數風流人物：中華先哲修身之道（簡體書）

古之欲明明德於天下者，先治其國；欲治其國者，先齊其家；欲齊其家者，先修其身；欲修其身者，先正其心；欲正其心者，先誠其意；欲誠其意者，先致其知；致知在格物。物格而後知至，知至而後意誠，意誠而後心正，心正而後身修，身修而後家齊，家齊而後國治，國治而後天下平。自天予以至於庶人，壹是皆以修身為本。．

陳生璽，漢族，1932年生，陝西乾縣人，南開大學歷史學院教授，秋霞圃書院學術委員會委員。1956年南開大學歷史系畢業，師從鄭天挺教授攻讀明清史。著有《明清易代史獨見》、《滄桑豔（箋釋）》、《清史研究概論》（合著），纂輯叢書《政書集成》（十卷本），主編《（帝鑒圖說）評注》、《張居正講評（資治通鑒）皇家讀本》、《張居正講評（大學，中庸）皇家讀本》、《張居正講評（論語）皇家讀本》、《張居正講評（孟子）皇家讀本》、《張居正講評（尚書）皇家讀本》、《張居正講評（詩經）皇家讀本》等。發表論文《清兵入關與吳三桂降清問題》、《陳圓圓事蹟考》、《明清之際的歷史選擇》等數十篇。．

陳生璽撰寫的《數風流人物——中華先哲修身之道》選擇了古代極少數杰出人物，通過敘述先賢的生平事跡，以體現他們的道德修養。意在傳承孔子思想的精髓，以天下一統的國家觀，兼容并蓄的文化觀，和而不同的交往觀，克勤克儉的生活觀，仁、義、禮、智，信的道德觀，慰藉人們的心靈。

中國古代修身理論的實踐及其現代意義
我國歷史悠久，有著極為豐富的思想文化，其優秀部分幾千年來一直起著鑄造民族靈魂的作用，至今雖時過境遷，但仍能吸納來為我們建設現代社會服務。例如，關于提高人們道德品質的修身理論就很具有現代意義。所謂修身，就是要求人們自覺地通過學習和反省，培植自己的良好品德，以適應社會的需要。由此推己及人，則需先整齊好自己的家庭，然后再去從政治理國家，使天下達到太平，即“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古時所謂的國家，最早是指春秋戰國時期諸侯的封國；天下，是指周天子統領的全中國。對此，先哲曾參在《大學》一書中，提出了一套完整的理論：三綱、八目。其中三綱是指“明明德”、“親民”、“止于至善”。是說人有一種天賦善良的德性，即“明德”，我們應該自覺地去彰明它，也就是“明明德”。這種“明德”可能因在社會生活中受到各種不正當思想或物欲的誘惑而受到污染，所以應不斷地自我更新，即“在親民”，親民也就是新民。由此而推及他人，達到最好的境地，就叫“止于至善”。他說：
大學之道，在明明德，在親民，在止于至善。
大學當時是指十五歲以上的大人之學。此即大學的宗旨，在于』灰復光明的德性，成就道德更新的民眾，以達到最完善的境地。
八目是指格物、致知、誠意、正心、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其中格物是指推究事物的道理；致知是指求得知識，包括對人天賦道德的認知；誠意是指思想意念真誠，沒有虛假；正心是指心志端正，沒有邪念；修身是指修養自身的道德；齊家是指整齊好自己的家庭；治國是指治理國家；平天下是指平定天下。其具體次序是：
古之欲明明德于天下者，先治其國；欲治其國者，先齊其家；欲齊其家者，先修其身；欲修其身者，先正其心；欲正其心者，先誠其意；欲誠其意者，先致其知；致知在格物。
