忍不住的“關懷”：1949年前後的書生與政治(增訂版)（簡體書）

對於20世紀中國的知識分子來說，一個最大的歷史悲劇就是，他們是最早投身於救國救民的一群人，自認為最瞭解政治大勢，最後卻在政治場中最不知所措、動輒得咎、受人輕視。本書討論的三人，一位是燕京大學哲學教授張東蓀，長期浸淫於政治活動之中，1949年後曾官居政務院委員；一位是報人王芸生，擅長政治評論，多年擔任《大公報》主筆；一位是清華教授潘光旦，理科出身，對政治外行卻一樣曾積極想要為中國政治建言。三人在1949年以前都曾經在不同領域有過出色表現，1949年以後卻先後遭遇滑鐵盧，人生事業從此一蹶不振。楊奎松教授不滿足于像過去一樣籠統地發出質問：為什麼中國大陸的知識分子當年竟會停止思想，集體轉向？因為隨著越來越多的私人記錄以及各種報刊、檔案文獻披露出來，他發現，事情並非那樣簡單。

楊奎松，歷史學家，主要從事中外關係史、中國近現代史等方面的研究。曾先後任中國社會科學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員、北京大學歷史學系教授，現為華東師範大學終身教授、紫江特聘教授。

《忍不住的"關懷":1949年前后的書生與政治》編輯推薦：楊奎松最新著作。繼“革命”之后，楊奎松教授將研究重心轉向“建國史”，他的關注點首先放在了知識分子在新中國的命運變遷上，試圖解釋和理解他們對時代巨變的認識，以及采取的應變行為。
對知識分子“集體轉向”的再思考。楊奎松教授力圖從歷史大環境和周圍小環境中追索知識分子的心路歷程。他對這一時期的政治史有宏觀認識，也能細致分析當時知識分子在國家力量、個人性格和社會環境中左支右絀的困境和苦衷。

前言
第一章 張東蓀“叛國”案再研究
一、引言
二、“北平和平解放，張先生第一功”？
三、中共為何重視張東蓀？
四、去了西柏坡之後
五、寄希望於美國人
六、“勾結”美國案發經過
七、張東蓀案的暴露與坐實
八、政治高壓下的示弱與屈服
九、從“擠牙膏”到“徹底坦白”
十、“叛國”案的嚴重後果
十一、對張東蓀涉案原因的簡單討論

第二章 王芸生與199年以後的《大公報》
一、引言
二、天津《大公報》揭旗“革命”
三、宣佈“投降”的意外收穫
四、報紙新聞性的初步喪失
五、新制度下的艱難掙扎
六、沖上階級鬥爭第一線
七、思想改造再獲“解放”
八、求助北京的意外收穫
九、誓以餘力辦《大公報》的決心
十、北遷合併後的內部危機
十一、整風運動中坦露心聲
十二、報社內部的“反右”清洗
十三、毛澤東保護下沒成右派？
十四、新手埋葬《大公報》

第三章 潘光旦的“思想”與“改造”
一、引言
二、1949年以前的“政治”歷史
（一）罷考風波與加入“大江會”
（二）優生救國與精英主義
（三）人權論戰中的“外行”
（四）主編《華年》的涉政言論
（五）身陷“一．二九”風波
（六）對學潮態度的轉變
（七）寄希望於中央政府
（八）自由理想與蘇俄陰影
（九）“一二．一”慘案時的矛盾心理
（十）李聞案的刺激與影響
三、建國後的適應與改變
（一）新政權區別對待的策略
（二）“抗拒改造”的典型？
（三）“願以教讀終老”的無奈
（四）為了跟上新時代
四、說不清的“歷史問題”
（一）“非說不可了”！
（二）學周恩來做自我檢討
（三）“承認的就承認，不接受的就堅持”
（四）不能把進步說太多了
（五）越抹越黑的檢查
（六）“連盟員的資格都不夠”？
（七）落難之際的師生之情
（八）“從極落後的深淵中爬出來”
五、“跟黨走”的尷尬
（一）為土家族爭名而惹禍
（二）為“羅隆基小集團”陪綁
（三）費孝通反黨活動“發明人”？
（四）帽子“戴”也容易“摘”也容易
（五）“改造標兵”奈何命運已定
六、餘論
徵引文獻要目
後記

