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代文史研究叢稿（簡體書）

《唐代文史研究叢稿》包括18篇文章，分為三組，第一組收入四篇論文，是對唐代文學史上一些較為重要問題的研究；第二組收入十篇文章，是關於高適、芩參、杜甫等盛唐詩人和文學家的生平事蹟的考證；第三組收入四篇論文，是對有關唐代科舉制和銓選制的某些問題的探討。

陳鐵民，1938年4月生，福建泉州人。畢業與北京大學中文系文學專業，北大中文系古典文獻專業研究生畢業，後留校任教。後期調至中國社會科學院文學所工作。現為中國中國社會科學院學部委員，中國社會科學院文學所研究員，中國社會科學院研究生院教授、博士生導師。

陳鐵民編寫的這本《唐代文史研究叢稿》是中國社會科學院學部委員專題文集之一。文集包括18篇文章，分為三組：第一組收四篇論文，是對唐代文學史上一些較為重要問題的研究；第二組收10篇文章，是關于高適、芩參、杜甫等盛唐詩人和文學家的生平事跡的考證。其中對一些有爭議的問題提出了自己的見解。第三組收四篇論文，是對有關唐代科舉制和銓選制的某些問題的探討。這些文章最早的發表于1963年，最晚的發表于2012年，相距49年，從中或可見出作者在文史研究領域的跋涉歷程。

自序
這本《唐代文史研究叢稿》共收入筆者先后發表的唐代文史研究論文十八篇，依其內容分成三組，第一組收論文四篇，是對唐代文學史上一些較為重要問題的研究。如關于律詩定型于何時與何人之手的考察，又如聯系唐代制度對文人出塞與盛唐邊塞詩繁榮關系的研究，還有關于唐代的詩壇中心及其作用的探索，以及關于安史之亂前后的儒學復興思潮是推進文體革新的直接動力的論述，等等。第二組收論文十篇，是關于高適、岑參、儲光羲、杜甫、蕭穎士、李華等盛唐詩人和文學家的生平事跡的考證，其中有一些論文，是針對這些作家生平事跡研究中存在的疑難或有爭議的問題，發表自己的意見的；還有最后一篇，以三篇王維生平的考證文章為例，歸納、總結出考證古代作家生平事跡易犯的四種錯誤，以供研究者借鑒。第三組收論文四篇，是對有關唐代科舉制與銓選制的某些問題的探討。其中第一篇據梁玙墓志所載，將進士科試雜文用一詩一賦的時間，往前推進了48年，并進而對唐詩繁榮與進士科以詩賦取士的關系，作了自己的論述；第二篇在王勛成《唐代銓選與文學》研究的基礎上，對唐代守選制的形成與發展作了進一步的全面研究，提出了若干自己的看法。第三、四篇就《登科記考》所稱博學宏詞制科與“拔萃科”進行辨析，指出其論述中存在的錯誤。這些論文最早的發表于1963年8月，最晚的發表于2012年5月，相距49年，從中或可見出筆者在文史研究領域跋涉的歷程。
本書的出版，是中國社會科學院領導關懷的結果。首先是院領導有為本院的學部委員和榮譽學部委員各出版一本論文集的決定，由于筆者忝為榮譽學部委員，因而得以領受這種關懷。于是承擔論文集出版任務的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與筆者聯系，提出了對論文集編集的具體要求：一是專題性，二是字數控制在二十萬至二十五萬字。遵照上述要求，筆者確定：一是專選唐代文史研究方面的論文；二是以前的論文集《王維新論》（首都師范大學出版社1990年版）、《王維論稿》（人民文學出版社2006年版）收入的論文，本書一般不收，具體說來，就是除《儲光羲生平事跡考辨》一文（曾作為附錄收入《王維新論》）外，其余兩個集子中的論文，本書一律不收；三是不是所有唐代文史研究方面的論文本書都收，而是從這些論文中，挑選部分自認為較有學術價值的論文，收入書中。
