稅,商人也無須支付高價尋求保護,這一點有非常重大的意義。當貿易利潤落入外國人手裡,當地的統治者對國內交易提高稅率以維持歲入,結果就像殺雞取卵,然而若是沒有收入,維護統治者統治權的軍事力量就會急劇下降 。

另一方面,貿易利潤累積形成的龐大資金會引誘貧困又貪婪的鄰居攻擊,無論貧富差距是否曾在國內引發階級戰爭和內亂。為了防範此類危機,都是需要耗費時間與金錢。此事常常威脅到公共事務和私人企業間微妙的平衡,在軍事、商業和工業上,都需要經濟保持長期的成長。當資源自貿易轉向日漸升高的公共支出,例如防禦工事、社會服務、典禮儀式等,義大利商人與地中海其他商人相比所享有的競爭優勢就會減少,甚至消失不見。這種不平衡也要花了一段時間才恢復平衡。一直到1282年,威尼斯和熱那亞一直享有弗雷德里克.藍恩(Frederic C. Lane)所稱道的『適當的保護費』,以對抗其他對手 。

當然,低政治軍事開銷不是義大利商業勢力在地中海激增的唯一原因。第二項原因是義大利貿易城市在1082年至1282年間調動資源的方式,這一點的重要性更大也更持久。簡單扼要來說,義大利人創造出專案公司,能夠不受到時間與空間距離的阻礙、人數也不受限,協調重要的各方面執行日常業務。這類公司的規模從兩人簽約一起進行特定海上的旅程、一抵達目的地就解散,到大型法人組織,行政區,或是城市政府本身。

專案公司能超越家族或其他傳統限制,達到整合各方的效果。陌生人依慣例進入公司,然後透過這種合作結構,和另一個人產生相對可預測的關係。這種熟悉又獨特的行為模式,經由創造了互相支持或互補的活動,將個人的努力擴大其效果,而互相支持或互補的對象可能遠在他方,甚至彼此完全不曾見過。
這類公司另一個重要的特徵是,他們並不要求某個人所有的時間,或完全控制他的行為。他們是依專案存在:也就是,為了實踐某個特定的目的而設。單一個體可以同時為不同的公司執行受委託的業務。並非所有專案公司都為了經濟的目的而設立,軍事、宗教、社會及娛樂目的也可能做出此種安排。同業公會、兄弟會,軍事單位,醫院,學校,修道院和其他虔誠的組織,還有人道或藝術的志願團體,以及各級政府單位等等都有這類專案公司。但十一世紀的威尼斯就像二十世紀的美國,最重要的還是為了經濟目標而設的公司。因為經濟公司的數量龐大,比其他類型的在更長的時間影響更多人的行為。

所有複雜社會都會發展出專案公司,較不尋常的是,義大利的貿易城邦在十一世紀(還有西元1000年後的西北歐)這種組織的數量及效率。相較於其他區域,這一區的居民雖然仍被視為世上較落伍的的區域,卻顯著表現出跨越親屬關係與非血親而被組織成同一團體內的成員順利合作,例如同一村落的居民,同一城市的市民,說著同樣母語的人,甚至是高度文化下分享同樣傳統的人,例如拉丁基督教文化。在中世紀歐洲其他地區,這類成員來源廣泛的組織很少出現,重要的跨家族團體都是同村居民或同市市民。

特別偏好在專案公司的架構下運作的歷史根源或許來自技術方面的要求。西元1000年之前,在波河河谷及阿爾卑斯山區的歐洲平原上,重犁的引進使得農耕行為產生重大的改變。為了在泥地上拉動這麼笨重的工具,需要四頭、六頭甚至八頭牛(後來改為以馬拖犁),這表示沒有一般的農戶能以自己的資源組成犁隊,拉犁的動物需要幾戶人家才能湊齊。因此,村民間必須達成某種協議,如何分工,如何進行一般的規劃。任何沒盡到本分的人或是試著想欺騙同伴的人,會面臨立即且嚴厲的報復。他和他的牛可能無法參加下一季的犁隊,誰會想跟一個懶惰的壞蛋一起工作呢?如果找不到任何願意與他合作耕田的人,他將面對無法挽回的災難:很簡單,除非他和他的鄰居合作,否則他就沒飯吃。在這種推力下,重犁隊成員必須具備的習慣和態度都有助於有效率的合作,而且是超越生物性家族的界線 。

