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文地理學(第三版)（簡體書）

《普通高等教育“十二五”規劃教材：人文地理學（第3版）》以人為主體，人地關係為主線，以人類各種活動的產生、發展、變化與地理環境的相互關係構建教材體系，按人地關係主要領域和問題設置章節，應用案例分析融入理論闡述，建立了一個聯繫各人文地理要素或現象的解釋體系，以探討和總結人地關係的時空演變及其規律，是一部通論性的人文地理學教材。《普通高等教育“十二五”規劃教材：人文地理學（第3版）》與目前中學使用的新教材密切結合，特別適合作為師範院校地理科學專業本科生教材，也可作為非地理專業的公共課程教材，還可供講授中學地理課和環境教育課的教師以及經濟、規劃等專業人員參考。

陳慧琳主編的《人文地理學》打破過去以人文地理學各分支學科組建教材的“拼盤式”結構，建立了以人地關系為主線、人為主體的結構體系，充分體現人文地理學教材通論性特點。
強調基礎理論，并補充新知識，體現了學科教育功能的社會化、普及化和獨特視角。
理論與案例分析緊密結合，教材可讀性強。
增加了教學課件和素材，便于教學。

第三版前言第二版序第二版前言第一版前言緒論第一節人文地理學的研究對象和任務第二節人文地理學的學科特徵和體系一、人文地理學的學科特徵二、人文地理學學科體系第三節人文地理學的研究方法一、實地調查二、比較與分類三、類比、歸納與演繹四、分析與綜合五、應用“老三論”和“新三論”六、預測七、地理信息系統（GIS）八、建立科學的研究程序主要參考文獻第一章人地關係第一節人地關係理論一、人地關係理論回顧二、人地關係理論發展第二節人地關係地域系統一、人地系統中的“人”和“地”二、人地矛盾的內涵三、人地系統的結構演變和調控四、現代經濟條件下人地關係的實踐特徵五、人地關係的新課題複習思考題主要參考文獻第二章經濟活動與地理環境第一節農業經濟活動與地理環境一、農業經濟活動二、農業經濟活動與地理環境第二節工業經濟活動與地理環境一、工業經濟活動二、工業經濟活動與地理環境第三節第三產業與地理環境一、第三產業二、第三產業與地理環境複習思考題主要參考文獻第三章人口與地理環境第一節人口增長、分佈與地理環境一、人口增長與地理環境二、人口分佈與地理環境第二節人口素質與地理環境一、人口素質的內容二、衡量人口素質的指標三、影響人口素質的主要因素四、提高人口素質的重要性第三節人口結構與地理環境一、人口年齡結構與社會經濟發展二、人口性別結構與社會經濟發展三、人口產業結構與社會經濟發展第四節人口移動與社會經濟發展一、人口移動概述二、人口移動的歷史演變三、人口移動的規律四、人口移動的原因及後果複習思考題主要參考文獻第四章人類活動的中心：聚落第一節城市……第五章文化活動與地理環境第六章旅遊活動與地理環境第七章政治活動與地理環境第八章自然資源的利用與保護第九章人類面臨的環境問題第十章區域發展與協調

第一章人地關系
人地關系是人類誕生以來就存在的客觀關系，不同學科從不同層次和尺度上研究人地關系，但以地域為單元，著重研究人地關系地域系統的唯有地理學。不同的歷史階段，人地關系有不同的形態，在現代全球化經濟條件下，人地關系更是人文地理學關注的重要課題。
第一節人地關系理論
人地關系論是人們對人地關系認識的理論概括，是對人地相互影響、相互作用程度的哲學觀討論。作為一種理性思維，它經歷了漫長的歷史過程，隨人類對地理環境的客觀作用和人類主觀能動作用的認識發展而發展，在不同的階段形成不同的理論。每一種理論都圍繞“人地關系”這個客觀實體作立論的對象，都試圖說明人地關系的客觀規律，所以稱為人地關系論，即人地關系研究觀點的表述。盡管人文地理學學科龐雜，各分支學科的理論不斷發展，但貫穿于人文地理學的基本理論始終是人地關系論。因此，要正確進行人文地理學的研究，首先必須探討人地關系理論的歷史演變。
