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散步在華爾街的馬克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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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品簡介

作者簡介

名人/編輯推薦

書摘/試閱

走出華爾街地鐵的那一刻,馬克思能否看出資本主義即將帶來大條的徵兆?
他對資本主義掠奪本質的深刻理解,又是否能為我們提供闢的建言?

兩個世紀前,馬克思深刻批判了資本主義;
上一個世紀,馬克思主義與全世界的思潮和資本體制衝撞出激烈火花;
這個世紀,當人們以為可以忘了馬克思主義時,卻同時目睹資本主義大崩壞;
因為對馬克思主義的強烈誤解,使人們不想也不敢碰觸馬克思主義,但是歷史的腳步似乎已經開始證明,馬克思也許終究是對的。

泰瑞.伊格頓 ( Terry Eagleton )

英國當代重要思想家,馬克斯思想的研究權威,獲選為英國國家學術學院院士。著有多部文化及思潮理論觀察的書籍,知名作品包括《文學理論導讀》、《理論之後》、《生命的意義是爵士樂團》等。伊格頓目前為英國蘭開斯特大學英文系傑出教授,及愛爾蘭國立大學文化理論教授,居於都柏林。

譯者簡介 

李尚遠

台灣大學政治學研究所碩士。譯作包括《帝國》(Empire,合譯)、《我們只有一個世界:全球化的倫理學》(One World)、《理論之後:文化理論的當下與未來》(After Theory)、《現代性中的社會想像》(Modern Social Imaginaries)

吳叡人,楊照,張鐵志 專文推薦

「伊格頓是位極具說服力的作家及說書人……這大概是唯一一本書同時提到傅立葉、傅柯,以及老虎伍茲、梅爾吉勃遜。」— Michael Patrick Brady

「正如同《時代雜誌》2008年金融海嘯時所下的標題:『他(馬克思)已經回來了!』」—《衛報》(The Guardian)

「這是本充滿生氣、發人深省的散文集。」—《蘇格蘭人報》(The Scotsman)

「讀伊格頓的書就像看一場華麗的煙火秀……伊格頓提供了令人信服的辯駁。」—《基督教世紀》(The Christian Century)

除魅的詩學            
        ──吳叡人(中央研究院臺灣史研究所副研究員)

「我奮力起身,不再接受任何束縛
『你要往哪裡去?』『去找尋這個世界!』」
——〈探求〉,《卡爾‧馬克思詩集》

泰瑞‧伊格頓(Terry Eagleton)這冊《Why Marx was Right》不是正統的馬克思主義思想史著作,也不是體系性的理論翻案文章。

某個意義上,它其實更像是一本巴黎公社革命中群眾散發的宣傳小冊子,雖然篇幅長了一些。然而我們不應小看這本革命小冊子的意義,因為它體現了一種「除魅的詩學」(poetics of disenchantment):它用力除去了馬克思死後一百多年的馬克思主義歷史對馬克思本人的層層遮蔽阻絕,重新召喚出他生時鮮活的熱情與思想,使他與我們這個新黑暗時代連結,讓我們再一次感動、思索、希望,然而它用以除魅、召喚的語言卻是詩的,自由的,浪漫的,因此我們同時也被感染、獲得啟示,並且敢於大膽想像、積極行動。

閱讀這本書,我們同時經驗了除魅與再魅惑──歷史的除魅,以及思想的再魅惑。

這本小冊子不是嚴謹的思想史著作,因為作者雖然試圖還原「馬克思主義之前的馬克思」(Marx before Marxism)的思想與情感,然而他的作法完全不是馬克思主義傳統那種解經學式的(hermeneutical)緊貼原典文本的解讀,也不是Quentin Skinner的劍橋學派那種細密的歷史化、脈絡化的意義重建,更不是分析馬克思主義(analytical Marxism)那種分析、拆解論證的路數(如Jon Elster的經典《Making Sense of Marx》(1985)),而是一種更為自由的、大開大闔的──甚至是文學的──閱讀與再詮釋。

