湧動的天下：中國世界觀變遷史論1500-1911（簡體書）

任何嚴肅的著史者都無法避免反歷史的傾向，因為歷史敘述是對個人和集體回憶產生的想象和重構。而對于中國的未來而言，重構中國近世史和近世對外關系史的理由是不言而喻的。《涌動的天下：中國世界觀變遷史論（1500-1911）》重新構建了1500～1911年中國對世界的看法和反觀自身的觀念，對基于歐洲中心論和“沖擊—反應”模式下的中國近世史觀提出了質疑。為此，《涌動的天下：中國世界觀變遷史論（1500-1911）》對中國近世之地理觀念、外交思想、對外開放觀念、民族身份認同和文化身份認同這些集體的世界觀進行了較為全面的梳理，認為中國近世并未真正實現了從天下觀到民族國家觀的實質性轉化，中國的近世是一個涌動的天下。

“從天下意識到世界意識：中國世界觀的歷史演變（1500-1911）”，是教育部“人文社會科學研究項目基金”資助項目（項目批準號09YJCGJW001），本書是此項目的體現成果。

自序
第一卷 作為觀念的世界圖景
總論：天下觀及其評價范式
第一節 什么是天下觀：作為哲學和政治思想的世界觀
第二節 天下觀與中國的身份認同
第三節 敘事范式的修正：朝貢體制和“沖擊-反應”模式的問題

第一章 世界地理觀的第一期變動：新世界與帝國地理身份的完善
第一節 平等交往下的世界地理觀
第二節 清帝國地理身份的構建
第三節 清初中國中心觀之惰性

第二章 第二期的世界地理觀：重新定位中國和西方
第一節 《海國圖志》：“殘明遺獻思想之復活”
第二節 徐繼畬：夷夏大防觀念的突破
第二卷外交：他者的困惑與天下觀的嬗變
引言

第三章 被納入東亞的西歐：他者的困惑
第一節 葡、西、荷、英未能沖擊明朝
第二節 天下理由：力量優勢與財政補貼下的明朝朝貢體制

第四章 重歸天下一統：清初朝貢體制的固守與調適
第一節 清朝朝貢體制的新特點
第二節 禮制的維護和調適對荷蘭和俄羅斯的不同態度
第三節 心照不宣的交往馬戛爾尼訪華失敗背後的價值觀沖突

第五章 天下觀的崩潰：新型外交思想與外交體制的確立
第一節 作為沉重記憶的第一次鴉片戰爭
第二節 為外交正名洋務派的世界局勢觀與外交思想
第三節 外交體制的變化和遣使出洋

第六章 天下觀的崩潰：朝貢體制的瓦解與地緣戰略的嬗變
第一節 朝貢體制的瓦解及屬國戰略的轉變
第二節 重新認識海洋防日與東亞巨變的內因
第三節 禮失而求諸野顛倒的東亞與作為中國動力的日本
第三卷未曾封閉的帝國
引言

第七章 涌動的天下：“海洋明朝”對朝貢體制的消解
第一節 禁海與海商集團：海洋明朝的產生
第二節 “白銀世界觀”：海洋明朝的過度開放性

第八章 涌動的天下：清朝對外貿易和商業發展背後的動機與意識
第一節 重歸中國中心主義對外貿易管制政策背後的動機
第二節 涌動的天下：“賈道”與商戰
第四卷民族身份認同：明清世界觀變遷的內在延續性
引言

第九章 身份認同：明末清初傳統世界觀的瓦解與重塑
第一節 以夷變夏：滿洲身份認同的演變及其對傳統價值觀的合理詮釋
第二節 明清易代時身份認同與國家觀念的痛苦裂變：以士大夫為例
第三節 在明、清與荷蘭之間鄭氏家族的身份糾葛
第四節 南明的世界觀信仰和王朝利益瓦解了朝貢體制
第五節 朝貢身份認同的瓦解朝鮮和日本對明清易代的反應

