意外多重奏：STS如何重組真相

專家閃開、柯南讓位
STS分析法告訴你真相永遠不只一個

STS不是CSI，但同樣能在事件現場，發掘隱藏的線索，帶領你踏上尋求真相的旅程。

空難事故、BMI指數、拼裝車上路、有機溶劑中毒、子宮頸癌疫苗、發展遲緩，這些名詞，聽起來似乎離我們很遙遠。但，不懂飛安，就不能判斷空難的原因嗎？BMI數值，是唯一可以正確測量健康的依據？拼裝車被指正為不安全的交通工具，真的有比一般汽車危險？工廠員工有機溶劑中毒，到底誰該擔負責任？不注射子宮頸癌疫苗，罹病機率就會增加？發展遲緩的原因，真的是父母太寵？

當這些問題浮出抬面的時候，我們總在第一瞬間選擇相信「專家的話」，相信這些涉及科學與醫療的專業領域，專家能夠為我們分析利弊得失，告知我們一條應該選擇的道路。可是，誰來保證專家是否每個面向都能瞭解？誰又能證明專家的解決之道就一定是最好的？

當空難的原因被證實從民航局到航空公司，都有漏失；BMI的健康評斷標準背後牽涉藥廠利益；拼裝車的車禍機率遠低於一般汽車；工廠的溶劑污染，從企業到政府皆有責任；子宮頸癌疫苗的效用，走出實驗室之外還有待驗證；發展遲緩，與新生時的體重息息相關。這些研究結果，證明了所謂身處科學與醫療之中的專家，依然有其疏忽的部分。而我們對於問題的判斷，已經不能單純藉由專家來輔助。

STS要彌補的正是這個部分，當科技與醫療忽略社會網絡對它們造成的改變、一般民眾也希望能擁有更多站上專業談判桌的知識，STS分析法則點出問題的環節，讓意外盡可能在事先做出預防，並且也讓我們擁有更多與專家對話的力量。

本書即是由一群抱持熱誠的STS學者合著，希望藉由這本書告訴大家，STS分析法不僅不難，學會之後還非常好用。當我們讀完這本書，可以丟開「專家才是權威」的印象，拋棄行家、推走柯南，自己化身偵探，分析每一個與我們息息相關的事件！

本書特色

★ 拋開落落長的說教，直接從意外現象入手分析，讓你不必為了讀學術理論而頭昏眼花。
★ 全書皆為台灣本土案例，在地化+生活化，讓你與STS溝通零距離。
★ 看膩了一般論調？覺得大家想得都差不多？STS不僅告訴你一般人怎麼想，還用STS方法破解一般人的想法，顛覆傳統、超越思考，這才是STS精神。

編者簡介
王文基

劍橋大學科學史與科學哲學博士，目前任職國立陽明大學科技與社會研究所。學術興趣為醫學史，科學史與科技研究。閒暇時喜好觀看犯罪偵察影集，閱讀偵探小說，同時極其努力地向自己及家人證明歷史研究與偵察兩者實際上在知識論與方法論上具有高度的相關性。

王秀雲

威斯康辛大學麥迪遜分校科學史博士，副修婦女研究。目前任職國立成功大學醫學系及STM（醫學科技與社會）研究中心。學術興趣為醫學史、性別與科技及性別與婦女史。與愛好和平的人類學家共居，家中有兩子。若有難得的閒暇時間則喜歡看書、煮食及與小孩一起講故事。

郭文華

麻省理工學院科技與社會研究所博士，服務於國立陽明大學科技與社會研究所。自小不是大偵探，卻好奇好問，從東亞追到台灣，從家庭計畫尋到生技製藥，從大學跟到醫院，在醫療與社會領域裡挖掘科技與社會的線索。