這個解讀策略,使得他筆下馬克思所處的十九世紀中葉與我們的時代高度重疊,使初期資本主義的粗暴掠奪與晚期資本主義的貪婪失控處處呼應,使曼徹斯特與福島相互映照,使1848年的《共產黨宣言》彷彿是為2012年的世界而寫──一言以蔽之,這種解讀策略,使馬克思成為現代人,成為我們之間的一分子,我們的導師、友人,以及一起並肩作戰的同志。

 這是政治論爭(political polemic)的寫法,它包含著關於馬克思與馬克思主義的知識,但這些知識不是系譜學的知識,不是繁瑣哲學的知識,而是作者在當下的語言-政治行動的一環,也只有在這個行動脈絡之中才彰顯其功能與意義。那麼,Terry Eagleton寫這本論爭小冊子的語言政治行動到底試圖達成什麼目的?讓我們借用他自己的話來回答這個問題:

「正如德國哲學家班雅明所言,革命並不是一輛失控的火車,而是在緊急狀態下必須踩下的煞車。真正失控的,是資本主義,因為驅使它的,是市場力所導致的無政府狀態,而試著在這頭脫韁野獸身上重新施行某種集體控制力的,是社會主義。」(頁二三八)

將二十世紀失敗的馬克思主義實踐的歷史予以除魅,還原馬克思主義之前的馬克思原初的熱情與思想,然後將他那超人的熱情與未完成的思想連結到當代──這個資本的貪婪完全失控,市場基本教義(market fundamentalism)以有史以來最肆無忌憚的方式破壞人類的平等、自由、尊嚴與認同,乃至將要毀滅人類賴以存身的自然環境的,新的黑暗時代,為它重新燃起一盞自由與連帶的希望之光。

阻止資本主義的失控,摸索新的願景──這就是被遺忘了的「革命」的當代意義,也就是Eagleton書寫這篇文本的行動目標。因此他捨棄經院哲學的解經方式,用論爭、挑釁、抵抗的姿勢重讀馬克思。他要我們先「得其神」,先受到感染、感動、感觸,然後才從這裡進入、深入馬克思。

 因此革命手冊不能取代革命理論,要分析、理解、抵抗晚期資本主義的暴走,要找出替代的願景,最終我們還是得回到《資本論》和《1844手稿》,還是得如同馬克思所說「回到大英博物館!」,進行認真的學習與思考。儘管如此,革命手冊仍然是一個有用的起點與入口,因為它提示了一條從詩到哲學,從熱情到熱情的思考(from passion to passionate thinking)的道路,而這其實就是青年浪漫主義詩人卡爾‧馬克思所走的道路:

『世界從我自身之中出現
降落在我的胸中,我的體內
我生命之流如潮水洶湧
我靈魂之氣息是大氣的殿堂』

我在遠處徘徊、歸來
我將世界抬起又放下
在那裡,星辰與太陽躍動
然後閃光一現,一切沈沒。
── 卡爾 • 馬克思<探求>

2012/7/3,寫於南港四分溪畔

※※※
   張鐵志          政治與文化評論家
當資本主義的正當性面臨一世紀以來的最大危機,當國家愈來愈被證明是為資產階級服務,當所謂中國模式的迷思正在不斷蔓延,當許多人把反美、反西方視為左翼的最高價值;我們真的應該面對馬克思始終未曾離去的幽靈。

前言

這本書的發想,其實來自一個非常單純而令人驚訝的念頭:如果所有我們習以為常的對馬克思(Karl Marx)的批判其實都是錯的,那我們該怎麼辦?或者,如果它們不是全部錯誤,只有大多數都是錯的,那麼我們該怎麼辦?