一、人地關系理論回顧
人們對人地關系的認識始于古代，如古代西方的“神創論”，中國古代的“天命論”等，但由于認識的局限性，沒有做系統的理論總結，只是到了近代，人地關系理論才形成一種科學理論。
1.地理環境決定論（environmentaldeterminism）
該理論的核心思想是自然環境對人類社會、經濟、政治等起絕對支配作用，是社會發展的決定因素。古希臘的歷史學家亞里士多德（公元前384～前325）認為寒冷地區的民族勇敢無畏，但缺乏智慧和技術；亞洲人聰明，但缺乏勇敢精神；居住在兩者間的希臘人則具兩者的優點，所以能自立，能統治其他民族。他認為希臘民族之所以兼有兩者的優良品性，明顯的是由于希臘處于寒冷和炎熱之間的這種氣候決定的。法國的哲學家孟德斯鳩（C.Montesquieu，1689～1755）在他的《論法的精神》一書中對地理要素與政治的關系作了系統闡述，認為一個國家的政治制度和法律性質及其演變以及民族生理、心理和宗教信仰是受其環境和氣候條件決定的。“炎熱國家的人民就像老頭子一樣怯懦；寒冷國家的人民則像青年一樣勇敢”；“氣候王國才是一切王國的第一位”。德國的拉采爾（F.Ratzel，1844～1904）認為“環境以盲目的殘酷性統治著人類的命運”。在他的《人類地理學》一書中，用達爾文生物學的觀點研究人類社會，他把地理環境對人的影響歸結為四個方面：①直接的生理影響；②心理影響；③人類社會組織和經濟發展影響；④人類遷移和分布的影響。認為人類同其他生物都是環境的產物，其生存發展都由地理環境決定。美國學者亨丁頓（EllsworthHuntington，1876～1947）在他的《氣候與文明》一書中指出，“一個民族不管是古代還是現代，若無氣候促進因素，就不能達到文化的頂峰”。上述學者一致認為，在一定的地理環境下必然形成一定的人文事象。古代思想家對自然環境的作用只限于對人的生理、性格和氣質的制約，具有樸素的唯物主義色彩；而后來的環境決定論者又將解釋擴大到人類社會發展的尺度上，認為人是環境的產物，人和生物一樣，他們的生存發展和分布完全受環境的嚴格控制。由于拉采爾過分強調自然環境的作用，并總結和發揮了環境決定論的思想，又是第一個系統地把決定論引入地理學的學者，因而被認為是“環境決定論的創始人和領導人”。“環境決定論”的人地觀，雖然是對“天命論”、“神創論”的反叛，具有一定進步意義，但夸大了環境的決定力量，無視生產力和生產關系的矛盾是社會發展的根本動力。
唯物史觀認為，地理環境通過人類社會活動，特別是通過生產力來說明地理環境對人類社會發展的影響，以生產作為人地關系的中介，認為人是主動的，人類社會一形成，就有自己內在的發展規律，對地理環境的限制和變化都會作出主動的響應和適應。從人類社會發展的不同階段上看，在一定技術和社會條件下，地理環境確實決定了人類的某些活動，如沒有煤炭資源的地方，不可能有采煤業；沒有煤炭資源在交通不發達的時代，會影響到鋼鐵工業的發展等。
2.可能論（possibilism）
可能論，又稱人地相關論和或然論。當環境決定論受到廣泛批判時，人們就去尋求新的理論來解釋人地關系。這時物理學中的測不準原理、數學中的概率論相繼形成，于是人地關系中也出現了“或然論”。法國地理學家白蘭士（deLaBlache，1845―1918）認為，自然為人類居住規定了界限，為人類發展提供了可能性，而人類在創造自己的居住地時，則是按自己的需要、愿望和能力來利用這種可能性的。他的學生白呂納（JeanBruna，1898―1930）把人地關系分為“三綱”、“六目”來研究，更進一步指出，“自然是固定的，人文是無定的，兩者間的關系常隨時代而變化”，“環境雖然足以影響人類的活動，但人類也有操縱與征服環境的能力”，并認為人的選擇能力來自于“心理因素”，“心理因素”是隨不同社會和時代而變遷的，人們可以按心理的動力在同一自然環境內創造出不同的人生事實。白蘭士的人地觀不同于“環境決定論”的“絕對的”、“決定的”、“必然的”的觀點，而是“有可能性的”，因此被稱為“可能論”。也就是說，環境只提供可能，如何利用則取決于人的選擇能力，強調人對外界環境的適應不是被動的，而是主動的，相同的環境可以有不同的生活方式。
