環境外交與城市創新（簡體書）

《環境外交與城市創新》共分為四章，主要內容包括：從科學到政治——氣候變化的安全；從安全到政策——氣候變化的博弈；國際和國內的雙層博弈——歐美石油公司的比較等。

序
氣候變化研究文獻
本書圖表
第一章 從科學到政治——氣候變化的安全
第一節從科學到政治
第二節從政治到安全
第三節氣候變化的政治格局
一、氣候治理進程中的“權力”
二、氣候治理進程中的“結構性權力”
第二章從安全到政策——氣候變化的博弈
第一節當前談判新態勢
一、“共同但又區別的責任”原則斗爭激烈
二、新興發展中大國氣候博弈中地位日益關鍵
三、歐美之外發達國家新動向
第二節歐美政策比較和原因探討
一、歐盟氣候政策
二、美國氣候政策
三、歐美氣候政策原因
四、歐洲氣候政策動因
五、美國氣候政策動因
第三節美國環境外交
一、美國環境外交的動因
二、美國環境外交的手段
三、中美關系中的環境因素
四、美國環境外交的性質
第四節新焦點：氣候變化和貿易關聯
一、貿易對氣候變化影響
二、氣候政策對貿易影響
三、氣候變化和貿易的融合
四、基本結論
第五節 中國參與氣候博弈的路徑選擇
一、國際氣候制度的目標、公平和效率均存在嚴重不足
二、制度構建：有效性和合法性
三、在有效性中累積合法性：中國參與國際氣候制度的路徑選擇
第三章 國際和國內的雙層博弈——歐美石油公司的比較
第一節石油公司和氣候變化
第二節雙層博弈：國際聯盟與國內政治
第三節評估與比較：歐美公司獲勝集合塑造能力
一、歐美石油公司與非政府組織不同的博弈效果
二、歐美石油公司與國際氣候機制的互動
三、石油公司與科學家團體
四、石油公司與環境非政府組織
五、石油公司與制度壓力、市場機會
六、小結
第四章低碳發展和城市責任——氣候變化的創新
第一節低碳發展的動力機制
一、低碳發展與中國
二、應對氣候變化關鍵在于低碳技術
三、低碳技術變遷最重要的是政府政策
四、政府政策與可持續發展
五、問題解決需要政策網絡
第二節城市環境責任的邏輯
一、概念邏輯
二、治理邏輯
三、發展邏輯
四、結論和反思
第三節低碳規劃：UNEP“30天30招”解讀
第四節上海世博會低碳效應研究
一、上海世博會低碳效應的內涵
二、世界博覽會低碳效應的實現途徑
三、世界博覽會低碳效應的優化
四、基本結論
第五節上海世博會環境效應的延續和擴散
一、上海世博會環境效應的延續和擴大
二、上海世博會實現環境效應延續和擴散的機制
及相應優化
三、結語
結束語
參考文獻
后記

獲取國內選民同意的可能性越大，當國內選民對某項國際協議不滿意或者表示強硬反對時，第二層次也越可能反對第一層次的協議；異質性條件下情況比較復雜，由于受益者和成本的承擔者都比較分散。國內選民對國際協議的偏好很不一致很可能會增加協議不被批準的可能性，但也可能使談判者在第一層次的談判對手的國內談判桌上發現與自己的立場和態度相一致的行為體，從而導致跨國性聯盟的出現反而促進了國際合作的可能性。此外，普特南還仔細分析國內政治制度、談判者相對選民的自主性以及談判者的策略對獲勝集合的影響。
雙層博弈超越了單純的國際層次、國家層次解釋，它不同于單一談判者之間的討價還價，也不同于利用國際原因解釋國內行為或者利用國內原因解釋國際行為，而是一種通過談判者或政府首腦這樣的角色把國家一國際聯系起來互動的模式。主流國際關系理論認為主權國家的博弈互動，使得國家利益都是既定的，國家內部的分歧會削弱該國在國際上的談判地位，雙層博弈卻持不同看法。雙層博弈認為談判者是國家公共利益的代理人，國家利益未必先定，而通常與國內選民、利益團體和政治黨派密切相關，而國內獲勝集合的大小又決定了國家利益的理解范圍和程度，對國家利益的不同理解必然會對第一層次產生影響。從這種理論特質不難發現雙層博弈并不認同國家是單一的理性行為體，也不認同任何國際博弈都只與國際體系或者國家權力的分配有關的傳統理性主義。雖然自由制度主義或者相互依賴學說指出國內利益格局改變對談判者的談判和政治家的決策構成限制，然而卻沒有明確指明國內利益格局的多樣化可以給談判者制造主動，如訴諸對方國內利益同盟形成跨國聯盟或者以國內相對狹窄的獲勝集合作為借口要求對方給予過多讓步等等。總之談判者和政府首腦在談判前和過程中、甚至談判之后和批準的過程中都可以采取一定的策略，在自己或者對方的談判桌上擴大和縮小獲勝集合從而使自己的利益最大化。
鑒于獲勝集合對談判者達成國際協議的關鍵意義，政府首腦或者談判者就可以為達成或者否決國際協議而擴大或縮小獲勝集合采用諸多的手段、策略和方式。轉換視角不難發現雙層博弈模式和獲勝集合的擴大和縮小不但對談判者和政府首腦有重要指導意義，對選民和其他利益團體意義也很重大，如對一個期望達成或者否決國際協議的某個利益團體或者選民來說獲勝集合又意味著什么呢？如果他們否決國際協議，又會采取什么手段影響兩個層面的獲勝集合以至最終通不過？根據雙層博弈理論，掌握大量政策工具的談判者在促進和阻礙協議通過方面居于關鍵地位，由此對特定選民和利益群體來說如何有效影響談判者和政府首腦是首要選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