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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次

書摘/試閱

尼爾.弗格森的《巨人》是近年來帝國研究不可多得的佳作,該書從美國的發展歷程入手,分年代與事件逐一分析“美利堅帝國”的發展軌跡。帝國歷史的演變和存在的種種問題對中國剛剛起步的“全球政策”應當有所借鑒,對我們重新思考今後的國際關係體制不無裨益。
尼爾.弗格森,英國最著名的歷史學家之一。哈佛大學歷史系勞倫斯.A.蒂施教授、牛津大學耶穌學院高級研究員,同時也是斯坦福大學胡佛研究所的高級研究員。他是極少數能橫跨學術界、金融界和媒體的專家之一。著有暢銷書《帝國》、《虛擬的歷史》、《頂級金融家》、《紙與鐵》、《金錢交易》、《戰爭的悲憫》、《巨人》、《貨幣崛起》、《羅斯柴爾德家族》,同時還為多家報紙和雜誌撰稿。此外,他還為第四頻道撰寫並製作了五部非常成功的電視紀錄片:《帝國》、《美國巨人》、《世界戰爭》、《貨幣崛起》和《文明》。2004年被《時代》週刊評為“影響世界的100人”之一。

引言
帝國時代
帝國否定說
霸權與帝國
兩個英語帝國
軟實力
英國模式?

第一部分
崛起
第一章
 美利堅帝國的局限性
 帝國正式宣告成立
 邊疆待售
 海上帝國
 強制的民主
第二章
 反帝國主義中的帝國主義
 世界大戰
 反帝國主義的帝國主義
 麥克阿瑟的盧比孔河
 帝國出局
 小愷撒們
第三章
 衝突的文明
 湧向聖地
 起初的步驟
 加沙與海灣之間
 恐怖的邏輯
 11•9
第四章
 光榮的多邊主義
 美國和聯合國
 第一次海灣戰爭
 永遠不說“決不再來”
 克勞塞維茨的再現
 布萊爾先生的特別答辯

第二部分
衰落
第五章
 支持自由帝國的理由
 對帝國說不?
 從帝國到民族國家
 為什麼非殖民地化失敗了
 全球化
 英式全球化
 帝國的疏忽罪
 自由帝國的教訓
第六章
 撤退和“有組織的偽善”,孰優孰劣?
 重新思考美索不達米亞的先例
 一次性的帝國
 如何爭取當地人民的合作
第七章
 “帝國”:在布魯塞爾與拜占庭帝國之間的歐洲
 勢均力敵?
 歐盟的優勢
 歐盟的劣勢
 神話、故事和慶典遊行
第八章
 關上大門
 第二次大趨同
 重新思考“過度擴張論”
 大炮與黃油
 走向臨界
 負債的帝國
 結論
 鄉思
 平克頓和施瓦辛格
 三個缺陷
 走向無極化?