作者

王秀雲 國立成功大學醫學系及醫學、科技與社會研究中心副教授
林文源 國立清華大學通識中心副教授
林宜平 國立陽明大學科技與社會研究所副教授
邱大昕 高雄醫學大學醫學社會學與社會工作學系副教授
陳信行 世新大學社會發展研究所副教授
陳政宏 國立成功大學系統及船舶機電工程學系副教授
陳曉齡 凱斯西儲大學（Case Western Reserve University）歷史系博士生
郭文華 國立陽明大學科技與社會研究所副教授
曾凡慈 輔仁大學社會學系助理教授
楊弘任 國立陽明大學科技與社會研究所助理教授
鄭斐文 東海大學社會學系助理教授
戴東源 國立清華大學哲學研究所博士後研究員
羅士翔 律師／台灣油症受害者支持協會理事

專業推薦：(按筆畫順序排列)

林崇熙 雲林科技大學文化資產維護系教授
吳嘉苓 台灣大學社會系副教授
陳瑞麟 台灣科技與社會研究學會理事長
傅大為 陽明大學人文與社會科學學院院長
楊倍昌 成功大學微生物及免疫學研究所教授
盧孳艷 陽明大學臨床暨社區護理所教授
瞿海源 中央研究院社會學研究員

STS打開科技的黑箱，揭露了科技就是一種政治。─林崇熙 雲林科技大學文化資產維護系教授

這些迷人而驚奇的STS案例，翻轉我們對於科技的了解，指引科技社會的新境地。─吳嘉苓 台灣大學社會系副教授

中央研究院社會學研究員 瞿海源

「科技與社會」這個新興的領域不只是在探究科技和社會的關係，更是具有批判力的學術的社會運動，以多學科開創性的深廣的研究，卸除專家迷思及政治經濟社會加諸科技的約制。在國內，近年來快速興起有關科技與社會的研究，成果斐然。本書就解析了台灣幾個重要的與人們切身有關的問題，如空難、海難、肥胖、癌症等等。研究者全面深入探究相關問題，提出銳利而嚴謹的論述，釐清了問題癥結所在，讓讀者對有關問題有完整而不落窠臼的新的理解。

關於STS的幾個Q&A，又或者是使用手冊……
王文基 VS . 行人

拿到書的時候，我們看見書名有STS這個詞，但其實我們跟STS並不熟，請問什麼是STS？

與其說要定義STS是什麼，還不如說，STS學者共享某種態度或立場。嚴格說起STS不是一門學科，而是一個領域。不同的學者對STS有興趣，源自不同的理由。我個人以為，這群人之所以被STS吸引，主要是我們身處在一個高度科學化的社會，生活周遭的許多事情都與科技、醫療有關。

然而這類事情長久以來都是由所謂的「專家」處理，但也因此引發了不少問題。既然科技與日常生活關係非常緊密，STS學者希望從有別於主流「專家」的角度看事情（不過許多STS學者也有理工、醫學的背景），籠統地說這包括科技在現代社會具有的意義，社會與科技兩者間的相互影響。這大概是STS學者最主要的關切點。

令人好奇的是，似乎很少聽過人提及STS如何產生，究竟STS出現於什麼樣的社會背景之下？

整個脈絡有點長。不過相當簡單的版本是，第二次世界大戰將核能用於戰爭，戰後將化學藥劑大量使用在農業之上等現象，使得1950、1960年代許多學者對現代科技的發展有所保留。同一時期，國際間也爆發許多政治與社會運動（如反戰、民權、學運、女權、消費者運動）等。當時社會瀰漫著一股反體制的風潮，許多主流價值被挑戰。原本大家覺得科學、技術與醫學是現代文明帶給人類最好的東西，然而後來很多發展證明其實不盡然如此。

