個體演繹與善惡抉擇：社會轉型期的道德掃描（簡體書）

《華東政法大學校慶六十周年紀念文叢：個體演繹與善惡抉擇．社會轉型期的道德掃描》將研究內容集中在鴉片戰爭以來、特別是新中國改革開放以來社會轉型期中國人道德的傳承、變化與生成問題上，它以個體及其行動為出發點，綜合運用倫理析學、社會科學等知識和方法，重點研究個體行動的道德理由及社會環境、政治制度對其的影響，力求在吸取中國傳統倫理智慧與西方人文資源的基礎土建構適應市場交往的當代中國經濟道德規範體系，實現人與自然、人與社會、人與自身以及個人、社會與國家的倫理和諧。

許斌龍，現為華東政法大學法律學院副教授、法學理論專業研究生導師，衛生法研究中心馬克思主義理論研究中心研究員，上海市律師協會會員、執業律師。

《個體演繹與善惡抉擇:社會轉型期的道德掃描》是華東政法大學校慶六十周年紀念文叢之一。

曾尖銳地指出中國人只有兩種生存狀態：一種是做穩了奴隸，另一種是求做奴隸而不得。因此，在天下是“皇上的天下”，“以萬民而奉一人”的古代社會，官員的任命來自于皇帝的委派，自然就為王朝負責，民眾的生存源于天子的賜予，愛國自然是忠君。因此，當我們國家在幾千年漫長的歷史征途上產生出許多民族英雄時，在他們為祖國做出了卓越的貢獻，他們的愛國意識和忠君意識又總是緊密地聯系在一起的。他們往往是在為某個皇帝、某姓王朝效忠，并為之作殊死斗爭，而正是在此基礎上完成了驚天動地的愛國事業。到了近代的鴉片戰爭、中法戰爭、中日戰爭和義和團運動，中國人民和清朝的許多士兵、將領，奮起反對帝國主義的武裝侵略，英勇犧牲，表現了崇高的愛國精神。但是，在他們中間，在與帝國主義浴血戰斗的時候，還是有大多數人自認為是愛新覺羅王朝的忠臣，是在為維護大清江山而效力。
在計劃時期，政府指令統領一切，為人民服務、愛國精神被具體化為指令計劃的執行，實質上就是維護政府的權威。然而，這種簡單化的等同卻恰恰阻礙了個人價值對祖國利益的開放性，如現今個人考研究生還被要求征得單位意見，其初衷，無非是為了保障單位的人員穩定。在計劃經濟時代，單位大多是國有的，每一個單位與整個國家、整個社會“同構”，單位利益，就是國家利益、社會利益。這樣的保障措施，實際上也就是通過人事上的穩定來保證國家計劃的執行，因此這種政策在當時是可以理解的。然而，市場社會的到來，要求個人價值的提高，單位本身也已經多元化了，單位的利益、目標也多元化了。單位利益，不能再簡單等同為整個社會乃至國家的利益，而祖國利益歸根結底也要由個人價值來推動與體現。在市場社會中，一個人的發展與其價值的提高，肯定要突破單位利益而對社會產生積極效應，而不再像古代社會中個人價值被限定在血緣親屬范圍之中，在計劃時期個人價值被限定在單位之中。可以說，正是由于市場社會的開放性，個人價值的開放性才能得以確立、擴大。因此，在市場社會中，社會活力、國家利益可能更多的由創造、發展中的個人來體現：個人改善自己、提高自己的欲望、沖動，是國家活力、社會活力之源；個人改善自己、提高自己的權利空間，是國家活力、社會活力的空間。
由此可見，在現代社會，任何個人價值的實現都不是只對個人自身具有意義，相反，由于個人的社會性以及現代信息技術的發達，人們在實現其個人價值時必然會對其他人、對社會產生各種影響，這就是現代社會中個人價值的開放性。而在實現個人價值的同時，如何把握住這種影響的正負效應，就成為現代社會每一個個人與團體所必須考慮的道德問題。
四、新時期的愛國精神
無疑，中華民族具有悠久的愛國主義傳統，并且從古至今，無數華夏英杰都繼承、發揚著中華民族的這一光榮傳統。從被流放心懷故土的屈原，到垂暮之年葉落歸根的班超；從留胡不辱節的蘇武，到正氣存千古的文天祥；從精忠報國的岳飛，到收復寶島臺灣的鄭成功，這些民族英雄的形象一直被當作喚起人們崇高愛國情感的榜樣。愛國主義的主題也始終體現在民族文化的延續和發展之中。特別是到了近代，在國難當頭之時，無數志士仁人更是以愛國救國為己任，赴湯蹈火、不怕犧牲，甲午戰爭、“戊戌七君子”、救國同盟會，共產主義小組，新文化運動一波又一波的愛國旋律，康有為、梁啟超、孫中山、陳天華、林覺民、方聲洞、陳獨秀、李大釗、魯迅、夏明翰、方志敏、毛澤東等偉大人物，他們的組織與名字成為中華民族強大凝聚力和向心力的源泉。是他們，引導著中國人反抗外來侵略，征服各種困難，從而使中國從黑暗走向光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