第十章 身份認同：民族國家的自我建構
第一節 中國走向民族國家身份認同的內在因素
第二節 “排滿”思想的嬗變
第三節 中國式民族主義中的身份構建
第五卷文化：困境中的主體意識
引言

第十一章 第一次西學東漸：文化世界觀的沖突與調適
第一節 明末中國世界觀轉變的契機
第二節 文化世界觀的沖突與調適

第十二章 重歸中國中心主義：“中國禮儀之爭”與清初的世界意識
第一節 “中國禮儀之爭”
第二節 想象的中國：康熙與歐洲

第十三章 身份認同：從扭曲的底層到大同世界
第一節 底層身份的迷失：太平天國和義和團
第二節 作為偽命題的“中體西用”論
第三節 另一種“中體西用”“國粹主義”和“西學中源”論
第四節 走向大同中國世界觀的絕地反擊

總結：以天下“拯救”民族國家？
參考文獻
人名索引
地名索引
後記

反觀1500～1911年數百年的對外世界觀的變遷，我們看到了中國歷史的內在涌動，在這個“涌動的天下”中，本書從所涉議題得出如下主要啟示：
其一，文化世界觀方面：基于歐洲歷史經驗的世界觀并沒有真正沖擊和取代中國本土的價值觀。歐洲曾經長期處于東方的邊緣，也曾經長期被卷入東方的體制。這種“他者”的困惑在21世紀將會重現。自16世紀以來，西方仍然沒有確立和中國的價值觀調和的基本原則立場。世界文化的普世性問題仍然未解決。中國在這方面可以有很大的重新構建的空間，與徐光啟時代沒有本質區別。從本質上而言，中國是一個“半民族國家的文化國家。”因為中國“民族國家化”的程度并未達到徹底解構了中國對天下關懷的本質屬性。那么，中國不太可能走向徹底民族國家化之後的歐洲列強已經走過的大國崛起之路。中國自身的道義約束要遠遠高于歐美國家崛起之時的情勢。從約束的角度而言，這對中國作為一個民族國家并不利。但從世界的角度而言，中國恰恰因為沒有拋棄過對天下的道義關懷，中國的崛起極可能對世界而言是有利的。世界應該慶幸中國沒有徹底走向基于歐洲歷史的民族國家崛起之路的邏輯，也即慶幸中國沒有接下霸權爭奪的接力棒。
與西方語境中的“帝國”（empire）概念不同，“天下”這一中國傳統概念表達的“與其說是帝國的概念，還不如說是關于帝國的理念。”“‘天下’要表達的正是關于帝國的一種理想或者說完美概念（盡管具體制度和實踐永遠是個難題）。”“天下概念的重要性表現為這一哲學概念創造了思考問題的一個‘世界尺度’，它使得度量一些用民族／國家尺度無法度量的大規模問題成為可能。”“‘天下’這一概念為適合世界問題的廣度而創造了一種世界尺度（原文為粗體，下同——本書作者注）。世界性的問題只能在世界語境中以世界標準而不能在本地語境中按照國家標準去分析和衡量。這正是老子提出的知識論原則：‘以天下觀天下。’”“‘天下’構成了中國哲學的真正基礎，它直接規定了這樣一種哲學視界：思想所能夠思考的對象——世界——必須表達為一個飽滿的或意義完備的概念。”自古至近代，這種對天下的關懷從未泯滅，“夫賢才雖不求于天下，而實未嘗一日忘天下。”隨著中國崛起，中國極有可能塑造一種新型的大國身份——既不同于歐美歷史上的帝國，也不同于中國自身歷史上的天朝。至于其內涵到底是什么，既有待于中國學者和政治家們的思考、設計和實踐，也有待于外在環境與中國目標之間的互動關系的構建。至少有一點是明確的：“在西方思想里沒有‘天下’這個哲學觀念，這是中國式的天下帝國與西方強權帝國的原則性差別……天下萬邦只有差異而沒有必要劃分出異端。”
