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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最後防線:政府治臺後的防空發展1945-19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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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最後防線:政府治臺後的防空發展1945-19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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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品簡介
作者簡介
目次
書摘/試閱

商品簡介

本書主旨在介紹1945至1988年,臺灣防空工作上的幾個主要面向。箇中由下而上,概略包括:(一)基層編組和防空演練;(二)防空電信與通報體系;(三)中央部會之疏散辦公;以及(四)層峰戰時大本營之設置等。

此為目前學界尚未觸及的嶄新主題,作者嘗試透過大量檔案與圖像,從臺灣冷戰史和生活史的雙重視角,探討這一失落的歷史環節。

作者簡介

李君山

國立中興大學歷史學系助理教授。國立臺灣大學歷史學系博士。著有《上海南京保衞戰》、《全面抗戰前的中日關係(1931-1936)》;合著有《蔣介石的日常生活》、《巨龍的蛻變──中國一八四○至二○○八》;並撰有〈對日備戰與中蘇談判(1931-1937)〉、〈遷臺前期中樞防空之規劃(1949-1966)〉等多篇論文,現正進行蔣中正在臺行館之研究。

目次


前 言
(一)冷戰史與生活史
(二)臺灣之兵要地理
(三)海島環境的先天限制
(四)文獻評述與研究方法

第一章 臺灣命運轉折與防空運動(1945-1953)

第一節 從光復到戡亂
(一)臺灣防空緣起
(二)短暫的「復員」時期
(三)內戰逼近臺海
(四)東南軍政長官公署成立

第二節 臺海海空巡防之展開
(一)本島防空艱難萬狀
(二)海空搜索計劃的推動
(三)各方合作困難
(四)臺灣內外草木皆兵

第三節 韓戰前後本島防空加強
(一)地面監視體系更張
(二)1951年全臺防空運動
(三)人口物資之疏散
(四)「大戶」不肯配合

第四節 中樞防空與戰時大本營
(一)圓山、士林與蟾蜍山
(二)中樞防空之起步
(三)部會疏散第一波(1950)
(四)部會疏散第二波(1951)

第二章 部會疏散與陽明營房(1954-1962)

第一節 第一次臺海危機(1954-1955)
(一)兩岸空權競賽
(二)嚴酷的空防條件
(三)中樞遠距疏散之籌劃

第二節 三峽、大溪疏散區之選定
(一)陽明營房計劃成形
(二)部會疏散第三波(1955)
(三)總統府疏散內柵

第三節 第二次臺海危機(1958)
(一)空軍戰力的加強
(二)衡山指揮所與反「斬首」
(三)部會疏散第四波(1958)
(四)部會疏散難題叢出

第四節 陽明營房之轉移
(一)陽明營房與八二三
(二)營房的困難和弱點
(三)總統府疏散計劃(1962)
(四)「國光計劃」接管營房

第三章 省府民防與疏遷經緯(1945-1958)──兼論中央遷臺初期之省權轉移

第一節 遷臺後中央地方關係
(一)戰後省府特殊地位
(二)臺省民防之開展
(三)省權的陸續削減

第二節 民防工作多頭馬車
(一)從防護團到自衛總隊
(二)省府兩會分立
(三)軍民兩政爭議持續
(四)配合作戰措施之加強

第三節 民防組織迭告變革
(一)臺灣省民防委員會
(二)臺灣省民防司令部
(三)民防任務隊與家戶民防制
(四)臺灣警備總司令部之成立

第四節 省府疏遷中興新村
(一)疏遷意見的浮現
(二)省府方面的異議
(三)省府展開南遷
(四)省府廳舍之轉移
(五)省議會的迴響

第四章 中樞指揮與防空計劃(1949-1975)──以蔣中正在臺行館為主線

第一節 行館建立與統帥位置
(一)統帥指揮位置選定
(二)蔣中正賓館之成立
(三)蔣中正輾轉抵臺
(四)戰時大本營之轉移

第二節 賓館增設和國光計劃
(一)慈湖賓館工程
(二)角板山雙賓館
(三)日月潭涵碧樓
(四)頭寮賓館的擴建

第三節 「復興營房」計劃
(一)國光計劃一波三折
(二)復興營房之起建
(三)地方民眾的反應
(四)後慈湖疏散區開發

第四節 戰時大本營之告成
(一)賓館增建與管理
(二)賓館警衛與防空設施
(三)橫溪副總統辦公室
(四)總統府疏散計劃(1964-1970)

