經典影像背後的民國社會(1928-1949)（簡體書）

《經典影像背後的民國社會:1928-1949》選取民國時期最著名、最經典的一系列老照戶壓題，由此分別引出一個具有代表性的歷史話題。在深入詮釋每個話題的同時，正文中插入相關歷史照片，、旨在以圖文結合的方式分析民國時期一系列重大事件背後的故事，從而使讀者更加客觀地認識當時中國社會的方方面面。在《經典影像背後的民國社會:1928-1949》的切入點上，綜合攝影史、近代史、人物評傳等角度，突破傳統歷史類圖書的模式。在敘述風格上，雅俗結合，觀點新穎。

楊紅林：畢業於中國社會科學院研究生院，歷史學碩士，現供職於中國國家博物館，兼任北京鄭和與海洋文化研究會常務理事、副秘書長，主要從事中外文化史研究，發表學術論文多篇，某雜志與報刊特約撰稿人，出版歷史著作十幾部。

這本《經典影像背後的民國社會(1928-1949)》由楊紅林著：中華民國的創建者孫中山以廣州為基地開始了全新的革命，由於三民主義與共產主義的結合，這次革命的開頭是那麼美妙。盡管孫先生壯志未酬在北京病逝，但他的繼承者曾經一度將這次革命帶入了快車道。然而好景不長，由於政治理念的巨大差異，革命陣營最終出現了“左”、“右”分裂。經過血腥的重新洗牌，以蔣介石為代表的政治勢力迅速崛起，並最終成功建立起了南京國民政府，中華民國由此進入了另一個時代……

革命、陣痛與抉擇
民國23年(1934)8月，清華大學教授朱自清(1898～1948)在游覽南京城後寫下了那篇著名的散文《南京》。當時在他的眼裏，南京城中的名勝古跡、秀麗景色以及作為新首都的蓬勃朝氣都是那麼可愛，因此他情不自禁地稱贊“南京是值得留連的地方”。然而時隔12年後，朱白清對南京有了另一種看法。此時身在北平的他正沉浸在好友聞一多蒙難的哀痛中，而對南京的國民黨政權，他也一改往日的平和，轉而憤怒地予以譴責。雖然朱自清最終沒有目睹到新舊政權的交替，但值得告慰的是，畢竟他眾多的好友、學生看到了這一幕。
是啊，一切都來得那麼快，僅僅22年的時間，中華民國的後半段就經歷了如此多的動蕩與磨難。放眼中國歷史，恐十白再也找不出有哪個時代充滿了如此多的戲劇性因素：革命、陣痛、抉擇……
想當初，為了掃除代表舊勢力的北洋軍閥政權，中華民國的創建者孫中山以廣州為基地開始了全新的革命。由於共產主義血液的注入，這次革命與孫先生以往任何一次革命都不同。令人欣喜的是，正是由於三民主義與共產主義的結合，這次革命的開頭是那麼美妙。盡管孫先生壯志未酬在北京病逝，但他的繼承者曾經一度將這次革命帶入了快車道。然而好景不長，由於政治理念的巨大差異，革命陣營最終出現了“左”、“右”分裂。經過血腥的重新洗牌，以蔣介石為代表的政治勢力迅速崛起，並最終建立起了南京國民政府(1927年4月18日—1948年5月20日)，中華民國由此進入了另一個時代。
遺憾的是，正如坊間所傳言的，南京作為六朝古都，固然龍蟠虎踞，卻註定無法給它的主人帶來長久的福祉，南京國民政府似乎也沒有逃脫這個神秘的歷史魔咒。曾幾何時，這個政權已開始了現代化努力，也一度出現了頗讓國民振奮的新氣象。然而狼子野心的日本侵略者打斷了這一進程，國民政府被迫遷都大西南的重慶。八年中，中華民族經歷了血與火的洗禮，盡管付出了沉重的代價，但同時也贏得了世界的尊重。另一方面幸運的是，正是由於帶領國民堅持了八年抗戰，當勝利來臨之時，蔣介石及國民黨政權的威望也達到了頂峰。但是在歷史的關鍵時刻，南京的主人再度令國民失望了。他們先是在戰後“接收”中形象一瀉千里，繼而將民生搞得一塌糊塗，最終在內戰中一敗塗地。試想，在中國歷史上，有哪個政權玩過如此令人心跳的政治“過山車”呢？從這個意義上講，當1949年10月國民黨殘餘黯然神傷地逃往臺灣時，著實應該集體反思：究竟是誰拋棄了誰？
如此看來，22年很短，22年也很長……
時隔多年，當我們結合當時的影像重溫這段風雲激蕩的歷史時，相信一定會有特別的感觸。由於客觀存在的原因，許多影像在歲月的流轉中已經變得模糊，不過對于歷史的脈絡，作為後人的我們卻應當一天比一天清楚。
感謝國家博物館提供部分歷史影像及文物圖片，尤其感謝中國青年出版社的編輯顧申先生，正是在他的長期支持下，這項近代中國經典影像的系列研究才能最終完成。
楊紅林
辛卯年歲末於北京

