貿易打造的世界：社會、文化、世界經濟，從1400年到現在

這是一本你從沒有看過的世界史，能帶給你意想不到的啟發！

頂尖歷史學家以發生在世界各地具體而有趣的歷史小故事，破解世界經濟發展的祕密！
美國歷史協會費正清獎、世界歷史協會最佳著作獎、《大分流》作者彭慕蘭首部通俗作品！

五百年來一直影響我們的「世界秩序」，
一個潛藏而緩慢的重要結構、大時代的循環變化，在這個瞬息萬變的世界，仍然存在……

如果你還認為中國的近代化是肇因鴉片戰爭受到近代化武器的衝擊，那你就錯了。現代化、全球化，早在五百年前就已開始。

這本書與過去所有討論世界史與世界經濟發展的著作最大的不同，在不以歐洲及北美為世界經濟發展的中心，也不從抽象的市場及經濟理論出發，而以不同文化下不同的市場準則、運輸、暴力帶來的影響，期貨商品、工業化的過程等七個中心主題規劃講述世界經濟創造過程中的盛衰消長，以及長期全球化累積下，二十一世紀的人們所必須面對的嚴重問題。

地方必須放在全球背景裡去了解，地方差異和地方體制也形塑了全球的環境。世界經濟將天涯海角的不同民族連結起來已有很長時間。全球化程度在今日達到前所未有的高度，但這一「世界新秩序」其實不是今日才有，多元化也不是晚近的新發現。本書透過長達五百年的世界變化，甚至包括非洲、中東及石油的故事，讓我們找到認識這個世界的新方法。

五百年來歷史文化的累積，建構了你我現在看到的世界觀！

彭慕蘭（Kenneth Pomeranz）

美國加州大學厄文分校中國史教授，是美國漢學研究中，最新興起，且備受重視的加州學派重要學者。二○○○年在《大分流：歐洲、中國與現代世界經濟的發展》（The Great Divergence: China, Europe, and the Making of the Modern World Economy）一書中，曾以一個大膽的反向提問，英格蘭為什麼沒有成為中國的江南，嘗試破解一直主導學界思維的歐洲中心論。

該書出版以後，佳評如潮，獲得東亞史研究的最高榮譽──美國歷史協會費正清獎，及世界歷史協會最佳著作獎。書中的論點，曾引發東西學界的重大辯論。他對明清之際歐洲人與亞洲互動的歷史也有深入的研究。二○○六年曾應中研院之邀，來台擔任講座教授。另外的重要著作還有《腹地的構建：一八五三至一九三七年華北鄉村的國家、社會、經濟》（The Making of the Hinterland: State, Society, and Economy in Rural North China, 1853-1937），亦曾獲得費正清獎。

史蒂夫．托皮克（Steven Topik）

美國加州大學厄文分校歷史系教授，專攻拉丁美洲史，側重於墨西哥和巴西，並研究咖啡經濟史，出版有多本專著《貿易與炮艇：帝國時代的美國與巴西》（Trade and Gunboats: The United States and Brazil in the Age of Empire）、《一五○○至一九八九年非、亞、拉丁美洲的全球咖啡經濟》（The Global Coffee Economy in Africa, Asia, and Latin America, 1500-1989）等。他與彭慕蘭教授中國史及東亞史專長的結合，為本書提供了一個開闊的視野。

譯者簡介
黃中憲

政治大學外交系畢業，曾任出版社叢書主編、網路媒體國際新聞編譯，現專職筆譯。譯作有《成吉思汗》、《歷史上的大暖化》、《蒙娜麗莎五百年》、《破解古埃及》等多部作品。

「對於世界經濟史的研究，本書另闢了蹊徑。他們的研究……檢視了橫跨數洲而多彩多姿的歷史場景，裡面有阿茲特克貿易商和歐洲商行，有海外華商和秘魯銀礦工人，有種植園奴隸和花生農，還有其他許許多多角色。國際貿易的參與者和市場栩栩如生呈現眼前，作者群以生花妙筆闡明了社會因素在貿易上的重要，以及多種商品變動不居的文化意涵。」
——美國圖書館協會重量級期刊《Choice》

「在他們這部引人入勝的新作裡，托皮克和彭慕蘭闡明，六百年來，世界貿易一直在使全球各地愈來愈緊密相連，不只在不同的經濟體間，在文化、商業、政府、社會、政治上，也發揮同樣的作用。」
——甘尼特通訊社（Gannett News Service）

「不管是大學部還是研究所的世界歷史課，這都是部絕佳的指定閱讀教材。本書以塑造近代世界的種種大變遷為背景，透過一篇篇短文，探討從南美鳥糞到鴉片貿易包羅廣泛的多種主題。每篇文章條理清晰，往往妙趣橫生，一貫出人意表，既有針對特殊事件引人入勝的探討，又有綜觀全局的洞見，學生讀來定然樂在其中。」
——阿肯色大學歷史教授‧羅伯特‧芬雷（Robert Finlay）

本書是繼一九九七年賈德．戴蒙（Jared Diamond）出版的《槍炮、病菌與鋼鐵﹕人類社會的命運》之後，又一超脫嚴肅的學術論述，深入淺出探討近世人類歷史發展過程的高水準論述。
──《大航海時代的台灣》作者‧湯錦台

推薦序

生活在二十一世紀的今天，我們所熟悉的世界，其實都是由近代歐美國家所塑造出來的社會規範、法律道德框架、價值觀和金融資本體系等集合而成的人類秩序的總體表現。我們的思維、行為舉止和生活方式，無不受到其全面的影響，從人們對廣告商品的崇拜到甜食文化的流行到公司結構的無所不在，都反映了這種基本現象。

但是，在十六世紀歐洲人進入非洲、美洲和亞洲之前，我們的世界卻完全不是這樣的。基本上它是由呈現不同的宗教信仰和經濟、文化體系的一個個封閉社會組成的集合體。是什麼力量使得這些社會紛紛改變或解體，讓世界有了今天的面貌呢？

以往對於促成這些轉變的因素的探討，主要是側重於歐洲人軍事和科技文化的優勢方面，但卻很少觸及他們最早用以走出歐陸向世界尋找財富的最重要手段，即貿易的層面。事實上如果沒有貿易，就不可能促使歐洲人產生不斷向世界擴張的動力，沒有了貿易，也不可能為歐洲人積累足夠的財富，維持其長達三、四百年的世界霸業。