第五章 本島防空通信之發展(1945-1970)

第一節 遷臺初期防空通信(1945-1953)
(一)電信發展與防空
(二)戰後臺灣電信發展
(三)程序法規之制定
(四)電信局與軍方之關係

第二節 臺海危機與防空通信(1953-1958)
(一)聯合作戰中心與空防加強
(二)圓山與蟾蜍山
(三)疏散時期通信設施案(1955)
(四)蟾蜍山防空專線之構成

第三節 八二三砲戰及其後(1958-1966)
(一)交通配合作戰總檢討會(1955)
(二)陽明營房之通信佈署
(三)八二三前後的發展
(四)疏散基地轉移頭寮

第四節 官邸通訊與電信發展
(一)層峰官邸之通訊建構
(二)總統專用通信系統計畫
(三)軍方疏散計畫之演進

第六章 演習、疏散與近期發展

第一節 核子防護的考驗
(一)中共試爆原子彈
(二)高層核子防禦設施
(三)人口物資之疏散
(四)防空疏散實施辦法

第二節 防空演習之進行
(一)演習經驗及其侷限
(二)泰嶽一號演習(1966)
(三)泰嶽演習與府院疏散
(四)計劃尾聲與蔣中正逝世

第三節 大溪府院疏散區的結束
(一)蔣中正晚年賓館建設
(二)時局變遷與賓館轉用
(三)慈湖、頭寮之迭變
(四)內柵、福安設施撤除

第四節 各洞轉移與防空新猷
(一)圓山防空洞之除役
(二)士林防空洞的轉移
(三)防空工作的近期發展

書摘/試閱

前 言

(一)冷戰史與生活史

英國史學家霍布斯邦(Eric J. Hobsbawm, 1917-2012)在其名著《極端的年代》(The Age of Extremes: A History of the World, 1914-1991)開宗明義就將20世紀定義為大災難(Catastrophe)和總體戰(Total War)的年代。這說明了最近的100年間,「總體戰」實際已成為一世界性的現象,無關政治體制、意識形態;無關國勢強弱、甚至民主獨裁,所有國家的戰爭論述,不約而同都朝向這個概念發展。其影響已不限軍事、政治,包括民生、社會思潮,也受牽連所及。所以霍氏又感歎:
這個世紀教導我們,而且仍在教導,就是人類可以學著在最殘酷、和理論上無法忍受的條件下活了下來。......在二十世紀的歷程中,戰爭是越來越以損害各國的經濟和基礎建設,以及它們的平民百姓為目標。自從一次大戰以來,所有交戰國家裡面,除了美國,喪生於戰火下的平民人數,早已遠比軍事傷亡來得慘重。

這段話中,實際也點出了總體戰的重要特色,包括軍事技術上的革命,如戰略轟炸與防空、空中戰鬥與偵察、戰爭工具的機械化、後勤行為轉而依賴內燃機,乃至化學戰的擴散和恐懼等,不僅徹底改變了20世紀的戰爭面貌,也將交戰前線與平民百姓,一併捲入各種災難當中。

惟總體戰的時代意義,除了現實環境上武器的進步外,更為重要者,是「民族戰爭」(Volkskrieg)的共同想像。其論者慣將戰爭行為分成「政府戰」(Kabinettskrieg)和「全體戰」(Totale Krieg)兩個層次,強調差別就在「人民」(民眾、全民、民族)的參與程度。 蓋自拿破崙戰爭(1804-1815)以來,國家之軍隊為人民所支持、軍事之勝利為人民所期待、戰爭之目標為人民所認同,「民族戰爭」已屬傾全國之力以支持的總體戰爭。爾後更將工業革命和意識形態、政治與種族狂熱、侵略與自衛想像等等,結合成一個殘酷的整體,驅使著各工業化社會,徹底動員人力,並自行化身為巨大的兵工廠,終於在兩次世界大戰中,迸發成一段長期且嚴酷的毀滅過程。