 終結者

統計附錄
致謝

948 年,遏制政策開始實施的時期,美國處在其全球相對經濟實力的頂峰。前幾十年的時間裡美國的經濟產出實際上增長了2/3,當時大約占到全世界總產出的1/3,是其競爭對手蘇聯的3 倍。雖然僅占全世界人口的6%,美國卻生產出全世界總電力的幾近一半,持有大約相同百分比的貨幣化的黃金和銀行儲備金。美國的公司控制了世界大約3/5 的石油儲備總量。他們主宰了國際汽車市場。難怪杜魯門不無誇張地作此聲明:“我們是經濟世界的巨人。無論我們願意與否,未來經濟關係的模式取決於我們。世界正在看著我們的臉色。選擇權在我們手中。”
  這個“選擇權“採用了一種與眾不同而又新奇的形式。美國開始著力於通過關貿總協定下的多邊談判以持續推動降低國際貿易壁壘。阻礙國際資本流動的壁壘並未給予優先考慮;美國認為恢復到大蕭條前的固定匯率體系為佳,儘管美元本位已取代了先前的金本位。由此產生了兩個新的國際機構對全世界的金融體系進行管理:世界銀行和國際貨幣基金組織。但美國“霸權”的實質在於,當涉及貸款和授予援助時(無論是用於發展用途還是用於軍事用途),美國的盟友將獲得優惠待遇。美國同其最富有的盟國之間的經濟實力差距如此巨大,致使在美國經濟規模下看來是微不足道的款項數額(見圖3),對援助接受國來說卻是相當可觀的。1946 年到1952 年,美國對外經援助的總額幾近美國國民生產總值的2%,而其中馬歇爾援助計劃約占一半。後來的幾十年時間裡——包括困難重重的那幾年裡,這個數字跌至1%以下,儘管約翰?F? 肯尼迪曾誓言:“不管付出什麼樣的代價,承擔怎樣的重擔(並且)遭遇何種困苦……都要確保自由及自由的勝利。”
  更為重要的是美國的軍事開支,經歷了對德國和日本全面勝利直接導致的大幅軍費削減之後,1948 年後,這些軍事開支開始急劇攀升,從低於國民生產總值的4%達到1953 年的14%的峰值,現金開銷增加了5 倍多。這其中的部分開銷當然是由於原子彈儲備的增加:1947 年美國僅擁有14枚原子彈,但是到了1950 年,這個數字幾乎上升到了300,到1952 年為止則超過了800。美國常規部隊的開支所占比重較小,但是仍呈巨大增長的態勢。1948 年到1952 年,美國軍隊的人力增加了2.5 倍,戰後最高數字達到340 萬。即使在朝鮮戰爭結束以後,軍備力量仍舊維持在20 世紀40年代後期的水平上。直到1973 年,美國國防預算仍接近國民生產總值的6%,軍隊人數總計220 萬。其中有不到一半的軍隊派駐在由海外的新、老基地形成的防務體系中,有些是美國直接控制的領土,而絕大多數軍隊駐紮在有獨立主權的美國盟國土地上。1967 年美國在64 個國家派駐服役人員:19 個在拉丁美洲,13 個在歐洲,11 個在非洲,11 個在近東和南亞,10 個在東亞。美國與不少於48 個國家和地區簽訂盟約,從英國和聯邦德國到澳大利亞和新西蘭,從土耳其和伊朗到巴基斯坦和沙特阿拉伯,從越南南方和韓國到中國臺灣和日本。這就是美國被稱為一個“受人邀請的帝國”的原因。但驚人的是,美國竟然接受了如此多的邀請。一項估計表明,1946 年到1965 年間,美國在168 個單獨場合中進行了武裝干預。
