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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近百多年來,中國人民為了從帝國主義和封建勢力的嚴重壓迫下解放出來,前仆后繼,進行了可歌可泣的革命斗爭。無數的革命先行者苦心積慮地摸索救國救民的真理,尋找祖國獨立、民主、統一和富強之路,并且為實現他們當時所能提出的革命理想而英勇奮斗。中國人民是永遠尊崇和緬懷這些優秀人物的。在中國近代史上,一個赫然醒目的名字——孫中山,就是他們之中杰出的代表。
中國的封建社會延續了兩千多年,到了18世紀末的清朝中期已經十分腐朽。1840年鴉片戰爭后,隨著外國資本主義的侵入,我國逐步淪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舊有的封建主義壓迫加上新來的帝國主義侵略,使祖國災難日益深重,人民處于水深火熱之中,無法生活下去。革命已經成為不可避免的了。經過1851年至1864年的太平天國革命和1900年的義和團運動,革命風暴席卷全國,一浪高過一浪。在這風起云涌的革命浪潮中,孫中山登上了中國民主革命的舞臺。他是第一個振臂高呼“振興中華,,的倡導者,這一響亮口號曾經深深打動和激勵幾代中華兒女。他領導人民經過長期曲折和艱苦的斗爭,終于推翻了封建專制制度的最后一個王朝,締造了民主共和國——中華民國,實現了20世紀中國歷史上的第一次飛躍。孫中山為中國的歷史翻開了嶄新的一頁。他在近代中國人民反帝反封建的歷史上,譜寫了光輝的篇頁。
孫中山是中國民主革命的偉大先驅,是杰出的愛國主義者和民族英雄,是對中國近代歷史發展起過巨大推動作用的革命家。并且,他在世界上也享有巨大的聲譽,是受人們景仰的具有崇高威望的世界性的偉大政治家,不僅如此,孫中山還是一位與時俱進的思想家。他追求真理,堅持革命,隨著時代的發展而不斷更新、發展自己的思想。尤其是晚年,他果敢地吸取歷次革命失敗的教訓,毅然拋棄某些過時的觀點,“適乎世界的潮流,合乎人群的需要”,將其思想和實踐提到一個新的高度。他把三民主義做了新的發展,實行革命的“聯俄、容共、扶助農工”三大政策,改組中國國民黨,建立三民主義和共產主義的革命統一戰線,實現了第一次國民黨和共產黨合作。從此,興起大革命的風暴,成功地打擊帝國主義和封建勢力,推動了國民革命戰爭的發展,促使中國革命走向新的高潮。
為了改變中國衰敗落后的命運,孫中山獻出了畢生的精力。近40年艱苦卓絕的奮斗,最終目的是力圖使祖國擺脫殖民主義和封建主義的雙重枷鎖,并盡快從中世紀進入近代先進國家之林,與世界先進國家“并駕齊驅”。他親手規劃設計了中國現代化的發展藍圖,體現了作為革命領導人的宏圖大志和遠見卓識。他有著放眼世界的博大胸懷,向往“天下為公”、“世界大同”,以“世界潮流,浩浩蕩蕩,順之則昌,逆之則亡”為自己的座右銘,希望世界各民族能夠和睦相處,攜手共進。他在政治思想和理論上,留給后人許多值得回味和思考的歷史遺產,其中有不少理論與構想在現今仍然有著很強的建設性與指導意義,仍舊帶有開拓未來的潛力,它將永遠是中國人民的珍貴財富。孫中山在中國民主革命時期的豐功偉績,將永垂青史。他在中華民族發展史上的歷史地位和作用是不會動搖的。
總而言之,孫中山是中國民主革命之父,是中目現代化的開創人,又是國家統一的堅定捍衛者,也是社會主義先行者。他是中國人民的偉大兒子,又是世界性的巨人。可以說,孫中山所起的作用和影響是無人可以替代,也是經得起歷史檢驗的。
但是,在對孫中山的評價問題上,不同的社會集團、政治派別和人物從不同立場和角度作出了種種截然相反的答案,在社會上產生了令人迷惑難解的作用。因此,運用歷史唯物主義的觀點,根據翔實史料和認真研究,介紹、分析和總結孫中山一生的革命實踐和革命思想,全面地了解孫中山的革命事業,正確地認識和評價孫中山,對于我們了解近百多年來中國人民爭取解放的復雜斗爭過程,并從中吸取有益的經驗和教訓,無疑是很有幫助的,也是十分必要的。尤其是今天,當13.7億中國人齊心協力,立志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之際,繼承和發揚孫中山的愛國主義及革命思想,學習他的與時俱進、不斷進步精神,深思他在世時對中國、亞洲以至世界的發展所揭示的真理,從中得到啟迪和力量,會有助于人們為完成祖國統一大業、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促進世界的和平與發展貢獻聰明和才智。
本書就是試圖從上述角度撰寫的一本孫中山傳記。
目次
書摘/試閱
一、準確的名號
146年前,即公元1866年11月12日晨4時(清同治五年農歷丙寅十月初六寅時),在中國廣東省香山縣大字都(今中山市南朗鎮)翠亨村,偉大的民主革命先驅者、中華民國的創始人孫中山先生誕生了。