此一毀滅過程中,最能凸顯「前線」和「後方」之零距離、或作戰和非作戰人員之無差別者,自數「空權」與「防空」的發展。所謂「防空」,依其手段及目的,略有「積極防空」和「消極防空」之別。積極防空或可另稱「空防」,較屬「軍防」之概念,即以空防軍力攻擊、驅阻乃至殲滅入侵之敵,使己方損害減至最低。消極防空則「民防」成份居多,係指以各項預防性措施,如疏散、偽裝、掩蔽、救護等,減低因敵空襲所加諸的損害。 後文為討論上的便利,將逕以空防(=軍防)與防空(=民防)兩詞,做簡易的分類。

1949年中央政府遷設臺灣以來,對於總體戰(現稱「全民國防」)和防空工作的提倡,始終不遺餘力。也因此,「逃警報」和「防空演習」就變成那一代、甚至是兩代人的共同記憶。1951年,「渡海三家」中的溥儒(心畬,1896-1963)寄居臺北市臨沂街,鄰人斥資2,000元新建防空洞一所,好意邀溥,遇事即請前來避難。溥乃戲作小品「逃警報之標準姿式」(見【圖表0.1】),畫中小兒一手摀耳聽飛機方向,一手挾著棉被,大步快跑,頗寫出當年戰時風情。

而1944年出生的作家李渝,當溥儒揮毫時,還只是臺灣省立臺北女師附小的小學生。回憶起1950年代初,從韓戰到第一次臺海危機的「戰後少年」歲月,往往課上到一半,空襲警報響了,曾躲過無數警報的老師們,就會鎮定地領導大家,進行各種掩藏動作,如俯身貼去牆邊、躲去桌子底下等:「雖然這只是常有的演習,在拉長的嚎嘯聲中,慌張和恐懼上升,仍舊每次都是心含在口中的」。

於是冷戰史與生活史,在防空的動員和經驗中,得到了接榫。戰後的40年,當局不斷運用防空工作,來型塑「居安思危」「枕戈待旦」的冷戰氛圍。這類倡導或鼓吹,潛移默化後,卻變成了庶民生活中,另類的物件及意象(見【圖表0.2】)。至今猶存的例子,就是「防空色」,轉化為諸多文本中,意味無窮的綠制服。

(二)臺灣之兵要地理

1950年3月,甫由中國國民黨總裁「復行視事」,重返中華民國總統職位的蔣中正(1887-1975),為著臺灣省保安司令彭孟緝(1908-1997)得自香港的一份剪報情資〈論臺灣攻略戰〉,驚訝不置。當時韓戰尚未爆發,中共「武力解放」臺灣的口號震天價響,情資所述竟至鉅細靡遺。蔣手令交付參謀總長周至柔(1898-1986),速與國防部第二、三廳研議,「於十天內報核。原文何日發表,先呈閱」。

6月8 日,由當時主管情報的「政治行動委員會」委員蔣經國(1910-1988)和周至柔聯銜,解釋該文係稍早於香港中共外圍刊物《週末報》上連載,已印有單行本,改稱《攻臺必勝論》,作者託名「黎志潔」,並檢呈原書一冊。 接著周呈遞研究意見,承認該書「可見匪方『知彼』之深、用心之積極」,「其對臺灣兵要地理之研究頗深切,對我軍兵力之估計,亦相當精確」;結論是證明「此實由於匪諜運用之成功,故我方對於保防工作,實不容忽視」云。

周的報告,無異是為黎書的「信史」價值背書,也道出當年臺灣防衛的艱困程度。60餘年後,吾人檢視存檔原冊,饒富趣味之處,實在它是用敵人的眼睛,評估臺灣的戰略地位、兵要地理。儘管難以避免「為匪宣傳」之弊,但比較本土的一般軍訓教材,卻具有相當的對照作用。