然而，真正轉變世界的，並不只是貿易本身，還包含了其無孔不入的滲透力量。原本只在阿拉伯世界流行的咖啡，一落入歐洲貿易商之手，就迅速成為歐洲新興資產階級上層交流的重要媒介，進而引領風潮，創造出世界性的咖啡文化。

每當人們喝起咖啡，將糖塊或一粒粒的細砂糖放進熱騰騰的咖啡杯裡的時候，用小湯匙輕輕攪動，這當中真不知充滿了多少小資產階級的浪漫。但誰又能想像到，從「大發現時代」起，每一粒糖的背後，又包含了多少種甘蔗奴隸的悲歌。單是加勒比海的小小海地一島，為此輸入的非洲人黑奴數量竟比美國南北內戰之前所輸入的還多出一倍。十八世紀後期，當法國大革命爆發後，高舉《人權宣言》的資產階級革命家們，竟極力主張保留海地的奴隸制，原因不外是作為海地宗主國的法國，需要依靠奴隸來維持不可或缺的蔗糖貿易收入。利字當頭，人權只好放在一邊了。

而在亞洲，殖民宗主國為了獲取豐厚的蔗糖利潤，從十七世紀開始也曾在爪哇、菲律賓和台灣等地大量開發甘蔗種植，雖然它們沒有引進非洲奴隸，但是也透過強制手段吸收了不少破產或負債農民在蔗園從事與奴隸相差無幾的繁重工作。一七四○年荷蘭人在巴達維亞（今雅加達）屠殺近一萬名華人蔗工的悲劇，是鎮壓反抗華工的著名事件，而其起因就是因生產過量，國際糖價大跌，造成蔗工生計無著，導致與荷蘭殖民當局產生衝突。

相對來說，與海地的命運相比，台灣就慶幸太多了，即使是與爪哇或菲律賓相比，也還是幸運許多。荷蘭人占領後，台灣就一直是世界最重要的甘蔗產地之一，但是終能免遭像海地、爪哇、菲律賓那樣因作物單一而生態遭到嚴重破壞、經濟長期貧窮落後的局面。兩種結局，耐人尋味。

這些現象和因果關係，就是《貿易打造世界》這本書對我們的世界所作的有趣探索﹕一度盛極一時的閩南人海外拓展，為什麼最後不了了之；英國東印度公司一個默默無聞的小職員萊佛士，如何為母國搶得新加坡和檳榔嶼這兩塊寶地，顛覆了荷蘭人在亞洲的霸業，並打開了鴉片湧向中國的閘門；墨西哥和中美洲的的胭脂蟲，如何染紅了啟蒙時期歐洲人中產殷實家庭掛毯上令人激賞的艷紅圖案；橡膠業的榮景曾經為巴西亞馬遜河熱帶雨林深處的瑪腦斯帶來什麼樣的風光，以致暴富的橡膠商人，據說連衣服都要送到巴黎去洗燙。書中許多這類的事例，為我們了解形成今天世界全貌的前因後果，提供了生動的說明。

本書作者之一的彭慕蘭，是美國加州大學厄文分校中國史教授，曾經在二○○○年以《大分岔﹕歐洲、中國與現代世界經濟的發展》一書，嘗試破解一直主導學界思維的歐洲中心論。該書出版以後，佳評如潮，書中的論點，曾引起過東西學界的重大辯論。他對明清之際歐洲人與亞洲互動的歷史也有深入的研究。

另一作者，即他的同僚史蒂夫．托皮克教授，專攻拉丁美洲史，側重於墨西哥和巴西，並研究咖經濟史。他與彭慕蘭教授專長的結合，為本書提供了一個開闊的視野，內容不只是從西方學者的觀點闡述為什麼歐洲人的貿易網絡優勢到後來占了上風，也從亞洲人和拉丁美洲人的角度，檢討他們的相對劣勢。但全書也不忘對歐洲人的販奴、海上劫掠、販賣鴉片與古柯鹼和破壞生態環境等行徑，提出有力的道德批判。

本書譯者黃中憲先生，譯文文筆精煉，忠於原文的文字與旨趣，更難能可貴的是對全書內容的理解，使得本書的中文譯本，與英文原文一樣，可以雅俗共賞，沒有一般中文譯書常有的生澀難解。
本書是繼一九九七年賈德．戴蒙（Jared Diamond）出版的《槍炮、病菌與鋼鐵﹕人類社會的命運》之後，又一超脫嚴肅的學術論述，深入淺出探討近世人類歷史發展過程的高水準論述。但是，它不只指出了過去，也談到了人類發展面臨的問題。閱讀本書，足以開拓我們的視野，加強我們對西方歷史的認識，而更重要的，是了解我們所處的世界。因此特向讀者推薦。
──《大航海時代的台灣》作者湯錦台

作者序

十五世紀中國開始用白銀取代貶值的紙鈔和銅錢，隨之引發深遠效應，影響遠及五大洲上窮鄉僻壤的居民。中國人將絲賣給英國人、荷蘭人，英國人、荷蘭人以西班牙披索支付。

而這些西班牙披索乃是黑人奴隸在今日墨西哥、玻利維亞境內所鑄造，鑄幣原料則是西班牙殖民當局，透過修正過後的印加、阿茲特克帝國徭役制度，召募印第安原住民開採出來。有些白銀則是透過西班牙人馬尼拉大帆船（Manila Galleon）上的菲律賓人，從墨西哥橫越太平洋，以更直接的方式輸入中國。歐洲海盜出沒於美洲的加勒比海地區和太平洋岸、地中海地區、東非近海，而在東非近海，他們要奮力保護掠得的銀貨、絲、香料，以免遭阿拉伯、印度海盜搶走。

穆斯林、基督徒先後到葉門的紅海港口摩卡（Mocha）購買咖啡，也促成白銀的流入東方。當時摩卡是全球惟一的咖啡生產中心，獨占咖啡出口生意百餘年。赴麥加朝聖的信徒，將喝咖啡的嗜好從摩洛哥、埃及傳播到波斯、印度、爪哇、奧圖曼帝國。

