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國新聞月刊1911-1919：從“武昌起義”到“五四運動”（簡體書）

聞立欣，湖北省浠水縣人，1961年出生于北京。民主斗士聞一多之侄。歷史學者。現執教于北京大學。《赤誠愛國求索真理的無畏戰士：緬懷聞一多先生》（為紀念叔父聞一多先生所作）
《拍案頌：聞一多紀念與研究圖文錄》《亞洲近現代史》《八一三淞滬抗戰》《中國抗日戰爭叢書》《搶灘：跨海登陸經典之戰》《中老胡同三十二號：老北大宿舍紀事（1946～1952）》
參與編纂《中國近現代史大典》（上下）《世界100戰爭排行榜》。

《民國新聞月刊:1911-1919從"武昌起義"到"五四運動"》首次以“報刊體”呈現最有民國范兒的風云歷史，穿越百年回民國，品讀原汁原味的民國時事，圖文并茂，值得珍藏。

前言
歷史是流動的、延續的，永遠處于變化狀態中的，社會變革僅有緩速顯晦之別，沒有停滯不前之狀，而是以“一個變局趨向高潮而形成新的變局”為周期的。歷史又是諸多側面構建的綜合體，是無數突發事件導致定向結局的集合體，其間充滿著偶然和必然的交織。
二十世紀初，社會內部矛盾淤積和國際環境變化，中國持續兩千余年的皇權架構跌入前所未有的動蕩搖擺狀態之中。無論是盤踞京畿腹地的執政者還是流落邊關浪跡海外的革命者，都意識到既有統治基礎的坍塌已在現實中成為可能。因此，統治中樞試圖通過立憲運動等溫和制度改良措施挽救朝廷危機，革命黨人則尋找一切契機制造激烈制度革命以實現“變專制而共和”。時間至關重要。武昌起義雖是一個偶發事件，但就整個情勢而言，革命黨人顯然在這輪與時間賽跑的競技場上占了上風，“變局”趕走了皇帝，辛亥革命鑄就了民國。然而這個“變局”只是開始而遠非高潮。
孫中山所號召的“民族革命”旨在推翻清朝統治權，并非要趕盡殺絕前朝的統治者，“五族共和”原則體現了民族主義的理智性和以文化為基點的包容性。雖然革命難免要流血，但相對于一場社會制度更迭的“變局”而言，辛亥革命并沒有如法國大革命的那般血腥慘烈，也沒有將前朝皇帝像路易十六那樣送上斷頭臺。
然而，由于革命黨團體早期活動的秘密性和聯絡會黨傾向，既缺乏現代意識又沒有形成嚴密統一的組織，因此更談不上自身的軍事力量，點燃“辛亥變天”導火索的革命黨人是利用朝廷新軍而獲得首義成功的。這種依靠“體制內”軍事力量推翻體制的制度革命所衍生的后果，就是孫中山領導的中華民國南京臨時政府曇花一現，政壇實力人物袁世凱繼而登場，從此開始北京政府持續十七年的治理，即所謂“北洋時期”。這種軍人專政的事實，是民國初年從專制到共和社會過渡期不可避免的歷史后果。
在中國近現代歷史上，呈現在世人面前的袁世凱是截然不同的形象：“治世之能臣，亂世之梟雄。”如同一個硬幣兩個面。歷史人物無法擺脫歷史慣性，“忽然間”坐擁民國大總統寶座的袁世凱，對皇權“統治威嚴”難以釋懷的崇拜心理，導致其帝制用心昭然天下而告別歷史舞臺，身后遺產除群雄并起的軍閥割據、武人當道的北京政府，還有一個捍衛共和理念的西南護國政權。民國開始步入“非典型南北朝”狀態。