書中〈從經濟與地理上,看臺灣必不能守〉標題下,強調臺灣是一座孤島,在軍事作用上,利於成為攻勢戰略的前進據點,而不利於守勢防禦的基地。也就是說:當假想以太平洋為戰爭場域,臺灣只要擁有廣大的後方,則將屬一處理想的攻勢據點,地理位置值得重視。不過一旦守勢防禦,臺島的戰略地理與重要性,恰巧相反。畢竟地理環境上,長不過400公里、寬不過150公里,竟有海拔4,000公尺的高峰;島小、峰高、河流淺急、坡度極大,使臺灣基本缺乏自給自足的條件,「拋開了大陸,他是戰略上的死點,無法堅守、不可能堅守的」。

其次,臺灣的地形,利於攻而不利於守。海岸線的遼長,駕乎中國任何省份之上;且除了東部若干地區外,攻者都可以選擇登陸,守者無法處處設防。島內交通雖稱便利,使「蔣匪」容易集中兵力,組成火網;但鐵、公路離海岸太近,如果解放軍分頭登陸,個別切斷,則守軍將被孤立於幾個包圍圈而聚殲之:「事實上,我們相信臺灣攻略戰展開之時,也必然同時在幾個地點發動,決不允許蔣匪殘餘,集中一點以頑抗的」。

(三)海島環境的先天限制

接著,《攻臺必勝論》具體討論了登陸的地點和時機,提及臺灣海峽的海流,分為北上的暖流(今稱「黑潮」)和南下的寒流(今之「親潮」),在新竹一帶匯合。春季以前,據臺灣氣象局的統計,西部沿海東北季風,每秒總在3.5公尺左右;使得每年冬季到次年春末,即11月至3月間,洋流是由北向南;非至3月以後,才能逐漸轉向。所以3、4月間,自福建航向臺灣的機帆船,往往去程要比回程,時間節省達3分之1。

至於登陸的地點,列舉了淡水、新屋、舊港(新竹)、梧棲、鹿港、新港、東石、安平、高雄、東港、東城(疑為「臺東」之誤)等11處海灘。強調在臺北方面,福建的馬尾至淡水,僅有128浬;如以福建平潭島為基地,至淡水則不過100浬左右。時速10浬以上的機動船艦,9小時即可到達。在臺南方面,廈門至安平僅有147浬、至高雄160浬。甚至鵝鑾鼻、貓鼻頭等地,有廣大的淺灘,且為縱貫山脈的尾閭,易於登陸、組織、掌握制高點,也是搶攻的上選。

綜上所論,該書指出:「如果以福建沿海為出發基地,進擊臺灣,三、四月間是最有利的時期。因為這一時期,是自閩赴臺,航行上的最有利時期」。針對蔣中正復行視事,則喊話稱:解放軍登陸攻臺,不會晚於1950年的春、夏之交:

蔣介石的復辟,其壽命是不會超過袁世凱多少的。按:袁世凱稱帝,凡八十三日而覆滅。中秋前後,三萬五千九百六十一方公里的臺灣土地上,將遍插五星紅旗,是可以預料的。

《攻臺必勝論》有如末日預言般的鐵口直斷,加上當時蔣中正、周至柔等人的反應,一方面印證1950年上半,中共攻臺傳聞的風聲鶴唳;另一方面,書中對於臺灣兵要地理的解釋,也有助凸顯環境條件上,本島防空工作的根本困難。即使稍後韓戰爆發,美國軍援到來,空軍總司令部在向蔣中正遞交的《防空作戰》報告書,所言各項弱點,實際仍與《攻臺必勝論》的評估差距不遠:

本省受地理因素影響,防空缺乏縱深,預警時間短促,而形成空防之弱點。我空軍基地多在西岸,預警系統無法延展;加以飛機航速日增,防空作戰可利用之時限,益形短促。欲求有效之防空作戰,既不能以空間爭取時間,則端賴以時間爭取空間,而期於敵機未達目標投彈線之前,予以擊滅,以確保本島空防之安全。
故而結論上,強調「戰於境外」、確保制空制海權,是屬唯一的自衛之道。