受到這種工作經驗影響的人(在中世紀,三區輪作制的農耕幾乎要花上一整年)為進行超越血親關係的合作做好了準備,即使在十一世紀以及之後人們離開了土地,遷徙進城以追尋城市生活迅速發展所提供的大量工作機會時亦然。我認為,因為鋪墊了這種特殊的能力,法蘭克人(依據地中海東部的叫法)得以組成專案公司,相對大量的人力跨越時空的限制彼此合作,以達到卓越的效率。歐洲人如果在鄉間是依賴犁耕,在超越家族的限制進行社會行為的合作上表現的都較為出色,因此義大利商人團體突然能在十一世紀於地中海東部的商業中佔領支配地位,也就不難理解了 。

威尼斯和其他義大利貿易城邦所採行的商業合作法律形式,基本上和地中海其他區域所採行的相同。一艘船所耗費的資本分為幾個股份(通常分為二十四份,除非是用阿森納的國家公共基金打造的),每一份可再細分,通常是分為四份 。船隻的股份持有者藉由在港口間運送貨物或搭載旅客,賺回投資的金額並獲取利潤。

海外貿易通常是由夥伴們一起經營。有些夥伴是由親戚組成,而且維持一輩子,有些只是單趟旅程的合作關係。這種合約形式直到十三世紀以後才有正式名稱,在威尼斯稱為「柯立甘薩」(colleganza),在義大利其他地方則稱為「康孟達」(commenda)。根據這種契約,純粹出資的股東拿出三分之二的資金,剩下的三分之一則由執行業務的普通股東支付(編者按:此處是指船長),並由普通股東負責運送物品,進行交易。行程通常不超過三十天,返航後船長依法提交聯合帳戶中的買賣收支,包括航行紀錄及其他開銷,然後他們再平分此趟投資的收益。當威尼斯的商業資本更充沛時,這種安排開始普遍出現了變化,執行業務(或代理人)的船長無需出資,但是可以得到四分之一的利潤 。

顯然,當合約中的一方沒有在貿易資本中出資,合夥人之間的利益共同體就會比舊有的合夥關係薄弱,執行業務者常需抵抗浮報支出費用的誘惑。隨著貿易規模增長、次數變多,船隻靠岸時不易找到足夠的稀有物品,而且同時一次販賣一整船的進口貨品也會拉低當地的售價。十四世紀的威尼斯或其他義大利城邦,他們普遍地在各重要貿易港口佈署經紀人,經紀人預期每一艘即將靠岸船隻的貨品,囤積合適的物品,等到全年價格最好時才把這些進口商品賣給主要客戶。這些經紀人可從交易中獲取固定比率的價值作為酬勞外,其餘繳回委任的商人或企業。一個經紀人能同時為多個委託人工作,單一公司也可能將不同的買賣委託給不同的經紀人。

這種安排需要精確的紀錄,並由可靠且中立的機構作證,由公證人記錄並確認經紀人的買賣帳戶交易往來、努力取得各地經紀人的帳目,並常以信用狀支付款項。經常出現義大利和君士坦丁堡、亞歷山大港及法蘭德斯間的交易收支無法平衡。倚靠商人的信譽、未來交易的利潤,或其他能產生收入的財產,例如土地、採礦權、稅收及通行費,根據這些條件簽發出匯票。

在義大利商人變得重要前,猶太人及回教徒就熟知這種方法。但威尼斯和其他義大利城邦 在十二世紀後半開始拋棄地中海東部的傳統,而將私人資本投入公共用途。一開始,幾個富有的威尼斯家族投資國家的船隻,他們習慣投資一般的木製船艦。他們提供政府官員需要的經費,將需要的數量分成十二份(一人兩份),貨物進出城市時產生的稅收等政府歲入,就會以合理的利益回報給投資者。新的危機,需要更大筆的借貸。很快地,投資政府公債變成強制性的行為,在1187年至1208年間,官員研擬出一套方法來決定每個家族的認購比例、評估每筆新的借貸的確切金額。到了1262年,所有尚未付清的公債都歸入單一帳戶,並將年度利息定為百分之五,直到1379年都不曾間斷地定期支付利息和公債本金 。

