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國生：路偉良(楊江)圖文存（簡體書）

我們的父親以“楊江”這個化名--中共地下工作時的假名--行世，他的本名叫“路偉良”，這是廣西融水縣古鼎村路氏家族的“序列號”。
這個農民的兒子在大苗山做過先生，入廣西師專後學習唯物論，選擇革命救國之路，成為廣西早期中共地下黨員。
其後在粵、滇敵後打遊擊，創建滇桂黔羅盤區根據地，迎解放，任地委書記。50年代，在一機部任司長，搞經濟，後任廣西師院（今廣西師範大學）黨委書記，搞教育至“文革-前夕。
本書絕大部分內容以“文革”後發還的父親檔案材料為主，稟真據實，編綴而成。
《南國生》之名，取自母親生前最愛的小詩，詩雲“紅豆生南國……”，而父親讀大學的校園（桂林雁山西林公園）內，便曾有一株這種罕見的相思紅豆樹。

《南國生——路偉良（楊江）圖文存》為路偉良（又名：楊江）先生的遺稿和生前圖片結集。路偉良先生1911年生于一個貧寒的家庭，年青時期即參加共產黨領導的革命，成長為優秀而忠誠的共產主義戰士。新中國成立後，他投入祖國教育事業建設，為廣西師院（今廣西師范大學）的發展做出貢獻。《南國生——路偉良（楊江）圖文存》取名自“紅豆生南國”，表達路偉良先生對故土的眷戀之情。全書生動地反映了他飽經滄桑的一生，以個人奮斗史折射出中國現代百年歷史的風云變幻。

并不遙遠的記憶
父親是1991年5月初的一天下午，從桂林一所很少人知道的軍隊療養院那間寬大的病室里走的，生命的歸宿地與他過去的軍人身份挺相符。
父親一生里有過幾種截然不同的身份：25歲—35歲，他做過國民黨桂系軍校的教官、國民中學的校長，但隱蔽的身份是中共地下黨員、支部書記。35歲—41歲時，他已不必潛伏在敵人眼皮子底下，而是解放軍在云南的一支正規游擊隊里，擁有自己心愛的美式卡賓槍的司令員。直到1954年，當上一機部司長的父親，才上繳了那支隨身多年的勃朗寧小手槍，軍人情結似乎也到此為止。後來，他從北京調回廣西，身份是一所大學的黨委書記，搞教育、搞運動成了父親後半輩子的專業。不過，在伴隨我們成長的許多個周末里，父親也會技癢難耐，他帶著我們幾個小兵到郊外打鳥，槍也換過好幾種：小口徑、獵槍、氣槍。“文革”初起，紅衛兵給他戴了一頂奇怪的帽子：“打鳥書記”。
後來，當我開始翻檢那一大箱“文革”後退還父親的檔案材料時，我發現，盡管父親的身份幾十年中發生過很大轉換，但他骨子里似乎更認同他那個時代的文學青年本色。這個秘密注釋就藏在一冊絳紅色的64開日記本的扉頁上，落筆時間是1949年11月16日：
在……中國人民可以子孫萬代享……幸福了。緯！將來我們……飛的計劃吧，在西子湖……的江南，渡著我們寫作……
這個被38歲的父親稱作“緯”的昆明姑娘叫張世緯，時年21歲，是父親任司令員的那支部隊里的一名教導員，畢業于著名的昆華女中，後來成了我們的母親。
早年就讀廣西師專時，父親就是墻報、校刊和《民國日報》富有激情的投稿人。1986年父親在南寧養病，我隨侍身邊。一天，我在廣西圖書館查到一篇署名“蘆葦”，發表在1935年4月24、25日《出路》副刊上的文章，75歲的父親依稀記得，這正是他當年常用的筆名之一。在父親的一篇回憶大學時代的文章中，我知道，那個發表苗山鄉村調查的“蘆葦”，一年之後（指1936年6月1日爆發的“兩廣事變”），同樣是在南寧，又成了《廣西學生軍宣言》的幾位起草人之