一些學者們便從不同的角度（如哲學、歷史、社會學、人類學、政治科學等）探討科技在現代社會的發展，其具有的意義，以及如何實際面對這個新興的狀態。

剛才提到STS是從哲學、歷史、社會學、人類學等角度來看社會，那麼，STS與傳統社會學的差異在哪？

面對越來越高度發展的科技社會，STS的學者反思，傳統學問的解釋力道是否還足夠？比如說十九世紀便誕生的社會學，基本上處理的是人類社會的構成、發展與性質，長久以來關切的比較是階級、種族、性別等社會結構的議題。就自身的發展，社會學比較難直接觸碰科技的部分。社會學家更關心的是人與人的關係，人與社會的互動。相較之下，STS更強調科技與社會的緊密關連，更願意瞭解科學、技術、醫療的內容。

當然，這也不代表STS與社會學兩者涇渭分明。國內外有許多優秀的STS學者，同時也是很好的社會學家。與其說我們想要在STS與社會學（或其他相關領域，如歷史，哲學，政治科學等）間清楚地畫界，還不如說我們可透過領域間的交流，相互認識與激盪，從對方吸取更多的養分。

承接前面的問題，剛才有說STS的產生源於二戰後，那麼在台灣呢？又是什麼社會背景促成發展的？

這個其實有點複雜，每個人的看法也不盡相同。根據我個人粗略的觀察，STS大概是十多年前由幾位朋友引進國內，各有自己的歷史，以及承繼的學術理路。但這恐怕同時也跟台灣當時的政治氛圍，特別是社會轉型的過程相關。相當簡化地說，有點像是解嚴後，有很多東西都被挑戰，其中也包括西方理性的價值，以及台灣專家政治的文化。

另外也蠻有趣的是，一開始台灣學界對STS感興趣的多是歷史學家、哲學家，比較關心的是與「科技研究」（Science Studies或Science and Technology Studies）相關的一些議題。可是STS本身打破權威、批判主流觀點的立場十分鮮明，因此後來已經不只是傳統研究科技史、醫學史、科學哲學的朋友感興趣，越來越多從事當代研究的社會學、人類學、政治學、公衛學界的朋友也陸續加入STS的行列。

後者更強調的是理解科技與社會的互動，以及積極地構思他們的研究如何能夠改變社會（Science, Technology and Society）。

STS聽起來似乎跟整個社會研究很有關係，那麼，知道STS，對於我們的人生有什麼幫助嗎？

就像我剛剛講的，現在社會上科學、技術、醫學議題與問題層出不窮。不管國內外，面對此類問題目前都還比較是理工生醫等訓練背景的人在討論與處理；碰到科技災難與科技爭議時，一般人比較聽到的也常是所謂「專家」的聲音。如此一來，一般人也就只能請教專家，為我們分析利弊得失，提出最好的解決之道。可是STS學者就覺得，這樣的情況好像有點問題：「專家」是不是瞭解跟科技、醫療相關的所有事情？

他們提出的解釋與解決之道，一定就是最好的？是不是只有一種看待與處理科技議題的方式？甚至說，究竟由誰來界定我們面對的是「單純」的科技、醫療問題？所以從某個角度而言，STS其實也有一點像是在訓練反身性或批判思考的一種取徑，而這前提是科技議題應該是「公共事務」而非我們常在報章媒體上聽到的「專業問題」。

相對而言STS也會有一個建設性存在嗎？

對！如果說要去批判，要去解構，就必須先對我們現在所處的世界，我們所面對的現象進行分析。所以我覺得STS的一個貢獻便是，我們現在所身處的高度科技化與醫療化的社會是可以而且應該被分析的。這不僅與分析能力相關，也涉及話語權：一般人也可以參與瞭解與分析，而非將問題留給所謂的專家。透過STS式的分析，我們可以瞭解事件的方方面面，找出主流觀點之外的其他可能性，而在這樣的基礎上，甚至可以去重構整個社會。

