革命與反革命追憶：從文革到重慶模式

文化大革命其實還沒結束！
一個文革紅衛兵的反思小史

昨日的文革紅衛兵，今日的中國研究權威
橫跨中國政經研究的學者丁學良追憶個人生命的荒唐年少
而那也是中國現代史上最荒誕的一章

★ 話題名文〈文化大革命就是形形色色的人相互報復的革命〉首度收錄
★ 深度解析「重慶模式」崩潰的文革意涵

中國大陸的政治生態系統裡，革命和反革命的關係永遠說不清：今天是「革命分子」，明天可能被說成是「反革命分子」，所有人都在革命與反革命的蹺蹺板上擺盪來去。

關於本書

要瞭解當代中國最深層的心態景觀，絕對要從文化大革命開始。中國當今舉足輕重的社會學家丁學良親歷新中國建國以來的三次重大社會變革，毛澤東的「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鄧小平的「去社會主義革命」和一九八○年代末期橫掃共產世界的「人民民主革命」。這是紅衛兵的第一手觀察紀錄，也是社會學家深刻反省革命意涵的思索報告。有別一般文革回憶文獻只重宏觀、輕微觀；只批判壞人、不批評好人；只攻擊對方、不反省自己；只寫大人物經歷、不寫普通人經歷，丁學良以更廣闊的社會歷史脈絡和個人的體驗，寫下對革命與反革命最坦誠、最赤裸也最沉痛的反思。

獻詞

前言

原版自序及致謝

水篇

水利．水政．水鬥
發蛟．發難．發怵

淚與血篇

藏書．焚書．撈書
圍城．馳援．被圍
送槍．搶槍．耍槍
文盲和半文盲的「持不同政見者」
春節前夕憶老包
中國大陸自由主義的首席發言人
間接感受《在秦城坐牢》
「重慶模式」算是第幾次「小型文革」？

反思篇

文化大革命就是形形色色的人相互報復的革命
中國大陸的改革前景和思想出路——余英時教授與兩位大陸青年思想家對談紀錄

本書的前身《液體的回憶》出版發行以後，我收到過多種多樣的正式的和非正式的評論以及專訪，有來自兩岸三地的，也有來自北美和歐洲華人讀者圈的。當時專訪中最長的一篇，很意外的，是由香港記者呂珠玲女士所作，因為香港報刊上的文章通常短小異常不過手掌大小，那麼幾頁長的一篇太罕見。 我假此一專訪的機會溫和誠懇地批評了華人世界裡普遍存在的對於寫回憶錄的幾種不正確的態度，諸如只重視宏觀，輕視微觀；只願批判壞人，不願批評好人；只攻擊對方，不反省自己；只寫大人物的經歷，不寫普通人的經歷，等等。我當時收到的讀者意見中最主要的批評，是我的那本回憶錄裡反思的部分太少了，尤其是沒有告訴當今的讀者——他們絕大多數有幸的或不幸的全無參加或捲入文化大革命的親身經歷：我在「文革」期間及其後的漫長時間裡面，是怎麼反思自己在那狂暴歲月裡的所作所為的？因此有些讀者建議，應該加進去行為者的自我反省的文字——這裡所謂的反省是中性的，不是中共過去政治運動中強迫人所作的那種貶義的「檢查反省」——和思考的文字。

至今我都是真心地感謝這些讀者的評論和建議，這裡特別想感謝署名「顧爾德」的一篇書評。作者對我的那本小書作評論時的盡心盡力之敬業精神，在中文世界裡近年來實在不多見，儘管他並不全然肯定那本書的那種寫法。不過我想藉這個機會解釋一下，我在陸陸續續寫作那本小書的章節時，是把它們當作「歷史的個體」來處理的（historical individuality ——此一術語採用自德國歷史社會學大家馬克斯．韋伯，竊以為他的提法與史馬遷偉大的《史記》寫法有隔代相通之處），而不是為著寫一本專家學者式的理論分析著作。也許以後我會利用別的機會，來寫作這類針對「文革」的有學理深度的系統分析。