這並不代表馬克思從來沒犯錯過。有些左派會虔誠地說,任何事情都該接受批評,但當有人要他們隨便對馬克思提出三個重大批評時,他們卻是靜默不語——但我絕對不是那樣的左派。在本書裡,讀者可以明瞭,我對馬克思的某些想法確實存有疑慮。

但無論如何,對於某些議題,他所提出的見解確實是正確無誤,以致於當我們表示自己是個馬克思主義者時,可以問心無愧。沒有任何一個佛洛伊德(Sigmund Freud)學派的信徒,會認為他是從來不犯錯的;就像沒有任何一個希區考克(Alfred Hitchcock)的影痴,會認為大師的每個運鏡與台詞是無懈可擊的。我的目的,並不是要闡釋馬克思的想法是完美無缺的,只是要指出,他的想法是站得住腳的。

為了說明這點,我會在書裡提出十個對馬克思最常見的批評,而它們之間的順序並沒有輕重緩急可言,我只是要一個接著一個地駁斥它們而已。而在這個過程裡,我也希望能夠對那些不曾接觸過他的思想的人,提供一個簡單而容易理解的導引。

《共產黨宣言》(Communist Manifesto)向來被譽為「毫無疑問,是十九世紀唯一最具影響力的文本」 。相較於政治家、科學家、軍人、宗教領袖等等,從來沒有一個思想家,能夠像馬克思一樣,能夠如此決定性地改變實際歷史的進程。你曾聽過笛卡兒(René Descartes)式的政府、柏拉圖(Plato)主義的游擊隊,或是黑格爾(G. W. F. Hegel)主義的工會嗎?就算是批判馬克思最不遺餘力的人,也不敢否認他完全改變了我們對歷史的理解。

就連反社會主義的思想家米塞斯(Ludwig von Mises)也說,社會主義是「史上所知最強大的改革運動,它是第一個不局限於少數人的意識形態,而是被不分種族、民族、宗教、文明的人們所珍視的信念」 。然而,很奇怪的是,在世界各地,卻普遍存在著一種想法,那就是在現在——也就是資本主義在經歷史上最大的危機之後——馬克思和他的理論該入土為安了。現在,人們自滿地認為,馬克思主義這個長期以來一直是理論沃土並對體制提出無情政治批判的學說,該回到那個它所應屬的遠古時代了。

無論如何,這場危機意味著「資本主義」,還有它的許多虛矯別名,像是「現代」、「工業主義」或「西方世界」,又捲土重來了。當人們開始談論資本主義時,你就該明白,資本主義體制已經深陷泥淖了。這代表資本主義已不再像是我們所呼吸的空氣那般自然,而是可以看作一個十分晚近的歷史現象——而且,它本來就是如此。

此外,凡是曾經降生的,就總有一個結束的時候,這也就是為什麼社會體制總是想要主張自己是不朽的。就像你在得了登革熱之後,你對自己的身體會有全新的體會,所以當一種社會生活的形式開始崩潰時,你也能夠對它有一種徹底的領略。馬克思是第一個指出資本主義不過是個歷史物件的人——他闡釋它崛起的過程、它賴以運作的法則,還有,怎樣可以讓它下台一鞠躬。就像牛頓(Isaac Newton)發現了肉眼無法看見的萬有引力,佛洛伊德闡釋了潛意識在心靈中的運作,馬克思也在我們的日常生活中揭穿了無從察覺的資本主義生產模式。

在本書裡,我鮮少提及馬克思主義作為道德與文化批判的面向,因為很少有人會據此批評馬克思主義,而這也不符合我寫作的初衷。不過,對我而言,光是馬克思主義在這方面所提供的非凡沃土,就足以讓人獻身馬克思主義的志業了。不管討論的議題是異化,社會生活的「商品化」,貪婪、侵略、無腦耽樂與日趨虛無的文化,還是人類存在的意義與價值的流失,若你不想提及馬克思思想傳統,那麼,你根本不可能得到任何有意義的討論。

