後危機時期國際經濟金融結構與中國金融政策（簡體書）

巴曙松，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金融研究所研究員，博士生導師，享受國務院特殊津貼專家，中國銀行業協會首席經濟學家，中國宏觀經濟學會副秘書長，還擔任中國證監會并購重組專家咨詢委員會委員、商務部經貿政策委員會委員、中國銀監會考試委員會專家、中國證監會基金評議專家委員會委員、招商銀行和包商銀行博士后專家指導委員會委員等，先后擔任中國銀行杭州市分行副行長、中銀香港助理總經理、中國證券業協會發展戰略委員會主任、中央人民政府駐香港聯絡辦公室經濟部副部長等職務，并曾在北京大學中國經濟研究中心從事博士后研究。巴曙松研究員還曾擔任中共中央政治局集體學習主講專家。

《后危機時期國際經濟金融結構與中國金融政策》講述從2012年開始，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將“國際經濟金融結構研究”列為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的重點基礎學術領域課題，通過多種方式積極支持對這一領域的持續跟蹤研究。我被聘為這個領域的負責人，具體負責組織落實課題的研究。我將這一大課題進一步分為幾個不同的子課題，試圖在已有的對策性研究的基礎上，通過理論與歷史等多角度跟蹤研究，分析國際經濟金融結構變化的理論脈絡，加深對本次國際金融危機爆發的原因、影響及其演變趨勢，特別是這個過程中的經濟結構和金融結構變化趨勢的理解和把握，為決策者把握未來國際經濟金融結構調整方向、制定中國危機應對和中長期發展戰略，提供一點理論支持和政策參考。

第一編 后危機時期的國際經濟金融結構變化
后危機時期國際經濟金融結構新趨勢／3
國際經濟結構外部不平衡：漸近修復，階段反復／12
后危機時期國際大宗商品價格波動的市場與政策因素／30
后危機時期亞洲金融發展的新環境／36
量化寬松環境下的國際金融市場結構變化／39
美元大幅波動：后危機時期國際金融結構變化的標志／48
《巴塞爾資本協議Ⅲ》與后危機時期國際金融監管的發展趨勢／58
美國后危機時期金融監管改革法案內容及評析／65
從繁復向簡單回歸：后危機時期國際金融衍生品市場發展展望／72
第二編 后危機時期的中國經濟結構轉型及政策應對
從次貸危機到主權債務危機：國際經濟“二次危機”背景下的中國宏觀政策應對／83
在國際經濟再平衡進程中立足內需，推動中國經濟結構轉型／88
后危機時期中國經濟結構轉型需要金融結構轉型／96
城市化與潛在增長率：基于長期視角的中國城市化增長效應評估／104
人口結構變化顯著影響中國經濟后危機時期走勢／120
后危機時期中國房地產市場的結構轉型／138
從人地匹配角度觀察中國經濟的結構調整／147
中國保障性住房進入與退出制度的政策改進／198
第三編 后危機時期的中國金融結構重塑及監管改革
后危機時期的中國金融監管改革／205
中國金融結構重塑的重點應是促進雙軌制利率體制的平穩漸進并軌／211
后危機時期中國推進利率市場化改革的條件與時機選擇／216
利率市場化對商業銀行影響的國際經驗及啟示／221
監管新標準下中國商業銀行的資本缺口及其應對／230
金融結構重塑背景下的人民幣國際化：進程、挑戰與路徑／234
香港人民幣離岸市場發展：現狀與趨勢／245
人民幣有效匯率參考一籃子貨幣：機制轉換與趨勢／250
第四編 后危機時期金融服務實體經濟的路徑
加快制度建設步伐，促進金融服務實體經濟／269
中國經濟發展方式轉變亟待金融業經營模式轉型／276
在服務小微企業中尋求支持經濟結構轉型和提高銀行利潤的雙贏／281
將小微金融發展作為后危機時期金融體制改革的重點／285
后危機時期的中國債券市場：風險管理體系建設與人民幣國際化的互動／304
后危機時期中國信用評級體系的改革發展趨勢／313
后危機時期中國央企產融結合之道／320

二、內需主導型經濟增長模式亟待建立
（一）人口因素為擴大內需提供了必要條件
改革開放以來，中國經濟保持了高速增長，其中農村勞動力轉移和勞動人口占比持續上升不僅為中國經濟發展提供了充足的勞動力供給，也通過高儲蓄率保證了資本存量的不斷增加，從而促使中國投資拉動型增長模式的成功，但是這一增長動力在2004年之后開始弱化。諸多證據證明，農村勞動力無限供給的時代一去不復返，中國經濟已經越過劉易斯拐點；同時，人口紅利窗口預計也將在2013年前后關閉，而庫茲涅茨拐點也可能來臨，三大拐點的到來將改變中國經濟的稟賦優勢，從而為擴大內需、促進中國的內需拉動型增長模式的轉換提供了條件。
1.劉易斯拐點將拉動農村消費
在勞動力無限供給的時代，農村勞動力的持續轉移為中國經濟帶來的大量廉價勞動力，在這一過程中，勞動力工資水平提升緩慢，而企業利潤則出現大幅上升，財富分配傾向于資本，勞動報酬低極大抑制了勞動者的消費意愿，導致中國經濟在高速增長的同時長期面臨內需不足的困擾。
諸多證據表明，農村勞動力的無限供給可能已經于2004年前后結束。雖然對中國農村剩余勞動力的估算還存在諸多分歧，但是越來越多的證據表明，農村勞動力的供給短缺和工資上漲已經成為長期趨勢。對比日本情況，可以看出，中國在2004年前后已經經歷了失業率的大幅下降，職位空缺率與求職人數比例也首次突破100％，與此同時，農村勞動力的轉移速度日趨下降，在2004年以后，每年城鎮新增的農村勞動力數量不足5％，大幅低于2000年以前，而農村勞動力的工資水平則呈現加速上升態勢，年均增速高達15％到20％。在省級數據上，勞動力的輸出大省如四川和河南，其農村居民的收入水平在2004年之后獲得系統性提升，平均增速高達17％以上，遠超過2004年以前不到9％的平均水平。
劉易斯拐點的越過，將從兩個方面給中國經濟擴大內需、促進轉型帶來機會。
一是農村勞動力工資水平的大幅提升將帶動農村居民收入的快速增加。由于農村居民收入較低，邊際消費傾向高，農村居民收入提升所能帶來的消費增長將快于城鎮居民。同時，中國農村居民占比高達66％左右，但是農村消費品零售市場占比僅為30％左右，農村消費興起仍有廣闊空間。據統計，中國城鎮耐用消費品興起始于城鎮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達到6 000元之時，目前農村居民的現金收入也已達到這一標準，未來以耐用消費品消費所帶來的消費革命和消費升級可以期待。
二是越過劉易斯拐點將逐步改變中國經濟的要素稟賦。目前中國制造業出口仍以勞動密集型的低端產品為主。勞動力成本的持續上升必將導致勞動力比較優勢的日漸喪失，這將倒逼中國出口部門進行產業升級和轉型。在目前情況下，由于中國東西部區域差異較大，區域轉移的成本低于產業升級，因此已經有不少外向型中小企業開始將眼光關注于國內市場，以內需替代外需的趨勢可能正在形成。
2.人口因素轉換帶來消費興起機會
根據2070年進行的第六次人口普查數據結果以及聯合國數據顯示，中國人口高自然增長率、高存量的時代已經過去，目前中國面臨的情況是人口增速持續低于預期，老齡化程度持續高于預期，老齡化速度加快與后續勞動力不足并存。人口結構的這一重大改變將對中國經濟的后續增長模式產生深遠影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