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傳統政治檢討（簡體書）

本書是站在歷史的角度，以歷史為脈絡解讀、研究中國過往歷史社會中的十個方面的知識內容，是一本研究中國古代通史的歷史類圖書。這本書通過大量歷史史料的研究分析與評論說明，讓讀者了解中國歷史及其中國古代社會中的風土人情、人文掌故等。本書作者通過大量史實詳細闡述了中國傳統社會生活中的傳統生活特色，探討了傳統社會生活中的發展規律，檢討和反思了傳統社會的歷史演變之得失。本書著重于探究中國傳統社會生活中的十個深層次問題，包括歷代王朝開國、崛起、覆亡、歷代政治制度、經濟、文化政策得失、歷代吏治、農民、內亂、外交等問題。

《中國傳統政治檢討》編輯推薦：探索不為人知的歷史，揭秘歷史故事背后的真相，總結歷史生活中的點滴教訓，分析歷代政治、經濟、文化、吏治等的得與失。對許多被忽略、被誤解，甚至被曲解的歷史問題和觀點，作者通過對大量史料的分析提出自己的觀點，有深刻的洞見，讓我們對歷史有一個正確而有趣的認知。

寫在前面
——從政治源頭看中國傳統政治的個性
長期以來，人們已習慣于用一個固有的模式去描述國家的產生：在原始社會，由于人類生產能力的低下與生活資料的匱乏，為了群體的生存，必須實行平均與平等的原始共產主義，隨著生產力水平的提高、剩余產品的出現，貧富分化也告產生，當貧富分化達到一定程度時，階級對立開始形成，統治階級為保障對財富的占有和對被統治階級的剝削，開始建立國家機器這一暴力統治機關。與之同時，隨著階級的分化與商品經濟的發展，統治者也開始按地域而不是按氏族血緣關系劃分其國民，至此，國家作為階級壓迫與階級統治的工具正式形成。
這是經典作家的經典表述。但馬克思在闡述這一問題時又特別強調，這只是就西歐國家的歷史而得出的結論，如果人們認為它是放之四海而皆準的真理，“一個民族，不管他們所處的歷史環境如何，都注定要走這條道路”，這樣“會給我過多的榮譽，同時也會給我過多的侮辱”。
就中國國家的產生而言，就不適用于馬克思對于西歐國家形成的描述。中國的早期國家并非源于貧富分化之后的階級對立；最早的國家機器也不是一個階級壓迫另一個階級的暴力機關；最早的國家統治者非但沒有打破氏族血緣關系、按照地域關系劃分其國民，而是將氏族血緣組織強化、放大為國家組織關系。這是中國政治特色的本原所在。
秦始皇時代的政治家呂不韋曾經組織文人們編纂了一部集大成式的著作《呂氏春秋》，其中的《蕩兵》篇對早期國家的產生論述道：
人曰：“蚩尤作兵。”蚩尤非作兵也，利其械矣。未有蚩尤之時，民固剝林木以戰矣，勝者為長。長猶不足治之，故立君。君又不足以治之，故立天子。天子之立也出于君，君之立也出于長，長之立也出于爭。
大意是說，人們說“蚩尤制造了戰爭”，其實并非如此，他只是改良了武器而已。早在蚩尤之前，人們已經折取樹木作為武器進行戰爭了，勝利者為一地之長。當“長”不足以統轄時，又在更大范圍內立“君”，當“君”又不足以統轄時，便在全天下的范圍內立“天子”。天子由君而立，君由長而立，長則由戰爭而立。
這一說法比較接近中國早期國家產生的事實。在國家政權出現之前，中國的遠古人類與其他地區一樣，處在氏族公社階段，過著原始平等、共產的生活，氏族血緣組織是唯一的社會組織。此時正處在地質年代的大理冰期時代，氣候寒冷，冰川擴張，海平面下降，渤海、黃海與東海均滄海桑田，成為新的三海平原，尤其是黃海與東海平原直接面臨西太平洋，氣候相對宜人。北方大陸上的多數人群已遷徙至此。蚩尤與共工的先人居于最靠近沿海的地區，堯舜禹的先人則居于東海與黃海平原的內陸。在距今八千到一萬年前，隨著大理冰期的結束，全球性氣候轉暖，冰川融化，暴雨成災，河流泛濫，海平面不斷抬升，最終淹沒了三海平原。
在這一過程中，蚩尤、共工的先人被上漲的海水逼迫，步步后退，與居于高處的堯舜禹的先人發生了連續戰爭。隨著海水的上漲與陸地上洪水的泛濫，隨著對新領地的占有與分割，類似的戰爭曠日持久，到堯舜禹與蚩尤的時代，以堯舜禹們的勝利和蚩尤、共工們的失敗而告終。前者占有了以中原為中心的廣大地區，建立了夏王朝，后者則被趕到周邊地區，成為西南、西北許多少數民族的先人。