（一）
多年前，當我還不曾涉足共和國史研究的時候，就讀到過歷史學家周一良寫的一份很簡單的自傳。周先生的自傳用了一個在我看來十分貼切的標題：《畢竟是書生》。自傳出來后，引起了不少人的批評。批評者大都不喜歡周先生用的這個標題，認為周這是把自己當年加入“梁效”寫作組并在其中努力幫忙的原因，歸結為天真迂腐、不懂政治的“書生”氣，實際上表現出他對自己文革后期所犯錯誤的一種逃避，沒有能做出一個歷史學家應有的深刻反省。
我是研究中國革命史的。圍繞著周一良先生自傳所引起的這番批評，讓我馬上聯想到改革開放以來惹起過更大范圍爭論的瞿秋白的那篇《多余的話》。瞿秋白留下的這篇并非“多余的話”，中心之點講的其實也是同一個話題：畢竟是書生。
今天，歷史早已邁過了革命年代，甚至連革命兩個字都開始不為今人所喜歡。我們的評價系統嚴格說來也已經不像過去那么是非分明、黑白對立了。但是，留給瞿秋白，同樣也是留給周一良這些知識分子的空間，依舊是那么狹窄。不要說周一良強調自己的書生氣會惹來批評，就連瞿秋白反復解釋的自己因書生、文人的溫良個性不適宜從事政治斗爭與階級革命的說法，也還是會被潛伏在多數人血液中的革命的價值觀所排斥。愛他的人寧愿把他供上神壇，也不愿看到他像他生前所希望的那樣，混跡于“隨便一個小市鎮”里，變成滿足于“求得一口飽飯”，“在余暇的時候，讀讀自己所愛讀的書、文藝、小說、詩詞、歌曲之類”的逍遙自在的小教員。
這對瞿秋白，同樣對周一良這些歷經挫折、苦難和種種錯誤之后，終于明白了自己的愛好、定位以及生命價值之所在，悔都悔不過來的知識分子們，實在是一件很可悲的事。
（二）
政治，無論古今中外，也不論好壞優劣，總有它自己的一套生存和運行法則。政治的本質就是應對并處理公眾事務的過程和行為。知識分子作為公眾中最容易關心公眾利益的成員，他們通常很難不和政治扯上關系。但是，就像我們已經從瞿秋白和周一良的個案中所看到的那樣，并不是所有的知識人都適合于參與政治，更不是每個參與者都注定會變成“政治動物”的。何況一旦真的被動地變成“政治動物”，被這個黨或那個黨擰在永遠不停地向前運轉的革命機器的某個部件上，哪怕是像瞿秋白那樣，被擰在了最核心的發動機上，日復一日地碰撞廝殺，一個充滿了人文情懷和書生氣的讀書人又如何能不感到“疲憊”和“乏味”呢？
坦率地說，政治理應是那些渴望展示自身能力并熱衷于用權力造福一方的理想家的事情。一介書生，放著自己喜歡的學問或擅長的文學不做，放著自己愛的人不能去愛，為什么非要跨界去搞什么政治呢？
讀早期中國革命黨人的作品，我們不難發現一個幾乎共同的規律，那就是，19世紀末，特別是20世紀這一百年，中國和世界上的變化太大了。像古代社會讀書人那樣，躲在鄉間傳道授業，品酒吟詩，含飴弄孫，早就不可能了。越是讀書人，就越是要走到外面去，越會受到各種新思想、新文化、新事物的沖擊，越容易感受到中外文化碰撞，越是容易被異族的欺侮和侵奪而刺激。
但是，近代中國的政治變革從一開始就是以暴力形式拉開其帷幕的。進入20世紀更直接變成了一場奪取政權的暴力革命。因此，槍桿子，而不是筆桿子，就成為了決定一切的主要政治斗爭手段。在這種情況下，知識分子的知識與激情竟逐漸變得可有可無，甚至會讓信奉“槍桿子里面出一切東西”的政治家們感到討嫌了。中國各派政治力量最終所以會只剩下國共兩黨鼎足而立，國共兩黨中原本居于主導地位的知識分子骨干所以會紛紛讓位于黨內實際上最有能力的軍事領導人，幾乎不可避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