對于趙汀陽的“天下”思想，有論者輕描淡寫的認為：“這樣一種過于極端的‘天下主義’思潮原本就不是歷史研究，至多也只是一種烏托邦的構想。”然則對中國世界觀的考察，因議題本身的屬性，它必然是歷史學、漢學、政治學和哲學的綜合研究，誰也不能規定“只能是歷史研究”。在某種意義上而言，哲學研究就是烏托邦研究，但不能等于“烏托邦構想。”每一個學科從自身的研究方式出發對同一個議題的研究都具有學術價值。對于天下觀念的當代價值的思考應該具有學術上的正當性和合理性。有人因為恐懼歷史上業已崩潰的天下觀念可能變成“不堪入目的怪物”，而認為“個別學者鼓吹以中國天下觀和文化來整合未來國際秩序的可能性”是“值得我們反思”的。認為這是“帶有諷刺性”的事件。然而，這可能是來自一種對天下觀念進行重新討論的目的性的誤解。事實上，不僅我們從來沒有真正合理的總結過天下觀念，而且總結歷史也并不意味著恢復歷史的局限性——比如學界必然會擔憂的中國中心主義或因為強調中國的特殊性而喪失對個人解放價值的關注。這種擔憂是多余的，國內社會發展的價值體系構建并不會因為對天下觀的再思考而受到干擾甚至掩蓋。恰恰是因為我們無視中國的特殊性文化才有可能導致李贄所言的“君子誤國，尤甚于小人。”既然天下觀念并沒有消除，為什么要刻意回避它？
僅從對天下觀的變遷的相關敘述而言，這個過程已經在構建——盡管它還是極其緩慢的。天下觀曾經給了中國人人性發展的最高境界的呵護。走向民族—國家觀則使中國人暫時失去了這種呵護，因而產生極大的不安全感。康有為的大同思想即是這種不安全感的反映。即便這個過程還在進行，但由于天下觀的關懷意識并沒有徹底消退，并且隨著低一層次的民族—國家的力量的興起（即所謂復興、崛起），可能又會導致其再次凸顯。“不是從天下到民族—國家，而是從民族—國家向著天下出發，我們才有可能擺脫那種現成的符號框架與區域性限定，才能抵達更高的人性的可能性。換言之，即使在民族—國家的時代，我們也仍然可能、也有必要在某些層面、某些維度向著天下思想開放自己的生命。”這是中國世界觀基因中對未來（甚至當下）最具影響力的因素。中國在過去的500年并未因走向并不經典的民族國家而徹底失去這個對“天下”予以關懷的夢想。
天下觀的突出與當下盛行的中國文化熱同步，但并不等同于20世紀的民族主義思潮或“國粹主義”。在20世紀，“國粹主義”是為民族身份認同服務，而今天天下觀并不是以增強民族身份認同為目的，而是以中國獨有的關懷世界的秩序為目的。這里面已經具有本質區別。天下觀絕不僅僅是存在于王朝時期的中國傳統之中，而是一直延續性的存續著。今天的凸顯，是源自于其內在發展的邏輯：當文化實體的能力需要喚醒這個基因的時候，基因即凸顯出來。
站在“事後諸葛亮”的角度而言，明清兩朝（16～18世紀）的閉關鎖國導致了落後挨打。這是把19世紀的事情強加于前面的3個世紀了。西方沖擊東方的基督教普世主義和貿易自由主義通常被認為是兩大價值支撐點。然則，當時雙方誰也不可能意識到自己的“主義”是否具有普世價值。一則是靠實力說話。在那3個世紀中，中國除了與俄羅斯有較大規模戰爭，在與歐洲其他國家的交往中沒有大規模戰爭，并且中國在西方海外貿易中一直占據主動地位。二則傳教士和殖民者們實際上長時期認可了這種東亞價值體系，他們一直處于被動的被定位的地位。這些都不能說是閉關鎖國導致的中歐關系形態。明清（至中期）盡可能的容納了開放性的因素，禁海一直是作為國防政策而不是國家發展戰略時斷時續的存在的。幾個或一個口岸的通商已經能夠滿足帝國的外貿。開埠的數量不是決定性要素。“閉關鎖國”論的本質是歐洲中心論。其理論假設是：正是因為歐洲對中國的打擊，才體現出中國落後的原因是“閉關鎖國”，如果不是“閉關鎖國”，中國在晚清不會“落後挨打”。