這一過程開始之時，中國的氏族公社尚未解體，還沒有貧富分化，也沒有階級與階級對立。這一過程開始之后，為了戰爭的需要，氏族血緣組織被強化，成為宗族組織。宗族首領成為握有權力的酋長，國家權力的雛形開始孕育，這也就是《呂氏春秋》所說的“立長”。各宗族在征戰中，因聯姻或其他方式，形成了一個個宗族集團，在此基礎上構建起一個個方國，出現了方國之君，國家開始形成，這就是《呂氏春秋》所說的“立君”。在方國之間的征戰與融合中，強有力的方國之君逐步取得了對其他方國的控制權，成為居于各方國之上的天子，中國的早期國家正式出現，這也就是《呂氏春秋》所說的“立天子”。
與國家出現的途徑相聯系，中國早期政治組織不是像西歐社會那樣以地緣組織代替血緣組織，而是對血緣關系的放大與強化。宗族是基本的社會組織，無論是方國還是天子治下的夏、商、周，其組織結構都是宗法血緣組織的放大，宗法政治的色彩十分濃厚。
在春秋戰國的社會巨變中，地緣組織得以發展，形成了對宗法血緣政治的沖擊，但是，我們必須看到，這種沖擊是有限的。從地方組織來看，郡縣制取代了宗法式的層層分封制，但鄉里之制并未取代宗族組織，而是形成了以宗族血緣組織為內核，以地緣鄉里組織為外殼的兩合式的社會基層組織。從國家組織看，官僚體系開始建立，但以國君為首的統治者仍是宗法式的家族統治，官僚們只是附庸而已。因而，國家的實質仍然是宗法血緣關系下父家長制大家庭的放大，自秦到晚清也都如此。這也就是中國傳統政治的宗法政治特色。
與國家出現的途徑相聯系，中國早期國家政權的形成是源自一個氏族對另外氏族的征服，成于一個宗法血緣集團對另外的宗法血緣集團的征服與控制，而不是源于階級對立與階級對抗。以周王朝為例，當時的社會分為“國人”與“野人”兩大部分，居統治地位的宗法血緣集團成員均為國人，而那些被征服的宗法血緣集團成員均為野人。國人有議政權、參政權、從軍權，甚至可以驅逐國君，有學者稱此時的政體為貴族民主制；與之相對應，所有土地都歸宗族所有，沒有一家一戶的土地私有制。因而，早期中國政治帶有較強的政治民主與財產共有色彩。
在春秋戰國的社會巨變中，國人與野人的界限消除了，融合為國家的編戶齊民，國人的許多政治權力被繼承下來，編戶齊民中的一些人不僅可以“朝為布衣，暮至卿相”，甚至還可能登九五之尊；宗族土地所有制也轉化為國家土地所有制，由君主向編戶齊民平等地“授田”。秦漢以后，雖然土地私有的趨勢不斷發展，但中國歷史上一直沒有完全意義上的土地私有，國家一直擁有著對所有土地的最終處置權。
與國家出現的途徑相聯系，中國早期政治是人文政治，而不是西歐社會的神祇政治，祭祀僧侶集團在中國政治上一直沒有取得過主導地位。在文明的萌生中，中國也與西方世界一樣，有祭祀與祭祀人員，有通天人之際的“若木”與神山。從紅山文化的祭壇到良渚文化的玉琮，從種種的民間神祇傳說到遍布南北的新石器時代的巖畫，我們都能感受到神仙世界對世俗世界的影響。但在中國社會，神職人員一直沒有成為獨立的政治集團，神職首領往往是世俗首領兼而領之，這種情況下的祭祀集團只能是政治的附庸。與之相對應，在中國政治生活中，一方面是世俗首領壟斷了天人之際的通道，“天之子”、“予一人”以至后世的封禪大典，就充分體現了這種壟斷；另一方面，世俗首領乃至普通百姓對于天上世界，對于天與諸鬼神，往往是敬而遠之。從周公旦的“敬天保民”到孔老夫子的“敬鬼神而遠之”，反映的都是這種精神。為何如此，原因當然很多，其中很重要的一條便是堯、舜、禹是沒有經歷過洪水劫難的群落，他們沒有經歷過毀滅與重生，也沒有被其他落難者所沖垮。相反，在這場洪水與戰爭的催生曲中，他們是勝利者，是強者。“茫茫禹跡，劃為九州；穿山導石，至于東海。”這是何等的氣概！他們沒有那么多的對天地自然的畏懼，也沒有那么多的來自于另一個世界的壓力，他們充分地相信自我，因此，有了“敬天保民”的思想，更有了“人定勝天”的信念。在這種情況下，祭祀集團只能是政治的附庸。
與之相聯系，后世中國士子們的精華便都集中到了政治舞臺，而不像中世紀的西方那樣多集中于宗教神學領域。所以，秦始皇焚書坑儒，才會有“以吏為師①”的說法。直到近代社會，也是如此。
中國政治的起源與中國傳統政治的個性間的關系簡述于上，如需由此深入了解中國傳統政治的是非得失，請讀正文諸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