“可能論”過分強調“人”的選擇能力，認為“地”只是提供可能。至于人是根據什么選擇？是何動力推動人的選擇？白呂納認為是“心理因素”。而如果心理因素是最終原因，必然導致人類對人地關系的認識走向唯意志論；如果心理因素是結果，仍要回到環境中去尋覓原因。由此看來，可能論仍未擺脫把人地關系看成因果鏈的思想怪圈，所以其對人地關系的解釋是不徹底的。但可能論承認環境對人類的影響，同時也反對環境決定人類社會的觀點，認為人地關系是相對的而不是絕對的，人類在利用自然方面具有選擇力，能改變和調節自然環境，并預見人類改變自然愈甚則兩者之間的關系愈密切，因此具有樸素的辯證觀點。
3.適應論（adjustmenttheory）
適應論，又稱調整論，由英國地理學家羅士培（PereyRoxby，1880―1947）提出。他認為人文地理學應包括兩個方面：一是人群對其周圍環境的適應；二是區域之間的關系，即指一定區域內人和自然環境的相互作用。他創用了“適應”（ad-justment）一詞來代替“或然”（possibilism）一詞。possibilism這個詞不但指自然環境對人類活動的限制，也指人類對社會環境的利用和利用的可能性。羅士培認為人類需要主動地、不斷地適應環境對人類的限制，而這種適應與生物遺傳上的適應不同，它是通過文化發展對自然環境和環境變化的適應。故有些學者認為，該理論已有了“協調”人地關系的思想。
4.生態論（humanecology）
該理論與適應論的觀點很相似。生態論觀點首先是美國地理學者巴羅斯（H.H.Barrows，1877―1960）在其《人類生態學》一文中提出來的。他認為地理學的目的不在于考察環境本身的特征與客觀存在的自然現象，而是致力于人類生態的研究，所以該理論又被稱為生態論或人類生態論。巴氏認為人是中心命題，應該注意人類對自然環境的反應，其他現象只有當其涉及人和自然環境的反應時才給予說明。他曾指出“真正的地理學必須從頭到尾是一種按人地關系正常秩序的解釋性論述”，地理學是研究人與其賴以生存的自然環境的相互影響。因此他把地理學稱為“人類生態學”，強調了人地關系中人對環境的認識和適應。但當時生態論并沒有引起地理學界的支持。20世紀50年代以來，由于生態環境問題日益嚴重，地理學從人地關系研究出發，再次引申出人類生態的概念，注重人類與環境的相互作用機制和全球的生態效應研究，逐步形成以現代生態學理論為基礎，以人類經濟活動為中心，以協調人口、資源、環境和社會發展為目標的現代生態論。
5.文化景觀論（culturallandscape）
該理論是由美國地理學家索爾（CarlO.Sauer，1889―1975）在其《景觀的形態》（1925年）一文中提出的。他認為一個特定的人群，有其特有的文化，在其長期活動的地域內，一定會創造出一種適應環境的地表特征，這種被人為活動改造后的自然景觀就是文化景觀，人類是造成景觀的最后一種力量。在這個演化過程中，“文化是動因，自然條件是中介，文化景觀是結果”。解釋文化景觀就是人文地理學研究的核心。地理學的中心命題是可見景觀的研究，要鑒別和區分不同的文化區域，研究人類如何認識、介入、適應和改造環境，尤其要研究自然環境如何隨文化景觀而發生變化。文化景觀論強調：人類居住的大地，不單是人類活動的舞臺，也是人類“塑造”的過程，這種“塑造”不僅尋求功能上的效益，也體現人類的審美觀賦予其文化上的價值。文化景觀就是人類的自我表現，研究文化景觀就是研究文化如何烙印在大地之上。