歐洲走向近代和現代并未向任何外來文明采取一種統一的開放、學習的政策。歐洲國家走向近代和現代史一個自然形成的過程，并無誰進行了統一的總體設計。且在這個過程中其歷史創造者們也并不知道必然導致領先于中國的歷史後果。要17和18世紀的中國人預測19世紀後期中國與西方的關系形態是不可能的，甚至是荒謬的，這是一種典型的“移情”思考。事實的根本點在于，歐洲被清末以來的中國人想象成一個均質的政治實體，因此具有采取統一設計未來現代社會的政策。這正是問題的要害。歐洲并不同中國一樣，具有統一的國家形態，甚至也并不具有統一的對外力量。歐洲走向近現代的根源在于其內部的多元化和多樣性，這是中國不具備的最重要的動因。將後來的落後挨打歸結為“閉關鎖國”政策，不僅沒有看到歐洲歷史的內在邏輯，也沒有找到中國落後挨打的真正原因，認為靠一種對外政策就可以解決中國走向現代的問題，是一種片面的思維模式。它恰恰會導致中國片面的追求力量優勢而忽視國內變革。
此外，在文化世界觀上，爭論“體用”不如遵循自然發展規則。因為體用之爭根本是個虛假的命題。即便不提“中體西用”，具有強大而厚重的主體性的中國文化也不可能在政治上保持相對完整的情況下真正從本質上被西化或從很大的量級上被西化。從這個意義上而言，中體西用既是個無法真正需要實踐的主張，更是一個偽命題。從邏輯上而言，如果進行了一項毫無選擇性的選擇，就落入了霍布森選擇效應（HobsonChoiceEffect）的圈套。因此，與其說“中體西用”是晚清的一項文化選擇，毋寧說是毫無意義的說辭——除非它另有目的。文化的延續性將成為中國重新獲得認同和走向世界的最後的依靠，在軟實力的構建中，中國具有更大的彈性、寬容性和適應性，這不是其他文化所具備的。放寬歷史的視野，如果不僅僅關注16世紀以來的世界觀問題，那么中國文化的包容性就可更清晰的看到：印度對中國的佛教輸入——雖然曾經多次遭遇滅佛之坎坷，但是它是如此的影響了中國的文化，以至于最終與本土的儒道合流。自南朝梁陶弘景主張儒、釋、道三教合流，認為“夫萬象森羅，不離兩儀所育；百法紛湊，無越三教之境”以來，從隋唐至宋，主張儒釋道合流的大有人在。宋明以降，儒教、道教、佛教三家思想相互影響，融會貫通。宋明時期的理學，幾可視為“三教合流”的產物。宋明以後普通中國人的生活深受儒釋道的綜合影響，如此，認為中國文化獨尊東方、儒家獨尊中國的這兩個邏輯都是不成立的，相反，中國恰恰是廣為吸收了周邊各文明實體的文化而不斷更新生長的文化國度。因此，有理由懷疑中國文化是封閉的觀念。西方在到達東方時沒有深入了解這一點，而隨後數百年形成的“東方主義”又武斷地加強了這個“印象”——而不是認知。近世的歐洲認為中國停滯和封閉，那是其力量優勢下的話語霸權，如果20世紀的中國人自己這么看，那的確是因為在時間上看得不夠長。
其二，地理世界觀方面：地理世界觀已經轉化為地緣政治觀，它包括疆界、海洋和日本問題。厘清帝國疆界的輿地政策已經轉化為對邊界問題的實際處理；海洋和海權問題是中國亟待解決的世界觀問題，不僅僅是戰略問題；對日本的關系——尤其是構建信任的問題，是中國獲得穩定的地緣政治環境的核心問題；此外，對于“陌生的鄰居——印度”的地緣關系，也一直是中國未曾重視的課題。中國在歷史上與印度的交往獲益甚多，在“金磚四國”的概念下，應該允許存在一個次一級的中印關系系統，如果中印在價值觀上達成默契——這不是不可能的，那么亨廷頓所謂的中國和伊斯蘭文明結合的論斷就徹底崩潰了。時至當今，印度方面也看到了與中國再次交融的價值，2005年甚至出現了“Chindia”的概念，似乎印度方面對中印再度結合發展表現出更大的興趣。長期以來，中國國際政治學人將目標過多的鎖定在美國和歐洲，當前開始重視日本，但南亞在中國崛起之夢的框架內可能起到的歷史作用還未得到深入的研究。
