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民黨特務活動史(全二冊‧修訂本)（簡體書）

《國民黨特務活動史》分為上下兩冊，在第一版基礎上修訂而成，對國民黨特務組織在中國大陸的整個活動史進行了細緻的梳理和生動的記述。全書用了大量原始史料，全面客觀地論述了國民黨的特務組織之源起、發展及其活動，直到抗戰勝利後在大陸的沒落結束的歷史。全書融思想性、知識性、趣味性、文獻性於一體，文筆嚴謹而生動，不僅還原了歷史的本來面目，而且拓展了民國史的學術研究範圍。．

馬振犢，江蘇南京人，現任中國第二歷史檔案館副館長，研究館員，享受國務院特殊津貼，系江蘇省有突出貢獻的中青年專家，江蘇省“333高層次人才培養工程中青年科學技術領軍人。主要研究領域為民國檔案與民國史，出版有《國民黨特務活動史》、《蔣介石與希特勒——民國時期中德關係研究》等12部學術專著，發表論文90餘篇。．

《國民黨特務活動史(套裝上下冊)》是一部關于國民黨特務組織及其活動歷史的研究專著，在全面梳理海內外史料、親歷者回憶資料基礎上，系統論述“中統”與“軍統”組織的源起、發展及改組的過程，生動描繪國民黨特務組織活動的細節，忠實還原隱晦最深的歷史真相。
馬振犢先生現為中國第二歷史檔案館副館長、研究館員，長期從事國民黨、民國史研究。《國民黨特務活動史(套裝上下冊)》由他精心考證，歷時十年著成。2008年3月由我社初版后，受到廣大讀者青睞，并獲得南京市第十次（2007-2009）哲學社會科學優秀成果一等獎。2010年12月，臺灣靈活文化事業有限公司在島內出版繁體版。此次再版，作者根據最新史料增補了若干新內容，對部分內容進行了修改；我們訂正初版訛誤，重排體例，分上、下兩冊出版。

張憲文（南京大學中華民國史研究中心主任）：這部著作是作者對國民黨特務組織歷史活動一次初步的嘗試性研討。作者歷時十年，在廣泛而用心地搜集了國內外相關材料的基礎上，寫出了這部書稿，這在國內史學界而言是對國民黨特務組織及其活動歷史的一次比較嚴肅的學術梳理，其學術價值和意義是值得肯定的。在寫作過程中，作者經過多年悉心查閱，搜集運用了海峽兩岸保藏的散布在開放全宗內的有關檔案資料，并遠赴英美等國查閱檔案，是一部運用檔案于特務史研究的作品。

上 冊第一章 國民黨特務組織之產生背景第二章 國民黨特務組織之源起第三章 抗戰前的國民黨特務組織及其活動（上）第四章 抗戰前的國民黨特務組織及其活動（下）第五章 抗戰初期國民黨特務組織的急劇發展第六章 抗日殺奸第七章 對日偽的鬥爭和利用下 冊第八章 抗戰中期的國民黨特務工作（上）第九章 抗戰中期的國民黨特務工作（下）第十章 中統對中共南方地下黨的大破壞第十一章 “ 兩統組織的對蘇對英合作第十二章 軍統的對美合作——中美合作所第十三章 抗戰勝利前夕軍統組織的活動第十四章 抗戰勝利後國民黨特務組織的沒落第十五章 國民黨特務組織在大陸活動的結束結 語後 記本書主要參考資料．