最後，法國國王路易十四在其所舉辦的社交聚會上，將這一穆斯林飲料介紹給他的天主教貴族，他們以中國瓷器啜飲加了糖的咖啡，然後來根維吉尼亞香菸，享受吞雲吐霧之趣，而加在咖啡裡的糖，產自非洲大西洋島嶼聖多美島上的奴隸種植園（後來用巴西奴隸種植園的糖）。有些貴族更愛喝巧克力，英格蘭人則漸漸愛上中國茶。巧克力是阿茲特克帝國的貴族飲料，非常珍貴，因而可可豆甚至給當貨幣來用，而在西伯利亞，中國茶也變成貨幣。

許多地方、許多文化都捲入這一世界經濟漩渦，但那不表示他們乖乖接受該經濟的運作規則。一七七○年，有個在塞內加爾做生意的法國人，就受挫於當地的非洲貿易商。這些本地貿易商一點也不喜歡花俏的小飾物和有孔小珠，即使對方拿法國家具來交換奴隸，他們也不願意。他們要荷蘭或英國的椅子、書桌，認為這些東西較時髦。約略在同時，在加拿大做大宗買賣的英國人，無法將維吉尼亞菸草賣給易洛魁族印第安人（Iroquois），因為易洛魁人已對非洲奴隸所種的巴西菸草情有獨鍾。他們只接受英國人拿高雅的北歐衣物，換取海狸毛皮。

在十八世紀更早時，在那不勒斯，怒不可遏的消費者將一船馬鈴薯丟到海裡，深信這些來自秘魯的塊莖有毒。在這同時，倫敦的時髦男女小心翼翼將磨碎的馬鈴薯撒進食物裡，深信這種塊莖食物有催情效果。

顯然的，世界經濟將天涯海角的不同民族連結起來已有很長時間。全球化程度在今日達到前所未有的高度，但這一「世界新秩序」其實不是今日才有，多元化也不是晚近的新發現。本書的宗旨就在透過一連串故事，描述全球彼此相連這早已存在的關係。我們打算將從世界體系分析所得到的深刻見解（認為地方必須放在全球背景裡去了解），與地方研究觀點（認為差異和地方體制形塑了全球環境），融於一爐。

本書內容來自十餘年來我們為《世界貿易》雜誌的「回顧」專欄所寫的文章。該專欄以世界經濟的歷史和創造為探討重點，先後有史蒂芬．托皮克、彭慕蘭固定為該專欄撰文，另有丹尼斯．科托伊爾（Dennis Kortheuer）、茱莉亞．托皮克（Julia Topik）受邀撰寫特稿。

但本書並不只是這些文章單純湊合而成，毋寧是以幾個中心論點為綱，有系統編纂而成，而這些論點全圍繞著世界經濟本質和形塑世界經濟的因素而發。我們揚棄以歐洲為中心的目的論（歐洲人是首要推動者，其他人只能被動回應），主張世界經濟存在已久，歐洲以外的人在世界經濟的發展過程中扮演了關鍵角色。歐洲人雖擁有某種程度的優勢，這些優勢往往來自運用暴力或來自運氣（例如歐洲人所帶來的疾病摧毀了美洲大陸的既有社會，為他們征服大片土地大開了方便之門）。

歐洲直到其歷史的後期才明顯享有生產技術上的優勢，歐洲是否曾擁有獨一無二的高創新精神或高社會適應能力，仍有待商榷。因此，政治，一如經濟，一直是左右國際貿易的主要力量。構成今日世界基礎的市場結構，並非自然形成或勢所必然的結果，並非自始就隱藏於某處而等待人去「打開」；相反的，市場，不管結果是好是壞，都是社會力量所建構，社會力量所牢牢植入。

市場要能運作，就得在度量衡、價值、支付方法、合約這些從來就不是普世通用、不是亙古不變的東西上，有一致的意見，且要在該賣什麼東西、誰有資格賣那些東西、什麼人可以在不致讓鄰人瞧不起的情況下討價還價（並在不必拔劍相向下解決紛爭）上，獲致更不可或缺的意見一致。協商這些新行為準則的過程中，買賣的商品有時成為新的身分地位指標，承載了特定意義。

於是，「本有的」用途、長處和人造意義相抵觸（如過去數百萬人不接受外來的馬鈴薯時），原本根深蒂固於人心而讓人覺得大概理所當然的關聯意義，漸漸逆轉，例如過了一段時間後，世人一想起巧克力，聯想到的是小孩、甜美滋味、闔家天倫之樂，而非戰士、準備上戰場、宗教狂喜。換句話說，商品本身有其「社會生命」，在這「社會生命」裡，商品的意義、用處、價值不斷在改變；「供應」與「需求」，由具有愛、恨、癮性的人，透過文化力量來決定，而非由具體化的「市場力量」決定。

此外，我們不該認為浮華行徑和角色扮演可以和據稱更為根本層次的功利行為截然分割。因此，中國的朝貢制度協助界定了藩屬上層階級的品味，確立多種貿易的規則，賦予崇高價值給藩屬統治者在這些交換活動中所得到的某些商品，進而讓身為國內其他貴族之重要主子的藩屬統治者，得到可賞賜給下屬而有助於鞏固他們統治地位的商品。

朝貢制度所發揮的作用，和今日世界貿易組織乃至聯合國所發揮的眾多作用（聯合國的作用之一，在於藉由承認各統治者的身分，協助穩固他們的統治地位），有一部分相同，而朝貢制度能發揮這些作用，原因在於它也發揮了今日分由時尚設計師、一流學府、國際媒體公司所發揮的其中某些作用。在這複雜的社會、政治、經濟舞台裡，成功落在努力有成者身上，但不必然落在最有才華、最苦幹實幹或最聰明的人身上。也就是說，世界經濟向來不是特別講究道德的領域。

奴隸買賣、海上劫掠、販售毒品，往往比生產糧食或其他基本食物，利潤更豐厚得多。最後，我們若欲評價某交易或某事件的重要性，不只應了解該交易或事件的國際背景，還應了解其發生所在地的特殊之處。

