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談到《滴天髓征義》這部書,首先必須提到《滴天髓》原著,因為前者是後者的注釋性著作。 《滴天髓》原著,相傳為宋人京圖著,明初劉基注。劉基,大家都知道,他是明代開國元勛,也是一位術數名家,而京圖則歷史上沒有留下任何資料,所以人們大都認為《滴天髓》是劉基自作自注的,比如民國命理學家徐樂吾、袁樹珊就持這樣的看法。當然這只是一種看法罷了,究竟是誰著誰注,還有待于新的歷史資料。 對于《滴天髓》原著,人們的評價一直很高。清初命理學家陳素庵說:“其書窮干支之情,通陰陽之變,不拘格局,不用神煞,但從命理推求,愈人愈微,愈微愈顯,誠此道之專精,術家之拔萃也。”袁樹珊在《命理探源》中說:“坊間有《滴天髓》一書,術者認為命書之最。”徐樂吾說:“仆研習命理有年,生平最服膺者為《子平真詮》、《窮通寶鑒》、《滴天髓》三書。”另一民國命理學家方重審在徐樂吾《子平真詮評注》序中說:“此中舊籍,首推《滴天髓》與《子平真詮》二書,最為完備精審,後之言命學者,千言萬語,不能越其范圍,如江河日月,不可廢者。 ”“倘能合天才、學識、經驗三者俱全,于斯道庶幾入聖矣!” 但是,由于《滴天髓》原著是以賦體寫成的,文字古奧,原注又很簡約,讀者很難理解,往往朝夕披覽,卻很少心得。直到道光二十八年(即 1848年)前後任鐵樵的增注問世,才發掘出其中的奧義。 任鐵樵,清乾隆時浙江人。父親是名宦,家道屬中產。為人賦性忠厚,不喜歡浮夸,抱負不凡而恥作諂態,所以交游往來,落落寡合。最初習舉業,但屢次應試而不第。父親去世後,家業凋零,于是放棄科舉,轉而研習命理,作為糊口的方法。積二十年垂簾推命的心得,為《滴天髓》增注十余萬言,并于附人命造500多個以資佐證。 對于任注,命理學家們也十分推崇。袁樹珊在校序中說:任注“學宗陳沈,筆有爐錘,理必求精,語無泛設,誠命學中罕見之孤本也。”“蓋先生研精覃思,匪伊朝夕,故能綜貫本末,發為文章。其論五行生克、衰旺、顛倒之理,固極玄妙,而尤以旺者宜克、旺極宜泄,弱者宜生、弱極宜克二條,最為精湛。”方重審說:“《滴天髓》一書,幸有任鐵樵注本,征引宏博,譬解詳明,可謂斯道之龍象。”徐樂吾不僅以《滴天髓征義》為題出版了任注的另一抄本,還作《滴天髓補注》,以“補任氏之缺” ,而“非敢與任氏爭長短”。 尤其值得注意的是,《滴天髓》及任注都有一個重要特點,就是注重形氣格局的變化。對此,徐樂吾曾與《子平真詮》中作過這樣的對比:“ 格局有正有變。正者,五行之常軌也;變者,五行有所偏勝。然萬變不離其宗者——五行之理是也。《子平真詮》明其常,《滴天髓》明其變。明其常,故專重月令,而其格局則為財、官、食、印、煞、傷、刃、祿,其取用則扶抑日主、扶抑月命之神以及病藥;明其變,故重在氣勢,而其格局為一行得氣(方局)、兩神成象、真假從化、從其旺神,以及順局、反局,其取用之法則為引其性情、順其氣勢、調候、通關,而不限于月令。《滴天髓》于八格常法略而不談,僅舉官煞混雜、傷官見官兩節,乃常中之變也;《真詮》于外格取舍略而不詳,聊備一格,非主旨所在也。至于兩書論格局之高低,《真詮》為有力無力、有情無情,《滴天髓》為清濁及真神、假神,名雖不同,而意旨則一也。”“孟子日:‘不以規矩,不能成方圓。’又日:‘能使人規矩,不能使人巧。’《真詮》者,命理之規矩也;《滴天髓》者,示人以巧也。”這些論述,充分說明了人們對任注的推崇。 但這些都只是後來的評價罷了,實際上任注寫成後,流傳極少,以至被看作孤本,直到1934年才以《滴天髓闡微》為題,由袁樹珊校序,由上海四明銀行孫衡甫印行,從此世人才知道任注。也直到這時,與袁樹珊同時的命理學家徐樂吾才知道,家藏的《滴天髓征義》殘編內容大同小異,詳略不同,是任注的另一個抄本,頗有參考價值。于是五年後,徐樂吾又將家傳的抄本加以增刪、編次和訂正,以《訂正滴天髓征義》為題出版。 此後,任注主要以這兩個版本流傳。 那么,《訂正滴天髓征義》與《滴天髓闡微》哪個版本更好?二者的區別在哪里? 首先,《闡微》毫無理由地以“通神論”和“六親論”為綱,把六十二題分為前後兩部分,內容瑣碎割裂,前後顛倒而不相連屬,特別是《六親論》中卻包含了許多非屬于六親的章節,一看就知道不是懂得命理的人所編。徐樂吾編輯、刊行的《征義》,以通神頌、形象格局、體用精神、征驗為框架,完全改正了《闡微》的上述缺點,具有完整的體系和合理的結構,不愧為命理學家所編。 其次,任注雖然是對《滴天髓》原文原注的“增注”,但是與原注多有抵牾乃至背馳之處,屬于另標新義而不是原意,以至全書給人以雜糅的感覺。《征義》則刪去了原注,只保留原文和任注,使全書義理更加精深,思想更加統一,體現了去粗取精、去偽存真的功用。 其三,在此基礎上,《征義》還對原稿進行了精心的增刪、改寫和潤飾,使全書內容更加精粹,文字更加凝煉。 遺憾的是,徐樂吾對原稿的編次過于粗略,導致各篇的篇幅相差懸殊,有些篇章內容過于龐雜,而卷下分篇、篇又分上中下也過于繁瑣,不符合現代人的閱讀習慣,所以為了更好地體現書中的內容,筆者在不改變全書順序的前提下,又一次重新了編排了次序,細化了篇目。這或許可以說也是本書優于《征義》其他版本的地方之一。 另外,由于古人著書立說,“喜故為要渺之詞,蹈玄妙之積習,後學之士,卒難了解”;尤其是本書,如徐樂吾所說,“文辭優美,義理亦精深,非初學者所能領會,且文字故意藏頭露尾,亦為識者所不取”,所以本書的今譯較有必要,注釋也作得較為細密。這可以說是本書優于《征義》其他版本的另一個特點。 由于筆者學識有限,不當之處在所難免,所以誠懇地希望讀者批評指正,以便今後做得更好。 孫正治 2010年5月20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