“景觀”一詞是德國人首先提出的，泛指地面上所見的一切現象（自然的、人文的），意義很廣，并認為可見景觀的研究是地理學的中心命題。美國的地理學家哈特向（RichardHartshorne）認為，景觀和文化景觀只有聯系社會和社會變化時其含義才能被正確理解，哈特向還認為所觀察的文化景觀和景觀變化，構成了社會結構和社會變化的基礎指標。文化景觀的內容是豐富的，內涵是深遠的，它包括人類哲學思想、歷史發展、倫理道德和審美觀等。其價值與應用方面在當代受到普遍重視，如文化景觀的形態與發展、穩定與演化、文化景觀的生態與環境等。對文化景觀的研究也從早期的僅局限于表象的靜態經驗分析，走向動態的，深入景觀內部不同層次的，整體結構與功能的綜合研究。
6.生產關系決定論（productionrelationsdeterminism）和唯意志論（voluntarism）
這兩個理論否定人類社會和地理環境之間存在相互聯系，與地理環境決定論正好相對，它們單方面強調人地關系的社會屬性，并把其絕對化，否定地理環境對人類社會有重大作用的自然屬性。具有代表性的是原蘇聯的一些學者，他們認為自然環境和社會環境是兩個相對獨立的系統，各自按自身的規律發展，也因此把自然環境與經濟發展割裂開，否定了人類社會和地理環境之間的相互作用，主要有兩種觀點。
（1）生產關系決定論。把生產關系的作用估計得過高，認為生產關系的改變可超越對自然環境的考慮，甚至認為生產關系決定生產力的發展，從而對地理環境的作用持虛無主義的態度。
（2）唯意識論（又稱征服自然論）。過分強調人的主觀能動作用，好像自然界可以聽從人的意志。這實質上是一種人能戰勝自然的人地關系思想。該思想歷史久遠，如我國古代荀子的“制天命而用之”；《圣經》中關于人利用萬物、主宰和統治萬物的表述等。近代，英國的哲學家培根等更進一步把這種思想引入實踐，提出“知識就是力量”，鼓舞人們向大自然開戰，認為人類為了統治自然就需要認識自然，科學的真正目的就是認識自然的奧秘，從而找到征服自然的途徑。當然，這種思想及其實踐對人類社會的發展的確起了很大的推動作用，但過分強調人的主觀能動性，認為“人定勝天”，則會導致濫用自然資源，最終遭到大自然的報復。“人有多大膽，地有多大產”等思潮就是一種唯意識論的人地關系思想，已經給我國的社會實踐工作帶來了不小的危害。
7.環境感知論（environmentalperception）
文化地理學家認為，外界環境在人們頭腦中形成的印象就是環境感知，各種文化集團的成員對相同環境的感覺認知是不完全相同的。這種環境感知就成為人們對該環境進行解釋、判斷和選擇的依據，從而導致對該環境進行利用、改造的決策不同，因而研究各種文化集團尤其是決策人的環境感知就是一種重要的人地關系。
8.文化決定論（culturaldeterminism）
文化是人類特有的，是對所處環境適應的一種表現。從把工具和火作為技術開始使用時，文化就成為人類適應環境的重要手段。隨著科學技術的發展，人類對自然資源的利用和開發不斷擴大和加深，對環境的影響也越來越強。因此，一些學者認為在人地關系中，人對地的影響和利用程度取決于文化發展的程度，人類的文化可以改變自然。這種人地關系的觀點就稱為“文化決定論”。
9.“天人合一”觀（conceptofharmonybetweenmanandnature）