父親走了以後很長的一段時間，墻壁上的鏡框——那是父親1957年離開北京回廣西前的照片——是母親為他在家中留下的位置。每次回家看望母親，我們都會沐浴在父親的目光下。有時，與墻上的父親默默對視，那一刻，我感覺目光穿透了時空。但我分明意識到，假如父親仍與我們生活在同一時空，這種交流似乎要平淡許多。
也許這是一種精神世界的交流，是一種血液遺傳里包含的溝通，是一種動物性很強的嗅覺，也是一種情感上的審視和仰望，卻似乎僅僅在家族成員缺席的情況下才被誘發出來。
其實，我們兄妹四人，在孩提到成年的記憶中，母親的身影倒是一直伴隨左右。至今已屬于50後、60後的小同學之間那些親密無猜的日子里，最讓人記憶的場景，莫過于寒暑假時家中嘰嘰喳喳的學習小組了。那時，總是母親替我們張羅，噓寒問暖，遇到保姆煮了紅薯，包了餃子，乃至那幾甕泡菜缸又腌出酸蘿卜、茼筍、蒜苗、辣椒什么的，母親會把云南人殷情待客的本領發揮到極致。導致許多年後，我們的同學仍能大談在“楊書記家”吃的經歷……不過，每逢這種場面發生時，似乎父親總不在場，即便在，留給我們印象大多模糊不清。父親來去匆匆，秘書有時跟著進家門，見我們在後院打鬧，最多是秘書過來與母親打個招呼。如果哪一次父親也走到我們圍坐的小圓桌，同學們便怯生生地站起來，說一聲：“楊伯伯好”或“叔叔好”就噤聲了。
父親謹言少語，但我們并不害怕他。有時候，大哥三五和弟弟小山纏著他，要求帶他們到郊外打烏，并且堅持自己扣動扳機，這時候，父親便會露出慈祥而得意的笑容，伸出手來摸摸他們的小腦袋，用夾雜著普通話的桂林腔說道：“禮拜天我帶你們去鳥山……”所以，我們很小的時候，就知道許多鳥類的名字，如肥碩的斑鳩、敏捷的鷂鷹、傻乎乎的“包鳥”、謹慎的白鷺、小不點的綠豆鳥、狡猾的麻雀、孤傲的老鷹等等。只有小妹超英從不參與這種“血腥”的活動。
好多年了，家里總是放著一兩支那種漆成深棗紅色的小口徑步槍，我們愛看父親擦槍的樣子，并且第一次弄懂了“來復線”為何是螺旋狀的。小口徑子彈裝在一種特制的紙盒里，打開抽屜式的盒，蜂巢似的小格里排列著黃銅和鉛做的槍彈，令人禁不住屏住呼吸……
每當父親帶著我們，騎著那輛北京帶來的東德產倒閘自行車，興高采烈地奔赴郊外，鉆進當時人跡不多的樹林子，要不了多久，就會發現目標。把標尺缺口與準星連成一線，指向枝頭跳躍的斑鳩或小絨球似的綠豆鳥，指向水田里覓食的白鷺或獨秀峰上孤獨的老鷹時，我們的心臟就怦怦亂跳……最揪心的還是那“啪”的一聲，如同拍巴掌似的槍響——現在想起來還對那些無辜的生靈心有內疚。但當時最令我們興奮與困惑的便是“應聲倒下”這種畫面，因為我始終鬧不懂：一粒小小的子彈何以能讓數十米開外的獵物瞬間栽倒？
另一個與父親記憶有關的場景是游泳。
盡管長大以後對父親的“栽培”記憶猶新，按照順序，最先是學會游泳，其次是騎單車和打鳥，然後是照相。上小學，我們已懂得擺弄相機，初中時更是自己放大照片了。遺憾的是，除了上述幾項生存本領，我不記得父親是否要求過我們練習書法或閱讀某一本書。