上冊
“特務”的定義辨析及其歷史回顧
特務組織及特務政治的發達，依賴于內外兩方面的因素，外因方面正所謂是“亂世出梟雄”，統治者面對紛紜時局與眾多對手，急欲借助非正常的組織與手段來搜集各方面資訊，并以“快刀斬亂麻”及“黑、準、狠”的手段來打擊政敵，以高效地維護其統治地位，這是一般正常的民主社會政體下不需要和不可能存在的；在內因方面，則是出于統治集團主要是最高統治者的獨裁與暴力統治思想，以及對暴力強權執政手段的篤信。
歷史證明，如果一個最高統治者，哪怕他是一個封建皇帝，只要他有一點開明思想，懂得民眾能夠“載舟覆舟”的道理，都不會感興趣并乞靈于特務統治，只有行將沒落的統治者，才會熱衷于使用這種人類社會最黑暗的統治手段并將之奉若神明。
但魯迅先生說過：“搗鬼有術，也有效，然而有限，所以以此成大事者，古來無有。”這句話恰恰點明了特務政治的特征。古往今來，沒有一個腐朽的政權是能夠依靠特務統治來挽救其敗運的。統治者企望于恐怖暴力與屠殺的效用只能是飲鴆止渴，其結果或可使之茍延于一時，但其暴虐行為卻從根本上動搖了其賴以生存的民心基礎，使之更迅速地走向徹底崩潰。普行特務統治是制造人民與統治當局相對立的最有效而迅速的手段，是把民眾推向絕境而使之不得不奮起反抗的“催化劑”，此所謂物極必反。
蔣介石對特務的要求
蔣介石曾于1935年1月1日在杭州對調查統計局特務人員公開發表過一篇訓詞，題目是《特務人員之基本修養》。在這篇講話中，他毫不客氣地說：“有兩點最重要的意思要吩咐你們：第一，必須絕對服從命令；特務工作人員，就是領袖的耳目，你們所到的地方，就是領袖耳目所及的地方。你們如果不實實在在盡心盡力去工作，領袖的耳目，就失去了聰明，革命事業的進行，便會發生障礙。所以你們做耳目的人，務必要遵照首腦的意旨，慎重周密的去進行一切，因此你們工作上最要緊的條件，就是絕對的服從主管的命令，除服從命令之外，沒有你們個人意志的自由……你們特務工作就是領袖的耳目，換句話講，就是領袖所用的革命工具。做工具的人，只有死心塌地的絕對服從主管的命令，隨時準備為領袖犧牲自己的一切，主官要你們死就死、要你們活就活，絲毫沒有你們抉擇的余地。第二，不許自作主張：你們特務工作人員既然是領袖的耳目與工具，只以絕對服從為天職，自己的生命身體，都已經完全貢獻于領袖，那么，個人的意志，當然更不待說是沒有絲毫的自由了。尤其是對于政治方面，不能在領袖主張之外，自己做一點主張……你們務必要以領袖或團體的主張為主張，以領袖或團體的意志為意志，才是忠實的革命者，唯能如此，才能推動革命事業以底于成功。”
蔣介石的這番講話充分體現了他對特務組織的定性與認識，即特務組織是其“耳目與工具”，并且是要完全俯首聽命的“御用奴才”，其地位是可想而知的，由此看來，蔣介石對特務的評價也不高，懾于內外壓力，蔣對特務是既要用之而又要限制，把他們培養成百分之百唯命是從的打手與奴才，這一點是無疑的。
下冊
軍統晉東南站的活動
對山西太行山基地，戴笠甚為重視。1937年6月南口抗日戰役進行之時，他便下令成立了軍統局晉綏察區，派李果諶為區長赴太原，負責晉豫冀三省情報工作。山西淪陷后，他與第十三軍軍長湯恩伯商定，授予李果諶十三軍游擊司令名義，設司令部于太行山，聯絡晉豫冀三省民間武力共同作戰。由于二戰區對軍事指揮權的異議，李果諶最后只得交出部隊給冀察游擊司令孫殿英及河北民軍總指揮張蔭梧指揮。
1941年5月，軍統山西情報組被日偽破壞，捕去七十余人，組長郭秀峰及關清華、張立君等被殺。為恢復山西情報工作，戴笠再派喬家才在駐軍二十七軍軍長范漢杰協助下，成立了軍統局晉東南站。
