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國史事與人物（簡體書）

本書為沈雲龍先一的代表性著作之一，收錄了其關於民國史事與人物的二十餘篇文章，涉及南北議和，「九.一八」事變、「五四」運動等到重大事件及孫中山、蔡元培、湯化龍、宋教仁、梁啟超等人物的史事，引用大量第一手資料，為我們研究民國重大史事與人物提供了參考。

《民國史事與人物》為沈云龍先生代表性著作之一。收錄《民國初建與南北議和》《孫中山先生與民初政府及其影響》《民初國會之淵源及其演進》《五四運動的歷史回顧與價值評估》等專文，以及有關宋教仁、湯化龍、蔡元培、黃膺白等重要歷史人物的研究文章。本書行文流暢，氣韻生動，通俗易懂，為學史治史人士和廣大讀者提供了一部好讀好用、有很高學術價值的民國史作品。

1958年，我寫過一本《現代政治人物述評》，由香港自由出版社印行。曾請史學家左舜生先生作序，他認為“讀來確比讀‘清史稿’里邊那些傳記文學要感興趣得多”，并且“覺得其完整與正確，也決不在近人薛福成、惲毓鼎、梁啟超、羅悖最諸家所寫這類紀述文字之下”。前輩推許，使我汗顏。嗣將該書改由臺北文海出版社發行增訂本，增加篇幅約三分之二，共三十余萬言，事實上只是匯集一些零星短篇而成，算是我辭去公職后轉向中國近代史研究的起步。
至于長篇的述作，曾相繼由“中央研究院”近史所出版《黎元洪評傳》，聯經出版社出版《黃膺白先生年譜長編》，傳記文學出版社出版《尹仲容先生年譜初稿》及《徐世昌評傳》等專書，大抵以傳主或譜主為經，有關史事為緯，運用傳紀體和編年體的混合體裁加以剖析敘述，凡所涉及史料，必多方搜集，旁征博引，予以適當剪裁和處理，并詳加考訂，不厭其煩，以致每本書從十萬字到百萬字不等，雖耗費不少時光和精力，卻仍樂此不疲，垂老無悔。因為這是我自1949年來臺以后，自行摸索研究中國近代史的一些成果，遂亦不免有敝帚自珍之感！
我治中國近代史，抱定幾項原則：一是不肯人云亦云，隨便茍同，包括外國學人隔靴搔癢和別有用心的淺薄觀點與極可笑的論調，決不引洋自重；二是對史事不可任意歪曲，對人物不可厚誣或是瞎捧；三是不以成敗論人，不敢枉是非之公；四是盡量排除主觀成見，提供客觀史實，比較功過得失，讓讀者自行體會研判；五是遵從“信以傳信，疑以傳疑”的我國史家治史傳統，有幾分證據，說幾分話，決不武斷地輕下結論。三十年來我在這方面孜孜砣石_乞，寢饋于斯，無論長篇或短篇寫作，始終信守這幾項原則。區區用心，誠如胡秋原先生所說：“考究歷史，始不目盲。史無諱飾，始不為謊。知鑒知戒，成功津梁。盲謊若張，國乃滅亡。”(見沈云龍：《中國共產黨之來源》胡秋原序)這幾句話，是我引為治史座右銘的。
畏友劉紹唐兄創刊《傳記文學》雜志，垂二十載，銷行海宇，允稱獨步，經營殊非易易。對近代史事與傳記人物，常不斷有別出心裁的嶄新構想；如自1976年1月起，有“每月人物專題座談會”的舉行；1978年1月起，更辟有“民國史事與人物”的專欄。前者我曾被邀參加多次發言，后者幾乎每期都有我的專文。其間有若干問題，多年來一般史學工作者，泰半有所顧忌，不愿深談，或明知有所諱飾，不愿說破，尤其在課堂里，遇到質疑問難，亦往往含糊其辭，或亂以他語，無從公開討論及詳細闡釋。我接觸過不少歷史系的大學生及研究生，很驚訝他們或她們對民國史何以若是之迷茫不解。因此，我明知以當代人而言當代史，必為當道所不喜，唐突時賢，自亦在所難免，然為歷史求真求信起見，愛就民國以來具有關鍵性而影響深遠創痛深巨的重大史實，加以剖析。就我所知，不揣谫陋，扼要指陳，俾能增強其國家觀念與民族意識及使命感，鑒往知來，毋蹈覆轍，為歷史教育稍盡綿薄，相信不是毫無益處的。