收入本書的論文，一般都保留歷史原貌，不作改動（僅個別論文略作修改）。如《岑嘉州系年商榷》一文發表于1963年，其中有些說法，與經筆者修訂的《岑參集校注》附錄《岑參年譜》（上海古籍出版社2004年版）的說法已不一樣，反映了筆者自己在探索過程中的認識變化，這次收入書中，即不作改動。
本書收入的論文，大抵都能出以己見，而非人云亦云之作。但書中的論文，畢竟多數是舊作，肯定會存在一些缺點和局限的，誠懇希望讀者不吝賜教。

自序論律詩定型于初唐諸學士關於文人出塞與盛唐邊塞詩的繁榮試論唐代的詩壇中心及其作用安史之亂前後的儒學復興思潮與文體革新高適何時入河西幕高適系年考補岑嘉州系年商榷《敦煌寫本〈歷代法寶記〉所見岑參事蹟考》求疵儲光羲生平事蹟考辨也談儲光羲的卒年由新發現的韋濟墓誌看杜甫天寶中的行止蕭穎士系年考證李華事蹟考考證古代作家生平事蹟易犯的幾種錯誤梁璵墓誌與進士科試雜文唐代守選制的形成與發展研究唐代無所謂博學宏詞制科辨《登科記考》之四種“拔萃科”辨

關于文人出塞與盛唐邊塞詩的繁榮一
邊塞詩是盛唐詩歌高峰上最鮮明的一個標志參見林庚《唐詩綜論》，人民文學出版社1987年版，第59頁。。說到盛唐邊塞詩繁榮的原因，研究者每好引用胡震亨《唐音癸簽》卷二七的一段話加以說明：“唐詞人自禁林外，節鎮幕府為盛。如高適之依哥舒翰，岑參之依高仙芝，杜甫之依嚴武，比比而是。中葉后尤多。蓋唐制，新及第人，例就辟外幕。而布衣流落才士，更多因緣幕府，躡級進身。”即據此認為，盛唐時文人入幕已蔚為風氣，這促進了邊塞詩創作的長足發展。而戴偉華《對文人入幕與盛唐高岑邊塞詩幾個問題的考察》（以下簡稱“戴文”）則指出戴偉華：《對文人入幕與盛唐高岑邊塞詩幾個問題的考察》，《文學遺產》1995年第2期。，胡氏的說法“有相當多的問題”，首先，所謂“新及第人，例就辟外幕”者，只是安史之亂后中晚唐的大致情況；其次，盛唐文人入節鎮幕府者并非“比比而是”，文人入幕府的盛況只是在中晚唐時才出現。確實，開元、天寶時僅于邊地置節度、經略使，凡有十鎮；安史亂后則在內地遍設節度、觀察使，新增置的節鎮達四十多個，所以文人入幕之盛，開元、天寶時無法同中晚唐時相比，胡氏的概括欠嚴密。但是，中晚唐文人所入幕府多在內地，盛唐文人所入幕府則都在邊地，前者與邊塞詩的創作無多大關系，后者則與邊塞詩的創作關系密切，因此我們研究盛唐邊塞詩，有必要對當時文人入邊幕的情況進行具體、細致的考察，“戴文”和戴偉華嗣后出版的專著《唐代使府與文學研究》（以下簡稱“戴書”）戴偉華：《唐代使府與文學研究》，廣西師范大學出版社1998年版。，就作了一番學界過去未曾作過的這種考察，這自然很有意義。通過這種考察，“戴文”得出如下結論：學界那種盛唐文人入邊幕蔚為風氣的說法“大有偏頗之處”；“高適、岑參等著名詩人入邊幕在當時也還是個別現象，真正是邊地幕府中的士人屈指可數”；“高、岑的入邊以及唐代詩壇上產生如此獨特的盛唐邊塞詩，乃取決于作者的個性；而個性所造成的總是個別現象”。