也就是說要彰明自己善良的德性于天下，必先治理好自己的國家；要想治理好自己的國家，必先整齊自己的家庭；要想整齊自己的家庭，必先修養自己本身；要想修養自己本身，必先端正自己的心志；要想端正自己的心志，必先意念真誠；要想意念真誠，必先獲得知識；獲得知識，在于能推究事物的道理。這八目中，誠意、正心、致知、格物屬于思想認知方面，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屬于實踐方面，而其中最重要的是修身。他說修身是一切人立身處世的根本，“自天子以至于庶人，壹是皆以修身為本”。即從天子到老百姓，一律都要以修身作為根本。
儒家之所以提出修身這一原則，是緣于以人為本，他們認為人是社會的根本，社會上一切事情都要先從自身做起，然后推己及人。孔子提出“仁人”思想即是如此。他說“仁者，愛人”，人與人應該互相關心愛護。他又說“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自己不愿意做的事情，就不要施加于別人；“己欲立而立人，己欲達而達人，能近取譬，可謂仁之方也”，自己要立身于社會，也要使別人立身于社會，自己要通達于社會，也要使別人通達于社會，能以自身理解別人，這就是實行仁的方法了。人們的天賦本性是相同或相近的，人同此心，心同此理，所以對于從政治國者來說，無論做什么事，都應該先從自身做起，自己率先做到了，才能要求別人。因此儒家所倡導的德治思想即是指自己要以身作則，作為人們行為的楷模，發揮思想道德的教育功能，如此必能令行禁止。當然，德治并不是不要法律，而是以道德教化為主，輔之以法律，兩者相輔相成，不可偏頗。在《大學》中，他們把這種主張稱為“絮矩之道”。絮，是指衡量；矩，是指衡量東西的方形尺子，也就是說以自身為尺度去衡量別人，用這種道理去理解別人。
所惡于上，毋以使下；所惡于下，毋以事上；所惡于前，毋以先后；所惡于后，毋以從前；所惡于右，毋以交于左；所惡于左，毋以交于右。此之謂絮矩之道。
對于一個當政者來說，若厭惡在上者的無禮，就不能以此態度對待在下者；若厭惡在下者的某些行為，就不能以此對待在上者；若厭惡前面人的某些行為，就不能以此施加于后面的人；若厭惡后面人的某些行為，就不能以此對待前面的人；若厭惡右邊人的某些行為，就不該以此施加于左邊的人；若厭惡左邊人的某些行為，就不能以此施加于右邊的人，這就是以己度人的絮矩之道。也就是說不論你的地位在上還是在下，在前還是在后，在左還是在右，凡是自己不愿意或厭惡的行為，都不要施加給別人。
人們雖具有天賦的良好本性，但在后天的現實生活中，會產生各種不正當的思想和欲望，從而做出許多錯誤或罪惡的事情，修身就是要人認識這種錯誤思想的根源和行為的危害性，自覺地去克服，以恢復人自身的天性。那如何去克服呢？用“誠”。什么叫“誠”？真實無妄之謂，即真真實實，沒有虛假。先哲子思在《中庸》一書中賦予“誠”以普遍的意義。他認為人們生活的社會和看到的一切事物，都是真真實實的，也就是誠。所謂“不誠無物”，是指沒有真誠就沒有事物，所以人也應該真誠，一個人只有真誠了，才能明白道理。“自誠明，謂之性；自明誠，謂之教；誠則明矣，明則誠矣。”由誠實而達到明白道理，這是人的天性，由明白道理而達到誠，這是由于教化。誠實了，也就明白道理了，明白道理了，也就誠實了。因此誠的功用就是能夠“盡性”，即能充分發揮人的本性。能發揮人的本性，也就能發揮事物的本性；能發揮事物的本性，也就能參加到贊助天地萬物發育成長的行列中去，與天地并列而為三了。
惟天下至誠，為能盡其性；能盡其性，則能盡人之性；能盡人之性，則能盡物之性；能盡物之性，則可以贊天地之化育；可以贊天地之化育，則可以與天地參矣。
這是說能發揮人的本性，并用發揮人本性的方法去治理人，用發揮事物本性的方法去治理事物，使萬物各得其宜。