我們既摒棄歐洲中心觀，同時也拒斥無知的反帝國主義觀。也就是說，歐洲人和北美人既非特別天賦異稟，也非特別邪惡。我們不單單鎖定在歐洲人與其他地方的貿易或鎖定某一地區，而是檢視多個地區和這些地區間的互動。我們所要講述的是世界經濟創造過程中的盛衰消長，而且這世界經濟的創造有不同文化的民族參與，而非從頭至尾出於同一個經濟體或出於首都之手。貿易準則的締造、知識與目標上的差異、政治與經濟的相連關係、社會組織、文化，我們全納入關照。

彼此相關的事物愈多，就愈不可能通盤描述它們。欲全面描述過去六百年整個世界經濟的發展，根本不可能，因此，我們不這麼做，而是選定七個中心主題，以它們為核心，編排全書章節；凡是我們所認為與該主題有關的重大問題和爭議，均鋪陳於每一章最前面的導論性質文章裡。然後，每一章裡都有一組簡短的個案研究，其用意在舉例說明，而不在針對個案本身鉅細靡遺描述。

這些個案研究往往立基於其他學者的深刻見解，但也有相當多源自我們自己的新研究或我們激烈辯論的「心得」（我們在書末列了簡短的參考書目）。我們沒有針對任何主題提出「定論」，反倒希望打開討論之門，鼓勵大家從不同觀點去思考，我們所往往視為理所當然或所認為始終存在而只需予以「發現」的世界不同地區，並鼓勵大家去質疑我們所普遍抱持（而往往未言明）的看法，亦即針對誕生於近代歐洲初期的新製造方式、新貿易方式，如何將原本各自獨立且往往被認為互不往來的數個社會，整合成一個世界（不管這結果是好是壞）。相反的，我們強調，過去就已存在多中心的複雜跨文化網絡，而這些文化網絡受使用、受重組、有時遭摧毀的方式，乃是理解日後以阿姆斯特丹、倫敦、紐約或東京為中心的新網絡，不可或缺的一環。

本書各章按主題和事件發生的年代先後編排，因此，書中首先探討近代初期的市場，以及那些市場運作時所不可或缺的體制和準則。然後探討暴力在資本積累、市場形成上所扮演的角色，由國家主導的壓制行為、民間創新作為（private initiative）、海盜之流的「不法之徒」，因此納入探討之列。第三章聚焦於咖啡、菸草、鴉片之類致癮性商品，以及它們促進長程貿易的貢獻。

接著，檢視後來成為期貨的各種商品，從尋常可見的馬鈴薯、玉米到眾所希望擁有的黃金、白銀、絲織品，從日常可見但有用的工業原料（如橡膠）到稀奇古怪的東西（如胭脂蟲），都在此列。第五章探討運輸工具改良對連結遙遠市場、促進貿易的貢獻。第六章思考近代世界經濟的特色，例如金錢、度量衡、時間的標準化、貿易準則的誕生、企業。最後一章探討工業化過程的幾個事件。

彭慕蘭學的是中國史，托皮克學的是拉丁美洲史；兩人在更晚近時都已將事業擴及寫作（學術與通俗兼具的著作），並將所教授的主題擴及中國、拉丁美洲之外。撰寫此書時，我們讓每位作者各提出自己最了解的主題，自行決定在自己所寫的個案研究裡要強調的重點。

我們發現各章本身有整體一致的觀點（在聯合撰寫的各章導論裡，我們就努力想統合出這種整體的一致），但我們未堅持各篇文章裡的每個觀點都百分之百一致，未堅持列出事例，要作者「一定要」納入。藉此，我們希望能孕育出一組生動簡潔而可以個別閱讀的短文，在這同時，篇幅較長、更富綜合性的文章，又能表現出不只是本書幾個局部加總的更深層觀照，一如世界經濟無疑由本身就值得個別探討的各局部構成，但世界經濟卻不只是這些局部的加總。在地方與全球之間來回遊走的過程中，每個局部的意義也得到充實。

為回應讀者和以此書為教材的老師之建議，我們推出了《貿易所打造的世界》第二版。為擴大本書所觸及的地理範圍，我們增加了四篇論非洲的文章，四篇論美洲的文章，一篇論中東的文章，三篇論中國的文章，一篇論南亞的文章，兩篇論歐洲的文章。我們也推出論石油、銅、橡膠、商品包裝、行銷（特別是可口可樂和香皂）、網路的文章，以將探討的觸角更深入二十世紀。有些流於冗贅的文章，在二版裡刪除，以使本書更為精簡。二版也加進地圖，以標示所述內容的發生地。二版還多了結語，以探討本書初版六年來，在全球化議題上所發生的某些轉變和爭議。

導讀

五百多年前，哥倫布以一套錯誤的地理知識，意外的發現美洲新大陸，並在幾年後把甘蔗帶到加勒比海地區栽種。從那一刻開始，糖逐漸成了歐洲人征服世界的新動力，而殖民者也從蔗糖貿易中獲取巨額利益，促進了資本主義的發達。但相反的，這卻是世界主要產糖地區苦難的開始。

首先，大量生態複雜的森林區被焚燬，開闢為作物單一的蔗田，使得土地脆弱不堪，經不起那怕是輕微的自然災害。其次，大量輸入奴隸工人，並用慘無人道的管理方式，造成極度的階級對立和貧富懸殊，這也讓社會結構脆弱不堪，稍有事件便引發暴動。這些加諸於土地與人群的傷痛，長達數百年，以致我們回顧當時世界所有重要產糖區，例如牙買加、海地、古巴、巴西東北部、爪哇、菲律賓等，未有不深受其害且至今仍無法擺脫此歷史所殘餘之困擾糾纏。這便不難理解何以歷史學大師艾瑞克．霍布斯邦（Eric Hobsbawm）把「糖」視為人類最為罪惡的商品之一。

然而，在十七世紀世界主要產糖地區中，台灣亦名列其中，但竟特受幸運之神的眷顧，得免受其害，這其中的原因究竟為何？本書作者彭慕蘭（Kenneth Pomeranz）以其特別的治學角度，提出這一令人感到振奮的問題，並加以分析討論。雖然這只是本書許多精彩內容中之一節，但卻讓我們對他提問的方法，以及他看問題時背後依恃的觀點，感到十分好奇。