威尼斯公債的發展顯然是一種理性的方式,滿足了逐步上升的政府管理費用。共和國主要的財政危機主要來自軍事方面,要達成軍事上有效的反應是需要錢僱用人員與裝配艦隊,而且是大量的錢,準備時間也很短。有了公債和稅收,即使面對耗費大量金錢的緊急狀況也可以分期償還。更重要的是,金錢的流動變得更有效率,一旦突然發生的軍事要求,都可藉由付款而編列籌組所需的志願(至少是半自願)人力和物質。

除了軍費的支出增加,威尼斯貿易者也開始失去部份來自十一世紀拜占庭朝廷賦予所享有的競爭優勢。換句話說,他們的「保護費」在十二、十三世紀已經越來越少餘裕了。保衛威尼斯商業與殖民地的成本上升,造成從事貿易的船艦與人員越來越不能仰賴政府的保護。專業軍人和戰艦,這些原本可以用來運輸珍貴貨物的船隻,對補充軍力越來越重要,而非本身的貿易功能。

威尼斯政治支出在1082年至1282年快速增加,這就是一旦打破地中海沿海地區的平衡後所造成的改變。但威尼斯人處理日益增加的保護費的方法,是很技巧地縮小抑制資本累積的因素,並擴大貿易。這就是威尼斯能跨越幾世紀,佔據貿易龍頭,並成為重要政治勢力的原因。

每個團體,從最單純的「柯立甘薩」(colleganza)到威尼斯複雜的政府統一基金,都提升了這個城市人口及物資流動的便利性,大量物資能在短時期內流動,以從事設定的目標。即使年輕人和窮人,資產不多甚至沒有個人資產的人也能進入「柯立甘薩」,而富人或老人,或是鰥寡孤獨也能分享強壯男人所獲取的利益。在這種風氣中,原本只開放給天才的事業,現在只要有眼光又有運氣,就能在貿易中嶄露頭角。因此,威尼斯社會中所有社會階層的人都能找到自己的位置,並參與這個過程,威尼斯這個人口相對較少的城市卻比分布在地中海東部及歐洲擁有多數人口的地區,更懂得如何促進經濟,或是運用其他權力。威尼斯選擇流通的貨物數量越來越多,各地不論是買方或賣方、生產者或消費者,都將對威尼斯累積財富做出貢獻或對作為這整個流通系統的權力核心有所助益。

當貿易網絡越來越緊密,過去不可能交易的東西也成為可能。如果當地農作物歉收而發生緊急情況,商人們可從遠處進口穀物補償。而上千個野心勃勃又機敏的人在地中海東部及西歐遊走,希望找到有利可圖的貨品。他們也常常勸富人在當地發展新的技能和資源,以供應遠方市場的居民從未想到過的物品。

對於這些全新的機會,義大利北方的反應最大,接著是發展中的低地國家,然後是鄰近的西北歐。地中海地區的反應有點弱,但還是超過一般標準。但直到十三世紀末,這股風潮才傳至波羅的海及黑海,該區域對來自義大利北方的市場體系有了非常明顯的、反映在經濟上的推動。這刺激還傳向更遠的地方,例如在印度及印尼盛產香料的島嶼,但是關於香料如何預定供給歐洲消費市場、如何上路抵達歐洲的市場則完全沒有紀錄。

義大利商人自十一世紀開始就成團到遙遠的地方經商,且成果驚人,因此需要再次強調,他們相互信任的向心力及非血親之間的合作。這裡所提的不只是短暫的保護費關係,而是長距離的西方權力基礎。我所稱的專案公司中,多為志願合作以達成目的,很少是被強迫加入的。其他社會(至今仍是)則很難在家族圈外達到這種互信的程度,例如希臘人、猶太人、阿拉伯人等,都以「柯立甘薩」(colleganza)作為合約類型,但他們卻很難相信親屬以外的人 。相似的,回教徒和猶太商人社群對買賣手續非常熟悉,但他們的經紀人也多來自親屬。義大利人也是,常偏好將生意交給兄弟、兒子或表親負責,但很顯然地,自十一世紀開始,當威尼斯和義大利其他地方的商業規模開始快速擴張,他們就準備好進入「柯立甘薩」(colleganza),相信非親屬的市民百姓 。