在女性主義初起之時,有些笨拙但用意良善的男性作者會特別標明,「當我說(男)人之時,我指的當然是『男人和女人』」。秉持他們的傳統,我也要表示,當我說馬克思時,我通常指的是馬克思與恩格斯(Friedrich Engels)。不過,他們兩人之間的關係就是另外一回事了,在此不再贅述。
在此,我要特別感謝卡列尼科斯(Alex Callinicos)、卡本特(Philip Carpenter)與伍德(Ellen Meiksins Wood),他們讀了本書的初稿,提供了寶貴的批評與建議。

Peter Osborne, in Leo Panich and Colin Leys (eds.), The Communist Manifesto Now: Socialist Register (New York, 1998), p. 190.
引自 Robin Blackburn, ‘‘Fin de Siecle: Socialism after the Crash,’’ New Left Review, no. 185 (January/February 1991), p. 7。

第二章

就理論而言,馬克思主義或許不錯。然而,每次當它付諸實踐時,結果都是超乎想像的駭人恐怖、暴政與大屠殺。對於那些視自由與民主為理所當然的富有西方知識分子而言,馬克思主義可能是個了不起的思想,但對數百萬的一般人而言,它意味著饑荒、痛苦、刑求、強制勞動、殘破不全的經濟與箝制一切的高壓國家。那些無視於上述事實而持續擁護馬克思主義的人,要麼是愚鈍、自欺欺人,不然就是根本毫無道德可言。社會主義所代表的,就是毫無自由;它也意味著缺乏物資,因為它廢除了市場。

許多西方世界的人們,都狂熱地主張在體制設立初始,手上沾點血是不可避免的,例如基督徒;同樣地,有些正派而充滿同情心的人們,會認為就算整個文明都被血所浸透,也在所不惜,特別是自由主義者與保守主義者。

現代資本主義國家之所以出現,完全要歸功於奴役、種族滅絕、暴力與剝削,這些暴行就如毛澤東的中國與史達林(Joseph Stalin)的蘇聯一樣令人髮指,而它們同樣建立於人民的血淚之上。只不過,現代資本主義國家撐得夠久,足以讓人們忘卻過去的恐怖記憶,但毛澤東與史達林就沒那麼幸運了。如果說對於資本主義體制令人髮指的敗行劣跡,馬克思並未罹患歷史失憶症,部分的原因在於他親眼目睹了這個體制的形成過程。

在《維多利亞時代末期的大屠殺 》(Late Victorian Holocausts)裡, 戴維斯記錄了上千萬名的印第安人、非洲人、中國人、巴西人、韓國人、俄羅斯人等等的死亡,而他們之所以喪生,只是因為十九世紀末完全可以避免的饑荒、旱災與疾病。

這些災難之所以發生,有許多是因為自由市場的信條,像是急速攀升的糧價,使得一般人根本無法買到食物。事實上,這類可怖的事蹟,絕非維多利亞時代的陳年往事。在一九八○年代到二○○○年代,每日靠著不到兩美元過活的人們,幾乎增加了一億人。在今日的英國,三分之一的孩童生活於貧窮線之下,在此同時,銀行家只要每年紅利少了區區的一百萬英鎊就會大發脾氣。

儘管有著這些敗行劣跡,但不容否認地,資本主義確實也為我們帶來一些無可衡量的貴重之物;要是沒有馬克思深深讚揚的中產階級,今日的我們就不會有自由、民主、民權、女性主義、共和制度、科學進步等等,但也不會有貧民窟、血汗工廠、法西斯主義、侵略戰爭與梅爾‧吉勃遜(Mel Gibson)。

然而,所謂的社會主義體制,也確實達成了某些成就。中國與蘇聯把它們的人民從經濟後進國強行拖進現代工業世界,儘管是以人民的性命換來的;但代價之所以如此慘重,部分的原因出在西方資本主義世界的敵意。這股敵意也迫使蘇聯加入軍備競賽,使得它原本便已不健全的經濟更加破敗,最後導致了全面的崩潰。

然而,在此同時,蘇聯及其附庸國,卻還是為半個歐洲的人民帶來便宜的住居、燃料、大眾運輸與文化活動,還有完全的就業率與驚人的社會服務,也讓這些國家的人民享有遠比以前更高程度的平等以及(最後終於來到的)物質幸福。共產東德的孩童照護體系可謂世界第一。