作為一個歷史學者，彭慕蘭最擅長的在於對十五世紀以來透過全球貿易所形成的一套新的世界體系進行深入的描述。他在二○○○年時提出膾炙人口的「大分流論（the great divergence）」，打破傳統學術界所認為的，十五世紀以來的世界體系是以歐洲為中心，並向四方擴散其影響所發展出來的。他認為在一八○○年之前，世界的體系是多元的，而「分流」的產生，則要等到十九世紀之後，此時的歐洲中心論才有實質意義可說。

作者的觀點總是避免執著某種「中心論」來解決問題，而喜歡從世界不同國家和地區相互聯繫的方式，來描述世界體系的起源和發展。他的描述一方面注意事件發生的原因，或足以蔚為風潮的條件，更留心它促成的手段，以及此事件在體系中對不同地區其他事物的影響。這種將一套大系統與個別事件聯繫相關的描述，常常讓我們由小見大，深受啟發，也不忘回過頭來由大見小，發現個別事件與其他事物的連動關係。

不妨這樣說，彭慕蘭在本書中提出將近九十個非常具啟發性的議題討論，而每一問題在描述時又總不忘提醒他跟其他問題的相互影響，如此大規模的討論將所有內容比肩接踵連成一氣，最後提供我們的則是一套完整的，建基於一四○○年以來全球貿易體系的世界觀。

世界經濟體系的建立，除了必須依靠各種商品、運輸手段、技術能力、資本累積、管理機構之外，彭慕蘭還特別重視各種地區文化、自然條件因素的影響，以及常常被隱晦避談的暴力使用的問題。舉例來說，根據貿易體系的邏輯，為何歐洲人不在他們熟悉的非洲大陸直接建立殖民地，而要把非洲人當成奴隸賣去美洲這塊遙遠的陌生土地工作？作者在多種原因中，特別提醒傳染病的因素不可被忽視，因為美洲並沒有太多讓歐洲人致命的傳染病（歐洲人倒是把天花傳染給沒有抗體的印地安人造成難以估算的人口死亡），但非洲卻有許多歐洲人仍無法抵抗的疾病。

另外，美國獨立運動中有名的波士頓茶葉銷毀事件，這真的是美國人在文化上放棄英式飲茶習慣而改喝咖啡的原因嗎？答案從當時五十年間咖啡與茶的產量與價格變化便可以知道，當茶葉價格不變，而中美洲咖啡盛產，讓美國人可以用原來五分之一的價格買到咖啡，這才是消費習慣改變的真實原因。同樣的，關於暴力使用的討論，在什麼時候海盜行為符合經濟原理？而到了什麼時候掃蕩海盜成為必要的作為？什麼時候由商人發動戰爭效率最高？而到了什麼時候國家力量又無可避免的收回戰爭的權力？這些問題作者都不時提出讓人眼前為之一亮的洞見。

在十九世紀之前，世界尚屬多元，從阿拉伯、印度到中國之間的國際貿易也早有上千年的歷史，福建人、印度人和阿拉伯人在南洋的貿易中繼站熱絡地往來，並各自形成規模和影響力都無法忽視的「離散族群」。當時歐洲人初來此地，對原有的權力機制亦知保持尊重，入境問俗。但在使用暴力和船隻規模失去平衡後，這個規則便不再受尊重。到了十九世紀，歐洲人的力量已經可以目中無人，重新制訂遊戲規則了。

當新的體系確定，多元型態趨於一元，個別的事物便越圈越緊，很難自外體系的影響了。換句話說，自從十九世紀末美國中西部能以機器大量生產小麥後，稻米的價格便與小麥的價格息息相關。只要亞洲的稻米欠收，小麥價格便上漲，相反的，如果小麥豐收，稻米價格便受到擠壓，嚴重的便直接影響亞洲農民的生計。如此則一個一輩子活動範圍不出五十公里內的湖南鄉間農民，亦無法不在這種體系中與一個坐在大型牽引機上的美國農民彼此相關。

承認這種世界觀的存在，也就是同意在複雜紛擾的事件背後，存在一個龐大且變化緩慢的結構性關係，一個巨大的系統和力量，他對個別事物的影響從未停止。但所有的變化都不是無中生有或突然來臨，從時間來看，歷史的發展十分緩慢，任何趨勢的變化至少都給人十幾二十年的調整機會，但人類的集體反應似乎需要更多的時間，那怕是半個世紀亦覺得措手不及。但如日本則是少數能在較短時間中適應新規則的民族，從世界體系的角度來看，這種例外最須分析討論，因而也成為作者十分關注的議題。

有這樣的理解，我們就可以再回到台灣如何避開產糖區的歷史厄運的討論。彭慕蘭的回答，先是戲劇性的──因為鄭成功與清廷對抗，需要一個根據地，便以其優勢的海上實力趕走了荷蘭人，而島上的漢人和原住民對荷蘭人的苛刻管理全無好感，所以讓這一行動更加順利。但作者接著又問，如果大面積且單一作物的蔗糖生產在當時獲利更多，為何台灣，乃至相鄰的福建、廣東等自古即嫻熟製糖技術的地主不隨殖民者如法炮製呢？這一答案看似簡單，但在如今世界體系的視野下卻別有興味。

問題的關鍵在於中國朝廷的農業政策並不以獲利為主要目標，而以追求平衡穩定和避免內部矛盾為首要考慮。所以儘管產糖獲利甚高，而且在清廷打敗鄭氏王朝將台灣收入版圖後，各國糖商仍想繼續擴建台灣產糖規模，但在穩定稻米供應的政策性要求下，糖業始終未超越稻米的生產規模。即使在日本統治台灣階段，由於其國內工業化的結果，需要大量稻米的進口，也未讓米糖產業在台灣的發展失去平衡。

長達四百年的歷史變化，每一處竟都環環相扣，安排巧妙，才讓台灣躲去一場劫難。但這整套事情又必須上推數百年始看得清楚，否則像某些人感嘆若台灣在荷蘭人手中完成其現代化，情況將比目前好上許多，這就真不知道要從何處說起了。

自由貿易的市場法則，如今是小學生也能明白的常識。但經濟學上的典型理論卻無法在歷史中自然成立，各種非經濟因素的影響總與經濟因素糾纏不清。所以我們今天固然可以說全球化的進程從十五世紀以來便逐漸成形，但說明其結構和底層的相關因素卻不能比照如今一些樂觀的經濟學家將之簡單歸因於自由經濟的概念。人文學者和具有眼識的企業家，如果不是為了趕時髦，喊喊全球化的口號，那就需要一套更複雜，也更具歷史包容力的世界史觀來重新理解這件事情。在這個需求下，彭慕蘭教授的這本書便是無法，也不該被錯過的了！

