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氣候變化對漁業和水產養殖的影響:當前科學知識概覽》回顧了當前氣候變化對漁業和水產養殖潛在影響的科技知識。

文件的編撰
摘要
導言
氣候變化對海洋和內陸捕撈漁業、水產養殖的物理與生態影響（M.Barange和R.I.Perry）
氣候變化與捕撈漁業：潛在影響、適應和減緩措施（T.Daw，W.N.Adger，K.Brown和M.—C.Badjeck）
氣候變化與水產養殖：潛在影響、適應和減緩措施（S.S.DeSilva和D.Soto）

對北海浮游動物和較高營養等級物種（魚、鳥）的觀察則顯示連續變化模式，這與每年或每10年的大規模海洋氣候變化關系密切，反映在春季海洋表層混合層溫度反常現象上。浮游動物生長時間的變化不能簡單地用生理過程的加快來解釋，因此人們提出種群死亡率差異假設（Mackas、Goldblatt和Lewis，1998）。Mackas、Batten和Trudel（2007）認為，在較強季節性環境中，反常的高溫會擾亂環境信號，從而導致隔離、分層和食物供給在生命歷史周期和固定季節性出現時間上失合。有證據顯示，這些時間上的改變在不同洋盆之間可能一致（圖17，Perry等，2004）。Edwards和Richardson（2004）也提出水溫會影響個體發育轉化時間，從而減弱基于成年種群環境信號而形成的幼體環境的變化。
2.6.2內陸水域
伴隨著融冰時間提前和水溫上升，許多湖泊都表現出物候適應性。在歐洲幾個大型湖泊，藻類春季繁殖時間提早約四周（Gertern和Adrian，2000；Straile和Adrian，2000）。在許多浮游植物春季繁殖期提前情況下，浮游動物的反應卻并不相同，且生產力出現下降。這是因為浮游動物繁殖季與藻類豐量升高并不一致（Gertern和Adrian，2000）。例如，在美國西北部一個湖泊，1962—2002年，該湖中浮游植物繁殖季節提前19天，但浮游動物繁殖高峰期卻呈現多種變化。一些物種時間有所提前，而另一些則保持穩定（Winder和Schindler，2004 a，b）。一些野生和養殖魚類也表現出物候學變化（Ahas，1999；Elliott、Hurley和Maberly，2000）。鑒于并非所有生物都出現相似反應，不同物種的不同物候反應程度影響了食物鏈的相互作用（Winder和Schindler，2004 a）。
2.7物種入侵及病害
過去30年在全球范圍內，包括珊瑚、棘皮動物、哺乳動物、軟體動物和海龜的海洋生物種群中，病害暴發有所增加（Ward和Lafferty，2004）。雖然溫度被認為是可能的影響因素之一，但對疾病害暴發增加的原因尚不明確（Harvell等，2002）。許多之前并未發現的疾病通過宿主和病原體分布的改變，出現在一些新區域，其中多數受到氣候變化影響（Harvell等，1999）。
一些與海洋環境有關的人類病原微生物的生態環境也與溫度變化有關。副溶血弧菌通過食用生牡蠣傳播，是經常引起腸胃炎的病原體。雖然這種微生物在世界范圍分布廣泛，但如果水溫低于15℃，這種病菌就很難存活（ICMSF，1996）。2004年暴發的與阿拉斯加牡蠣有關的腸胃炎，波及范圍達1 000千米，是該種牡蠣在最北區域造成疾病暴發的記錄（Mclaughlin等。2005）。有報道顯示。自1997年以來，該區域7～8月平均水溫每年上升約0.21℃。這表明，海水表層溫度上升可能引發微生物感染危險，而此前從未考慮到此方面的風險（例如智利蒙特港在2004、2005和2006年連續暴發副溶血弧菌性痢疾；Gonzalez—Escalona等，2005；Fuenzalida等，2007）。霍亂弧菌與浮游動物具有共生性，由于陔病原體可以通過水和魚類進行傳播，因此氣候變化引起的極端情況可能導致病菌感染暴發（Lipp等，2002）。氣候變化引起風暴、洪水等可能導致病毒（諾羅病毒、甲肝病毒）經由污水蔓延到貝類生長區，從而增加微生物感染風險。濾食性雙殼類動物通過生物濃縮作，NNPX將病毒集聚到比水中濃度更高的水平（Richards，2001）。因此，魚類安全管理項目需要考慮這些因素來開展風險評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