對于游泳，生長在南方的父親天生就喜好，并且似乎從小就把游泳視為洗澡的最高形式，也就是說，游泳的目的是鍛煉身體。“鍛煉”兩個字，也許是我們聽到的父親說得最多的一個詞。我們非常樂意跟父親到漓江里游泳，那清澈見底的江水，鋪滿鵝卵石的沙灘，自由自在的嬉鬧正是我們童年的樂趣也！
……
第二次是1942年，那一年桂林發生了轟動一時的“七九事件”，由于中共南委叛徒的出賣，廣西地下黨組織遭到嚴重破壞，省工委副書記蘇曼、組織部長羅文坤（蘇曼夫人）、交通員張海萍三人，為保守黨的機密集體自殺身亡。蘇、羅、張被捕後曾被當作誘餌放回他們所在的桂林逸仙中學，準備抓捕前來聯系的人。第三天晨，蘇、羅、張被發現已在宿舍內自縊身亡。後來，地下黨內部傳達的通報是：蘇曼擔心羅、張兩女同志恐難承受敵人嚴刑逼供，三人議決用犧牲保住組織機密。當時，父親因先後擔任桂林兩所學校的地下黨支部書記，與蘇曼、張海萍均有秘密聯系，這些足以證明，由于戰友的獻身，當年31歲的父親又一次與死神擦肩而過。事件後，地下黨紛紛撤離桂林，而父親因未暴露身份而繼續潛伏，直到一年後，組織上對他重新審查，并派人接上關系。
第三次發生在1946年，當時父親的公開身份是廣西全州中學校長，由于內戰已開，桂系與中共對立，地下黨派人通知父親擇機撤出廣西，怎樣撤？自己想辦法也。父親的辦法是，先到重慶朋友所在的學校謀職過渡，以避免引起廣西的注意，然後再輾轉到香港，與組織接上關系。新中國成立後審干時父親才知道，通知他撤離廣西的人後已犧牲，在香港為他恢復關系的地下黨領導人也在新中國成立前病逝，這段“脫黨”的空白缺少直接的證人。 這些“脫黨”情節，顯然成了父親個人歷史中政治純潔程度的傷疤。我想，父親內心深處對那些傷疤一定保持著適當的警惕性，比如，他保存了1952年從云南調入北京之前，第一次審干時填寫的履歷表副本，1957年他調回廣西前一機部對他作出的審查結論，以及1956年寫的《自傳》初稿等等，這些手稿凡涉及那三次“脫黨”的，包括集體加入國民黨、三青團的問題，必不厭其煩，記錄在案，坦誠面對組織，不可謂不由衷。
關于“文革”前和“文革”初期這兩部分的手稿，都是當年的檢查認罪材料，語言風格是經歷過那個“急風暴雨”時代的人十分熟悉的，之所以要把它們原汁原味地留下來，恰恰是因為這是歷史原物，同樣的文字用不同的組詞造句習慣、不同的情緒和心態寫成文章，便保留了時代情狀和歷史現場的信息。為了讓更多的讀者能夠在閱讀的時候不至于太費勁，我盡可能地作出注釋和說明。
以我過去和現在對父親的了解，他的本意也許并不愿意讓研究者以外的後人看到這些文字，在他還活著并且還有預期心愿的時候，他一定不相信二十年後，人們已經在用正常的眼光和心態，來看待那些扭曲的前輩和扭曲的歷史。
揚三五
楊小肅（執筆）
楊小山
楊超英
2012年2月1日于桂林

并不遙遠的記憶（代序）
自傳
陶保桓烈士傳
附一：從苗山中出來
附二：融縣羅城苗山拾零
廣西師專概況
附：我所了解的反帝反法西斯大同盟
我所了解有關廣西地方建設干校的情況
附：我的歷史問題交代
我所了解的廣西地下黨的情況
我在廣東及云南工作情況的交代
附一：板橋日記
附二：錄音記錄
附三：鐘山鄉紀行
上海通信
附：對大量生產類型工廠工作的意見
“文革”前筆記
我在廣西師院幾年工作的初步檢查
附：十年歷程
我的檢查
附一：“文革”初期幾個問題的交代
附二：張云瑩逝世前後的情況匯報
關于三個問題的交代