(四)文獻評述與研究方法

以上所述,重點在舖陳臺灣空防和防空的一般狀況,以為本書主題──1945至1988年,政府治臺後的防空發展,作一註腳。全書主旨乃欲探討蔣中正與蔣經國主政時期,當局在防空工作上的幾個主要面向。若由下而上,從基層到高層,概略包括:(一)基層編組和防空演練;(二)防空電信與通報體系;(三)中央部會之疏散辦公;以及(四)層峰戰時大本營之設置等。此為目前學界尚未觸及的嶄新主題,亦屬1950年代兩岸冷戰史和生活史的一個失落環節,相信應有其研究的價值。

過去有關臺灣「空防」和「防空」的文獻資料,已出版者相當有限。空防事涉軍事,多數係在空軍發展的主題下,加以容納。防空工作則較著重群眾動員,其描述蓋皆包含在「民防」相關的介紹中。然不管防空或民防的專書,早年若非軍訓用書,以提示訓練、防護之技能為主;就是類如政治讀物,強調的是「生聚教訓」「居安思危」等總體戰教義。再加上具體的規章、組織,泰半涉及業務機密,在公開發行的出版品中,更不宜周詳說明;以致各種文獻,可利用之價值往往偏低;即使汰蕪存菁,也多斷簡殘編,終究難窺堂奧。

其中民防類的書籍,出版時間較早者,如吳經侯《民防要務彙編》和「臺北市民防指揮部」《家戶民防訓練手冊》, 由於「去古未遠」,許多法規、組織,反而記載較詳;儘管內容多為原則性、概括性的說明,至少讀者能從其中,了解若干沿革和發展。稍後發行者, 或許撰寫人已非真正主事者,內容反而偏重「政令宣導」或「激勵民心」之類作用。其間差別,是否反映著「防空」在臺灣的意義,已由早期「技能演練」的考量,轉移為後來「政治宣傳」的工具性格,實亦值得吾人玩味。

防空之效能,端賴電信通報;最有效的辦法,厥為人口、物資疏散。電信史方面,有王庭樑《戰時電信》、徐耀南等《臺北電信史略》, 介紹戰時一般電信之佈署維修原則,以及臺北縣市的電信發展。至於防空疏散,則有陳胤宏《遠離臺北:臺灣省政府「疏遷」之研究(1945-1960)》,運用國史館庋藏的歷次《行政院會議紀錄》,與本主題關聯性頗高。

由於既有的文獻,幫助有限,因此本書在研究方法上,主要係依賴國家檔案管理局所架設NEAR(Navigating Elecronic Agencles’ Records,機關檔案目錄查詢網)搜尋系統,先取得政府各機關庋藏的檔案卷名、卷號;再依據《政府資訊公開法》、《檔案法》之相關規定,向各該管機關提出申請。

章節內容方面,除「前言」「結論」外,分為6章,概依時序,從基層到高層,分別探討1945至1953年,政府所進行的各項官民防空避難計劃(第一章);1954至1958年兩次臺海危機期間,部會疏散的努力、與「陽明營房」的起建(第二章);省政府民防措施的迭變、及1954年以後「疏遷」中興新村的爭議(第三章);1961至1965年,反攻大陸之「國光計劃」高潮,和蔣中正普設行館(賓館),作為戰時大本營之關聯性(第四章);配合著各項疏散計畫,在防空通信方面的建設與變革(第五章);以及防空演習、城市疏散等庶民生活史相關的各種發展(第六章)等。

所以本書主線,係嘗試由「冷戰史」與「生活史」的背景出發,就當局各項防空、疏散措施,一以貫之。史料方面,則借重總統府、省政府現存檔案、行政院會議紀錄,搭配臺北國史館與檔案管理局已公開之館藏。圖表也盡量以原件呈現。最後結論則將試由公共行政和群眾動員的角度,探討政府防空規劃的意義與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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