孫中山這位歷史巨人的名字是人們非常熟悉的,在中國可謂家喻戶曉。但他的各種名號,并不為一般人所知曉,并且在現有各類成書中對其名號的記載也頗不一致,還出現有程度不等的顛倒錯亂之處。
例如:在《辭海》(歷史分冊,上海辭書出版社1979年版)的有關條目說:“孫中山……名文,字逸仙。”
而在《辛亥革命辭典》(武漢出版社1991年版)的有關條目則說:“孫中山名文,字德明,號日新,改號逸仙。1897年在日本化名中山樵以從事革命,后遂以中山名世。”
另在《民國人物大辭典》(河北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的有關條目又說:“孫中山幼名帝象、日新,名文,字德明,號逸仙,又號中山……”
至于在《中華民國史》(中華書局1981年版)中則說:“孫中山名文,字德明,號逸仙。1897年在日本流亡時,化名中山樵,后來人們都習慣地稱呼他為孫中山。”在該書的注釋中還指出:“他幼名帝象,1876年,塾師為他取名文,稍長取號日新,字德明,1886年改號逸仙(日新的粵語諧音)。”
此外,還有不少成書或文章中均有此類似的情況,致使學者訛以傳訛,謬以襲謬。
因此,實宜于有個經過認真考證后的準確記述。
粗略一算,孫中山一生取用過的名、字、號和化名、筆名確實很多,據不完全統計,總數竟達五十多個。其數目之多,并世政治人物中似無出其右者。他的取名、改字、擇號、化名、筆名等,都有內在的含義。所有這些名號都反映了他所進行的斗爭和他的意向。從這一側面,也可以在一定程度上窺視出孫中山一生的斑斕多彩和奮斗歷程的艱苦辛勞,并為后人理解他的思想、活動和人生觀念變化軌跡,開啟了一扇小小的窗口。
準確地說,孫中山的譜名(即上族譜的名)是德明,他幼名帝象,稍長讀書時取名文,字載之。
1883年底,他在香港拔萃書室讀書入基督教受洗禮時,取號日新。1886年在香港補習國語時國學老師區鳳墀為其改號逸仙(日新的粵語諧音),以后在廣州、香港、澳門學醫、行醫及游歷歐美各國時常用化名,有時也把名號“孫文逸仙”連在一起并用,如給人書寫“序”、“跋”之文以及簽署某種個別委任狀時曾是如此。1897年,他在日本進行秘密革命活動時,一位掩護他的日本友人平山周在旅館登記簿上為他寫了“中山樵”的化名,孫則言其意為“中國的山樵”。“中山”既是日本人的姓,也是“中山樵”的省略,孫中山的名字由此得來。在此前后,又化名為陳文、陳載之、林行仙、興公、中山二郎、中山平八郎、高野長雄、張宣、吳仲、山月、翠溪、高達生、杜嘉偌、東山、艾斯高野、蕭大江、武公、逸人、孫方、高野方、阿路夏、Sr.Alaha、Dr.Nakayama、Longsang等。曾用筆名中原逐鹿士、南洋小學生、杞憂公子等。他在公文、函電及書寫條幅等時,多自署孫文,家書則署德明。
辛亥革命以來,在中國,人們習慣地稱呼他為孫中山;在日本,統稱孫文;在歐美各國,則稱孫逸仙(Sun Yat-sen)。
孫中山的名字中“中山”二字,平山周曾有專文回憶,錄之如下:
1896年秋,弟與宮崎自暹羅歸,有一友介紹犬養先生,弟等見先生直述懷抱,先生贊之,薦引周旋,使弟等行其志。明年5月,弟等為外務省囑托,將游支那,適宮崎有恙,弟獨先發。初到上海,過書肆見《倫敦被難記》,乃購歸而讀之,喜極不能眠。是時宮崎見陳少白,又得《倫敦被難記》,西東隔海,如合符節又一奇也。弟知總理是廣東人,因欲入廣東究其情形,前往香港,偶見《北支日報》倫敦來電,某月某日,總理發利物浦向東洋,始知總理之行止。宮崎次到,相攜游廣東,由少白之介紹,見何君樹齡。何君膽小似畏之者,去游澳門,有一日友介紹張君壽波,弟等問以知否總理?張君日:“香港普濟會堂區君鳳墀應知之。”弟等回港訪之,問以總理之近狀,區君曰:“不識。”然歡待具至,弟等以為區君必知之,相見再三。一日,區君開宴于會堂,王君煜初亦在座,區君曰:“總理有來書,欲回港,然港回粵太危險,今見兩君熱心誠意,敢以實告,愿兩君留總理于日本保護之。”弟等諾之,匆匆返國。船入橫濱,上陸趨謁總理,總理到濱正一禮拜云。弟等傳以區君之語,總理日:“好意,多謝!惟我欲從安南入內地,實行革命。”天真流露,不設城府,弟等前聞其名,今見其人,益傾慕之。是日,談未盡,約再會而辭,收行歸京。翌早,總理來京日:“昨夜熟慮,欲且留于日本。”即同車訪犬養,歸途過日比谷中山侯爵邸前,投宿寄屋橋外對鶴館,掌柜不知總理之為中國人,出宿泊帖(旅客登記簿)求署名。弟想到中山侯爵門標,乃執筆書(姓)中山,未書名;總理忽奪筆自署(名)樵。曰:“是中國山樵之意也。”總理號中山,蓋原如此。①
P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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