  但是仍有一個不解之謎。雖然美國在經濟、軍事以及外交方面的實力都毫無疑問的強大,但它進行干預的結果並不都十分成功。有一項評估回顧了1945 年後的以國家重建為目的的9 次軍事干預行動。從是否建立了穩定的民主體系的角度來看,其中只有4 次行動可以被稱得上是成功的。其中有兩個我們已經在前面討論過了;另外兩個是格林納達和巴拿馬,但只是在經歷了許多重大的失敗後,在冷戰結束的階段才獲得成功。有人認為當美國以多邊關係(就是與盟友的合夥關係)為保證,並被該國的民主力量所支持時,其干預行動才更有可能取得勝利,而不能僅僅依靠美國軍方的精英。然而,這個論點犯了時代錯誤,將一個以民主國家建設為政策目標的評判標準運用到一個以遏制共產主義擴張為政策目標的時期中。我們更要問的問題也許應當是,為什麼美國在那麼多蘇聯和中國力求強行滲透的國家裡沒能取得遏制政策的成功呢?說得更準確些,遠比那些國家富裕得多的美國本來被認為有希望常勝,但在實際的爭奪戰中為何不得不接受高概率的平局(比如在朝鮮)或乾脆敗下陣來(特別是古巴和越南)。
  要從4 個方面回答這個問題。首先,從地理方面來講:除了拉丁美洲和加勒比海地區,在所有戰略競爭的主要戰場上,美國比蘇聯的戰線要拉得長得多。其次,從軍事技術方面來講:一旦蘇聯得到哪怕僅僅是一顆原子彈,都能對美國造成無法想像的更為嚴重的威脅。這也就意味著,蘇聯人為了達到核均勢平衡和常規軍事實力平衡,準備建造比美國更大的武器庫。再次,作為一個成員可以自願加入的帝國,美國對其盟友的控制權遠不及蘇聯對其衛星國的控制,最為明顯的例子是在歐洲。在那些地方,蘇聯人為了強加他們的意志,不惜將坦克開到這些國家的大街上,而西歐的領導人們每次都能指望華盛頓可以近似平等地對待他們。最後,也可能是最為重要的一點是,美國政策的制定者們比起他們蘇聯的對手來說,不得不更多地顧及到自己國家公民的看法。不幸的是,當國內進行選舉之時,“遏制政策”並不那麼受到選民的支持。儘管他們如此憎恨和害怕“紅色恐怖”,美國人並不想為擊敗對手而打一場曠日持久的常規拉鋸戰。這種民意的顯示一旦變得明朗,美國人保證“要支持任何朋友(並)反對任何敵人”的可信度就會大大縮水。
  所有這些可以得出一個重要推論。可以證明的是,如果美國在50 年代早期動用其所有經濟和軍事手段,它是可以贏得一場反共產主義的“熱”戰的。但只有在美國國內政治性質發生明確變化的情況下,才有可能實現勝利。這樣的話,美國人民就會徹底推翻共和制的憲法制衡,而將他們的國家轉變為一個帝國。我們應當可以看到,1951 年這種可能性曾片刻出現過,但美國人放棄了它。一個受到外國邀請的帝國是一回事,建立一個帝國本身則是另一回事。沒有美國人想要把一個帝王請回自己的國家。
  朝鮮戰爭是冷戰思維的直接結果。首先,蘇聯人拒絕在其佔領區舉行由聯合國監督的自由選舉。而美國原先是默許朝鮮半島的分裂狀況的,如同它默許德國分為民主德國和聯邦德國的局面一樣。實際上,自1948 年以後,美國已經從朝鮮開始撤軍。1950 年1 月美國國務卿迪安? 艾奇遜就已經表明,他並不認為韓國對美國的安全有多麼重大的意義。同一個月,眾議院駁回了白宮提出的韓國援助法案,雖然這個駁回決定後來被推翻了。即便如此,杜魯門完全有理由稱這場戰爭為一次“毫無示警的侵略”行動。由於蘇聯在安理會上的缺席,他毫不費力地獲得了安理會的決議,要求“會員國為韓國提供戰需協助,以擊退對其的武裝攻擊並重建地區和平與安全”。在接下來的戰爭過程中,共有15 個國家為此調派了部隊。美國在當時看來既有實力又有權利打這場戰爭。除此之外,美國的民意起初是以壓倒性的優勢贊成干預行動的。1950 年7 月的民意調查中,3/4 的選民同意杜魯門採取行動。值得注意的是,超過半數的人表示同意有必要“阻止蘇聯”。麥克阿瑟決定在仁川登陸,這一從後方打擊朝鮮軍隊的行動似乎讓民眾看見了勝利的曙光。民眾強烈支持他,想要將朝鮮軍隊趕回“三八線”以北。有可能的話,甚至能讓朝鮮改朝換代,實現朝鮮半島的統一。就在美國部隊跨過“三八線”的前夕,美國民眾對戰爭的支持率達到了81%。