誠，對客觀事物來說，是個自在的東西，在于人們怎么去認識。人是有思想的，所以對人來說，要做到誠，并不容易。一是對人要誠實，不說假話，不做假事；二是對自己要誠實，不自欺，只有不自欺，對人才能誠。而要做到不自欺，必須謹慎地對待自己獨處時的思想，叫做“慎獨”。
所謂誠其意者，毋自欺也，如惡惡臭，如好好色，此之謂自謙。
故君子必慎其獨也。
意念真誠，不要自欺，好像厭惡污穢的惡臭、喜好美色那樣，是發自內心的真誠，所以有道德的人，必須審慎地對待自己獨處時的思想。一個人獨處時，自己想什么，總以為只有自己知道，事實上別人看自己“如見肺肝然”，就如同看到了你的五臟六腑，清清楚楚。舉例說，小人在沒有人看見的地方做了許多壞事，見到君子便遮遮掩掩，把壞事情隱藏起來，把好事顯露出來給人看，可是在別人看來，已經一目了然，掩蓋是沒有用的。因為“誠于中形于外”，你心中的意念，必然要表現出來，所以君子修身必須重視自己獨處時的意念是否真誠，不能有一絲一毫的懈怠。若有不善之念，就應立即克服，不要以為別人不知道而隱瞞下來，欺騙自己。實際“十目所視，十手所指”是很嚴厲的！要自我警惕，自覺地消除那些不善的念頭，不要存有半點茍且和僥幸的心理，這樣才能保證自己心地真誠無偽，行為事事皆善。 是故君子戒慎乎其所不睹，恐懼乎其所不聞，莫見于隱，莫顯乎微，故君子慎其獨也。
有道德的人要達到真誠，即使在人們沒有看見時，也要謹慎戒懼；在人們沒有聽到時，也要恐慌畏懼。因為人們的意念沒有比在幽暗時更為明顯、沒有在比細微時更為顯著的了，所以君子應該謹慎地對待自己的獨處。
這就是“慎獨”的觀念，它強調人不要自欺。人在面對眾人時還有幾分畏懼，但在對待自己時，往往得過且過，明知自己不對，卻自己原諒自己，所以克服自欺比克服欺人更難。許多人正是由于自欺，才開始一步一步走向錯誤的道路。
人們通過慎獨，思想意念完全達到真誠無偽時，在家對父母孝順，對兄長尊敬，對子女慈愛，這樣就能整齊自己的家庭。把自己的家庭整齊好了，才會用同樣的道理去治理國家，用孝敬父母的態度侍奉君主，用尊敬兄長的態度侍奉上級，用慈愛子女的態度對待老百姓。對老百姓如同對待嬰兒，故“心誠求之，雖不中，不遠矣。未有學養子而后嫁者也”。只要誠心去為他著想，雖然不能完全符合嬰兒的要求，也會相差不遠。沒有女子是先學會撫養孩子然后再嫁人的，其實只要有這種愛心，任何事情自然都會做好。
除了誠之外，還要有智、仁、勇。根據當時的社會情況，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主要體現在如何對待君臣、父子、夫婦、兄弟、朋友這五種關系上。君臣就廣義而言，乃是個人與國家的關系，朋友乃是個人與社會的關系。君臣有義，父子有親，兄弟有序，夫婦有別，朋友有信，稱“五達道”，即五種通行的道理。要很好地實踐這五種關系，要依賴于智、仁、勇三種德性，稱“三達德”。因為人的資質不同，若不明白這五種道理，就需要學習，即智；學習了并認真體會去除私念，即仁；發憤去實踐，不肯落后、自暴自棄，即勇。孔子說：“好學近乎知，力行近乎仁，知恥近乎勇。”喜歡學習就接近知了，用力去實踐就接近仁了，知道恥辱就接近勇了。他還特別強調了學習，“人一能之，己百之，人十能之，己干之”。別人用一倍的工夫能學會，我就用百倍的工夫，別人用十倍的工夫，我就用干倍的工夫。“果能此道矣，雖愚必明，雖柔必強。”只要能用這樣的毅力，即使愚笨的人，也能明白道理，柔弱的人，也會變成堅強的人。
知斯三者，則知所以修身；知所以修身，則知所以治人；知所以治人，則知所以治天下國家矣。
總之，只要知道怎樣修身，就會知道怎樣治理別人，知道怎樣治理別人，也就知道怎樣治理國家了。