如果編輯室

前言
序
推薦序
編輯導讀

第一章　市場準則的形成
市場準則的形成／福建人貿易網路／中國朝貢制度／濫發通貨、實質成長／當亞洲就是世界經濟時／不識好消息／阿茲特克貿易商／原始積累：巴西紅木／熱帶地區的一名英國貿易商／女人如何做買賣／交易與折磨：世界貿易與近代初期法律文化／遊走各地的業務員和收稅員／不本土化：貿易商侍臣時代的結束與公帳開銷／本小利大的帝國：一七五○至一八五○年加爾各答的英國冒險家和印度金融資本家／

第二章　運輸手段
運輸手段／木材、風、造船、貨運：中國為何未雄霸海上？／聰明還不如交好運／首都和其胃納量：十八世紀之旅／倉庫、跨大西洋貿易、開闢北美邊疆地區／勇於移民的華人！／說服萊佛士／貿易、失序、進步：創造上海，一八四○～一九三○／合眾為一／穩賺的生意和部分實現的希望：英屬印度的鐵路建設／短時間橫跨數百年的發展落差／

第三章　致癮性食品的經濟文化
致癮性食品的經濟文化／巧克力：從貨幣變成商品／醞釀風暴／摩卡其實與巧克力無關／咖啡社會角色的轉變／美國與咖啡豆／甜味革命／鴉片如何使世界運轉／咀嚼可以，吸食就不好：化學如何使好東西變成壞東西

第四章　移植：世界貿易裡的商品
移植：世界貿易裡的商品／非自然的資源／橡膠大國的興衰／得黃金非幸也：在加州荒陬之地的薩特／加州黃金與世界／美麗的蟲子／如何點石成金：鳥糞的短暫風光／遠東的毛皮與時尚／花生不只是花生：一種作物在農田、工廠裡的際遇／夏威夷如何成為美國第五十州？／台灣如何免遭蔗糖之害／牛如何吃掉牛仔／世界貿易的混沌效應／科學農業在中國／一顆馬鈴薯，兩顆馬鈴薯／天然橡膠的百年興衰

第五章　暴力經濟學
暴力經濟學／沒人性的買賣，道理何在／富裕一如波托西／英格蘭的海盜業始祖／熱帶荷蘭人：中產階級市民如何成為奴隸販子／魯賓遜的高檔生活／沒有島嶼在風暴中：或者，中英茶葉貿易如何淹沒太平洋島民的世界／法人企業的粗暴誕生／西印度群島海盜——當年的企業狙擊手／奴隸制終結後的解放、契約僕役、殖民地種植園／血腥象牙塔／只此一次：羅森費爾德家族傳奇

第六章　打造現代市場
打造現代市場／一線希望／凌駕國家之上的貨幣？／秤量世界：公制革命／日趨全球化：國際穀物市場／時間如何變成那個樣子／馬克西米連的幽靈／美國如何加入大聯盟／華爾街扯後腿，美國國際金融霸業落空／較新鮮沒有較好／包裝／商標：名字算什麼？／開始覺得不乾淨：全球行銷故事一則／有了紅、白、藍，銷售更上層樓：可口可樂如何征服歐洲／搶先者得以生存／並未勢所必然／安道爾在哪裡？

第七章　世界貿易、工業化、去工業化
世界貿易、工業化、去工業化／蔗糖業：最早的工廠／值錢纖維：棉花如何成為工業時代的織物／到全世界尋找棉花／殺掉金雞母／觀念上的三角貿易：近代初期的歐洲、中國、日本／甜美成就／照亮黑夜，黯淡白日／沒有哪座工廠是孤島／餵蠶吐成長／化岩石（和侷限）為財富：劣勢如何助新英格蘭早早工業化／美國石油／石油致富，沙漠建國

結語：二十一世紀的世界經濟
參考書目

第一章　市場準則的形成（摘錄）
經濟活動是社會行為，
因此這類活動能聚攏不同群體的人，
而且這些群體往往因文化背景上的差異，
對生產、消費、買賣的理解大相逕庭。

5. 當亞洲就是世界經濟時
以亞洲為中心的世界經濟，
自七世紀伊斯蘭教興起就已開始成形。

每個小學生都知道，哥倫布無意中踏上美洲時，其實在尋找印度。但葡萄牙人在一四九○年代時真的抵達印度。他們不像西班牙人在美洲那樣，一一征服所遭遇的當地社會，但他們的確促成以印度洋為中心的龐大商業制度逐漸動搖。

以亞洲為中心的這一世界經濟，自七世紀伊斯蘭教興起就已開始成形。第一代改信伊斯蘭的阿拉伯人，征服他們西方拜占廷世界的許多地方（特別是埃及、敘利亞）和東邊薩珊王朝（Sassanid）土地（今伊朗、伊拉克）時，只為經濟活動定下少許規則；開羅、大馬士革、巴格達、塔什干的穆斯林貿易商和非穆斯林貿易商（以猶太人或基督徒居多），經商方式一如以往。羅馬衰落後，溝通地中海、印度洋兩世界的通道為之中斷，但穆斯林的上述征服行動，使兩世界的中間地帶一統於哈里發治下，從而使兩世界再度能安全無阻的往來。

隨後幾代穆斯林透過武力將從西班牙到索馬利亞、西非、爪哇的廣大地區納入伊斯蘭版圖，印度人和其他民族的貿易網和西方、近東的貿易網連成一氣。在這帝國的邊陲，貿易商與更廣闊的世界貿易。貿易商在廣東、馬來西亞購買中國瓷器和絲織品。歐洲人將印尼的香料經紅海、地中海運回國。從東歐、土耳其、撒哈拉以南的非洲地區，則輸入其他重要商品，包括黃金（主要供鑄幣之用）、鐵、木材、黑人與白人奴隸。