  中國於1950 年11 月發動的反擊戰本身並未能夠保全朝鮮。然而,中國的初始參戰如此富有戲劇性,使得美國領導的聯盟一時間“群龍無首”,雖然,以美國的實力完全可以打敗毛澤東領導下的羽翼尚未豐滿的中國,但有三個因素使得美國沒有成功。首先,美國同盟國中反對使用原子彈攻擊中國的呼聲很高。其次,杜魯門政府自身也非常擔憂核攻擊行動會促成蘇聯對西歐進行核報復。儘管美國擁有原子彈的數量是蘇聯的17 倍,但美國的政策決不想冒“第三次世界大戰”的風險。最後,而且也是最為重要的一點是,能夠克服這兩個障礙的人在政治上已經被他人所算計。
  1951 年也許是美國合眾國歷史上唯一一次近乎經歷羅馬共和國命運的時刻。扮演愷撒的那個人就是新日本的建築師、現任聯合國駐韓部隊的總指揮官道格拉斯? 麥克阿瑟將軍。他深信杜魯門所選擇的“有限的戰爭”是大錯特錯的,麥克阿瑟公開說要跨過“盧比孔河”,實際上他也是這麼做的。對杜魯門的公然違抗,麥克阿瑟不僅擁有民眾的廣泛支持,還有國會共和黨領導層和佔有巨大比例的保守新聞媒體作為靠山。當杜魯門將他解職後,麥克阿瑟回到家鄉,受到了英雄式的歡迎,美國憲法本身看起來倒是處於岌岌可危的狀態。人們時常說麥克阿瑟的失敗是由於對美國戰略的錯誤理解,在這一點上是有爭議的。麥克阿瑟認為他可以不聽命于他的總司令,甚至推翻上級的命令,這一點當然是不對的。愷撒也曾經因公然違抗羅馬元老院的命令而鑄成大錯,但這件事並沒有影響愷撒在民眾中享有的影響力。麥克阿瑟沒有成為愷撒的真正原因是,他遇到了一個更善長於政治謀略的對手。
  長期以來,杜魯門非常憎恨麥克阿瑟,他私下裡給麥克阿瑟起了個綽號——“男一號,高級將領,五星麥克阿瑟”。在這位總統看來,這位“超齡服役道格(拉斯)(Dugout Doug)”不過是一個“演說家”和“愛表現的人”。他把自己看作是“上帝的得力助手”和美國政府派往海外的殖民總督,有臨機處置的全權。早在1948 年1 月,他預言麥克阿瑟會取代他成為總統候選人,在共和黨全國代表大會的一個月前左右,組織一次盛大的周遊全國的遊行。毫無疑問,麥克阿瑟對杜魯門的“不順從”是確實的。第一次是他給海外戰爭退伍軍人全國大會的一封信,意欲在1950 年8 月28 日公開宣讀,信中譴責那些在亞洲地區主張綏靖政策和失敗主義的人們。在杜魯門的要求下,他雖然收回了這封信,但是信的內容早已洩露並登上了報紙。第二次抗命是1951 年3 月24 日,麥克阿瑟提前4 天得知杜魯門正在精心計劃開始與中國方面的談判,於是他搶先介入,有意從中攪局。在一些歐洲觀察家看來,這不啻是向總統發佈討伐檄文。第三次則是4 月5 日,眾議院共和黨領導人宣讀一封麥克阿瑟的信,信中認為應當運用“最大攻擊力”抵抗中國。他並做了這樣的結論:“沒有什麼可以替代勝利。”這無疑違反了前一年12 月份白宮給他下達的指示,要求麥克阿瑟的所有公眾演說都必須經國務院授權才可進行。從技術角度來看,杜魯門整肅麥克阿瑟的理由已經極為充分,但是從政治角度來看仍然不夠,要證明麥克阿瑟的軍事策略不足取便尤為重要。為了達到這個目的,杜魯門不知疲倦地工作,最後成功地將麥克阿瑟在參謀長聯席會議的上司們爭取了過來。