“戴書”也說：盛唐“入幕文士極少，高適、岑參入幕純屬個別現象，他們的創作通常情況下是一個人行為”（第166頁）。如果實情確如作者所說，則高、岑的邊塞詩創作似乎是一種個別和孤立的現象；而且只能說高、岑的入邊幕與其邊塞詩創作有密切的關系，而很難說文人入邊幕任職同盛唐邊塞詩的繁榮有多少關系了（“戴文”承認文人入邊幕是盛唐邊塞詩繁榮的原因之一）。這些問題對于盛唐邊塞詩的研究并非無關緊要，所以值得作進一步研究和討論。
“戴文”得出上述結論，是以自己的考證為依據的。“戴文”說，“從開元初到天寶末約四十年間”，可考出的入幕“文士”僅有朔方四人（郭虛己、牛仙客、蕭直、杜鴻漸）、隴右二人（哥舒翰、嚴武）、河西十一人（薛僅、牛仙客、郭虛己、王維、許遠、高適、呂、蕭昕、嚴武、李華、楊炎）、安西四人（岑參、李棲筠、蕭沼、張謂）、河東二人（王翰、孫逖）、幽州二人（樊衡、徐浩）、劍南三人（楊仲昌、蔡希周、許遠），合計共七鎮二十八人次開元、天寶時的節鎮共有十個，尚有北庭、平盧、嶺南三鎮“戴文”未作考證。。其中郭虛己、牛仙客、嚴武、許遠四人兩度入幕，哥舒翰、牛仙客、郭虛己三人“顯為武夫”郭虛己歷任侍御史、左庶子、御史中丞、工部侍郎、戶部侍郎、工部尚書，皆為文官，不知“戴文”為何稱其為“武夫”？參見《元和姓纂四校記》卷一○，《唐仆尚丞郎表》卷一二、二一、二二。，李華一人本系誤考李華所說“哥舒表華，掌記轅門”，蓋指天寶十四載十二月哥舒翰受命守潼關后，辟李華為幕府掌書記，其事與河西鎮無涉。參見拙作《李華事跡考》，《文獻》1990年第4期。，若都加以刪除，實際就只剩二十人了，確乎“屈指可數”。現在的問題是，以上統計數字，距離當時的實際究竟有多遠？是否“有很大的參考價值”？“戴文”所定“文士”的標準有兩條，一是進士及第者，二是有詩文留存者，兩條中只要有一條符合，即可列入“文士”范圍。在這兩條標準中，應該說第一條是相當嚴的。例如，唐時的明經科和制科，均需試時務策，其及第者中，豈能沒有能為文堪稱為“文士”的人？又，習進士業而應試落第者，難道都算不得真正的“文士”？還有大量憑門蔭入仕的人，難道都是沒有文才的武夫？所以，我們如果將“文士”的標準適當放寬，入圍的“文士”肯定會大為增加。不過，既然“戴文”已定下這樣的標準，我們也就姑且依此標準來討論問題。上述“戴文”已考出的入幕“文士”，絕大多數符合所定的標準，但其中也有兩人例外，一是朔方鎮蕭直，明經及第，二是河西鎮薛僅，制舉“才高未達，沉跡下僚”科登第，兩人均無詩文留存。下面，擬謹依“戴文”所定的標準（不收例外），考證一下開元、天寶時（自開元元年至天寶十四載，共四十三年）入邊幕任職的“文士”是否真像“戴文”所說的那么少。“戴文”共考察了七個鎮，為省篇幅，本文只想對其中的幽州、朔方、河西、安西四鎮作考證，至于其余各鎮的情形，讀者自能舉一反三。這里必須說明一點，即“戴文”所考的入幕文士，是指文職僚佐，筆者這里則指所有在邊幕任職的文士，包括府主。像曾任節度使的崔日用、蘇颋、張說等人（見下），既是文士，又有邊塞詩傳留，我們研究盛唐邊塞詩的繁榮與文人入幕的關系，不宜撇下他們。