不管是對抗法西斯主義的邪惡,還是協助推翻殖民政權,蘇聯都是居功厥偉。此外,它還使得它的國民產生一種凝聚力,這讓西方國家望其項背,因為後者大概只有在屠殺其他地方的原住民時,才能產生那樣的凝聚力。當然,上述這一切並不能取代自由、民主以及湯裡的蔬菜,但也不該就此棄之不顧。當自由與民主終於前來營救蘇聯與東歐國家時,它們以經濟震盪治療(shock therapy)的方式現身,說好聽一點是「私有化」,事實上則是大大方方的搶劫,這導致數千萬人失業、貧困與不平等程度急遽增加、免費托兒所關閉、婦女權利喪失,而以前運作良好的社會福利網絡也幾近全毀。

即便如此,共產主義的優點還是無法彌補其缺點。這很可能是因為在早期蘇聯的惡劣環境下,某種獨裁政府幾乎是不可避免的;但這並不表示它就一定得採取史達林主義,或是其他窮凶惡極的類似主張。整體來說,毛主義與史達林主義是拙劣、血腥的實驗,使得世上其他地方許多大大獲益於社會主義的人們,一聽到「社會主義」,就避之唯恐不及。

但是,資本主義又是怎樣呢?在我寫作之際,西方世界的失業人口已達數百萬,而且還穩定地向上攀升,資本主義經濟之所以免於內爆,是因為各國政府壓榨人民,用數百萬兆的血汗錢來挹注經濟。將世界金融體系帶向深淵邊緣的銀行家與金融家,此刻無疑正在整型診所排隊,以免憤怒的人們發現他們,將他們五馬分屍。

有時,資本主義確實是管用的,也就是說,它為世上的某些人帶來數不盡的財富。但就如同史達林與毛澤東,它也是用人命換來的,而且代價驚人;這不只是種族滅絕、饑荒、帝國主義與販奴的問題而已。資本主義體制也無法在帶來富裕的同時,不順道使眾多人口陷於貧困。不過,就長期而言,這可能也不會太重要了,因為資本主義式的生活方式現在正要毀滅整個地球。如某位有名的西方經濟學家所言,氣候變遷是「史上最嚴重的市場失靈」。

馬克思本人從來沒想過,社會主義可以在赤貧的條件下達成。這樣的計畫等於是種離奇的時光跳躍,就像要在中世紀發明網際網路一樣。直到史達林出現為止,也沒有任何馬克思主義思想家曾認為這樣的計畫是可行的,包括列寧(Vladimir Lenin)、托洛茨基(Leon Trotsky)與其他布爾什維克黨人(Bolshevik)的領袖。

如果財富根本就少得可憐,那要怎麼為所有人的裨益重新分配財富?在必需品匱乏的狀況下,是無法廢除社會階級的,因為當物資根本沒有什麼剩餘,無法滿足每個人的需求時,對物資的爭奪,便會使得社會階級再度出現。馬克思在《德意志意識形態》(The German Ideology)裡提到,若欲在這種條件下進行革命,結果就是「全部陳腐的東西」(若用比較俚俗的譯法,就是「同樣狗皮倒灶的東西」)又要死灰復燃。只不過現在出現的,是社會主義下的物資匱乏。如果多少得從頭開始積累資本,那麼最有效率的方式,是透過追求利潤的動機,儘管這十分野蠻;貪婪的自利心態,可以驚人的速度積聚財富,儘管它同時也會造成大規模的貧困。

此外,也從來沒有任何馬克思主義者會認為,社會主義可以只在一個國家裡達成;社會主義運動是國際性的,若不具國際性,便不是社會主義。這是個務實的唯物論主張,不是個虔誠的唯心論主張。在一個生產依國界分工與專化的世界裡,若一個社會主義國家無法贏得國際支持,那麼它就無法運用所需的全球資源來終止物資匱乏;光靠一個國家所生產的財富,是不可能足夠的。