1941年冬，喬家才自重慶攜帶電臺，召西安、洛陽站十人共去組建晉東南站。胡宗南發表其為第二十七軍軍部參謀處副處長、設計委員會視察委員，以便開展工作。當時駐地國民黨軍的諜報組織很差，喬家才決定重建，在范漢杰支持下，從開設短訓班培訓各師情報員開始，又調解了當地駐軍與地方“聯莊會”的矛盾，同時擴充了軍統在晉東南之組織。他們把重點放在破壞敵軍通信上，曾在一夜內拆毀了長治、高平、晉城三縣全部電話線，運回太行山，架起了二十七軍軍部至新五軍及各縣政府的電話。日偽軍為此氣急敗壞，嚴責民眾看守修復好的線路，并在電線桿上綁上手榴彈，桿下埋地雷以防止之。日軍還以飛機空投一信給范漢杰軍長，以很和緩的口氣寫道：“中央軍不應有此行動，希望以后不要再來破壞。”
軍統晉東南站在1941年6月至12月中，據稱共襲敵據點三十余處，斃日軍一百一十人。1942年喬家才離開晉東南，調任財政部緝私署陜西緝私處處長。
抗戰勝利后的“搶收”與“劫收”（部分）
國民黨特務組織在抗戰勝利后的接收中，利用他們先入為主之便，充當了急先鋒的角色。僅以上海為例：軍統在上海劫收了敵偽及市民的多少財產，現已無法精確統計，但他們的貪腐行為在社會上已經造成了惡劣的影響，當時上海民間將進入城市的“忠義救國軍”、“別動軍”軍統武裝噱稱為“穿山甲”。當時阮清源、郭履洲等忠救軍各縱隊、毛森總隊等如餓虎入市，將汪偽76號特工總部的全部財產，以及各大小漢奸的私產席卷一空，然后又擴大到各相關工廠企業、洋樓、銀行、醫院，無所不要，甚至為達攫取目的不惜敲詐綁票勒索，其中他們最看重汽車、洋房和金銀珠寶古物。上海人驚呼“強盜坯來了”。［13］這種狀況當然已被當局所了解。8月30日，中國戰區陸軍總司令部副參謀長兼南京前進指揮所主任冷欣，在報告京滬接收工作致陸軍總司令何應欽的電文中說：“南京秩序，已漸安定；惟仍大多數機構（特工分子）自立名義，強收房屋及機關，已設法查禁。”9月1日，芷江陸軍總部電復：“據戴笠電稱：‘忠義救國軍阮清源，系去年12月，業經委座核準其所部八千人開抵上海近郊大漕河，已轉飭靜待本部命令，方能開入市內；又據報各方面在滬人員，多有軌外行動，請轉電嚴令制止，等語。’查該忠義救國軍非指定之受降部隊，應轉飭不可進入上海區；并對我各方面工作人員嚴令約束，特電遵照！”冷欣收電后直接去電戴笠：“近以日寇投降，我國軍大部尚未開入陷區之前……抑且各雜色部隊以及地方痞棍，亦皆聞風而起，甚有假借名義強占民居，妄繳槍械，綁架勒索，無所不為！以致京滬一帶城市，內外秩序，頓遭破壞，造成極度恐慌現象，輿論沸騰，閭里騷然！若不迅予遏制，后患殊堪憂慮。茲擬懇請我兄遴派能以統率多方面之人員，克日前來鎮懾，借資維持地方秩序。”戴笠無奈之中，只好將被控最多的阮清源關押起來。特務武裝的“劫收”進而引起了蔣介石、宋子文等人的出面干預，說明其所作所為已實在過分。在蔣介石的命令下，戴笠無奈交出了一大批贓物。
其后，在軍統局總務處長沈醉清點總數時，尚保留有汪偽特工總部的全部財產、敵產東方漁業公司及四十艘機動漁輪、一家大型鋸木廠、一家三合板廠、日本東方經濟研究所及其附屬的東方圖書館等全部財產、日本海軍在江灣新建的俱樂部全部財產，還有十多個倉庫的物資與大量的建筑材料。這些企業后來都歸軍統局所有，以其利潤為軍統局提供經費開支。
戴笠到滬不久的中秋節那天，請一些經過“策反”的漢奸頭目及軍統上海各單位組長以上人員到杜美路宴會，赴宴的五百余人，幾乎每人都乘坐自備小汽車前往，汽車停滿了附近四條馬路。戴笠看到這種場面，也大吃一驚。他為避免引起外界的議論，宣布命令，今后集會除少數負責人外，其他人所乘汽車一律不準停放在辦事處附近。
軍統干部們搶奪的洋房也為數不少。程克祥、彭壽一伙搶占了余慶路公寓、淮海路花園洋房兩座及江蘇路、五原路、長樂路等處的十數處高級住房；毛森將在法租界貝當路的公館變成了自己的私產；“忠救軍”第四大隊長和副大隊長占據了孫耀東愚園路和淮海路的花園洋房；阮清源則由上海市偽經濟局的一名科長為他弄到了華山路600弄的一座洋房。這些無識之徒，只顧搶收，許多珍貴物品和資料竟毀于他們手中。新亞藥廠是一家有相當規模的制藥廠，其圖書館收藏的一批珍貴藥書和制藥方面的國外資料，竟被他們在劫收中銷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