幽州（天寶元年更名范陽）：“戴文”只考出二人，實際可考出者尚有以下八人。
張說，開元六年至七年為幽州都督、河北節度使。說制舉登第，有詩文集三十卷傳世。
王晙，開元八年為幽州節度使（《唐方鎮年表》卷四）。脧明經及第。今存詩一首（《全唐詩》卷九九）、文五篇（《全唐文》卷二九八）。
張嘉貞，開元十四年為定州刺史、北平軍（幽州節度使所統九軍之一）使（兩《唐書》本傳）。嘉貞五經舉及第。今存詩三首（《全唐詩》卷一一一）、文八篇（《全唐文》卷二九九）。
李適之，開元二十七年至二十九年為幽州節度使（兩《唐書》本傳）。今存詩三首（《全唐詩》卷一○九）、文四篇（《全唐文》卷三○四）。
裴寬，天寶初為范陽節度使（兩《唐書》本傳）。寬明經及第，又舉拔萃科，《舊唐書》本傳稱其“以文詞進”。今存文一篇（《全唐文》卷二七八）。
顏杲卿，天寶末為范陽節度使安祿山營田、支度判官，攝常山太守（顏真卿《顏元孫神道碑》、《新唐書?顏杲卿傳》）。杲卿為真卿從兄，以門蔭授官，開元中曾赴選，以書判超等為吏部侍郎席豫所賞識（《新唐書》本傳）。今存文一篇（《唐文拾遺》卷一九）。
暢璀，《舊唐書》本傳：“鄉舉進士。天寶末，安祿山奏為河北海運判官。”按，據《新唐書?方鎮表》，開元二十七年“幽州節度使增領河北海運使”，時安祿山蓋以范陽節度使兼領河北海運使，璀即其幕府中掌協助處理海運事務的僚佐。璀為詩人暢當之父。今存賦一篇（《全唐文》卷三九四）。
李史魚，梁肅《李史魚墓志銘》：“上方銳意武功，寵厚邊將，拜公殿中侍御史，參安祿山范陽軍事。”（《全唐文》卷五二○）史魚開元二十一年制舉多才科登第（《登科記考》卷八）。今存文一篇（《唐代墓志匯編》《唐代墓志匯編》，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年版。圣武○○一）。
朔方：“戴文”只考出四人，實際可考出者尚有以下十三人。
趙彥昭，開元元年為朔方道大總管（《通鑒》卷二一○），蘇颋、張說皆有詩送其“赴朔方軍”。彥昭進士及第（《新唐書》本傳）。今存詩一卷（《全唐詩》卷一○三）。
徐秀（《新唐書?宰相世系表》、《元和姓纂》卷二作“琇”），顏真卿《徐秀神道碑》：“幼而聰悟，篤學能屬文。……調補幽都縣尉，充相國、尚書趙彥昭朔方節度判官。”秀長安二年進士及第（《登科記考》卷四）。無詩文留存。
王晙，開元中為朔方節度使多年（《唐方鎮年表》卷一）。其余見前。
呂延祚，《通鑒》玄宗開元三年九月：“壬戌，以涼州大總管薛訥為朔方道行軍大總管，太仆卿呂延祚、靈州刺史杜賓客副之，以討突厥。”事又見《全唐文》卷二一玄宗《授薛訥朔方道行軍大總管呂延祚杜賓客副總管制》。延祚善文，有《進集注文選表》（《全唐文》卷三○○）傳世。
張說，開元十年為朔方節度使（《通鑒》卷二一二）。其余見前。
李祎，開元中為朔方節度使多年（《唐方鎮年表》卷一）。祎封信安郡王。今存詩一首（《全唐詩》卷六）、文一篇（《全唐文》卷一○○）。
蕭嵩，開元十五年為朔方節度使（《唐會要》卷七八）。嵩開元初嘗官中書舍人（掌草詔，見兩《唐書》本傳）。今存詩二首（《全唐詩》卷一○八）、文三篇（《全唐文》卷二七九）。
