帝國與便所：日治時期台灣便所興建及污物處理

廁所，一個天天在使用的地方，一個常常讓你心急如焚的地方，一個家家戶戶，所有公共場合都有的地方，它的存在是如此理所當然。但在一百年前，並非如此。本書將會告訴你：女人是如何蹲在房間使用尿桶，男人是如何挑著糞桶去田裡施肥，抗日份子為何將嚴禁隨地大小便視為日治初期的苛政，廁所是歷經怎樣的政策、法令、經濟、習俗、社會觀念……的變遷，而成為現今的隱密空間。
本書切中民眾生活，是認識台灣的廁事發展不可或缺的一本書！

本書特色 

廁所──一個天天在使用的地方，
它的存在如此理所當然，
但在一百年前可不是這樣！
本書將一一告訴你日治時期的廁所大小事！

董宜秋

現職：新北市平溪國小教師
學歷：東吳大學歷史系畢業
中正大學歷史研究所畢業

著作：〈《臺灣歷史辭典》史料介紹及其價值〉，《台北史科研究》
第12號，1998年12月，頁80-107
〈日治後期(1920-1945年)台北市之便所興建〉，《台北文獻》
第134期，2000年12月，頁89-126

第一章　緒論
第一節　緣起與回顧
第二節　範圍和名詞界定
第二章　日治前期都市之便所興建及屎尿處理
第一節　台灣人的衛生習慣
第二節　便所興建及屎尿處理
第三節　結語
第三章　日治後期都市之便所興建
第一節　傷寒傳染病的流行
第二節　新式及改良便所的建築型式
第三節　個人便所的興建及改造工作
第四節　公共便所的興建及改建
第五節　結語
第四章　日治後期都市之屎尿處理
第一節　屎尿掃除區工作
第二節　屎尿掃除經費
第三節　人屎肥之功用
第四節　結語
第五章　結論

第一節 緣起與回顧

特意去選擇一個周遭的事物，當成我寫作的主題。只是因為想瞭解這些事物如何演變成為我日常生活中不可缺的一部份。然而以廁所作為焦點，卻僅僅是我的突發奇想，但最終我仍舊必須遷就史料，將問題的探討放入公共衛生的架構中。當我進入這個架構中，又發現政府力量是無形的鉅大，連廁所也無法遁逃的被納入政府體制之中，因而成就了主題。主題中主要利用日治時期都市便所興建及污物（屎尿）處理工作的歷史重建，來探究總督府推行此項工作的背後原因及其實際成效，進而分析民眾在衛生政策、衛生習慣、衛生認知及經濟能力之間的反應和抉擇。

近年來有關公共衛生的歷史研究中，有李騰嶽編修的《台灣省通志》1，其主要的性質是將有關公共衛生的史料加以整理彙編。此外還有人口統計學家陳紹馨2、George W. Barclay3 為探討人口、社會關係的間接著作。直到1989年謝振榮4 在日文所的研究論文，開始主題性的探討相關議題，他將日治殖民衛生統治分為四個時期來討論，但限於當時的政治意識型態，作者的史觀陷於對日本殖民統治的負面批判。近年來庶民史學的發展，使得以醫療衛生為主的歷史研究蓬勃發展，在其他學科的結合下，研究角度也就更加多元化了。對於筆者研究主題的探討，研究公共衛生的學者已有所觸及並提出不同的觀點。關於日治時期的醫療衛生，先有秦先玉5 以傅科的「國家機器論」6的觀點，來探討日治時代國家權力如何結合醫學衛生，並透過警察系統來監控、檢視孩童、婦女身體衛生等的過程。之後又有范燕秋、陳君愷、劉士永、陳淑芬等人的研究。

范燕秋在碩士論文中7，以1920 年代之前的防疫工作為探討主題，對日本政府的衛生工作給予較正面的評價。作者認為日治時期的衛生法令有其專制性，衛生推行工作有其強制性，但對政策的制訂過程及執行方式，具備科學與專業基礎，經評估而制訂，執行採漸進且因應實際需要。另一方面，也承認日本對台的衛生政策，有其母國的利益要求。相同的也認為防疫衛生工作，改善了台人的衛生習慣，亦使台灣防疫效能增強。范燕秋在1996 年有關瘧疾的研究中8，談及瘧疾的死亡是成為動搖殖民統治的根本，因此殖民政府以國家力量設置獨立的研究體系，確立瘧疾研究成為日人在熱帶醫學研究中最突出的一項工作，瘧疾的控制，也就鞏固殖民的統治。