此外，中國的世界觀目前仍然以歐洲現代“元地理學”（metageography）——一種基于歐洲中心論的世界地理意識形態——為基調。而未來元地理學研究的重要地帶恰恰是“非西方人怎樣理解全球的人類圖示”，中國曾經以天下觀構建了真正全球視野的元地理學，具有參與構建未來新的世界版圖結構的優越基因。
其三，外交世界觀和民族世界觀方面：一方面，從對外的角度而言，天下觀具有對民族主義的中和價值，也具有對未來世界秩序設計的理論價值。如何在構建民族國家（大國）的價值基礎上吸收傳統基因是一個戰略課題。不走傳統之路，也不走帝國之路，那么走哪一條路？這是個很大的課題。隨著中國在力量層面的崛起，最近幾年尤其是2008年奧運會的舉辦和中國率先走出世界金融危機，中國的地位的確發生了巨變，中國人有理由享受這種地位抬升帶來的自得和欣快感。然而，天下觀決不是簡單地重復王朝時代走向萬邦來朝的制度性安排，而是具有“國家解放”的價值——它在本質上是反國家利己主義的，民族國家的主權困境正是亟待解決的國際政治難題。重新挖掘天下觀的現代性價值是當務之急。
另一方面，從對內的角度而言，民族國家身份的構建仍然伴隨著世界新興的民族分離主義價值觀的影響。前代的民族融合策略在當代受到一定的局限，但構建民族認同的本質仍然是文化認同而非強制力——這是“夷夏大防”觀念中最具現代價值的遺產。國內民族問題與身份認同在新時代仍然是一個具有挑戰性的艱巨的世界觀問題。明清易代以來的國內民族與身份認同問題在經歷了20世紀的整合後，表面上達到了一種均衡，但是如何應對新一輪的整合，仍然可以從歷史中吸收經驗教訓。“中國”的身份構建是一個長期的戰略，并不能說已經一勞永逸的解決了。“中國”概念在天下觀之下的模糊性，恰恰為中國身份的認同提供了更大的空間，而不是局限：中國、中華、中國人、華人等等富于想象力的概念是具有身份認同的巨大彈性的。
經典意義上的民族主義是雙刃劍，“僅當我們有智慧的時候，民族主義才會連同它的危害性、它的苦難及世界性的爭斗，一起消失。當智慧存在的時候，作為一種愚蠢的形式的民族主義、愛國主義才會消失。”沒有徹底的實現經典民族主義也是雙刃劍：中國或者易受極端民族主義的影響，或者易受傳統天下秩序的貽害；但卻給中國修正經典民族主義留下了空間。而這個空間是可以運用中國的傳統智慧去填補的。
國人欣喜于最近十多年來外國人學習漢語的熱潮。然而，民族認同中最根本的是超越文字和語言這種工具的認同性，或者說是思想的認同性。克里希那穆提（JidduKrishnamurti）雖是印度思想家，但是用英文向西方（或者世界）傳遞“般若智慧”。作為20世紀致力于使人類得解放的精神導師，其思想境界、智慧高度非一般智者所能及。克氏的成功是東方文化可以具有普遍認同的最好范例。倘使天下觀真要具備這種認同高度，則非得有如克氏般的哲人去推動不可。中國將不缺力量，而缺運用力量的智慧。