我的那本小書發行不久後還讀到一篇署名「張放」的短文，深情憶及他在一九九三年五月訪問美國文化中心之一的波士頓時，考古學大家張光直曾鼓勵他：「你是山東流亡學生，四十四年前從廣州搭『濟和輪』到了澎湖，你們五千多青少年的遭遇，雖是大時代的泡沫，但是作為歷史而言，我建議你把它寫出來。」張放的眼前立時浮現出四十四年前即一九四九年的流亡景象，浮想連翩，未作快速應答，張光直接連追問：「怎麼樣，有關寫這段回憶錄的事？」張放淚眼模糊地答道：「我可以向歷史作證：當年這五千多山東青少年，非常純淨，他們有金子一樣的心。每一個人都老實，老實得跟饃饃一樣。在大時代潮流中，億萬同胞受苦受難，我們一群黃毛孩子算了啥，滄海一粟而已……」。張光直幼少時隨父親從台灣板橋到大陸北平，後又返回台灣；縱然他專業上研究的是數千上萬年裡中華文明的來龍去脈，也十分珍惜大動盪時代中個體經歷的史實價值，這在我看來是中國史學傳統裡極可頌揚的一點。

這個修正增訂版裡幾多處有文字的修訂和補充，新增加的主要是兩個長篇章節和一個中篇。長篇之一是〈文化大革命是形形色色的人相互報復的革命〉，它是我對以上概括的那些讀者們的批評建議所作的尚非全面的回應。這一章包含了我對「文革」中紅衛兵和造反派行動的一點深入淺出的反思；但這反思也不是以講哲理的方式表述的，而是以講故事的方式推演的。寫這個新增加的章節，需要某種遠離當今喧囂塵世的沉鬱意境心情。而我在香港的工作環境實在太現代化了，節奏太快速了，以至於不易湧出那種古樸的內心氛圍，所以我掙扎著趁回中國大陸作交流的機會，夜深人靜乘搭老舊破車輾轉隱退到一個邊境的小鎮。這個偏僻的邊城，有著美味的大魚小蝦，純天然零汙染的菜蔬，形象怪異的山間野味，風格雜多而又樸實無華的烹飪（因它算得上是一個多民族移民社區），便宜而清冽甘甜的民間燒酒，以及——這會令你小小的吃一驚——價錢適中、品質相當不錯的原裝法國葡萄酒；雖然品種少少，卻也足以解吾輩紅酒之饞。

那一個星期當中，每天寫畢一小部分後（我同時還要做所謂的「田野研究」就是關於跨國邊境貿易和文化交流方面的考察），就漫步溜進那幾條窄窄的、燈光昏黃的小街道，找到一家看起來還算是乾淨的小食鋪，輕聲拍桌和氣吆喝一聲，喚來兩、三碟誘人小菜，拎出自己攜帶的或紅或白的洋酒土酒，莊嚴地、有節奏地、緩慢地茗呷下去，一直到路邊的店門鎖住了，街上的人們稀疏了，巷裡的狗們無聊了，無聊到遙對著河岸那邊另一個國家的土路上爬行的手扶拖拉機，真不真假不假地哼叫兩聲。中國這邊的狗兒們真是一點現代「主權」觀念都沒有，別人國家的拖拉機在自己的領土上爬行關你什麼事了？那片土地明朝以後就跟這邊分家了，犯不著你負責看守。

靠著如上的環境釀成的心境，我寫出了那一長篇，果然不出首發該文章的台灣《思想》雜誌的編輯所料，引起許多讀者的熱烈反響，當然也引發了少數讀者的誤讀曲解。轉達給我的反響中，特別令我難忘的，是北京電影學院教授、現代文化史專家崔衛平女士的讀後隨感，稱該文是她所閱到的文化大革命參與者寫的少量極真實極誠懇的反思作品之一。遺憾的是，這篇長文卻無法在中國大陸的主流印刷刊物上轉載，否則，一定會觸發更多的他者和她者挖掘記憶，撰寫這類作品問世，讓當今和以後的研究者們面前有更豐富多彩的「文革」畫卷。最近讀到作家莫言獲得諾貝爾文學獎以後對德國媒體的應答，說他也曾有過當紅衛兵的革命經歷。我希望他也能寫寫這類故事，越靠近真實越靠譜；若是，他的許許多多的同胞們會增加對他的敬意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