今特選輯座談會發言紀錄及專欄拙文三十篇，匯為《民國史事與人物》，藉資紀念。這個先天不足后天失調的國家，在多災多難中成長之不易，雖日天命，豈非人事？愿國人猛省，時加警惕！惟引用資料，為題目所限，難免有若干重復，深滋遺憾。付梓以后，承史學前輩李幼椿教授以年逾八旬高齡惠予署簽及賜序，紹唐兄慨允作跋，陶英惠、林抱石兩兄經常協助搜集史料，趙克森先生悉心校稿，費神尤多，謹附此致以誠摯之謝意！

民國初建與南北議和
武昌起義后和平之初探
袁世凱停戰謀和之運籌
獨立各省對議和之反應
南北和議之經過及其內幕
幾經波折中之清帝退位與共和告成
孫中山先生與民初政府及其影響
武昌起義后各省紛紛獨立
各省代表會之組成
臨時政府組織大綱與推舉大元帥
孫中山先生當選臨時大總統
臨時政府組織大綱之修正
中央各部負責人選之安排
遷就南北和議及對袁世凱之許諾
清帝退位與孫辭袁繼
中山先生解職后之影響
民初國會之淵源及其演進
武昌起義后之各省都督府代表會
成立南京臨時參議院與質問抵押借款
制定臨時約法與臨時國會之論爭
臨時政府與參議院之北遷
，臨時參議院與內閣更迭及閉會
宋教仁與民初國會
清末假立憲與民初各省代表會
宋教仁堅持責任內閣制的反響
臨時政府組織大綱與臨時約法
參議院民選爭議與政黨分野
政黨內閣、超然內閣、混合內閣之爭
中國民主憲政的先驅——宋教仁
湯化龍其人其事
家世科第與赴日留學
請愿召開國會之失敗
武昌起義出長民政
通電各省響應獨立
確立軍政府組織與籌議約法
隨黃克強離鄂赴滬
民初政黨之化合
宋教仁被刺與國會開幕
國會解散后出長教育
反對帝制與促袁退位
國會恢復與二度解散
敉平復辟與參加段閣
湯、梁與段之始合終離
游日悼亡詩之凄婉感人
曾慕韓日記之記載
游歷美洲遇刺之死因
劉以芬論湯氏之生平
“五四”愛國運動的歷史回顧與價值評估
“五四”愛國運動的時代背景
“五四”愛國運動的事實經過
“六三”風潮擴大與政府接受要求
“五四”愛國運動的歷史評價
有關陳獨秀生平的幾個問題與我的看法
有關蔡元培生平的幾項補充
蔡元培與光復會的淵源
蔡元培與林紓的論爭
蔡元培停止祀孔的反響
蔡元培變更教育制度及晚年政治活動
陳炯明叛變與聯俄容共的由來
陳炯明的擁荊、與叛孫
馬林游說國共合作與孫越宣言
中山先生返粵與檢舉鮑、陳陰謀
召開全國代表大會實行聯俄容共
鄧澤如、張繼、謝持之彈劾共產黨
中山先生北上逝世后之國共斗爭
有關陳炯明叛孫的資料
孫、蔣兩公對陳之期待與論評
陳免職后蔣公規勸之原函
粵軍將領聯請孫公下野之通電
吳敬恒調停孫陳復合之往來函件
章炳麟為陳所撰墓志銘及挽聯
梁任公與曾慕韓
孫中山先生北上逝世與奉安大典
應邀北上與中止游俄
繞道日本赴津訪晤張作霖
扶病入京患肝癌不治逝世
梁啟超吊唁受窘與移靈社稷壇盛況
段祺瑞未蒞公祭與李烈鈞致答謝詞
蘇聯政府贈棺與權厝西山碧云寺
籌備安葬紫金山與北上迎櫬
靈櫬奉移南下至寧之實況
奉安大典告成英靈永垂不朽
林森、鄒魯、謝持與西山會議
西山會議與成立上海中央黨部
廣州召開二全代會懲戒西山會議派
西山會議派舉行二全代會于上海
北伐、清黨與寧漢分裂
寧、滬合作與武漢清黨
統一黨務與西山會議派之終結
1927年北京搜查俄使館之經過
搜查之動機及其實況
搜查后之中俄交涉與全面清黨
捕獲共產黨首領李大釗等之處刑
有關李大釗身后子女之懸疑
從歷史觀點看張作霖的成敗得失
從武漢分共到廣州起義
武漢和平分共之由來
葉、賀領導南昌起義之經過
寧、漢、滬合作之醞釀
成立特別委員會與汪之引退
南京西征討唐與廣州張黃事變
“二二”慘案與上海會議
共產黨廣州起義
絕俄清共、查辦張黃及汪之出國