在民族主義和工業主義雙重動力驅使下，各國發展趨向勢必打上國際因素印記。中國近代外交開始形成于晚清，民國初年則是中國外交向現代模式的演變時期，國內諸多標志性的歷史事件，都與當時的世界大事存在聯系。所以民國歷史的發展軌跡，包含有相當成分的各種國際因素。
孫中山的國際視野顯然要比其他民國政治人物開闊。在民國建立后，無論是短暫的臨時大總統時日、為發展國家建設奔波海內外期間，還是在護國和護法歲月，他始終在為自己的事業努力尋求各國支持，拓展國際關系空間。一九二○年四月，伍廷芳上演的“攜印出走”一幕釀成的外交事件導致廣東軍政府的破局，也為孫氏“回粵重新開府”創造了前提條件。孫中山次年在南方建立政權并稱大總統，拉開與北京政府的政權對峙。幾經磨難，孫中山最終在蘇俄和共產國際的支持援助下，通過國共合作對國民黨進行改組，建立黃埔軍校，擁有了一支夢寐以求的“自己的武裝”。孫中山逝世后，南方政權最終完成了國家的統一。
透過歷史流動性角度觀察，從辛亥革命共和肇始，至北伐告捷東北易幟為止，應該是二十世紀中國的第一個“歷史高潮期”。
在人們一般印象中，這段歷史是一段紛繁復雜、波云詭譎、亂象叢生的歲月。從北國到南域，自畿輔至邊陲，地方政權割據，國家四分五裂；政客縱橫捭闔，軍閥驕橫恣肆，名目繁多的東征西討致使黎民百姓陷于連年兵禍；上臺下野如走馬燈，僅北京政府就更換十三任總統（包括攝行大總統職、臨時執政、軍政府大元帥等），內閣有四十六屆之多，“你未唱罷他登場，城頭頻換大帥旗”。
但是，這個時期又是從皇權統治到共和政體的轉型過渡期，是革舊鼎新、百廢待興的時代，是國家開始融入國際社會的起步階段。建立國會、制定憲法、普及新式教育、頒布施行各種國家社會治理的制度法規、開展新式外交事務等，為中國從封建王朝走向現代型共和體制奠定了基礎。這個時期還是新文化在古老大地破土發芽的年代，是思想啟蒙主義實踐的年代，是波瀾壯闊、風云激蕩的革命年代。最后，這個時期更是英雄輩出的年代，他們對中國走向現代文明國家歷程的不同追求和各種努力，為中國之所以成為“二十世紀的中國”奠定了基礎。
《民國新聞月刊》以“模擬報刊”形式，通過對一九一一年十月至一九二八年十二月間中國的歷史事件和與中國相關的國際事件的篩選、記述，向讀者展示民國初創階段這個“歷史高潮期”的多個場景。本書以月份作為編寫單位，按時間順序為經，以中外事件個案為緯，構成單位時間內的事件綜合，采用不分段落形式撰寫并配以相關圖片。每月以一個或多個對開為閱讀單元，所記之事時間以當月為下限，不設嚴格的瀏覽順序，重大事件的過程依事態進程按月份延伸敘述。每月刊頭頁設要聞欄目。歷史乃人與事的結合體，任何人物都是生活在特定時間段內的人物，對于當時之事，亦有其當時之認知與評判標準。本著“對歷史人物要放在歷史中觀察”的歷史道德原則，敘述內容多采用當時歷史環境下人們對所發生之事的態度評價，包括細節描述、報刊評論、文稿演講、函件通電、外界反應等。書后附有所征引圖文資料來源的“參考文獻目錄”。
《民國新聞月刊》的編撰承蒙諸多人士建議和幫助：北京文通天下圖書有限公司負責人石生瓊、禹成豪提供了全力支持，劉君承擔了全部圖文版面的技術操作，編輯部和出版部的呂夏喬、畢晶、梁茵、李溪、李寧、馬野、王艷等為本書最終成型付出了勤懇敬業的勞動。在此一并表示感謝。