寇洋，《唐代墓志匯編》天寶一三六賀蘭弼《寇洋墓志銘》：“尋轉涇州司馬，累充朔方軍節度判官，元帥戶部尚書王晙、兵部尚書蕭嵩悉以金革之事咨于幕下。”洋連應制科材稱棟梁、拔萃出類及縣令舉，皆登第（見《寇洋志》）。今存文一篇（《唐代墓志匯編》開元二五○）。
陳九言，《全唐文》卷三○八孫逖《授陳九言起居舍人劉貺起居郎制》：“朝議郎守太子舍人攝殿中侍御史、朔方節度判官陳九言……可行起居舍人，散官如故。”九言開元二十九年官右司員外郎時，撰《尚書省郎官石記序》，由著名書法家張旭書寫，刻于石（今存），其任朔方節度判官，在開元二十四年之后孫逖開元二十四年始任掌草詔之中書舍人（《舊唐書》本傳），其所撰制書最早只能作于開元二十四年。。
王忠嗣（初名訓），自開元二十九年至天寶五載為朔方節度使（《舊唐書》本傳）。今存詩一首（《全唐詩》卷七七四，署名“王訓”）、文一篇（《全唐文》卷三六三）。
厙狄履溫，《全唐文》卷三○五厙狄履溫《讓起復表》：“伏奉恩敕，授臣駕部員外郎，充朔方軍判官。”寇坦有《同張少府和厙狄員外夏晚初霽南省寓直兼充節度判官之作》（《全唐詩》卷一二○），厙狄員外即厙狄履溫，有詩一首（《全唐詩》卷一二○）、文二篇傳世。
李，《通鑒》天寶十載正月：“丁酉，命李林甫遙領朔方節度使，以戶部侍郎李知留后事。”曾知天寶九載貢舉。今存文一篇（《全唐文》卷三七二）。
郭子儀，天寶中至天寶末，歷任振遠軍使、天德軍使（均隸屬朔方節度使）、朔方節度右兵馬使（兩《唐書》本傳）。今存詩二首（《全唐詩》卷一○九）、文十二篇（《全唐文》卷三三二）。
河西：“戴文”只考出十人李華一人已刪除。，實際可考出者尚有以下九人。
楊敬述，開元四年至九年為涼州都督、河西節度使（《唐刺史考》《唐刺史考》，江蘇古籍出版社1987年版。卷三九）。今存《奉和圣制夏日游石淙山》詩一首（《全唐詩》卷八○）。
張敬忠，開元十一年為河西節度使（《唐會要》卷七八），以《邊詞》詩知名。今存詩二首（《全唐詩》卷七五）、文二篇（《全唐文》卷二七七）。
蕭嵩，開元十五至十六年為河西節度使（《舊唐書?玄宗紀》、《通鑒》卷二一三）。其余見前。
裴寬，《舊唐書》本傳：“蕭嵩為河西節度使，奏寬及郭虛己為判官。”其余見前。
崔希逸，開元二十四至二十六年為河西節度使（《唐方鎮年表》卷八）。今存詩二首（《全唐詩續拾》卷二一一）、文一篇（《全唐文》卷三○五）。
皇甫惟明，天寶五載任河西、隴右節度使（《通鑒》卷二一五）。今存文一篇（《全唐文》卷三五七）。
王忠嗣，開元中河西節度使蕭嵩引為兵馬使，天寶五載至六載任河西、隴右節度使（兩《唐書》本傳）。其余見前。
哥舒翰，天寶初事河西節度使王倕，天寶五載河西節度使王忠嗣以為大斗軍副使。十二載至十四載任河西、隴西節度使（《舊唐書》本傳、《通鑒》卷二一六、二一七）。其余見“戴文”。
裴冕，《舊唐書》本傳：“河西節度使哥舒翰表為行軍司馬。”今存文二篇（《全唐文》卷三七八）。
安西：“戴文”只考出四人，實際可考出者尚有以下七人。
張嵩（一作孝嵩），《新唐書?郭虔瓘傳》：“陜王為安西都護，詔虔瓘為副。……久之，卒軍中。以張孝嵩為安西副都護。孝嵩偉姿貌，及進士第，而慷慨好兵。”“孝嵩”《舊唐書?郭虔瓘傳》作“嵩”，其官安西副都護在開元七年至十二年（《唐刺史考》卷四六）。今存賦一篇（《全唐文》卷三二八）。