沒有哈里發所打造的有限一統局面（特別是在貨幣上），就不可能有這快速蓬勃的貿易，也不會有城市上層階級對珍奇事物永無魘足的需求。但更重要的是伊斯蘭寬鬆的統治方式：只要乖乖上貢，地方統治者可以愛怎麼樣就怎麼樣。大部分統治者允許各種信仰的貿易商自由來往各港間。戰爭頻仍，但通常侷限於陸地，海上仍暢通無阻。

在某港經商不順的貿易商，可以到別的港口另尋商機。海盜劫掠常見，但還應付得來。往往按同民族或同信仰之關係組成的貿易商團體，設有保險基金，用以在人員落入海盜手中時支付贖金。綁架成為非常普遍的行業，以致十三世紀時，整個地中海地區，還有公定的贖金數目。

在這一由多民族、多文化、多信仰構成的世界裡，經商觸角遍及廣大地區。數百年後在開羅某猶太會所發現的猶太商會信件顯示，有個家族商號在印度、伊朗、突尼西亞、埃及都設有分支機構。此外，複雜的國際勞力分工也發展出來，抵抗十字軍的伊斯蘭戰士，身穿來自高加索地區的鎖子甲，佩戴以今日坦尚尼亞所開採的鐵、在印度熔煉的鋼劍，就是明證。

長距離交易的商品，不只奢侈品，還包括麵粉、柴枝之類又大又笨重的民生必需品。密集的交易活動也促成知識、產品擴散到全球各地。原從東亞緩緩傳播到印度、部分美索不達米亞的種稻技術，這時引進了埃及、摩洛哥、南西班牙；高粱從非洲傳到地中海地區。棉花早在七世紀時就已從印度引進伊拉克，然後沿著貿易路線，從伊拉克傳到敘利亞、賽浦路斯、西西里、突尼西亞、摩洛哥、西班牙，最終抵達尼羅河谷。伊斯蘭貿易路線將造紙術從中國引進歐洲，將古希臘醫學傳回已失傳該醫學的歐洲。

葡萄牙人抵達時，這一體制已陷入困境。奴隸、不堪橫徵暴歛的小農、城市裡的窮人造反；外敵入侵；還有生態問題導致經濟萎縮、四分五裂。但貿易量仍然龐大，該體制所賴以運行的基本規則仍未動搖。這地區普遍認為海洋不屬於任何人，而葡萄牙政府是第一個攻擊這基本理念的政府，且是第一個運用武力改變貿易路線的政府。有三個戰略要地可以扼控當時主要的西向貿易路線，分別是麻六甲（位於連接印度洋、太平洋的海峽中）、荷姆茲（位於波斯灣口）、亞丁（位於紅海口）。

葡萄牙人航入亞洲水域不到二十年，就在其中的麻六甲、荷姆茲建立立要塞（未能拿下亞丁，但在每年的航行季節期間成功封鎖該地）。他們還建造了許多沿海要塞，大部分位在印度。他們宣稱胡椒貿易為他們的專利，不容他人染指，凡是在這廣大海域航行的船隻都得有他們發的通行證，否則他們一律有權登船或予以擊沉。通行證要價低廉，但購買者得同意不買賣某些商品，同意抵制某些港口。

葡萄牙人口氣很大，但根本沒那實力。他們的殖民地始終很脆弱，因為它們都無法自給自足。事實上，大部分殖民地得以倖存，完全是因為它們太弱，對陸上主要強權不構成威脅；因此附近的王國樂於提供葡萄牙人飲食所需，以換取海上通行證和航海安全。對於膽敢侵犯他們專賣利益者，葡萄牙人的確予以嚴懲（擊沉船隻、炮轟港口、燒毀作物），但他們未能真正主宰印度洋。

十六世紀中葉，葡萄牙人遭到反撲。亞齊（Acheh）蘇丹率兵進攻陸、海，在印度貿易商協助下，一五四○年代重啟紅海貿易路線，十六世紀末期（在土耳其人協助下）一再圍攻麻六甲。不久，更強大的歐洲人出現：荷蘭人、英格蘭人。到了十七世紀初期，亞洲的葡萄牙帝國已日薄西山，無可挽回。但由重商主義、貿易戰爭、以歐洲為中心的世界經濟構成的時代，才剛開始。

6. 不識好消息
在歐洲人盲目無知而亞洲動盪不安之際，
馬可波羅的《遊紀》似乎註定只能成為奇聞軼事，
而無法成為商務指南。

亞洲產品輸入歐洲，早在古希臘時代，甚至更早，即有。古羅馬道德家的著作，抨擊貴族「浪費」珍貴金、銀購買中國絲織衣物。今日大部分人提起一五○○年前的東西方貿易，腦海裡最常浮現的名字非馬可波羅（一二五四～一三二四）莫屬。這位威尼斯貿易商在中國和亞洲其他地方度過二十五年歲月。但在當時人眼中，馬可波羅更像是個異類而非開路先鋒。馬可波羅和他父親、叔叔待在亞洲期間，無疑頗有成就，否則不會帶著大批財物衣錦還鄉，但馬可波羅的事蹟，有太多地方與歐洲人的成見相抵觸，因而不受採信。

歷來描寫國際貿易的著作中，就屬馬可波羅的《遊紀》最有名於今日。這本著作已重印過數百次，且改編為數部電影；最近一份有關其學術研究的清單，厚達三百五十四頁。他在書中對中國、波斯、蘇門答臘、其他地方的介紹，大部分已證實為真（他對日本、爪哇等地的描述則較不可靠，因為引自道聽途說）。但有很長一段時間，他的遊紀主要被視作虛妄的幻想，而非有憑有據的中世紀旅遊指南。

馬可波羅遭熱那亞人俘擄後，將遊歷東方的所見所聞告訴獄友，然後，其中一名獄友是傳奇故事的職業作家，由他將所聽到的形諸文字，以《遊紀》之名出版（馬可波羅遭俘時正值熱那亞與威尼斯戰爭時期，兩城為爭奪商業、海上霸權已打了數百年戰爭）。