附：關于處理秦似、趙佩瑩問題的檢查
思想匯報
附一：對支部大會所提意見的補充意見
附二：對楊江同志三次失掉組織關系及參加國民黨等問題的
審查結論
附三：關于楊江同志政治歷史問題的復查結論
附錄
往事的回憶
楊江與羅盤區

賀縣中學、桂林師范和全州中學
當時，省教育廳是黃樸心當廳長，他是政學系的人物，廣西賀縣人。當時賀縣中學辦得不好，他要求物色一個能干的人去辦好賀中，我經過湯有雁——師專同學，大革命時脫黨，脫黨後傾向進步——的介紹，在1943年下半年到賀縣中學當校長。
由于“七九”事件後，蘇曼、羅文坤、張海萍自殺，偽省訓團的地下黨員分別離開，當時，我始終在偽省訓團工作，但組織上沒有人來聯系，我的組織關系也暫時中斷，直到我去賀縣中學後，吳贊之同志（現在南寧市委工作）到賀縣中學和我取得聯系，經過上級審查以後，繼續接上組織關系。
我到賀縣中學後，陸續請了一批進步教師到賀中，如陳貞嫻、蕭敏頌、曹國智、何明、馮娛修、吳帆波等來校教書。1944年桂林淪陷，賀縣中學處于敵後了。但賀縣八步有平樂專員公署，專員李新俊，他是李濟深的舊部，李濟深正醞釀在梧州、八步一帶搞武裝。當時，由桂林疏散到八步的，有民主同盟的一些人，如陳此生、陳劭先、莫乃群、梁漱溟等，他們在昭平辦《廣西日報》（昭平版），也在積極活動。我黨也在平樂專區內搞農民組織工作。組織上當時給我的任務是，不暴露自己的身份，逐步設法向偽政府搞一些槍支自衛，必要時，聽組織上指揮，組織學生搞武裝斗爭。
由于敵人始終未到賀縣，我也沒有暴露過。學校在情況緊張時，停課一下，在平靜時又復課教書。由于有進步教師在學校教課，地方反動勢力把我看成眼中釘一樣，他們幾次發動學生在校內鬧風潮，但由于黃樸心的關系以及地方進步力量的支持，他們沒有得逞。
在賀縣中學時期，處在淪陷區的形勢下，我們在學校的任務，是對學生進行抗戰必勝的教育，穩定敵後人心，做必要的準備，以便在敵人到達後發動武裝斗爭和敵人對抗。但日寇始終沒有到過周圍縣份，賀縣也沒有淪陷，一直搞到日寇投降，抗戰勝利。
當時組織上和我聯系的是吳贊之，吳贊之是我們融縣人。以後另派一個同志來，這個同志記不起名字了。粟稔當時在家，也和我聯系過。組織上和我都是個別聯系。在校工作的地下黨員有陳貞嫻、馮娛修（粟稔的愛人），她們和我都沒有組織聯系，我的組織關系，她們也不知道。 1945年下半年，我辭了賀縣中學校長職務，到桂林師范學校教書半年。湯有雁任桂林師范學校校長，在學生中我黨勢力占絕大優勢，學生們閱讀進步書刊，研究抗戰勝利後的實際問題，十分活躍。
在教師中，地下黨員有張鎮道、陶保恒、毛恣觀和我四個人。開始時，沒有建立支部，和學生也沒有聯系。後來，錢興同志和我聯系，他指定張鎮道當支書，建立教工中地下黨支部，逐漸與學生中黨員建立聯系，這時，我已離開桂師了。
我在桂師工作時間只一個學期，在桂師工作時，通過湯有雁的關系繼續得到黃樸心的保薦，1946年，我就到全州中學當校長去了。
全州中學是一個反動勢力控制比較強的學校，有偽專員陳恩元及蔣綜遜等反動勢力，充當學校反動教師的後臺，校內又有趙經武、趙欽武兄弟是中統特務。我初去時，即受到反動勢力的抵制，後來終于堅持進去了，安排了一些進步教師去教書，如王松（現云南新華報記者，共產黨員）、李仲良（云南寧洱地委宣傳部工作，共產黨員）等，反動勢力又發動學生來排擠王松等進步教師離校，斗爭是比較復雜的。