第一章 南京氣象
一、向左？向右？
二、從皇姑屯到南京
三、民國十八年的一場葬禮
四、蔣委員長的崛起
五、“黃金十年”書生造
第二章 敵乎？友乎？
一、搖擺不定的夥伴
二、窺伺中國的虎狼
三、德國將軍中國情
四、孤立與徘徊
五、有朋自遠方來
第三章 中國的抗爭
一、東方的“敦刻爾克”
二、昆明神話
三、燃燒的城市
四、血淚滇緬
五、憤怒的鏡頭
第四章 抉擇在十字路口
一、“四巨頭”的榮耀
二、失敗從勝利開始
三、“打虎”英雄也無奈
四、《時代》週刊的中國夢
五、誰拋棄了誰？

一、向左？向右？
1927年4月1日，老牌“革命達人”汪精衛在結束了整整一年的海外遊歷之後重返國內，10天后由上海奔赴左派革命者的大本營武漢。而他此行的目的，則是引領民眾沿著孫中山先生的指引繼續向前，將轟轟烈烈的大革命進行到底。當天，武漢各界十餘萬民眾為汪先生的歸來舉行了盛大的歡迎式。在一片熱情洋溢的氣氛中，這位多年叱吒風雲的革命領袖不禁熱血沸騰，他對圍聚在身旁的新聞記者發表談話，表示要與共產黨為中國革命而共生死存亡，並且高呼：“革命的向前來，不革命的滾開去。”無獨有偶，就在汪先生歸國前兩個月，在南昌的一次民眾集會上，在革命陣營內與汪精衛並肩而立的蔣介石也曾大聲疾呼：“我只知道我是革命的，倘使有人要妨礙我的革命，那我就要革他的命。”
是啊，提起20世紀20年代中間那幾年，真可稱得上是一個革命的年代，一個火紅的年代。當北洋軍閥的統治已風雨飄搖之際，在中國的南方，從廣州到長沙，從長沙到武漢，從武漢到南昌，從南昌到南京……幾乎所有城市的上空都飄揚著革命的旗幟，幾乎每一片土地都回蕩著革命的號角。然而有誰能想到，這樣一個激情燃燒的歲月很快就終結了。因為就在大革命趨向最高潮時，革命者內部卻發生了嚴重的分裂，懷揣著各自的政治理想，曾經的同志加兄弟展開了殊死的較量。一時之間，到底是向左還是向右成了擺在每一位革命者面前的生死難題。
討論這場生死抉擇，還要從孫中山先生的第二次創業開始說起。
自從民國肇基之後，孫中山所領導的革命事業雖然成功了一半，但其結局卻大大出乎意料：腐敗的滿清封建王朝雖被推翻，但代之而起的中華民國卻徒有民主共和國的虛名，內部則是軍閥割據、政治動蕩、民貧國弱，至於曾經的革命黨，更早已四分五裂，真正是人心散了，隊伍不好帶了。因此在1912年4月被迫辭去臨時大總統職位後，孫中山幾乎就再也沒有享受過太平日子。十餘年間，他先後與袁世凱鬥過、與段祺瑞鬥過、也與黨內革命同志鬥爭過，但由於缺乏一個堅強的領導組織，更沒有一支靠得住的革命武裝，這些鬥爭均無一例外地遭到了失敗。眼看民國的現實與自己當初的理想越來越遠，孫中山曾痛心疾首地感嘆：“革命主義未行，革命目的未達，僅有民國之名，而無民國之實。”尤其令孫中山失望的是，當他好不容易在廣州立足，成立革命政府後，1922年6月，自己所信賴的廣東軍閥陳炯明卻猝然發動叛亂，派兵炮擊總統府。在僥幸逃脫後，孫中山又遭到黨內同志李石曾、吳稚暉等人的反對。在嚴酷的事實面前，孫中山終於下定決心二次創業，一切從頭開始，探索一條全新的革命道路。盡管如此，推翻北洋軍閥統治、建立民主政治的崇高目標仍是他矢志不渝的奮鬥目標。不過要想做到這一點又談何容易？首先對革命組織的改造就難以入手。當時，舊國民黨內成員復雜，人心渙散。孫中山也清醒地意識到，大多數黨員之所以加入國民黨，無非是以此為“做官的終南捷徑”，而一旦達不到目的，便會反對本黨，轉而投奔敵黨。為改變這一局面，他決心對國民黨進行整體改造。但是接下來應該如何具體運作呢？這是個問題。正當孫中山苦悶彷徨之際，一股新生的政治力量進入了他的視野，這便是剛剛成立的中國共產黨。