擴大會議之由來及經過
派系恩怨與地方動亂之結合
擴大會議之醞釀及其波折
擴大會議成立宣言與黨政措施
閻、汪會談與東北態度
北平組府之經過與佚聞
東北軍入關結束南北紛爭
擴大會議之成果及其影響
“九一八"事變的回顧
張學良統治東北及不抵抗之由來
王正廷“革命外交”之誤國
聲訴國聯與避免直接交涉之失策
國難嚴重聲中兄弟鬩墻之爭
沈陽事變的副產品——“中華蘇維埃共和國”與“滿洲國”
廣州非常會議的分裂與寧粵滬四全代會的合作
胡漢民辭職幽居湯山的經過
四監委彈劾案與寧粵電報戰
非常會議組府與南京釋胡赴滬
上海和平會議與分別舉行四全代會
蔣主席下野與寧粵滬三方合作
國難會議之回顧
召集國難會議之由來
國難會議會員之征聘
會員屬類之分析
輿論界及被邀會員之反應
取消召集國難會議之提議與反響
平津滬多數會員之拒不出席
國難會議的六日間
張道藩之報告與《大公報》之論駁
蔣延黻之獨特見解
國民代表大會遲遲其來
黃膺白——一位失敗的愛國主義者
政治方面在朝時少在野時多，長才未展
軍事方面功成不居，決不私軍隊于一己
黨務方面雖未歸隊，對黨的制度與組織仍多所建議
外交方面對日周旋忍辱負重備受疑謗
國民參政會之由來及其成果
民初國會興廢與戰時民意機構
從國防參議會到國民參政會
國民參政會的產生方式及其組織要點
團結黨外人士與成立省級民意機構
國民參政會的功能與促進民主憲政
抗戰前后國共商談的歷史教訓
共軍北上陜北與要求國共商談
國共初步商談與“共赴國難宣言”
抗戰期間國共疊次商談經過與美國之介入
抗戰勝利后等于廢紙的國共“雙十會談紀要”
政治協商會議的面面觀
政協召開的由來及其成員分析
一切反動派居然都是座上客
蔣主席坦誠致辭與十次大會概述
五項協議、一場噩夢
北伐統一五十周年紀念
廣州誓師北伐
擊敗吳、孫底定東南與清黨分共
寧漢分裂、蔣公下野與北伐中挫
龍潭大捷與寧漢合作后之紛擾
蔣公再起完成北伐統一大業
維護北伐成果之蔣段往來函牘
裁兵編遣——北伐統一之后遺癥
近四十年來中美關系的檢討
引’言
抗戰以迄勝利的中關關系
1949年以后的臺關關系
結語
三個中俄友好同盟條約的歷史教訓
李鴻章與微德訂結的《中俄友好同盟條約》
民初帝俄·蘇俄對華的一貫侵略
王世杰與莫洛托夫訂結的《中俄友好同盟條約》
周恩來與維辛斯基訂結的《中蘇友好同盟互助條約》
我對纂修中華民國史的看法

民國初建與南北議和
武昌起義后和平之初探
遜清宣統三年(1911)八月十九日(10月10日)，散布在湖北新軍中之革命黨人，起義武昌，擁駐鄂新軍第二十一混成協(旅)協統黎元洪為中華民國軍政府鄂軍都督，湖北諮議局議長湯化龍為民政總長以輔佐之。黎固非革命黨；湯則著名立憲派，乃起義倉猝時所推定者。洎軍政府成立，宣布清廷罪狀，照會各國領事，俱以黃帝紀元四六。九年為年號，舉動文明，匕鬯無驚，各國遂視為國際法上交戰團體，嚴守中立。因是迄10月中旬，各省及重要地區，先后繼起響應，紛紛宣告獨立，除直隸(河北)、河南、甘肅、新疆、山東及關外奉天、吉林、黑龍江三省成立保安會尚受清廷支配外，革命軍已奄有全國三分之二，時距光緒二十年(1894)孫中山先生提倡革命，組織興中會，主張“驅除韃虜，恢復中華”，僅十七載耳！其成功之速，實為歷史上所罕見。蓋晚清親貴專政，一味以九年預備立憲為拖延之計，不識民心之向背，逆勢而行，自召覆亡，有非人力所能挽回也。