「一國社會主義」這種怪誕的想法,是史達林在一九二○年代發明的,或許可以視之為犬儒式的藉口,因為沒有其他國家願意幫助蘇聯。馬克思本人從來沒有認可這樣的想法。當然,社會主義革命一定得從某個地方開始,但它們不可能在國界之內完成。如果只依據一個孤立無援的國家的施行結果來評斷社會主義,就像是只根據一項卡拉馬如(Kalamazoo)的反社會精神病患的學術研究來論斷人類,這只會得出荒謬的結論。
從幾乎等於零開始打造經濟,是個費力而令人倍感挫折的工作,因此人們不太可能會自願想要承擔這樣的重擔。

所以,如果這項計畫不是在民主監督與社會主義價值的協調下逐步進行,那麼便有可能出現一個威權式國家,強迫人民去做那些他們不願主動去做的事。布爾什維克黨人統治下的俄羅斯所出現的勞動軍事化便是個例子,然而,很諷刺的是,正是為了打造經濟基礎,反倒侵蝕了社會主義的政治上層建築(全民民主、完全自治)。這就像是有人邀請你去參加派對,結果到了現場,你卻發現不但得自己烤蛋糕、釀啤酒,甚至還得自己整地和鋪地,結果根本沒有享樂的時間。

在理想狀況下,社會主義只有在滿足下列的條件時才能建立:具有技能、受過教育、熟稔政治的人民,充滿活力的公民社團、先進的科技、開明的自由主義傳統,以及民主的素養。然而,如果你連僅有的少數幾條高速公路都無法修繕,或是除了後院僅有的一條豬外別無其他抵抗疾病或飢餓的社會安全政策,那麼,你還能奢望自己滿足上述條件嗎?曾經遭到殖民的國家尤其無法具備這些條件,因為殖民強權從來就不會想讓殖民地的人民享有公民自由與民主社團。

如同馬克思所堅持的,社會主義也要求縮短人民的工時,原因之一是要讓人們擁有自我實踐的閒暇,另一個原因則是要讓他們有時間參與政經的自治。然而,如果人民連鞋子都沒有,該如何縮短工時?而為了要讓數百萬的人民有鞋可穿,就很可能會出現一個中央集權的官僚國家。而且,若一群充滿敵意的資本主義強權想要入侵這個國家,就像布爾什維克革命後的俄羅斯,那麼,一個專制國家的出現應該不足為奇。二次世界大戰期間的英國絕非獨裁政權,然而,它也絕對不是個自由的國家,而且,也沒有人會認為那時的英國該是個自由的國度。

因此,想要建立社會主義國家,不僅得要有錢,還得要有槍。這就是從馬克思與恩格斯到列寧與托洛茨基的馬克思主義者的主張,他們從來沒想過還有其他的可能。如果錢不夠、槍也不夠,那麼,就只能寄望有個同情你處境的鄰國能夠感同身受、出面相挺,提供所需要的物資援助。就布爾什維克黨人的例子而言,這意味著它的鄰國(特別是德國)也會出現它們自己的革命。

如果這些國家的勞動階級能夠推翻自己的資本主義主人,自行控制自己的生產力,他們就可以運用這些資源來拯救史上第一個勞工國家,讓它不致於無聲無息地消失。這種說法或許聽來荒謬,但在那個時刻,它並非毫無可能,因為那時的歐洲各地都充滿著對革命的熱切期望,在柏林、華沙、維也納、慕尼黑與里加等城市,紛紛成立了勞工議會與軍隊委員會(或蘇維埃)。然而,在當局鎮壓這些反叛後,列寧與托洛茨基便瞭解自己的革命危在旦夕。

這倒不是說,在赤貧的條件下,就絕對無法建立社會主義;而是說,在物資匱乏的情形下,它很容易就會變成一種駭人的偽社會主義,也就是史達林主義。布爾什維克革命很快就發現自己腹背受敵,不但得對抗西方強權的軍隊,還得應付反動勢力、城市饑荒與血腥內戰。