節錄:失勢的威尼斯
到十七世紀中期,歐洲創造力最活躍的中心已移至阿爾卑斯山北部。一般說來,義大利和整個地中海區域在技術、知識、組織上都已成為落後者。北義大利不足以成為對抗歐洲其他區域成就與技術的中心;義大利的城市與鄉村在各個領域都開始落後荷蘭、英國和法國。

東歐很快就發現局勢的轉變。彼得大帝於1697年至荷蘭觀看船隻建造的過程ci ,而從未想過造訪威尼斯盛極一時的阿森納造船廠;而希臘的知識份子也很快地發現阿姆斯特丹、巴黎、倫敦所匯聚的知識比帕多瓦有趣多了 ,帕多瓦只有一群東正教基督徒汲汲於尋找醫學中有價值的專業訓練,而沒有時間自笛卡兒世界中機械或數學的精確,或是牛頓宇宙的虛無ci 攫取新知。

無疑地,在1580年至1630年襲擊地中海的生態與人口危機是如此猛烈,在基本上緩慢地讓地中海陷入貧窮的困境,特別是義大利和威尼斯 。但義大利天主教改革信仰者堅守的教條阻礙了創造性,特別是在知識上與文學領域。因此,組織僵化的代價就是隨著時間過去,想改變局勢、進行調整也越來越困難。

舉例而言,在政治上,直到十九世紀前,義大利分裂為數個小城邦,讓義大利半島保持一定的勢力範圍,也成為強權國家的零星戰場。在經濟上,工匠限制性的行為保護他們在地方市場上不受越來越多技術落後但價格便宜的外國商品所害。或許更重要的是,支持各種宗教組織的資源仍持續增強一般重複的行為,且被認為是通往天堂最可靠的方式。在改革時代的祈禱行為說明了天主教幾乎在各方式都已完善,設計幾乎符合每個人情況的真理和容易施行的方式。天主教完全沒有戲劇性或痛苦的拒絕過程,其教條和道德幾乎沒有改良或創新的空間。因此文化創造性集中在罪惡上:世俗的音樂、戲劇表演、賭博和其他形式的墮落行為,一般來說直到十八世紀末之前,在義大利,特別是在威尼斯仍比歐洲其餘地方更為突出,就像硫磺味一樣飄散,當然,只要及時告解就能得到原諒。
這種概論忽略了個體知識分子的努力,例如那不勒斯人喬凡尼.巴蒂斯塔.維柯(Giovanni Battista Vico,生卒年1668年至1744年)這種人物,他在世時對人類史的新發現少有人注意,但死後則備受讚賞。而且,當時的人無論是接受十六和十七世紀哪一種宗教真理的教條,都想像不到新的數學物理學對於天意的傳統信念有如此顯著的改進,甚至將荷蘭、法國和英國的改良技術,帶入歐洲經濟發展的前線,這些改變帶來的影響與其說令人欽佩,不如說令人可憎。

支持著保守主義思想與行為的強大心理力量,從十七世紀中期即支配著威尼斯,直到威尼斯共和國於1797年滅亡。然而最嚴格的保守主義仍為政治行為提供其他替代的模型,即使在1669年干地亞戰敗後,威尼斯立志在東方振興它帝國角色的光榮,這種希望在鄂圖曼帝國內部出現問題,並以承受基督教攻擊時,似乎還有點可能。然而,威尼斯共和國卻選擇在強權之間,退而採取更被動的中立政策,滿足於保留現有的疆土,維持自過去傳承的土地利用。

這些行動方針來自弗朗切斯科.莫羅西尼(Francesco Morosini,生卒年1618年至1694年),他在1667年至1669年干地亞戰爭中擔任駐軍指揮官,其反對土耳其的頑強立場,使他的勇氣在歐洲聲名大噪。當土耳其的軍隊在烏克蘭經過十年苦戰的鍛鍊後再往西進攻,並於1683年滲入奧地利心臟心帶,進而圍攻維也納(1526年蘇丹蘇萊曼在位時也曾圍攻過一次),威尼斯人只好與教宗和哈布斯堡的神聖聯盟結盟。可以確定的是,威尼斯人並未放棄他們慣有的謹慎。他們只有在1684年圍攻維也納失敗、且鄂圖曼野戰軍輕易擊敗達爾馬提亞以及摩里亞的守衛後才開始表現出敵意。莫羅西尼負責大約九千五百人的遠征軍隊(包括一大群獨立的漢諾威人)。他很快地贏得一連串的勝仗,並且藉由希臘偶爾的協助之下,於1687年完全將土耳其人逐出摩里亞 。隔年,他入侵內格羅蓬特的努力因瘧疾和其他疾病削弱軍隊力量而失敗。同年,莫羅西尼回到威尼斯,並當選總督。儘管他已升任總督,他還是再次執起威尼斯軍隊的指揮權向東前進 。莫羅西尼卒於1694年,幾乎和他的前任總督,也是第四次十字軍東征領導者艾瑞柯.丹多洛(Enrico Dandolo)在位期間一樣久,但更加令人尊敬。