趙頤貞，《新唐書?趙冬曦傳》：“兄夏日，弟和璧、安貞、居貞、頤貞、匯貞，皆擢進士第。……頤貞安西都護。”頤貞開元十四年至十六年為安西副大都護（《通鑒》卷二一三）。今存文二篇（《全唐文》卷二九六）。
章仇兼瓊，張九齡《敕磧西支度等使章仇兼瓊書》：“敕磧西支度、營田等使兼知長行事、殿中（侍）御史章仇兼瓊……”（《全唐文》二八七）磧西即安西，見《唐會要》卷七八。孫逖《授章仇兼瓊主客員外郎制》：“敕殿中侍御史章仇兼瓊……頃逾沙磧，能正糾繩……可尚書主客員外郎。”（《全唐文》卷三○八）此制書作于開元二十四五年孫逖開元二十四年始任中書舍人（掌草詔）。，其時兼瓊蓋自磧西支度等使入為主客員外郎，故制書中有“頃逾沙磧”等語。開元二十七年，兼瓊自主客員外郎出為益州司馬，尋遷劍南節度使（見《唐尚書省郎官石柱題名考》卷二六）。今存文一篇（《全唐文》卷四○五）。
許遠，《舊唐書》本傳：“初從軍河西，為磧西支度判官。章仇兼瓊鎮劍南，又辟為從事。”蓋兼瓊為磧西支度使時，嘗引許遠為支度判官。其余見“戴文”。
獨孤峻，《舊唐書?封常清傳》載，安西四鎮節度使夫蒙靈詧幕中夫蒙靈詧開元二十九年至天寶六載為安西節度使，見《唐方鎮年表》卷八。，有“判官劉眺、獨孤峻”。峻今存文一篇（《全唐文》卷三三○）。
劉單，《舊唐書?高仙芝傳》載，天寶六載安西節度副使高仙芝遠征小勃律，九月末，“還播密川，令劉單草告捷書”。天寶十載，岑參有《武威送劉單判官赴安西行營便呈高開府》詩，高開府即安西節度使高仙芝《通鑒》天寶十載正月：“安西節度使高仙芝入朝……加仙芝開府儀同三司（文散官一品）。”，則劉單嘗于天寶六載至十載在安西幕府中任職。單天寶二年登進士第，為狀元（《登科記考》卷九）。
封常清，天寶六載十二月，為安西節度判官，天寶十一載，為安西節度使，天寶十三載，又兼任北庭節度使（《舊唐書》本傳）。常清有文才，《舊唐書》本傳說：“外祖犯罪流安西效力，守胡城南門，頗讀書，每坐常清于城門樓上，教其讀書，多所歷覽。”“常清于幕中潛作捷書出……（高）仙芝所欲言，無不周悉，仙芝大駭異之。”“常清有才學，果決。”今存文一篇（《全唐文》卷三三○）。
以上考出的入幕任職的文士，其數量雖已大大超過“戴文”所考，但絕不敢說根據現存資料，凡可考者筆者都已考出了。至于受現存資料的限制無法考出的入幕文士，應該說還有不少。“戴文”也承認這一點，說限于現存材料，自己考出的七鎮28人，“不能完全反映當時的實際”。在這里應特別補充一點，即安史之亂的破壞，造成了作家作品和官府文書的大量喪失。如王維的作品，“天寶事后，十不存一”（《舊唐書?王維傳》）；常袞《盧正己墓志銘》說：“自胡馬入洛，三川大殘……中臺文書，盡成灰燼。”（《全唐文》卷四二○）安史之亂是在人們正陶醉于承平時突然發生的，人們來不及做任何應變的準備，叛亂的這種突發性增大了它的破壞性，所以現存的初盛唐資料明顯少于中晚唐資料，開元、天寶時的許多入幕文士也就無從考出了。根據上述情況，加上“文士標準參照進士及第和作品留存尚有其局限”（“戴文”），所以應該說“戴文”所考出的28人，距離當時的實際是相當遙遠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