自古以來，中國的人地觀多種多樣，既有“人制于天”，也有“人定勝天”，然而影響最為深遠的是“天人合一”觀。這里所指的“天”就是大自然，“人”就是我們人類。天人關系就是人與自然的關系。主張“天人合一”，強調天與人的和諧一致是中國古代哲學的主要基調，這種思想在中國古代的很多著作中都有論述。如《周易?乾卦?文言》說：“天人者與天地合其德，與日月合其明，與四時合其序，與鬼神合吉兇，先天而天弗違，后天而奉天時。”這里講的就是“天人合一”的思想，是人生最高的理想境界。宋代張載明確地提出“天人合一”的命題。程頤說：“天、地、人，只一道也”。老子說：“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莊子說：“天地與我并生，而萬物與我為一。”（《莊子?齊物論》），強調人與自然融為一體，共損共榮。東漢王充（公元27―97）在《論衡》中認為，“夫人不能以行感受天，天亦不能隨行而應人”，主張“人地各有規律，互不侵犯”。北魏賈思勰（公元533―544）在《齊民要術》中提出“順天時，量地利，則有力少而成功多；任情返道，勞而無獲”，即指人類應該遵循自然規律、合理利用自然。
“天人合一”的人地觀認為人與自然處于一個整體中，天人關系是由自然規律聯系的，人與環境之間不是對立而是統一的。要求人們遵循自然，合理利用自然，不能違背天，要能與天融合為一體。“天人合一”觀不但有了“人地協調”的意思，而且認為“和”是協調人地關系的關鍵。如荀子認為，“和則一，一則多力，多力則強，強則勝物”（《荀子?王制》），又說，“萬物各得其和為生”（《荀子?天論》）；孔子認為，“禮之用，和為貴”（《論語?學而》）；莊子認為，“一上一下，以和為量”（《莊子?山木》）等。不但中國有“天人合一”的思想，古代東方如印度、日本和朝鮮等國，也有類似的思想。如印度稱“天”為“梵”、“人”稱為“我”，他們所說的“梵我一如”就是“梵我合一”，即“天人合一”。可以說，“天人合一”觀是東方普遍的思想表露，是東方綜合思維模式的最高、最完整的體現，與西方傳統的人地觀是完全不相同的。“天人合一”觀是中國對世界文明的偉大貢獻之一，尤其在人地矛盾尖銳的今天，深入學習和研究“天地合一”觀更具有很大的現實意義。歷史上形成的傳統的人地關系論中，出現過兩個極端：一是人被看做和其他生物一樣完全受控于他所處的地理環境中，環境是人的中心，人地之間的相互作用關系只是從環境到人的線性作用，而人類對環境的作用完全被掩蓋在環境的壓力下；二是人類中心主義的人地關系思想，以人類為中心，環境本身失去了獨立存在的價值和內在的價值，人地間的相互作用關系也是一種單向的線性過程，只不過作用的方向是從人到環境。人類只把環境作為一種純粹被人類任意開發和利用資源的對象而存在，而在人類價值的尺度下，人類的一切活動都被認為是合理的，這必然會導致人類活動會失去應有的控制，因而人類中心主義的人地關系在實踐上更具危害性。這兩種極端都是把“人”和“地”簡化為因果鏈的兩端，糾纏于是“人”為中心決定“地”，還是“地”為中心決定“人”的思想怪圈，沒有反映出真正的“人地關系”。
二、人地關系理論發展
“冰凍三尺非一日之寒”。20世紀以來，由于人類活動能力、活動空間的空前膨脹，同時出現了人口劇增、資源過度消耗、環境污染、生態破壞和南北差距擴大等全球性的重大問題，人地關系處于劇烈的對抗中。嚴重阻礙了經濟發展和人民生活質量的提高，繼而威脅人類未來的生存和發展。從根本上說，把人地關系這一古老的課題，以前所未有的全面性、深刻性與尖銳性展現在人們面前，令人驚心動魄。對此，國際學術界存在兩種大相徑庭的看法：悲觀論者認為世界將變得更加擁擠，污染更嚴重，生態更不穩定并更容易受破壞。與此相反，一些學者持樂觀態度。不論是悲觀論者還是樂觀論者，都認為人對自然的支配力量日益增強，同時人類也更加依賴于自然。所以及早協調人地關系是全人類最緊迫的任務，因而謀求人地關系和諧的觀點應運而生，并日益受到人們的重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