儒家這一套修身理論，用現代話來講就是人如何提高自身的素質，以適應社會的需要，包括道德、文化、知識技能等。道德需要修養，知識技能需要學習。它的積極意義是認識到人是社會生活中的一員，個人不能脫離社會而存在，所以個人的一切生活行為必須考慮到社會。要把個人與社會看作一體，自己應該做什么，不應該做什么，要符合社會公認的行為準則，才能立身于社會。從高處講，人應該自覺地遵守各種社會道德規范，并以自身的模范行為積極地為社會做出貢獻；從低處講，人應該有一條自身的道德底線，知道什么事可以做，什么事絕不能做，由此樹立一個人生的理念。這樣便可做到“達可兼濟天下”，事業顯達時可以服務于社會；“窮則獨善其身”，處境困苦時可以潔身自好，保持自己的獨立品格而不隨波逐流。
人在社會生活中，會遇到各種問題，首先遇到的便是誠信問題，即誠實，講信用，不欺詐，說到做到。在社會生活中，人們都承認這是一條人際交往的共同準則，但相當多的人是在對自己有利或迫不得已的情況下才遵守這一原則的，也就是說部分地遵守這一原則，所以完完全全、自覺地遵守這一原則，并非易事。有些人要求別人對自己講誠信，自己卻有意或無意地欺騙別人。欺騙別人時，還總以為設計精巧，只有自己知道而別人不知道，結果被拆穿后付出了沉重的代價。所以誠信，首先要不自欺，對自己要誠實，對自己誠實了，對他人自然而然也就誠實了。故而人是否以誠對己，以誠待人，乃是立身處世的一大原則。
還有，人們遇到困難時，是否有勇氣克服；做了錯事，是否有勇氣承認，做到知過必改；在公義和私利發生矛盾時能否去除私心，做到堅持公義；面對財利的誘惑，是否可以不動心；在可取與不可取之間，能否廉潔自律而不取；面對罪惡勢力的危害能否敢于斗爭，做到不懼犧牲，凡此種種，有道德修養的人與沒有道德修養的人，大有不同。有道德修養的人，他在精神上已經筑起了一道堅固的道德防線，能夠應付各種艱難險阻；沒有道德修養的人，可能在某些困難面前畏縮退卻，在某些眼前利益的誘惑下上當受騙，同流合污，甚至導致身敗名裂。
正是基于以上原因，我們選擇了歷史上一些杰出人物予以介紹，他們注重修身，具有高尚的品德，從而在各種特殊的歷史條件下，或立言，或立德，或立功，做出了卓越的貢獻，成為中華民族的中流砥柱；也正因其擁有的光輝業績和典范行為，他們成為千萬人學習的楷模，影響著一代又一代人。
例如漢代的張良，助劉邦反秦建立漢朝，立有大功，劉邦大封功臣時要他自擇封地三萬戶，他謝絕了，只請將他當初參加起義時的留地封給自己，為留侯，食一萬戶；在劉邦為了加強君主專制而誅殺功臣時，他不愿意助紂為虐，便主動提出了“愿棄人間事，欲從赤松子游耳”，退出政局。這反映了他淡于名利，能拿得起，也能放得下，功成身退的道德情操。這在熱衷于名利的人，是絕難做到的。
又如司馬遷，因替李陵說了幾句公道話，被漢武帝處以腐刑，他之所以忍辱茍活，并不是懦弱，而是鼓起勇氣迎接這一命運的挑戰。他說：“恥辱者，勇之決也，立名者，行之極也。”他以發憤著《史記》的成就，名垂青史，洗雪了自己的恥辱，這乃是道德修養上的“知恥近乎勇”。
又如東漢時期的宋弘，隨劉秀起兵，官至大司空，劉秀想把寡居的姐姐嫁給他，劉秀說：“貴易交，富易妻，此人之常情。”宋弘則回答，“臣聽說，貧賤之知不可忘，糟糠之妻不下堂”，婉言拒絕了劉秀的美意。這說明富貴并不能改變他的心志。
又如東漢時的楊震，到東萊任太守時，過去提拔的昌邑令王密夜半懷十斤金送他，他不收。王密說：“暮夜無知者。”楊震則很嚴肅地說：“天知、地知、我知、你知，何謂無知？”王密只得慚愧地懷金而去。在楊震看來，凡是自己知道的事情，別人也會知道，說別人不知道那是自欺欺人，這說明楊震在修身方面能夠慎獨，誠實而不欺騙自己。