聞立欣
二○一二年四月

一九一一年十月
公元一九一一年十月十日，宣統三年八月十九日，辛亥年。武昌的槍聲成為辛亥革命發端。對于中國歷史而言，它動搖了綿延二千一百三十二年之久的中華帝國的根基；對于大清王朝而言，它預示著二百六十八年輝煌歲月行將畫上句號；對于四萬萬中國人而言，它是帝制臣民角色的終結和共和國民身份的降臨。用老百姓的話說：“變天了！”與中國歷史上的歷次革命性質不同，辛亥年的槍聲，不是一個王朝取代另一個王朝的兵變，而是一種社會制度取代另一種社會制度的革命。中華大地跨入了“革命的時代”，民主共和成為人們努力追求的目標。皇權在古老東方國度的崩塌也震撼了世界，歐美各大媒體爭相報道這一劃時代的事件。在中國，武昌起義是一條分界線，帝王此后由“主人、天子、君父”變成了“人民公敵”。左圖是英國報刊報道“中國變天”時所配的漫畫，圖中武昌新軍起義者正在與清廷軍隊展開激烈搏殺；左下圖是策馬逃離城市的清廷官員；右下圖是英國記者丁樂梅一九一一年十月在武昌拍攝的年輕革命軍士兵照片，他們身著統一制式軍裝，腰間掛有子彈盒，肩上扛著“漢陽造”來復槍，臉上露出勝利的笑容。
鄂新軍武昌舉義兩千余載帝朝止于那一刻中華大地宣告誕生共和
一九一一年十月十日夜，湖北新軍第八鎮工程第八營士兵率先發難，在武昌打響推翻清廷第一槍，亦敲鳴埋葬統治中國逾兩千年之久封建帝制的喪鐘。是年夏末秋初，抗議清政府“鐵路國有化”的保路風潮蔓延長江上游數省，尤以四川蓬勃。朝廷急命川粵漢鐵路督辦端方從湖北抽調新軍入川鎮壓。湖北時為僅次于直隸的新軍重鎮，駐有第八鎮及第二十一混成協，總兵力約一萬七千人。援川軍離鄂，后方留守力量銳減，而其中五成還是加入或聯絡革命黨組織文學社、共進會者。革命黨人宋教仁、譚人鳳等乘機喬裝入鄂與同仁協調起義事宜，決十六日舉事，成立領導起義統一機關，推舉文學社社長蔣翊武和共進會會長孫武分任起義軍總指揮和參謀長，劉公為革命成功后的鄂軍都督。九日那天，孫武在劉公位于俄國租界寓所內裝配炸彈時不慎失手，聞聲趕至的俄國巡捕收繳了起義的旗幟、文告和花名冊等，機關遭破壞，劉公和孫武逃走。蔣翊武等決定當晚提前起義，以鳴炮為號，但因命令未及時送達致使計劃流產，起義總部遭清廷破獲，蔣翊武出逃，被捕三十余，問斬者三。次日，湖廣總督瑞澂（琦善之孫）和第八鎮統制張彪密令城內戒嚴管制，江面兵艦封鎖，按名冊大肆搜捕抓人。一時間，凡列名文學社和共進會的士兵多有朝不保夕之感。晚七時許，第八鎮工程第八營共進會營代表熊丙坤決定逆勢而上，率困守營盤三百人高呼“造反”，楚望臺軍械庫守軍響應，隊官吳兆麟即刻響應并被推為革命軍臨時總指揮，隨后以兩千義軍對都督府發起猛攻。城內革命黨人聞風而動，槍炮聲遍及大街小巷。瑞澂見大勢已去，鑿穿衙門后墻逃往泊于江面的“楚豫”號兵艦，張彪則渡江奔向劉家廟車站。武昌為革命軍所占，是為“公元一九一一年十月十日，清宣統三年歲次辛亥，八月十九日”。當日下午，湖北軍政府成立，宣告自秦始皇統一中國以來，持續二千一百三十二年的封建帝朝從此終結，中國誕生共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