當時，組織上和我聯系的是陸翔和張鎮道同志。1946年下半年，張鎮道同志通知我，組織上要我考慮，如廣西無可靠後臺作依靠，即堅決撤出廣西：我研究的結果，認為我在廣西當了兩次校長，主要是靠湯有雁向黃樸心推薦的。此外，我還到偽中央訓練團受訓過。除此之外，并無什么靠山可以依靠。而且，我和黃樸心的關系，只是一般關系，他想利用我來辦好學校，作為他升官的工具而已。
考慮的結果，決定堅決執行組織上的決定，馬上離開廣西。當時正有朋友在重慶鄉村建設學院工作，經過他們的介紹，我在1946年7月左右，便辭了全州中學校長職務，到重慶鄉建學院去了。
我到香港後才知道是廣西省委書記錢興同志經過張鎮道（也是1946年從廣西撤退到廣東打游擊，他是一個主力團團長，在攻笆江時犧牲）通知我的。
重慶鄉建學院
重慶鄉村建設學院是晏陽初靠美元來辦的一個學校。這個學校的教務主任葉德光是一個進步人士（葉德光留美後，在解放後由美國回國，在我外交部工作。葉德光及其愛人都擅長英語，是否黨員不清楚，因我和他只有到鄉建學院時有過一面之識）。因此，他聘請了一批進步人士在那里教書。正因為他辦得比較進步，我到鄉建學院不久，晏陽初借故把他送到美國去留學，另派人來接替他的工作。在歡送葉德光去留美的歡送會開過不久，鄉建學院學生正掀起一個反饑餓、反內戰、反迫害的學生運動。反動政府即派來大批軍警，對進步學生與進步教師進行大逮捕。
當時，我到學校只有一個月左右，與學生、教師接觸不多，我的職務是講師兼注冊主任。後來，因許多進步教師與進步學生被捕，我即和進步教師的愛人及留校學生再組織起來，搞營救被捕師生的活動。那時，在學校搞營救運動的主要負責人是劉天行的愛人俞淑清。當時，晏陽初已新派一個教務主任來了，此人姓屈，什么名字記不清了，我被推選為留校師生代表之一去和他談判。當時，我們要求立即無條件釋放被捕師生，他答應同重慶警備司令部交涉。
後來，由此人擔保，當局釋放了鄉建學院被捕的一部分教授、講師及部分進步學生。我的朋友劉天行、徐堅等被釋放後，馬上搭飛機到香港。我亦被學校辭退。當營救運動得到一定效果後，我就和劉天行的愛人俞淑清等一道離開重慶，經廣州到香港。到香港後，通過粟捻介紹和錢興同志見面，接上了關系。
我在鄉建學院只搞了三個月的工作。在鄉建學院時期，和香港的粟稔同志有個別通訊聯系。在鄉建學院和劉天行、俞淑清夫婦有過工作關系，劉、俞都是共產黨員，現在廣東茂名縣工作，劉任文教局長，俞任衛生局長。
在十一年的廣西地下工作時期，我對于如何在中國這塊土地上搞革命還是不甚了了。廣西地下黨大革命以後的工作一直是浮在青年學生中，只在抗戰時期才有一部分轉到農民中去。因為沒有先進的革命根據地為基礎，斗爭就沒有力量。我在城市中工作，對長期隱蔽、蓄積力量、以待時機的方針有所體會，但對武裝斗爭這一主要的方面，由于缺乏實踐知識，實在了解不多，對于如何利用敵人矛盾，發展我們的革命力量，如何逐步把敵人的統治推翻，我在廣西地下工作十一年，這個問題是沒有解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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