當時，中國共產黨(以下簡稱中共)雖然剛剛成立，1921年7月“一大”時全國的黨員不過50餘人。但就是這樣一個新生的組織，其激進的革命理念卻產生了巨大的吸引力，並迅速掀起了中國工人運動的第一次高潮。1922～1923年間，中共先後領導發起了180多次罷工，其中香港海員大罷工和京漢鐵路大罷工更是進行得轟轟烈烈。不過由於自身實力的局限，雖然香港海員大罷工取得了勝利，但京漢鐵路大罷工卻遭到了直系軍閥吳佩孚的血腥鎮壓，造成了震驚中外的“二七慘案”。事件平息之後，中共領導人意識到，要想取得革命的勝利，必須尋找一個強有力的同盟。而在當時的中國，顯然只有孫中山所領導的國民黨可能扮演這個角色。恰在此時，深受俄國革命影響的孫中山也對中共產生了興趣。於是在共產國際的促成下，國共兩黨歷史上的第一次合作開始了。
1922年，中共向孫中山提出了國共兩黨建立“民主的聯合戰線”的建議。1923年6月，中共“三大”決定全體共產黨員以個人名義加入國民黨，與國民黨建立革命統一戰線的方針。面對中共的誠意，孫中山終於決心聯共，同意採取黨內合作這種特殊形式，接納共產黨員以個人身份加入國民黨，以便借助這支朝氣蓬勃的新生力量，從內部來對國民黨全體進行改造。隨後，他在上海召開國民黨改進黨務會議，指定包括陳獨秀在內的九人為中國國民黨章程起草委員，123年10月又正式委派廖仲愷、李大釗等五人為國民黨改組委員，負責國民黨本部改組事宜。1924年1月20日至30日，在孫中山、廖仲愷等國民黨人和李大釗、陳獨秀等共產黨人的共同努力下，在共產國際的幫助下，孫中山在廣州主持召開了國民黨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來自全國各地和海外的165名代表出席大會，其中有共產黨員20多名，李大釗被指定為大會主席團成員之一。大會經過認真討論與激烈爭論，通過了《中國國民黨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宣言》等重要議案，確定了聯俄、聯共、扶助農工的三大政策，從而把舊三民主義發展為新三民主義。大會選舉出中國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會，共產黨員李大釗、譚平山、毛澤東、林祖涵、瞿秋白等10人當選為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或候補執行委員，約占委員總數的四分之一。國民黨的“一大”標志著第一次國共合作的正式建立，從而為新的革命高潮的到來奠定了基礎。
毫無疑問，如果深挖思想根源，當時國民黨與中共的政治信仰是大不相同的：前者信仰孫中山的三民主義，而後者則信仰馬克思主義。事實上，孫中山曾經研究過馬克思主義，但他並不贊成馬克思主義。值得一提的是，孫中山認為，他的三民主義就是社會主義。正因如此，他贊成國共合作，希望將共產黨員引導到他的三民主義旗幟下。而當國民黨內的右派勢力對共產黨人進行攻擊時，孫中山態度堅決地表示：“國民黨正在墮落中死亡，因此要救活它就需要新血液。”
國共合作開始後，很快就結出了豐碩的成果，其主要體現便是黃埔軍校的建立和北伐的順利開展。P027-03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