STS不希望強調自己是權威？

對，其實是希望透過作者們的分析，讓讀者可以看到很多不同的面向。至於讀者之後要採取什麼態度，可以自己去想。所以這是一個開放的狀態。講得更實際點，現在課堂上，同學們的看法、觀點其實都很多；如果老師的立場特別強，他們反而會覺得被限制。在大學部或是在高中討論與STS相關的議題時，我們希望帶給同學新的視野，而他們如果有這樣的視野，可以去看到很多很多事情。他們得到的結論，也可能跟我們的不一樣。這樣也很好。

所以在這本書裡，STS希望帶給我們「自由想像」這樣的觀念嗎？

對，自由想像十分重要，或者說想像變成自由很重要。然而，STS也不是強調anything goes，或徹底的相對主義。很多STS的案例讀起來雖然十分有趣，文字也淺顯易懂，但其成果還是立基在對事件的細緻觀察，以及與既有研究的持續對話之上。

此外，我想再強調一點：台灣STS發展的早期，很多重要經典都是翻譯的，不管是《科技渴望社會》、《科技渴望性別》，行人出版的《利維坦與空氣泵浦》，乃至於更早且在不同脈絡下出版的《科學革命的結構》。這些書中基本上都是國外的案例。我們編輯這本書就是希望台灣或是華文世界的讀者，在閱讀這些比較在地的案例時更有感觸，更能掌握STS的精神。

本書的作者其實也來自相當不同的領域，包括社會學、性別研究、文化研究、哲學、歷史、造船工程、法律等。
既然作者們的背景與專長差異頗大，那麼STS有什麼共通處吸引了這群人？

STS最近幾年吸引許多人關注，當然他們不見得會稱自己做的都是STS。據我的觀察，最近幾年台灣出現很多的社會運動、社區運動或者是環保運動，許多都與科技相關。STS對科學、技術與醫療的分析與批判，對他們來說應該是有趣的。例如，有些與環保相關的討論，常常環繞著比較抽象的概念。可是環境保育，永續發展等概念講多了，在跟所謂的專家討論時，相較下可能力道不夠。因此，若對科技議題相關的細節更瞭解的話，或者說能提出不同的詮釋與作法的話，那麼在對抗或提出質疑時，可能會更有力。我覺得其實很多人對STS有興趣，可能是從實際社會行動的角度切入。

最後，請文基老師來替我們做個總結吧？

STS最近有個很重要的概念是科技的公民參與。現在很多跟社會參與相關的議題，比如說灰渣掩埋場是否要興建，或者說核廢料貯存場安不安全，STS會覺得說，其實所謂非專家的公民的實際參與也是很重要的。因為這些相關的民眾，其實具有在地的知識，他們對這個議題的一些瞭解是從台北或實驗室去的專家所欠缺的。

另外，STS領域最近也有像Harry Collins之類的學者，主張我們對於「專家」認識應該更為細緻，並提出不同類型的專家。所以在科技議題（如工程的設計、廠址的選定，監督等等），乃至科技爭議上，其實都需要公開討論，而不是說中央有一個計畫，就立刻要做。其實這樣的精神，在書中的每個案例中都看得到。

簡單來說，STS認為，透過對事件的瞭解，仔細的分析，每個人都能跨越所謂專家的門檻，參與相關的討論，進而激發社會改變。

關於STS的幾個Q&A，又或者是使用手冊……

第一部分 案例研究──作為一面反映社會的鏡子，STS告訴我們，你的安全與健康正遭受威脅……
案例一 空難 空難的真相，與我們想像中不一樣？
案例二 肥胖 BMI 指數高，就一定不健康？
案例三 中毒 有機溶劑毒害我們的健康，為什麼無法防範？
案例四 船難 新式交通工具，就一定比拼裝交通工具安全？
案例五 眼盲 視障者的輔具，真的讓視障朋友感覺好用？
案例六 愛滋 驅逐AIDS感染者，就能夠維護公共健康？
案例七 癌症 沒有打HPV疫苗，會容易罹患子宮頸癌嗎？
案例八 遲緩 發展遲緩的真正原因，是否一直被我們忽略？