從這些簡單的例證我們可以看出，古代這些杰出人物，在特定的時代，他們能夠沖出當時的人情世俗觀念，卓然獨立，沒有堅定的人生理念和道德修養是做不到的，我們應該從他們的生平和事跡中得到一些啟發，借鑒和吸取那些有益的成分，以補充我們在道德修養方面的缺失。雖然現在我們強調以法治國，但并不是不要道德，道德和法律是各有不同作用的。法律是人行為的底線，有強制性，違反了就要受到懲處；道德則要求人們自覺遵守社會行為，它能起法律起不到的作用。可以說，法律只是禁止人們為惡，道德則是勸導人們為善，防患于未然，它是治本的。所以一個良好的社會，必定既是一個法治的社會，也是一個德治的社會。對于個人來說，做一個有道德的人，才是真正獲得了思想自由的人，因為他自覺遵守社會法律，自覺遵守社會道德規范，完全是出于他自覺的認識，而不是受到別人的強迫命令。社會愈發展，人的認識能力越強，人們的自由程度也就越來越大。所以對于今天的我們來說，在經濟快速發展、人民生活逐步提高的過程中，應該不斷提高自身的道德水平。中國古代提倡修身的那一套辦法很有實際意義，值得我們學習，并在學習的過程中進行反思。
由于自身水平有限，我們只選擇了古代極少數杰出人物，通過敘述先賢的生平事跡，以體現他們的道德修養。敘述不當和理解錯誤之處，在所難免，敬希讀者批評指正。有興趣的讀者，則可根據我們引證的資料作進一步的探索，以便了解這些杰出人物的歷史原貌。
陳生璽
于天津南開大學寓所

運籌帷幄、功成弗居的張良政稱畫一、居乃非泰的蕭何忍辱負重、發憤著作的司馬遷所居民富、所去見思的龔遂不棄糟糠、拒娶公主的宋弘窮且益堅、老當益壯的馬援愛人及物、德及禽獸的成湯、魯恭、法雄敬畏四知、恪守三不惑的楊震父子鞠躬盡瘁、死而後已的諸葛亮克盡孝道、不阿權貴的王祥改過自新、建立功勳的周處聞雞起舞、志複中原的祖逖愛惜分陰、憂勞興國的陶侃剛明清肅、善惡尤分的王猛婞直之節、決不賣論取官的范縝清簡守法、直道守常的房彥謙與善建嘉謀的房玄齡《顏氏家訓》——塑造民族脊樑和家族靈魂在理致治、為人所思的韋景駿精忠報國、不愛不惜的岳飛丹心履善、正氣浩然的文天祥以“獨行不愧影”訓誡諸子的蔡元定本之以德政、輔之以威刑的劉伯溫好學不倦、倡修“太平製作”的解縉敏而好學、守死善道的方孝孺以社稷為重君為輕、保衛京師的于謙大義斥奸、殺身益國的楊繼盛明斷是非、反對鄉願、敢於犯上的海瑞道、德、仁、藝，俱兼群美的劉天和求精責實、致力於富國強兵的徐光啟管、鮑，灌、竇及顧炎武論“朋友之交”師生傳承、經天緯地的思想家黃宗羲強調修身、專為治事的唐甄．

克盡孝道、不阿權貴的王祥
我國的傳統道德中有忠和孝，忠就是忠于國家。但由于君主自稱“朕即國家”，他就代表國家：所以后來人們便把忠完全曲解為忠于君主，實際上這是非常片面和有害的。孝就是孝順父母。什么是孝呢？孔子說：“父在，觀其志；父沒，觀其行；三年無改于父之道，可謂孝矣。”意謂父親在世的時候，要看他的志向；父親死了，要看他的行為。三年（指一個較長的時期）沒有改變父親的教導，這就是孝了。子游問孝，子日：“今之孝者，是謂能養。至于犬馬，皆能有養。不敬，何以別乎？”意謂現在所謂的孝，說能夠養活父母就夠了，至于犬馬都能得到人的飼養，假若不尊敬，那養活父母和飼養犬馬有什么區別呢？所以中國孝道的基本思想就是：生活上恭敬地贍養父母，接受父母的正確教導，不辜負父母的養育之恩，不做有違父母意愿的事。過去民間流行的所謂“二十四孝”，就是集合了中國古代二十四個典型的孝子事例，但其中附會了許多迷信和封建糟粕，故嚴重歪曲了中國的孝道思想。“二十四孝”中有晉代的王祥。王祥究競是怎樣一個人？我們應該根據歷史事實，還他本來面目。