初，清廷聞武昌起義訊，甚為震動，亟命陸軍部大臣蔭昌親率近畿兩縝(師)兵援鄂，無如與革命軍戰不利，乃又召回蔭昌，改起用罷黜已兩年余之袁世凱為湖廣總督及欽差大臣，督辦湖北剿撫事宜，節制各軍，并以馮國璋、段祺瑞分任第一、二軍總統，馮、段系世凱小站練兵時之將佐，而所統部隊又多從世凱一手組訓之北洋六鎮抽調而來，有此淵源，將士無不用命，自可悉聽其指揮。然世凱始則推托“足疾未愈”，辭不應命，繼則提出召開國會，組織責任內閣，寬容革命黨人，開放黨禁，賦子調遣水陸各軍全權及充足軍費各條件，均獲清廷接受。至是世凱方于九月十一日(11月1日)勉赴孝感視師，而馮國璋即于是日攻下漢口，焚掠極慘。捷報至京，清廷對袁益堅其信任。
漢口即失守，革命軍退漢陽。適黃興自港經滬潛行抵鄂，元洪欽其威望，拜為戰時總司令官，督師反攻，與清軍相持。至九月十九日(11月9日)世凱經清廷任命及資政院公舉為內閣總理大臣，離鄂北上，瀕行，派道員劉承恩、海軍正參領蔡廷干為代表，由駐英領事葛福偕至武昌，奉書元洪，開列四條：①下罪己詔；②實行立憲；③赦開黨禁；④皇族不問國政。與革命軍議和，并稱如能承認君主立憲，兩軍即可息戰。元洪當即召集都督府高級職員舉行歡迎會，請劉、蔡宣布來意，并由湯化龍致辭：
今日蔡、劉二君來到武昌，我等同胞極為歡迎。但是我們武昌此次首義，并非專行種族革命，實政治革命。我中華民國據有二十二行省，內有漢滿蒙回藏五大族。求五族平等，所以必須改建五族共和。處現在二十世紀時代，君主國逐漸減少，民主國日益加多。如能按照共和制度，實事求是，則滿清永久立于優待地位，享共和幸福，較之君主時代之危險，至有世世子孫莫生帝王家之慘，勝百倍矣！我想清廷真有覺悟，順應潮流，必以吾言為然，諳蔡、劉二君，轉達(袁)項城(世凱)不必固執可也。
見張難先：《武昌革命知之錄》
繼之演說者，有都督府外交部長胡瑛、前諮議局議員胡瑞霖等，均主世凱應放棄君主立憲，贊助共和。元洪并作書復袁，謂“開示四條，果能如約照辦，則是滿清幸福”。且勸袁勿北返，清廷此舉，實疑其懷有二心，將解其兵權，應援“將在外君命有所不受”以拒之。蔡、劉俱允為轉達，故雖未獲要領，而已為南北停戰議和完成初步試探工作，可謂此行不虛。據資料記載，蔡、劉未來鄂前，袁世凱以劉與黎有舊，曾命其先于九月八日及十二日(10月2．9日及11月2日)兩度致書元洪言和，并奏準清廷下令前線各軍停戰，命各路統兵大員宣布朝廷德意，妥速安撫，與民更始；而元洪復書，即直揭其隱，有謂“由吾儕之智者測之，公之外狀，佯持中立，于漢滿兩面，若皆無所為，實則公必自私自為之心，深固不搖，而后乃敢悍然如此，欲收漁人之利也。……公果能來歸乎？與吾徒共扶大義，將見四百兆之人，皆皈心于公，將來民國總統選舉時，第一任之中華共和大總統，公固不難從容獵取也”。(見張國淦：《辛亥革命史料》)此種如見其肺肝的“反問”戰略，自非謹愿厚重如元洪者個人之私意，當為都督府內溫和派革命黨人及立憲派之共同決策(少數激烈派黨人，則視袁與朱溫同類，萬無妥協之理，持反對態度)，其目的無非以世凱手握北洋六鎮精銳，力足以左右大局，故以最高名位為誘餌，冀能爭取其反向共和，縮短戰禍，此即兵法上所謂“攻心為上”者。況世凱既黜而復出，視清廷親貴若童駿，方徘徊于滿漢兩途之間，熟權利害，游移未定，并無誓死效忠清廷之決心，今競得革命軍方面首先默許民國第一任總統留以相待，憧憬未來，自然見獵心喜，遂益信其停戰言和之手段，借北洋軍力以要挾革命軍，假革命軍聲勢以迫脅清廷，如是兩面運用，玩諸掌上，而收漁人之利，于計良得。其后，世凱果循此方式，于清民遞嬗之際，乘時崛起，得以逞其大欲。是原擬利用袁以傾覆清廷者，轉為袁所操縱以攫取革命果實。民國肇造，自始即鑄此一大錯。致步步走人袁之陷阱，而國事遂紛繁不可理，此殆當初用間者輕諾守信有以啟其端，亦始料所未及也。P1-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