第二部分 關鍵字報告──理論追蹤
關鍵字：適當科技
關鍵字：技術物的政治性
關鍵字：ANT
關鍵字：醫療化及生物醫療化
關鍵字：新興疾病與治理

編後記

內容試閱 一

案例二 肥胖 BMI 指數高，就一定不健康？

日常生活裡，常常聽見周邊有著「最近又變胖了」、「好胖唷」的聲音，
社會中對胖子也有「身體不好」、「很容易有三高吧」的印象。
但是，「胖」真的有我們想像中那麼恐怖嗎？身為胖子，就一定比瘦子短命？
現階段通行的BMI 指數，是不是真的可以代表我們的胖瘦程度？
這些，在醫院與藥妝店強力促銷的減肥產品下，從來沒有被提及。
如今，該是我們理解真相的時候了。

BMI 指數高，就一定不健康？
東海大學社會學系助理教授　鄭斐文

【現象】肥胖，是人類的原罪？
一位女性學者Murray 在一個更年期研討會中，對著大眾朗讀以下的一段話，藉此表達出她的身體與別人對她的看法之間的衝突，以挑戰肥胖醫學假設的觀點：
我站在你前面，而我可以感覺到，你們覺得你們「知道」我的身體。你們看到我的肥胖，並且同時，你們覺得我的肥胖無庸置疑的是健康實踐與身體照顧的脫軌。我覺得在這裡，在這個空間裡，事實上是在大部分的空間中，我的身體本質上變成病理學的象徵。

當你現在見證：看到我皺褶的臀部，我鬆軟腫脹而肥滾動的脂肪，你們似乎深信可以看穿我。可見的肥胖的徵狀累積了關於我是誰的知識……你閱讀我身體的肥胖為過食、缺乏運動、營養不好的象徵。你看到我，認為我是糖尿病的高危險群，膽囊疾病者、高血壓與心臟病。在更深的層次，你也許看到了一個沒有意志力的懶女人、一個久坐不動的生物、甚至一個衛生習慣有問題的人，你也看到一個不自助、失去控制、不能管理自己慾望、為饕餮著迷的女人。
（Murray, 2003，引自Gard and Wright, 2005：165-6）

因為肥胖而被認為「有病」的現象，從1996 年世界衛生組織將肥胖列為慢性疾病開始。在全球的範圍內，肥胖與瘦身可以說到處被視為是國民健康的重大議題，肥胖已然成為「全世界重要的健康問題」，世界衛生組織提倡的危害世界人口健康的流行病現象。在台灣，醫學社群、大眾文化與健康政策也是不斷的提醒大眾肥胖所導致的疾病與健康風險，而減重瘦身以求健康的口號隨處可見，勸告民眾注意BMI 與腰圍的健康政策更是出現在眾多的醫療健康機構。

除了在世界衛生組織與台灣的衛生署、肥胖醫學會的網站可以看到各種宣導外，絕大多數的年輕女性多少都曾經焦慮自己的身材變胖而控制飲食、肥胖者的笑話在大眾文化中不斷出現、學校教育政策與醫院、國家人口政策不斷的強調肥胖的風險與危機，電視廣告中討論的減重食品藥品、標榜減低油脂的飲料商品不斷推陳出新。

不只如此，肥胖從個人健康問題，逐漸成為集體國族的要面對的議題。舉例來說，《商業週刊》2003年9月以封面報導的方式警告，肥胖為台灣人應該注意的集體「風險」，文章指出肥胖是台灣需要注意的「疾病」：「你知道台灣有多少人肥胖嗎？

超重的台灣—全台灣每三人就有一人過重，全台灣有699萬個胖子」，並且說：「減肥已經成為全民運動」。我們的文化為何對於減重如此著迷、對於肥胖如此恐懼？肥胖病理學化身體，是在怎樣的科學與醫學知識以及社會文化中被形塑出來的？代表肥胖科學的科技物，如我們常常在報紙雜誌與醫療院所看到的BMI 計算與標準，是否真能代表肥胖者與疾病的關係？