此後長達兩百年，馬可波羅的《遊紀》通常也被歸類為傳奇文學。馬可波羅死後不久，威尼斯的嘉年華會出現一位取名「吹牛皮大王馬可」（Marco of the Millions，別人為馬可波羅取的綽號）的小丑，講述愈來愈荒誕離奇的故事娛樂大眾；「馬可波羅」成為英語諺語，用以指稱謊言。在這期間，曼德維爾（John Mandeville，從未離開歐洲的十四世紀學者）的「旅遊日記」，一再再版，再版次數遠超過馬可波羅的《遊紀》，且內容遠更普遍受人相信，甚至在哥倫布、麥哲倫時代已過去許久，仍不乏相信之人。曼德維爾小心抄襲了其他許多旅行家（包括馬可波羅）的正確記述，但也抄襲了非常老掉牙的無稽之談，比如二十四公尺高的食人族、為人類主子開採金礦的巨蟻之類的。

為何馬可波羅的記述不受歐洲人採信？更令人不解的，馬可波羅當時人所不相信的東西，有許多在更早之前就已為歐洲人所知道。到當時為止，歐洲與東亞貿易已有千百年，但一直是透過中間人；此外，政治情勢改變已使當時的歐洲在國際舞台上日益邊緣化。

東羅馬帝國覆滅，阿拉伯人、波斯人勢力崛起，走陸路經中亞輸入歐洲的絲、香料隨之銳減；這些商品轉而走海、陸路運到亞歷山卓。十世紀起，威尼斯已幾乎壟斷香料從亞歷山卓轉運到歐洲的生意，因而不想見到其他歐洲人另闢貿易路線取代亞歷山卓（威尼斯人與阿拉伯貿易商的密切關係，使他們在十字軍東征時代顯得相當異類，最後更變本加厲，開始「以上帝和穆罕默德之名」跟埃及人簽合同，而遭到教皇反對。只有少數威尼斯人乖乖聽話，不簽這類合同，但許多威尼斯人在臨終時立囑表示願將個人獲利捐給教會，藉此「彌補罪過」。）直到蒙古人一統中亞，北方貿易路線才重啟，進而讓馬可波羅和其他歐洲人得以再進入中亞，進而首度直接接觸中國。

因此，馬可波羅所述及的自然奇觀裡，有許多（例如位於今亞美尼亞境內的巴庫油田）早已為古羅馬人所利用；但隨著羅馬帝國瓦解，歐洲人不再利用石油取暖，要到十八世紀，這一作為才重現於地中海地區（在馬可波羅之前，歐洲人已用石油製炸彈，用於戰場，但一一三九年因不人道而遭禁絕；在凝固汽油彈於二十世紀問世之前，歐洲人大抵遵守這禁令）。

但在馬可波羅時代，只有少數歐洲人知道這點，他所記述的事物，例如可燒來取暖的黑石頭（煤），叫許多人斥為天方夜譚。但最叫當時歐洲人不可置信的，在於他留居中國的生活見聞部分，當時中國已成蒙古帝國的核心。

歐洲人當然知道蒙古人的驍勇善戰，因為成吉思汗的兵威遠及波蘭、匈牙利，若非汗位繼承問題迫使西征軍於一二二二年東返，蒙古軍說不定還會更往西挺進（譯按：此年分有誤，應為一二四一年底。一二二二年東返那次西征，兵威只到南俄羅斯。這兩次西征均非成吉思汗率兵親征）。

成吉思汗的部屬統治印度、波斯、中亞許多地區，在馬可波羅之前，已有歐洲貿易商和傳教士和他們打過交道；經過蒙古人初期西征的屠殺，亞洲大部分地區在蒙古人統治下，局勢相對較安定，使馬可波羅一家三人和其他人得以重啟陸路貿易。但在大部分歐洲人眼中，傳說中富裕、不可思議的東方國度是印度；馬可波羅所述中國的富裕、先進，他們猝然聽到，根本無法相信。對馬可波羅的威尼斯同胞而言，人口可能達兩百萬的城市（例如行在，即今杭州）、長逾一千六百公里的運河、靠紙鈔交易的經濟，根本是天方夜譚（威尼斯人才剛在馬可波羅出國期間建成他們第一個鑄幣廠）。

但馬可波羅所述及的種種新鮮事裡，最叫歐洲人困惑的，大概就是中國沒有基督教作為道德基礎，其公共安全和誠實交易竟比歐洲要好上許多。歐洲人長久深信遠東有個傳說中非常富裕而類似烏托邦的國度，創建者是四處雲遊的基督徒「祭司王約翰」（Prester John）；但像馬可波羅口中的中國那麼不凡的非基督教王國，又和這傳說中的國度不合（即使馬可波羅和其他歐洲旅人已戳破祭司王約翰的傳說，仍有人深信不移；不久，一般人乾脆把這深信不移的烏托邦搬到非洲境內尚未探勘的地區）。

的確有一些貿易商和傳教士，繼馬可波羅之後來到中國，來到一個幾無穆斯林與他們競爭（而與印度不同）的國度。但馬可波羅口中的美好機會存世不久。他死後不到三十年，蒙古帝國就開始分崩離析，漸漸化為彼此相征戰的幾個獨立王國，橫越中亞的貿易路線再度變得危險重重，馬可貿波羅橫跨歐亞大陸途中所見到的諸多大城，有幾個幾乎消失不見。

在中國本身，明朝收拾亂局，恢復安定，但這個王朝對待外族、異文化的心態遠不如前朝開放。蒙古人身為中國世界觀裡的外圍分子，很樂於和中國人以外的民族交往；馬可波羅居留亞洲期間就曾在忽必烈汗朝廷裡任職。明朝認為不需外國官員，不久就採取措施限制各種對外接觸。

在歐洲人盲目無知而亞洲動盪不安之際，馬可波羅的《遊紀》似乎註定只能成為奇聞軼事，而無法成為商務指南。他在返鄉途中曾短暫停留蘇門答臘，並記下在當地的見聞。根據他的筆記，歐洲人所渴求的香料，其實就來自這裡，在這裡，歐洲人可以便宜買到香料，比威尼斯人在亞歷山卓所付的價錢還要便宜好幾倍。但他的威尼斯同胞不識這天大的好消息。

懂得把握這寶貴資訊的，反倒是威尼斯的諸位對手。史上第一個利用馬可波羅資料繪製的地圖，出自西班牙的加泰隆尼亞；外號「航海家」的葡萄牙亨利王子（Pricne of Henry）愛讀馬可波羅《遊紀》，愛不釋手；今日西班牙的塞維爾市（Seville），保存有此書一部，書中頁緣有熱那亞人哥倫布所寫的批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