菊次郎與佐紀

過去我們雖然在零碎的報導或者他朋友的著作裡（比如島田洋七《佐賀的超級阿嬤》），看到一些點點滴滴，但總不及主角自己站出來表白來得完整過癮，而這回北野武就用文字親自告訴你。

你將讀到的是他的出身、他的父母、兄弟和家庭的故事，但請放心，這絕對不是一個自我感覺良好，或自我感覺偉大的人所寫的那種仰之彌高的「優良課外讀物」，
相反地，北野武用的是搞笑到甚至刻薄的角度和敘述方式描繪這些人和事，但也讓我們在笑與淚交織的閱讀過程裡，看到真情和真實，看到上頭說過的，那麼多情、易感而且柔軟的的心。

——(導演、作家 吳念真)

對我來講《菊次郎與佐紀》不只是一本感情豐富又趣味盎然的回憶錄，更像是一本教育書，適合當爸爸的看、也適合當小孩的看。
北野武還是北野武，說起自己父母的一些瑣事竟然也這麼好看、這麼有他的風格。
不！應該說他的風格本就是他的父母建立的吧！

(導演 陳玉勳)

《菊次郎與佐紀》也不僅是一部近乎小說的自傳散文而已，它更是一部對於北野武電影最佳的詮釋，大約會使得許多影評人甚至學者相形見絀。我曾經讀過許多論述北野武的專著，但卻都遠遠不及這本書，還更能夠說明他電影的奧妙之處，不管是素材的由來，或是風格，人生觀乃至於世界觀的建立，均可在此書中找到線索。

我這也才恍然大悟，原來北野武電影中許多角色的原型，都出自於他的一雙父母：菊次郎與佐紀，而尤其是以《菊次郎的夏天》可以說是最為貼近他的個人經驗。原來，菊次郎這個男孩便是他父親的投射，而如果看過這部電影的人又必定不能忘記，北野武在片中曾以極為節制的手法，點出了母子之間的深情，僅僅只有幾個去醫院探視的鏡頭，然而隔著玻璃，卻流露出欲見卻又不見的矛盾壓抑。

(作家 郝譽翔)

在橫川站買了小鍋煲飯。我和清司組成Two Beat(1973年，北野武與兼子清組成的對口相聲團體，活躍於電視及廣播界)出道時，常來此地巡迴演出，但是酬勞太少，連買便當都不夠。當時一看到櫥窗前擠滿人群的便當大叔，肚子就咕咕叫。

儘管餓得發慌，也不想哀求母親。休學後，我搬出租屋，投靠朋友，完全不和家裡連絡，也不見哥哥姊姊。
大概是祖母義大夫藝人的血緣突然騷動，我一時興起，投入淺草，也是自己悄悄進行。

其實，母親早就知道我偷偷休學，進了法蘭斯座。不但如此，連我一時離開淺草、在埼玉的家具店打工，她都知道。不過，她不再干涉我。
不久，我離開法蘭斯座，和清司搭檔說相聲，取名Two Beat。雖然能在松竹演藝場演出，但機會不多。一天酬勞僅一千五百圓，兩人平分，各拿七百五，最少要撐個十天，日子過得比在法蘭斯座時還苦。

但是希望無窮。雖然沒錢，知名度漸漸打開了。
有一天，我和往常一樣站在舞台上，忽然看見觀眾席上有張熟面孔。我家鄰居正好來看表演。
表演結束後，那人來到後台：「看到你出來，嚇我一跳。」然後問，「去看你媽沒有？」

「沒有。」
「偶爾回去看看嘛！她知道你在說相聲。有人告訴她。」
我於是回家，都已經五年沒跨進家門。我做個深呼吸，推開大門：「我回來啦。」
沒想到一見面就是，「你趁早別幹了，藝人什麼的，我們家有奶奶這個教訓就夠了。」
母親越說越氣。

「怎麼偏偏就遺傳到你爸家的藝人血脈呢？反正不會紅，別幹了，回大學去，我出錢，回去吧！」
「不要，我再也不回去。」
「啊啊，怎麼這麼死性子！」
 毫無母子重逢的感動，迎面挨罵，兩人一下子穿越時空，又恢復昔日的母子關係。

到這個地步，我只能抱歉、再抱歉。她抱怨供我上大學、幫我付房租，結果都遭到背叛。在她不斷的數落中，往日的內疚全都湧上來了。
仔細想想，這是我第一次坦然對她抱著道歉的心情，也感覺到我終於完全擺脫她，能夠和她一對一了。
話雖如此，我還是只能抱歉、抱歉。離開時，一路想著，既然如此，那就非紅不可。完全不去想萬一不紅怎麼辦？

如果是現在，我會多想一點。萬一不紅，就沒有現在享受的小鍋煲飯，沒有啤酒喝、綠色車的指定席(日本新幹線對號入座的豪華車廂)，也不會有這趟探病之行。
很可能還是個不和家人連絡、不知流落何方的落魄藝人吧。在那個時點，我認為自己會紅，也有未來的計畫，蠻不在乎地離開。
但當時在脫衣舞劇場一起演出搞笑短劇的夥伴，很多人終究沒能竄出頭，到現在還是有家歸不得。

而不久，當我上電視演出，酬勞超過百萬時，我又想回那個久別的家了。打電話過去時，心臟還猛跳。
是母親接的電話：「最近上電視，賺到錢啦？」語氣非常溫柔。
不料，我才說「還可以啦」，她立刻纏著說：「那麼，要給我零用錢！」
什麼嘛！這個母親，真會掃興。
既然如此，就讓她見識一下。我準備了三十萬現金，還請她到壽司店。

「媽，這是給你的零用錢。」我想讓她驚喜。
她問：「有多少？」
我得意地說：「三十萬。」
「就這麼一點？」不變的刻薄語氣，「不過三十萬塊錢，就一付了不起的德性！」
我能怎麼辦？當然是不歡而散，發誓再也不回家了。
麻煩的是，電話號碼已經告訴她，從那以來，每兩、三個月必定打來要錢。
「零用錢沒了，給我二十萬。」

為什麼母親眼中就只有錢？我感到有點落寞。可是，想到她的養育之恩，還是託人轉交給她。心想，人在窮困辛苦後，果然會視錢如命。

後來，我被警方逮捕(1986年北野武因不滿《FRIDAY》寫真周刊的八卦報導，率領手下前往講談社，由於對編輯部人員施暴而被逮捕)時，她放話說：「要求刑的話，就判死刑吧！」發生摩托車意外時，她說「死了也好」，言語刻薄如昔。我很生氣，打電話問她什麼意思，她竟理直氣壯回答：「不那樣說，世人不會甘休啊！」

她究竟真是抱著那樣的想法和愛而說，還是認為菊次郎的兒子果然愚蠢而說，我不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