內容試閱 二

案例五 眼盲 Vision Impairment

電影《逆光飛翔》的賣座，讓我們重新感受到了視障人士的心境以及可能的困擾。
扣除視障人士常使用的手杖，你是否想過還有幾種輔助工具？
這些工具是怎麼被創造出來的？
哪些工具又可以得到政府的補助？
視障人士使用這些輔具時，真的感覺順手嗎？
讓我們一起來看看視障朋友們的心得。

視障者的輔具，真的讓視障朋友感覺好用？
高雄醫學大學醫學社會學與社會工作學系副教授　邱大昕

【現象】視障者的輔具需求

有句廣告詞說「科技始終來自人性」，另一個常聽到類似的說法是「需要為發明之母」。可是科技產品真的是由「人性」或「需要」發展出來的嗎？設計者和廠商所說的「人性」到底指什麼？他們又是如何知道使用者的「需求」呢？以下我們以視覺障礙者所使用的輔具為例，來幫我們探討與瞭解這些問題。

我們平時在眼科診所或者身體檢查時，利用C或E視力表測得的「視力銳度」（簡稱視力）是目前區分「視障」與「非視障」的主要依據。然而視力表測得的視力值本身，並不能反映受測者在日常生活情境中的真實表現。視力表所測得的是「遠視力」（distant vision)，一個具有「標準視力」 20/20的人，表示她或他能在 100公分距離看清報紙的字。不過，一般人看報紙不是 100公分的位置，而是在 40公分左右的距離，所使用的是「近視力」（near vision)。

因此平常看到的報紙字體，實際上是視力表上所能辨識的三倍大。另外，臨床診斷測量的是單眼的視力，但日常活所使用的是雙眼視覺。再來，能夠看清楚視力表小型字體的，也不見得看中型或大型的物體會比較好。視力表的設計與實際生活也有落差。視力表的設計多是黑字白底，但生活中的視覺經驗多不是如此黑白分明，而是介於兩者之間的低對比度。

和視力表相比，我們平常所見的物體雖然體積比較大，對比反而不是那麼清楚，背景往往非常雜亂。因此日常生活視力上的困擾，經常不是目標物太小，而是對比不清楚或背景太複雜。比方行人看不到階梯或樓梯，並不是因為階梯或樓梯的體積太小，而是階梯間的對比不足；駕駛人沒看到路標可能也不是路標太小，而是背景太混亂。在這樣的邏輯下，都市化也是影響視障者行動能力的重要因素。在傳統熟悉且變化不大的社會裡，視障者可以毫無困難地找到他所要去的地方。但是在一個環境吵雜、變化快速、空間秩序難以預料的現代都市中，視障者行動能力便大大的降低。

失明的時間點，也會影響視障者的功能與需求。先天失明者從小已經發展出一套適應生活的方式，在接觸到家庭鄰里以外的世界前，他們往往不覺得自己是「視障者」。但是中途失明的人就不一樣，他們從小依賴視覺，在生活逐漸定形之後才失去視覺，這時他們對輔具的需求會和先天失明者有很大不同。仍有殘餘視力的低視力者和全盲的視障者的需求也很不相同。視障者所使用的輔具依功能來分類的話，可分為「加強視覺」跟「替代視覺」兩類。

尚有殘餘視力的低視力者可以使用放大鏡、加強燈光、擴視機，或者是一些對比敏感度的輔具來做調整。這類輔具仍依靠視覺，所以屬於加強視覺的輔具；但對於全盲的使用者，他們需要的是替代視覺的輔具。大家熟悉的點字、盲人用的手杖或語音電腦都屬於這類。點字和手杖靠的是觸覺，盲用電腦靠的是語音，則是用聽覺來替代視覺。