威尼斯海軍也逐漸重振了聲威:一隊北方設計的砲艇補足以威尼斯海上的槳帆木船艦隊。土耳其戰艦雖然屈居劣勢,但威尼斯發現維持海上艦隊的成本太過沉重,難以長時間維持。海上和陸上的戰爭在克里特島(1692年)的攻擊中都證明是徒勞無功的,而之後短暫佔領基奧佳(1694年)的遠征軍也是徒然。戰爭的最後階段取決於匈牙利、莫斯科和萊茵河畔的戰役:俄羅斯沙皇加入戰局對抗土耳其,而路易十六和奧地利人於1697年在賴斯韋克(Ryswick)簽定和約,因此也讓哈布斯堡王朝得以集中資源對付匈牙利的鄂圖曼軍隊,且規模決定性地壓倒土耳其人。最後,他們於1699年勉強同意在卡爾洛夫奇(Carlowitz)議和,將大多數匈牙利土地割讓給哈布斯堡王朝,而全部摩里亞土地割讓給威尼斯 。

無論莫羅西尼的征服事蹟有多麼光榮,帝國花費顯然很快地就超過威尼斯人不能也不願負荷的程度。摩里亞的防禦需要現代化的堡壘及駐守要塞的專業士兵,威尼斯人自然決定當地的居民必須應付這些需求,因此開始建立合理的行政機構確保他們會這麼做。但除了某些統計上及視覺上令人印象深刻的成就 ,徵募堡壘勞工、收稅支付管理部門與外國駐軍的努力很快地就引起民眾的不滿。威尼斯的宗教政策在聖戰的熱情中已經成為積極的羅馬天主教徒 ,剛好為這樣的不滿找到一個意識型態的口號。摩里亞羅馬天主教主教區的設立在希臘人中引發深切的疑慮,他們聚集在東正教神職人員背後,越來越公開地反對威尼斯的封建領主。因此當土耳其人於1711年在普魯特(Pruth)擊敗俄羅斯彼得大帝後,土耳其人聚集軍力攻擊威尼斯人(1714年),摩里亞的希臘人展開雙臂歡迎。因為沒有地方支援,威尼斯人的資源完全無法抵抗土耳其的軍隊,除了科林斯和納普良美麗的新堡壘外,要塞一如以往地缺乏人力、彈藥與支援,也無法進行堅決的抵抗。因此,土耳其在短短數月間贏回所有失地,並計劃佔領科孚島與達爾馬提亞,將威尼斯的勢力完全逐出巴爾幹半島。奧地利軍隊在北方的介入避免了這種結局,但當1718年於帕薩羅維茨以保持占有主義為基礎進行議和時,奧地利人獲得多瑙河沿岸,以平衡威尼斯在摩里亞和愛琴海的損失 。威尼斯在海外的領地因此縮減至摩里島南端的察里哥,還有亞得里亞海沿岸及愛奧尼亞群島。莫羅西尼的大冒險完全瓦解,威尼斯人也不再夢想重建他們過去偉大的帝國。他們只剩一聲寬慰的嘆息。最終投入軍事的人力與大部分金錢多來自威尼斯外部。由教宗動用全歐洲虔誠的禮物所得到的資金雇用外國軍隊,主要是德國人,組成了莫羅西尼軍隊的骨幹,當最初勝利的興奮平息,教宗不再提供補助時,威尼斯人就只剩自己及摩里亞貧乏的資源 。

購物須知

為了保護您的權益,「三民網路書店」提供會員七日商品鑑賞期(收到商品為起始日)。

若要辦理退貨,請在商品鑑賞期內寄回,且商品必須是全新狀態與完整包裝(商品、附件、發票、隨貨贈品等)否則恕不接受退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