  4 月11 日麥克阿瑟被通知就地解職,他不是如預想的那樣,從一名總統特使那裡得知此消息的,而是一名部隊的副官聽了無線電廣播的白宮召開的特別晚間新聞發佈會後告訴他的。他決定返回美國“鬧個天翻地覆”——他沒費多大功夫就做到了。他被解職的消息傳出來後,引起了極大的民憤。共和黨高層大肆鼓吹對總統的彈劾,《芝加哥論壇報》則以傷感表達對此事的回應。人們向麥克阿瑟致以敬意,認為他是“自成吉思汗以後,很長時間以來最為了不起的軍事家之一”,他是“巨人”,是美國人民心中“當之無愧的偶像”;而杜魯門只不過是個酩酊大醉的侏儒、“人民陣線,共產主義占統治地位的政府”的領導人。支持麥克阿瑟的遊行從紐約到加利福尼亞的聖?蓋博,從巴爾的摩到休斯頓比比皆是。有4 個州的立法機關通過譴責總統決定的決議。勢不可擋的電報從全國各地打過來,紛紛反對總統的決定。總統的民眾支持率暴跌至26%;一項蓋洛普民意調查表明,麥克阿瑟得到69%的支持率。白宮裡的那些人開玩笑說,麥克阿瑟會跨過重洋,在21 枚原子彈的禮炮中焚毀憲法,這是他們以最佳的方式來減輕一次嚴重巨的政治危機給政府帶來的壓力。麥克阿瑟的回國不是一件可笑的事情,他給國會作的演講是一個精彩壯麗的演出,從虔敬之心到愛國情懷,感傷的愁情貫穿整個樂章。3 000 萬觀眾在電視上收看了此次演講,30 次被這些民選的國會代表們爆發的掌聲所打斷。“我們今天聽見了上帝在這裡說話,一個有血有肉的上帝,這是來自上帝的聲音!”一名狂熱的國會議員大聲驚呼道。一名議員“感覺如果演講持續時間更長一些的話,白宮前面就會進行示威遊行”。而當麥克阿瑟自己昂首闊步地走在紐約大街上時,據說吸引了多達700 萬的民眾,導致了一次即興的大遊行。這真是可以與愷撒相媲美的榮耀。
  然而,杜魯門的成功之處——不在於任何公眾訴請,而在於靜靜地有系統、有方法地確保對麥克阿瑟的部隊士兵的支持。麥克阿瑟認為,第一,“有限的戰爭”極大地削弱了駐韓美軍的士氣;第二,美國應當提高對華戰爭的作戰級別,進攻中國的東北領空,封鎖中國的海岸線;第三,應當動員中國臺灣的國民黨軍隊與美國共同作戰;最後,在中國各大城市上空扔下50 枚原子彈。若“勝利”的替代方案是“綏靖”的話,只會引起“新的更為血腥的戰爭”。杜魯門的答覆是,朝鮮戰爭是蘇聯一手炮製的,旨在將美國的注意力從更重要的西歐問題上轉移走,全力進攻中國會導致蘇聯對西歐的侵略。對麥克阿瑟致命的一點是,杜魯門說服了參謀長聯席會議,並爭取到了他們的支持。這使得麥克阿瑟的繼任者,馬修?B? 李奇微將軍能夠很快地堅定駐韓美軍的戰鬥信心。但最為關鍵的是參謀長聯席會議主席奧馬爾? 佈雷德利將軍在參議院對外關係與軍事委員會共同召開的聽證會上的證詞。佈雷德利講了那段讓人難以忘懷的話,他認為對中國發動總體戰的後果必然是讓蘇聯在西歐可以乘虛而入,因此朝鮮戰爭是“一場在錯誤的時間,錯誤的地點,與錯誤的對手發動的一場錯誤的戰爭”。麥克阿瑟對此無法回應。作為一個“戰區指揮官”,他承認自己對歐洲的形勢並無深入細緻的瞭解,他也從來沒有從“全球問題”的角度來考慮問題。佈雷德利的這個認知對麥克阿瑟來說是致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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