由此可知，與日常生活息息相關的「功能視覺」（functional vision），其實是視障者「視覺功能」（visual function）在複雜多變的情境中，諸多條件交互作用下的結果。環境中的各種線索及安排和輔具需求有密切關連，社會對視障者的看法也會影響視障者對輔具的需求。比方視障者如果持手杖出門會引來不必要的好奇或待遇時，許多視障者便傾向不帶手杖外出。

內容試閱 三

關鍵字：適當科技
世新大學社會發展研究所副教授　陳信行

從1960年代開始盛行起來的「適當科技」運動，最核心的信念其實很簡單直接：「東西」要服務於人的需要，而不是人為「東西」的需要來服務。可達成某人的某種需要的器具謂之「工具」，成系統的工具和與之相關連的知識技能謂之「技術」或「科技」（technology）。工具必須能達成此時、此地、的這些人特定的目的，才叫做「有用」，這並不是什麼大道理，大部分人都會同意。但是，工業革命以來的世界，這種對「科技」的簡單明瞭的態度，卻愈來愈稀少。

包括台灣在內，幾乎每個國家的政治人物、企業領袖、和其他公眾人物都常常大聲疾呼「如果我國再不做XX，就會落後……」這種說法常隱含著一種「單線史觀」，必須假設有那麼一個單線跑道，在跑道上所有人都往同一個方向賽跑，所以才有「先進」和「落後」可言。全球人類社會是一個高度複雜的整體，有著紛雜多樣的文化、價值觀、生態環境、生活方式等等，衡量「先進」與否的標準似乎應該同樣複雜才對。但是，絕大多數時候，當這個「賽跑」的比喻被拿出來的時候，指的都是同一種比賽：科技競賽。輸贏關係到以國民平均收入衡量的經濟是否繁榮，而經濟水準又決定了人們的幸福。「落後就會挨打」。

在這個前提之下，從19世紀開始，所有想要參與科技競賽的國家地區紛紛進口最新的機器、送留學生去學習最新科技、創辦學校傳播使用新科技的知識技能。1945年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之後，許多前殖民地紛紛成為獨立國家，幾乎無一例外地，沿襲了「科技競賽」、「先進」、「落後」等關於社會發展的概念與政策略。少數國家在非常特殊的條件之下成功了，南韓與台灣是最常被提到的兩個例子。但是絕大多數的新獨立國家不僅沒成功，還墜入了惡性循環的深淵。

從19世紀中葉到20世紀中葉，帝國主義大量直接統治亞洲與非洲殖民地的100年中，各殖民地被指派為生產農、礦原材料，出口到殖民母國，再從母國進口工業產品。在這過程中，母國愈來愈富裕、殖民地愈來愈貧困。1950、60年代，當現今的第三世界國家紛紛從前殖民地、半殖民地的地位上取得獨立之後，「發展」成為新獨立國家一致的口號。如果殖民地經濟的標誌是出口廉價農礦產品、交換殖民母國的工業產品，獨立國家理應追求擺脫這種分工，要追求本地的工業化。然而，要怎麼工業化呢？歐美日先進國家提供了鮮明的指標，「超英趕美」成了建設國家的口號。

在這個政策路線中，科技轉移、進口科技知識與機器，成為最快速達到工業化的捷徑。於是，從印度到伊拉克、從巴西到墨西哥，一個又一個整廠進口的工業設施—煉鋼廠、煉油廠、化工廠、汽車廠—在地平線上出現了。為了讓這些設備運轉，必須送留學生到歐美學技術。為了給這些工廠提供適當的勞動力，必需廣開職業學校。為了訓練職業學校的教師，又必須辦起師範院校。工廠的進口不只是一堆機器，更是對社會翻天覆地的改造。要把原來以貧困農民為主的大群人民，改造成適應現代機器及其所打造的城市與工廠的「現代人」。機器成了衡量人的尺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