閱讀梁漱溟（簡體書）

《閱讀梁漱溟》主要內容包括：梁漱溟先生之所以成為思想家、論梁漱溟先生的文化觀、梁漱溟與東西文化問題、以發揚儒學為己任 為同情農夫而執言等。

梁漱溟，著名的思想家、哲學家、教育家、社會活動家、愛國民主人士，著名學者、國學大師，主要研究人生問題和社會問題，現代新儒家的早期代表人物之一，有“中國最後一位儒家”之稱。梁漱溟受泰州學派的影響，在中國發起過鄉村建設運動，并取得可以借鑒的經驗。著有《鄉村建設理論》、《人心與人生》等。 《閱讀梁漱溟》是關于研究其哲學思想的專著。

梁漱溟先生之所以成為思想家
論梁漱溟先生的文化觀
梁漱溟與東西文化問題
以發揚儒學為己任為同情農夫而執言
悼念梁漱溟先生
他獨能生命化了孔子
梁漱溟：現代新儒家代表人物之一
“吾曹不出如蒼生何”的梁漱溟先生
梁漱溟
梁漱溟先生生平及其教育思想述略
梁漱溟：狂出真性情
梁漱溟的思想與行動
梁漱溟的生前與身後
梁漱溟先生在北大
梁漱溟的佛教修行
梁漱溟的讀書和做人
關于梁漱溟先生的一件往事
《關于梁漱溟先生的一件往事》的一點補充
梁漱溟先生的儒學觀
特立獨行一代直聲
近代儒家對歷史命運的掙扎
踐履篤實
梁漱溟和他所處的時代
傳統與現代間的抉擇
民粹主義的儒學體現者
中國現代社會的處世良方
梁漱溟思想的現代意義
梁漱溟與《東西文化及其哲學》
辨異·自主·尋根
省察與超越
中國當代人學的開拓者
《勉仁齋讀書錄》讀後
關于《勉仁齋讀書錄》
認真的人和他的一生
《朝話》之美
這個世界會好的
梁漱溟的文化人格結構及其境界圓融
吾曹不出如蒼生何：梁漱溟與中國的現代化
梁漱溟的父親巨川先生
梁漱溟之父濟自沉“殉清”的意義
編後記