王祥（184—268），字休征，山東瑯琊臨沂（今山東臨沂）人，西漢宣帝時博士諫議大夫王吉之后。王吉（？—前184），字子陽，在當時頗有令名。王吉少年時在長安讀書，東鄰有一棵大棗樹垂于院中，王吉的妻子取棗給王吉吃，王吉知道棗的來歷后就把妻子休了。東鄰聞知此事，便要砍伐棗樹，鄰里便勸東鄰不要砍伐，同時請王吉把妻子招回。王吉把妻子招回后，里中為之語日：“東家有樹，王陽婦去。東家棗完，去婦復還。”可見王吉為人律己之嚴。
王祥的祖父王仁曾任青州刺史（今山東淄博），父親王融，朝廷多次征召，都避辭不就，居家務農。王祥年少時，非常孝順。母親早喪，繼母朱氏毫無慈愛之心，經常在父親面前說王祥的壞話，使王祥失愛于父。父親經常讓他去打掃牛棚，他都小心謹慎地聽從。父母有病時，他衣不解帶，晝夜侍候，每次侍奉湯藥，都要親自先嘗一下。一次，繼母想吃生魚，時值寒冬，河水結冰，王祥便脫掉衣服，準備下水取魚，突然一塊冰裂，跳出兩條鯉魚，王祥便高興地拿回家去孝敬繼母。一次繼母想吃燒黃雀，正巧有數十只黃雀飛入王祥帳中，王祥便拿去奉給繼母。這幾件事在鄉里傳播開來，一些人便認為這是王祥孝心所感，有神靈相助，“臥冰求鯉”的故事就是由此附會而來。王祥家有丹萘樹，結果后繼母讓他看守，每有大風雨來，王祥怕風搖果落，便抱樹而哭。可見一個失去母愛的孩子，要得到后母的歡心，是多么不容易啊！父親去世后，正值漢末大亂，王祥為了避亂，便攜帶繼母和弟弟逃到廬江（今安徽廬江），隱居二十年，不應州郡之召。繼母去世后，在家居喪守禮。當時曹操已統一北方，三國鼎立之勢已經形成，他的家鄉屬魏國境內。曹丕延康年間，徐州（今江蘇徐州）刺史呂虔征王祥為別駕（刺史屬官），協助管理政務，王祥辭而不就。后經弟弟王覽勸說，才坐著一輛牛車前去應召，很受呂虔重用。當時徐州局面混亂，寇盜充斥，人民苦不堪言。王祥很有才干，身先士卒，進行整治。不久，徐州境內恢復平靜，政令教化大行，時人歌之曰：“海沂之康，實賴王祥，邦國不空，別駕之功。”
東漢實行征辟制度，選拔人才由州郡向朝廷推薦后再行任用，孝順廉潔之士稱日“孝廉”，才能俊秀之士稱日“秀才”，郡舉“孝廉”，州舉“秀才”。王祥被徐州舉為“秀才”，升任溫縣（今河南溫縣）令，至魏齊王曹芳時（240—254）累官至大司農，中二千石，為朝廷九卿之一。曹魏政權自明帝曹睿去世之后，皆少主即位，政歸司馬氏（即司馬懿、司馬師、司馬昭）。嘉平六年‘（254）曹芳被廢，高貴鄉公曹耄即位，王祥因參與定策功，遂晉爵關內侯，拜光祿勛，轉司隸校尉，負責京畿軍政事務。正元二年（255），鎮守壽春的鎮東將軍貫丘檢和揚州刺史文欽，因不滿司馬氏專權起兵反叛，王祥因隨征貫丘檢，增祿邑四百戶，遷太常，封萬歲亭侯，位至三公。高貴鄉公曹耄年幼好學，頗有自立之志，經常親幸太學，與博士官講論《詩》、《書》、《禮記》，評論歷代帝王優劣。甘露三年（258），以王祥為三老、東漢大儒鄭玄之孫鄭小同為五更。老是指年高，更是指經歷世事，東漢時曾置三老五更于太學，以示尊養年高德劭之人，以崇尚教化。高貴鄉公便經常向王祥請教關于君王治理國家之要，王祥也以師道自居予以回答。他說：“昔者明王禮樂既備，加之以忠誠，忠誠之發，形于言行。”即一個國家建立了禮樂制度之后，關鍵是人君要身體力行并赴之以忠誠，見之于言行。高貴鄉公很尊重他，以師禮相待。