由於它所面對的是幾近於零的資本主義基礎、低到不能再低的物資生產、少到可憐的公民團體、筋疲力竭的勞動階級、四處竄起的農民叛亂以及與沙皇時期不相上下的龐大官僚,因此革命可謂打從一開始就深陷困境。於是,布爾什維克黨人只好用槍指著那些飢寒交迫、消極被動、厭倦戰爭的人民,強迫他們進入現代。而在這段期間裡,絕大多數積極參與政治的勞工已在西方世界所支持的內戰裡死亡殆盡,使得布爾什維克黨人的社會基礎日趨薄弱。

接下來,布爾什維克黨人只好篡奪勞工蘇維埃的權力、禁止獨立的媒體與司法體系、壓制異議分子與敵對黨派、操控選舉過程並使勞動軍事化。這些冷酷的反社會主義舉措的出現,完全是因為內戰爆發、饑荒蔓延與外來侵略;俄羅斯的經濟殘敗不堪,而其社會鍵結已蕩然無存。這是整個二十世紀裡最具悲劇性的反諷:在最需要社會主義之時,它卻處於最不可能成真之際。

史家多伊徹(Isaac Deutcher)以他向來無人能及的文采描述了此時的情形。當時俄羅斯的處境「意味著第一個、而且也是截至目前為止唯一一個建立社會主義的嘗試,必須在一個最不可能實現的條件下進行,在一個沒有任何密集的國際勞動分工、一個毫無歷史與深度的文化傳承下實現。

它所面對的,是一個在物資與文化上均屬貧乏、原始、粗糙的環境,而這對於正努力想要冒出頭的社會主義顯然極為不利,而且還會扭曲它的方向」。只有最厚顏無恥的馬克思批評者,才會說上述這一切完全無關宏旨,因為馬克思主義本來就是個威權主義的教條。按照他們的說法,如果倫敦及其周遭在明天開始採行社會主義,那麼一週之內,倫敦以南的多琴(Dorking)就會出現勞改營。

正如我們稍後會提及的,對於僵化死板的教條、軍事高壓帶來的恐懼、政治手段的壓迫與專斷獨裁的國家權力,馬克思本人向來批判不遺餘力。他相信民意代表必須向他們的選民負責,他也抨擊當時的德國社會民主黨(German Social Democrat)的國家主義立場。

他堅持言論自由與公民自由的重要性,厭惡強行打造的都市勞動階級(當時他所指的是英格蘭,而非俄羅斯),並主張農村公有化必須出於自願,不該出自強迫。然而,身為一個深知社會主義無法在赤貧條件下實現的思想家,他必定會明白俄羅斯革命是如何成為一場被背叛的革命。

事實上,史達林主義有個很弔詭的地方,就是它非但沒有駁斥馬克思的主張,反倒是證明其正確性。若你真的想對史達林主義的興起提出有力的論據,那麼你一定得援引馬克思主義;若你只是對史達林主義這個怪獸提出道德譴責,那麼你的論據根本站不住腳。

我們必須知道它崛起的物質條件、它如何運作以及它會如何垮台,而為了瞭解這一切,某些主流的馬克思主義思想提供了最完美的導引。這些馬克思主義者,其中有許多是托洛茨基或其他「自由派」社會主義的追隨者;他們與西方的自由主義者,在一個極為重要的面向上有著明顯的不同:對於所謂的共產主義社會的批判更為深層而根深蒂固。

他們所要求的,並不只是陰鬱地渴望更多的民主參與或公民權利;事實上,他們希望推翻整個壓迫體制,而他們認為,這才真的是社會主義者所應該要求的。在此同時,他們也提出警告,若共產體制崩潰,那麼它很有可能成為資本主義的獵物,因為這些飢餓的禿鷹早就等待多時,想要分食其殘骸。托洛茨基早就預見蘇聯會淪落至此,而在二十多年後,事實證明他的預測果然成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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