其四，開放觀方面：以往認為中國對來自基督教普世主義和貿易自由主義這兩大西方沖擊無動于衷，所以才導致中國後來的極端被動挨打的觀念是不符合歷史事實的。在16至17世紀的東亞世界觀的基本格調中，明清中國具有強勢地位。明清統治者和民間都作出了正常與外界交往的努力，并非閉關鎖國。與同期的歐美相比，清中前期忙于構建帝國的統治身份，從地理到文化，清朝將視野置于東亞邊緣地帶的治理和帝國內部的整肅，并且最終在中國歷史上第一次完善了多民族帝國身份的認同。其涌動的力量證明清朝中前期并未停滯，因此并非停滯的帝國。
然而，中國國力的增長很可能導致文化自負從而陷中國于失控的外部環境。比如，明朝瘋狂單方面吸取海外白銀，由此雖然加強了海上明朝的開放性，但也導致了明朝財政對外的過度依賴，而明朝對此一直放任自流，不去嘗試有節制的、尋求控制性的白銀外貿和財政政策，最終極為諷刺性的終結了明朝的統治——明朝不是失敗于封閉，反而是失敗于過度開放的“白銀崇拜”！——只是明清易代時西歐并沒有力量真正撼動東亞中國的優勢地位，才未發生明末中國即現美洲化的結果。清前期在力量上重新鞏固了文化的自負。然而，明末清初以來，中國的文化軟實力與開放帶來的風險之間存在邊際效應遞減的規律。晚清中國的開放的風險即超越了文化控制力。晚清涉足國際商戰的胡雪巖因對其行為的失控而覆滅就是一個典型例子。
當代中國的開放所帶來的風險無論就深度還是廣度而言均更強烈地對中國文化的控制能力提出了要求。比如，謹慎地對待走向一個不熟悉的全新世界——金融世界——時，應該避免基于力量強大之經驗帶來的文化心理自負。國人已經意識到了一個并不熟悉的“貨幣戰”世界，明末中國輸于貨幣戰爭，在2008年以來的這一輪“華爾街金融風暴”中，吾人僥幸脫身，下一輪呢？明清中國的文化優勢使得中國基本能夠脫身于卷入世界的風險，但文化優勢的邊際效應在遞減，如果中國的文化不能真正支撐時下所謂的“中國模式”，那么在下一輪更大的世界經濟危機中，中國如果認為自己能夠再次置身度外，那將是非常危險的自負。
總之，1500～1911年時間段的中國世界觀之變遷揭示了兩個本質性的問題：其一，世界觀的普世性其實是一個“使之具有普世性”的問題，明清兩代的天下觀念本是一個主動展示的自覺過程，其衰變卻是一個失控的自發過程；其二，天下觀念的體制已經徹底喪失，而其觀念上的影響卻是深遠的，并未因為朝代的更替而徹底消亡。就前者而言，是一個觀念的互構過程，如果在衰變過程中將自發過程扭轉為自覺適應過程，則會進入觀念的互構過程，中國也不會輸得那樣慘；就後者而言，既然制度上不能恢復傳統，新的世界觀的構建則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它意味著中國必須創造一種完全不同于傳統的新文化——其核心是價值體系——才能夠取代天下觀念。上述兩個問題其實都是認同問題——前者事關他者認同，後者事關自我認同。因此，使中國的世界觀具有普世性和創造新的文化認同這兩個任務是21世紀中國對外關系戰略構想中最根本的問題，既然力量層面的崛起使得第一個問題越來越具有可能，而創造與歷史斷裂的新文化卻根本沒有可能，那么，為什么不真正思考中國歷史的合理邏輯到底何在？為什么不真正思考天下觀是否具有合理因素呢？這樣做的目的是將這個自覺過程發掘出來，以便主動出擊，推進他者認同。如果在這個問題上不運用我們的理性，那么中國很可能在一種既非民族主義也非天下主義的尷尬定位下充滿連自己都難以忍受的不確定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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