此外，范燕秋在1998 年有關後藤新平的「國家衛生原理」的探討9，認為日本殖民政府把新醫學作為一種操控的手段，以衛生行政的體系、社會基層的運作、日警監控的系統，對台人產生規範，控制疫情，以保護殖民者的活動，藉此來鞏固國家機能。日人發展熱帶醫學，使殖民者能適應台灣風土，成為種族競爭上的優勝者。這兩篇的研究成果，說明日本殖民政府在推行衛生醫療時，是以殖民者的種族利益為優先考量。范燕秋在2001 年的博論10 當中，將上述兩篇日本殖民政府的人種衛生概念，歸於1920 年之前的主要衛生政策。在1920年之後，台人在內地延長政策，及抗議鴉片特許運動下，因而激起了主體的覺醒，後又加上1940 年代戰爭的動員，都促使殖民政府的政策由人種衛生轉向國家認同，以凝聚台日人種的相互關係，加強效忠日本國家的精神，以此間接維護日本人種的概念。

在陳君愷11、陳淑芬12 的研究中，其時間上雖限於戰後，但主要是探討政權交替時人民退步（復古）的衛生態度，以此檢視日治時期衛生觀念的推展，因此日治時期衛生工作的檢討、影響，成為討論的主軸之一。他們都如出一轍的認為日本政府的衛生工作並未涵化台灣人的衛生觀念和行為，所以也未產生自發性的衛生行為。同時也認為日治時期的公共衛生，是由警務系統「強制」干涉，並不理會台人原有的生活習慣，而造成下層民眾是一種被外塑的性格而並未達到內化的目的，所以當外在強制力消失時，一切便恢復到原有的情況。陳君愷另又提出近代西洋醫學「取代」台灣傳統醫學，促成社會菁英份子「現代化」的同時，已落入「同化」的陷阱，因此產生一般民眾傳統文化和菁英份子現代化的對立。

衛生法令、衛生工作是置於國家權力架構由上而下、由外而內的強制推行的情形，幾乎為所有研究這個領域的學者所認同，但其間的差別，僅在於這些強制工作是否成為人民的內化習慣，所以當這些強制力消失時，人民的衛生行為是否依舊存在。范燕秋認為經過日本政府防疫工作的強制推行後，人民已經存有新的衛生觀念；而陳君愷、劉士永13 認為衛生觀念僅存於少數的菁英份子，一般大眾較不受影響的；陳淑芬雖然也認為一般民眾影響不大，但又說台灣人民公共衛生觀念卻有相當進步。

此問題，筆者的觀點較傾向同意陳君愷先生的觀點，但是筆者也發現不同的衛生工作人民的反應不盡相同，這還牽涉到人民的方便性，以及最重要的經濟問題（沒錢建便所時，一切免談）等錯綜複雜的原因。因此檢視人民的衛生觀念、習慣時，除了單純考慮政府推行衛生工作的過程外，還需考慮人民生活現實環境中的某些因素，導致阻礙人民接受觀念的意願。

對於日本對台的衛生政策，有其母國的利益要求，為所有學者及筆者所認同。但是日本政府僅以殖民地母國利益、日本人優先的觀點來看待台灣嗎？研究的學者都無法完全肯定，但都認為這是最主要的考量，如村孝平〈植民地統治と公眾衛生—インドと台灣〉14 中，認為日本殖民政府是從身體的角度來區別「衛生」的日本人和「不潔」的台灣人，造成居住環境的區隔。

黃蘭翔15 以台北市前十年的市區改正，說明日本人亟欲改善台灣「不建康」、「不衛生」的心情，在市區改正時應加以重視才對，可是事實上，當時所有的排水計畫，僅限於日人居住的城內，並未對台灣人的建築進行任何改善。當我們檢視台北市居住人種的區域便會發現如：「不潔」的台灣人居住在萬華、大稻埕，「衛生」的日本人就集中居住在城內。范燕秋認為日本以「人種衛生學」的觀點推行衛生工作，從學理上，日本殖民政府的衛生政策就是以日本人自身利益為考量。

上面幾位學者在公共衛生史的研究，比較傾向於宏觀大範圍的探究，如日本政府的醫學觀念、公共衛生組織、醫療衛生規畫和推行，以及人民衛生觀念的建立……等等，都已經為整個日治時期的公共衛生建立起生動的圖像。在此圖像之下，本書僅以具體的生活事物為例，再繼續探討在公共衛生的要求下，如何興建都市便所，如何處理污物，以及人民和政府間的互動情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