這是一個在清末那時代罕見的開明家庭，他在這家庭里受著相當開放的教育。他“在父親面前，完全不感到一種精神上底壓迫”，小時候，父子二人在一起閱讀梁啟超的文章，并不時互相爭辯，這種活潑開放的氣氛，對一個有主見的孩子，是多么的重要。兒子的言行，父親從不干涉。後來使他一生最感激父親的，也就是在這點放任的教育上。父親是個“一腔熱腸，一身俠骨”的人物，他遇事認真，又著重事功。這些性格上的特色，很強烈地影響了他的兒子。為了“開發民智，改良社會”，梁父曾贊助友人彭詒孫在北京創辦-《京話日報》，當日報虧損時，就以僅有的財物支援。除了父親之外，在童年期使梁先生受益不淺的，就是這位父執彭先生，他為人“豪俠勇敢”，是當時的《維新先鋒》，他除了“京話-日報”，還出版一份專門給兒童閱讀的《啟蒙畫報》，據梁先生回憶：“我從那里面不但得了許多常識，并且啟發我胸中很多道理，。一直影響我到後來。”梁先生只念到中學畢業，就不肯再升學。，按常例說，一個青年應當是由“求學”到“就業”，可是在那樣一個革命風潮正盛的時代，他和其他許多血性青年一樣，離開學校踏入社會的第一步不是就業，而是參加革命。同時熱衷于社會主義。這些行徑，都是受著一腔熱血和浪漫的理想主義所鼓蕩，一旦與現實對照，很容易冷卻而幻滅。民國成立以後，政治舞臺上的種種，使他的情緒陷人低潮，一度且想出家，過著僧人式的生活，後來經過自我治療，再度興起追求社會理想的情，但那種高度自律、克己的生活，卻奉行終身。就在這心靈沉黯的時期，他開始自修、自學。所謂自學，在他不單是求知識，而是要求“一個人整生命的向上自強”。早期自學的資料，主要是六巨冊的《新民叢報》。同時看立憲派的《國風報》，和革命派的《民立報》。這時候的自修，則在潛心佛學——這是許多傳統知識分子憑藉之作自我治療的佳醴。佛學方面的潛修，意外地為自己敲開進入教育界之門，他和胡適同年（民六）到北京大學任教，主講印度哲學。北大是新文化運動的中心，有一流的師資和圖書設備，不同的思想都能在這里得到自由發展。這個環境對一個努力自修而又喜愛思考問題的人來說，真是如魚得水。梁先生就在這所開放的最高學府里，醞釀著并寫成他的成名作《東西文化及其哲學》。這本書是20世紀將人類文化分為中、西、印三類型討論的先驅，在文化比較研究方法上，有他重要的地位。在當時就被蔣百里譽為“震古爍今之著作”，50年後，胡秋原則認為是“有獨創的意義和可驚的深刻思想力”。但他不愿在大學里在學術上發展他的前程，他有更遠大的人生目標，真正吸引著他的，是當前的中國問題，也就是因思索解決這些問題，才借助于學問，才去了解傳統的歷史與文化。他把解決中國問題的重點，落實到社會改造上，具體的著手方法是“鄉治”，這是要把知識分子和農民結合起來，用他們的力量去解決面臨的問題。在梁先生的心目中，鄉治是一種最實在的文化運動，他想透過這個途徑去解決中國的政治和經濟問題。這是“中國民族自救運動最後的一個新方向”。那時候，國內軍閥割據，內戰頻仍，再加上帝國主義的經濟侵略，全國農村，在內外重重的剝削、洗劫下，完全陷入癱瘓。在這樣的環境里，一個書生想去發動一個改造社會的運動，簡直有如夢想。民國13年，他終于辭去北大的教職，開始進行鄉治的步驟，想藉自辦教育，先培育一些基層的干部。這一年到了山東，接辦省立曹州中學，原先的想法，希望在這個基礎上，擴展成一個大學。經過半年的試驗就失望地回到北京。于是閉門謝客，日常只與從曹州帶回的幾個年輕朋友共讀，又利用這個機會在自修、沉思。并期待著另一次的試驗機會。似乎機會又來了。北伐以後，由于廣東要員李任潮的關系，國民政府中央同意他在廣東試辦鄉治。結果因政局不穩定，也僅接辦了一個短期的教育，就離開了。不久，河南省籌設村治學院，梁先生應邀擔任這個學院“鄉村自治組織”等課程的講席，同時接編《村治月刊》。這是一個短命的學校，僅一年又停辦了。但他不氣餒，同時覺得已不能再等待，就帶領村治學院的部分同人，再度回到山東，在鄒平成立鄉村建設研究院，進行長達七年的鄉治試驗。這是梁先生一生事業的高潮，他可以根據自己的構想，從事實際的改造工作。主要的構想是要把社會改造運動！納于教育系統中j直欲以教育來解決社會問題。因此訓練干部的重點，是著重在精神陶煉上，企圖由他們人格的感召，去喚起鄉民的活力。經過嚴重破壞後的中國農村，最迫切的是民生問題，這方面的問題不解決，其他都將流于空談。要解決這方面的問題，必須引進技術，同時發展工業，這需要長期的計劃和資金，還要有受現代知識訓練的新人才，這些都不是梁先生鄉村建設計劃中所能具備的條件，甚至在他所謂社會本位的教育中，也根本發展不出這些條件。抗戰爆發，使梁先生和他竭盡心力的改造工作永遠告別，雖沒有實現夢想，但他的奮斗，為後來者留下寶貴的教訓和啟示。戰爭初期，國民政府為團結各黨派，共赴國難，梁先生也以鄉治派領袖的身份應邀參加國民參政會，從此卷入復雜多變的政治旋渦。抗戰中期，為了政治上的團結，曾與在野黨派的領袖們組織“民主政團同盟”，希望藉它的力量協調國共之間的沖突。在政治上經過長達九年的努力，直到勝利後奔走國內和談失敗，才決心脫離現實政治，遠走四川北碚，重理舊業，去寫他的《中國文化要義》了。四川北碚，抗戰期間他就在這里創辦勉仁中學和勉仁書院，規模雖小，但在那里一直聚集著一批朋友，當他對政治上的活動感到疲勞和厭倦的時候，就回到這里來靜思，和朋友門生們一齊講學，以圖恢復精力。後來他曾希望在北碚原有基礎上，成立勉仁文學院，宏揚中國文化，競也成了永遠無法實現的夢想。梁先生是一個書生報國的典型，除了個人的才智、毅力和氣度之外，根本沒有任何客觀的憑藉，但他在任何困難的境遇里，幾乎都能創辦起他所想創辦的事業。在扮演不同的角色上，都同樣能表現出剛勇的精神。他為人誠信、嚴肅、坦率，有決斷，對自．己所立的原則持之甚堅。假如我們的政治能上點軌道，像這樣有品德有魄力的人物，必將對國家有更大的貢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