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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代以來日本的中國觀:第五卷(1945-1972)(簡體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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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次

書摘/試閱

本書高度、凝練地總結了1840年以來日本對中國認識的階段性特徵和演變軌跡。把近代以來日本的中國觀歸結為“從尊崇到質疑”、“從質疑到蔑視”、“從蔑視到無視”、“從無視到敵視”、“從敵視到正視”、“從正視到‘競合’”等幾個過程,在世界歷史的宏觀背景下,如實地梳理了近代以來中日國力的變化以及由此產生的中日關係的變化過程。
王振鎖,男,北京大學東語系畢業。南開大學日本研究院教授、博士生導師。從事日本政治史研究與教學。出版《日本戰后五十年》、《戰后日本政黨政治》、《日本近現代政治史》、《日本政治民主化進程研究》等專著。
喬林生,男,歷史學博士。現任南開大學日本研究院副教授。從事中日關系、日本政治制度、東亞國際關系研究與教學。出版《日本對外政策與東盟》、《日本歷屆首相評傳》等專著。
烏蘭圖雅,女,蒙古族,南開大學日本研究院歷史學博士。從事日本區域政策、日本與東北亞外交關系研究,現任天津社會科學院東北亞研究所副研究員、《東北亞學刊》編委。
《鳳凰文庫?歷史研究系列:近代以來日本的中國觀(第5卷)(1945-1972)》由江蘇人民出版社出版。
前言
第一章戰后初期日本的對華認識與行動選擇
一戰后初期的中日關系
1. 戰后初期日本人的對華認識
2. 日本僑俘遣返問題
3. 中國人民解放軍收編日本兵
二吉田內閣的對華政策與吉田茂的中國觀
1. 舊金山對日媾和與“吉田書簡”
2. 吉田內閣的對華認識與“日臺條約”的簽訂
3. 吉田茂的中國觀
三戰后初期的中日民間交流
1. 日本民間經貿團體
2. 中日民間經濟往來
3. 內山完造與“日中友好協會”
第二章敵對態勢的形成與升級
一鳩山內閣時期的對華政策
1. 1950年代的中國
2. 鳩山內閣的對華政策與行動
3. 村田省藏訪華與第三次中日民間貿易協定
二岸信介內閣的反華態勢
1. 岸信介內閣與第四次中日民間貿易協定
2. 中日關系急劇惡化
3. 中日之間的“原則”之爭
三日本自民黨知華派代表人物的中國觀
1. 石橋湛山的對華認識
2. 松村謙三與中國
3. 高碕達之助與中日貿易
第三章 在野黨與民間人士的對華識識
一日本革新政黨的對華認識
1. 日本社會黨的對華政策
2. 日本共產黨及其對華關系
二日本社會各界的中國觀
1. 日本國民及媒體的中國認識
2. 日本學界的對華認識
3. 竹內好與竹內實的中國觀
4. 日本右翼勢力的對華動向
第四章 1960年代日本政府的對華認識與對策
一池田勇人的對華觀
1. “對華自主論”的真相
2. “推動中日貿易論”的界限
3. “一個中國論”的幌子
二佐藤政府的對華認識與行動選擇
1. 積極的“政經不可分論”
2. 消極的“慎重對應論”
3. 倒退的“和平共存論”
4. 片面的“中日復交論”
第五章民間外交時代經濟界的對華認識與行動
一中日復交前的日本經濟界
1. 友好貿易下的日本經濟界
2. LT(MT)貿易下的日本經濟界
3. 貿易四原則與日本經濟界
二經濟界代表人物的對華認識
1. 大原總一郎的贖罪歷史觀
2. 稻山嘉寬的貿易和平論
3. 岡崎嘉平太的亞洲睦鄰論
三經濟界對中日關系的作用與影響
1. 經貿關系的發展
2. 政治關系的先導
3. 國民的相互理解與認知
第六章田中內閣與中日關系正常化
一“中美接近”與對華復交論
1. 對“中美接近”的認識
2. 政黨及各界的對華復交論
二復交談判的準備
1. 中日復交的目的
2. 復交談判的國際準備
3. 復交談判的國內準備
三復交談判的過程
1. 在野黨“補充外交”與中方草案的形成
2. 中方草案的研究與日方草案的討論
3. 談判中的分歧與爭論
四中日復交的評價
1. 中日復交的意義
2. 日本對中日復交的認識


舊金山媾和會議之后,日本政府于1951年11月17日在臺北開設了日本的“海外事務所”。在此前的10月29日,吉田茂在參議院和平?安保條約特別委員會上就臺北事務所的性質答詢社會黨議員曾禰益時說:“設置海外事務所的主旨,主要著眼于商業或保護當地日本居民等方面,……當前,發展貿易是日本最重要的課題,所以,我再三強調把有關外交、政治等方面的問題暫時放在一邊,全力以赴致力于貿易和經濟方面,……如果因此而發生了中共問我們是不是在上海設置海外事務所這樣的事情,我想設置一個也沒有關系。不管意識形態如何或政治組織如何,只要是有通商關系或者有日本居民的地方,為施行保護,不管什么樣的國家我都想設置”。應該說,這些話也反映了吉田茂想發展中日兩國貿易經濟關系和保有溝通渠道的真實想法。
此后,如前所述,在美國的壓力下,1952年1月16日,日本政府發表了《吉田書簡》,明確了與臺灣方面締結和約的意向,這件事被公認為是吉田政府對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公開對抗。《吉田書簡》公布之后,中國外交部副部長章漢夫發表聲明,明確指出,“這一信件是戰敗后的日本反動政府與美帝國主義互相勾結起來,對中國人民與中國領土重新準備侵略戰爭的鐵證”,是美日政府繼舊金山對日和約之后,“又一次對中華人民共和國最嚴重、最露骨的挑釁行為”。
中國政府當時的態度和立場,一方面,堅決不承認《舊金山和約》的合法性,更沒有做在舊金山會議之后單獨與日本政府媾和的準備;另一方面,中國政府對吉田政府的批判不斷升級,表現出對吉田政府的極大不信任。在這種情況下,中日兩國已經不存在實現媾和與簽訂媾和條約的可能。
不過,從《吉田書簡》產生的整個過程來看,《吉田書簡》也只說明吉田政府與臺灣方面準備著手解決戰爭狀態問題,并不意味著正式承認臺灣方面代表整個中國。對此,在書簡發表當天日本外務省作了如下解釋:“一、書簡所說的兩國間條約并不意味著是在適用于對日和平條約第26條(加入條項)的基礎上所訂的‘兩國間和平條約’。二、并非承認中國國民政府是代表全中國的政府”。吉田茂本人在書簡發表10天后的1月26日的參議院大會上,回答咨詢時也說:“與臺灣政府間締定條約,并非即認為對方代表中國而與之締結和約,目前臺灣政府在某些地區握有統治之實權,日本系根據此種事實,謀求友善關系,而與之締定媾和條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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