曹魏政權是篡奪漢獻帝政權而來，司馬氏也步曹氏后塵，在一步一步地篡奪曹魏政權，高貴鄉公雖為皇帝，實際形同傀儡。甘露五年（260），大將軍司馬昭進位為相國，封晉公，加九錫。九錫是古代帝王尊賜大臣的九種禮器，是一種殊禮，封公加九錫是公開要篡位的表示，過去王莽、曹操、曹丕都采用過這種辦法，所以高貴鄉公十分恐瞑，心知自己即將面臨被廢殺的危險。他說：“司馬昭之心，路人所知也，吾不能坐受廢辱。”于是決定孤注一擲，親率宮廷侍衛聲討司馬昭，但由于寡不敵眾，被司馬昭親信成濟所殺，刃由胸出背，死于馬下，時年二十歲。見此慘狀，王祥痛哭流涕，聲言“老臣無狀”（輔導沒有成效），群臣皆有愧色。當時高貴鄉公是皇帝，司馬昭是臣下，故高貴鄉公被殺，乃是以臣弒君。由于王祥年高望重，司馬昭為了籠絡人心，不得不表面上對他表示尊重。司馬昭隨即又殺了成濟，另立曹丕的弟弟燕王曹宇的兒子曹奐為魏帝，改元景元（260），晉王祥為司空，轉太尉加侍中。王祥雖有很高的地位，但無任何實權，一切大權都在司馬昭手中。咸熙元年（264），司馬昭晉爵為晉王，封十郡，準備篡位做皇帝了。當時阿附司馬氏的司徒何曾、司空荀頡，約王祥同去拜見司馬昭。荀頡說：相王（指司馬昭）地位尊貴，前些天司徒何曾與同朝其他官員去參拜了，今天我們也應該一起去參拜。王祥說：相王地位實為尊貴，但他是魏國的宰相，我們是魏國的三公，公與王相只差一級，班列相同，哪里有天子的三公去拜別人的呢？這樣做既有損于魏國的聲望，也有損晉王的品德。君子愛人應依據禮法，我不會這樣做。最后不得已還是去了，但見了晉王之后，茍頡行屈膝而拜的大禮，王祥只是拱手作揖而已。司馬昭見此情形也只好認可說，今天才看到您對我的重視！在當時那種情勢之下，王祥此舉最大限度地保持了自己人格的尊嚴。
咸熙二年（265）八月，司馬昭死了，由他的兒子司馬炎繼位晉王。十二月司馬炎迫使魏帝曹奐禪位于他，是為晉武帝。曹奐則由皇帝降封為陳留王。魏國臣僚都轉變成了晉朝的臣僚，司馬炎為了鞏固自己新朝的地位，除了大封同姓之外，對原來的官僚加官晉級，王祥拜為太保，晉爵為公。王祥以年老請辭，不許。后免官，以公位在家中頤養天年，并賜予幾杖，準許其可以不參加朝請，讓他的兒子給事中王肇定省起居。泰始四年（268）四月，王祥病逝，年八十五歲。病重時他曾著文遺訓子孫，他的喪事要從儉，以禮而行，并教育子孫為人處世要堅持五項原則：言行相符，信；推美引過，即拒絕美譽，承認過失，德；揚名顯親，孝；兄弟宗族和睦，悌；面對財產的取予要讓。他說：“夫言行可覆，信之至也；推美引過，德之至也；揚名顯親，孝之至也；兄弟怡眙，宗親欣欣，悌之至也；臨財莫過乎讓：此五者，立身之本。”王祥死后，前去吊喪者多為朝廷賢臣或親舊故吏，沒有其他庸雜人員。
王祥的弟弟王覽，為繼母朱氏所生。王覽幼小時看到哥哥被捶打便相抱而哭，成年后，又勸諫母親不要虐待哥哥。朱氏每次不懷好意地支使王祥時，王覽便與王祥一起去；朱氏虐使王祥的妻子時，王覽的妻子也趕忙一起去。父親死后，王祥在鄉里有了一定的名聲，朱氏便更加嫉恨，偷偷在酒中放毒，企圖毒死王祥。王覽知道后便自己先去取酒，王祥懷疑有毒便去爭奪，王覽不給，朱氏怕毒死自己的兒子，就匆忙前去奪回。自此以后，凡朱氏給王祥的飯食，王覽必親自先嘗，朱氏怕毒死王覽，便停止了這種惡行。由此，王覽亦獲得了很好的聲譽。王祥仕進時，王覽應本郡之召，先為司徒西曹掾，后為清河太守，累官至大中大夫、宗正卿等職。咸寧四年（278）卒，年七十三歲。東晉名相王導就是王覽的孫子。
從王祥的事跡可以看出，孝道是人們親情的一種普遍道德，孝于親，必然和于家。家庭是社會的細胞，家庭和睦了，不僅有利于社會關系的融洽，也有利于自身事業的發展。故從中華民族傳統道德而言，孝順乃齊家之本。
（陳生璽）
P78-8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