衙門口：為官中國千年史

文官制度是中國古代歷史的一大創造，是對政治學理論和政府管理實踐的重要貢獻。

中國古代發展出了完備的、歷史悠久、超級穩定的文官制度，堪稱世界之最。很多朝代更替，與其說是王朝興替，倒不如說是「換皇帝不換官僚」──皇室家族變了，文官集團及其制度雷打不動。它有利於社會穩定、有利於政治智慧的傳承，對歷史發展發揮了積極作用，但在實踐中也產生了一些糟粕，比如對官本位思想的助長、消極的為人從政思想等等。幾千年的制度流弊不可能一朝一夕得到解決，千百代人積累的政治智慧、制度精華，如果不及時總結和認真學習，卻可能毀於一旦。好在，歷史是不斷進步的，隨著讀史熱潮的興起，對官制史的解讀也成了熱點之一。

那麼，中國古代文官制度具體有哪些內容，古代官吏如何工作和生活，又有哪些樂趣和哀愁呢？進而，從古代官吏的職場經歷中，我們能發現中國歷史哪些規律性的東西呢？本書就是梳理這些問題的通俗讀物。需要說明的是，書中「官吏」的概念並不局限於有官職有編制的人員，而泛指那些能夠行使公權力的人員。古代人要行使公權力，有四種方式：當官、為吏、入幕府、做差役。以上四類人，都屬於「官吏」的範疇。本書著重寫正式官員的同時，也涉及後三類人，特此說明。

張程

青年學者，畢業於北京大學，研讀政治學、外交學。著有《泛權力》、《禪讓：中國歷史上的一種權力遊戲》、《奪宮：中國歷史上的宮門之變》、《脆弱的繁華：南宋的一百五十年》、《一步之遙：中國皇太子政治》、《大謀略：三國外交智慧書》、《微博晚清民國史》等，另有譯著、編著若干。

序
著名歷史作家、央視「百家講壇」主講人梅毅

衙門口是一個奇妙的地方。站在衙門口往裏看，可以看到官場百態，看一個個官員粉墨登場；站在衙門口朝外看，可以看到市井炎涼，看社會如何圍繞著衙門運轉。看不懂沒關係，所謂「內行看門道，外行看熱鬧」，在衙門口看到的一幕幕，保管精彩。說不定，一不小心看到了不該看的，就會連累「衙門口」成了一個「敏感詞」。

現在，我的老朋友張程就選擇站在衙門口，對著讀者諸君大談特談古代衙門和官場中人。他談了衙門和官吏的方方面面，大到王朝的官制，小到官員轎子的規格，每個方面都獨立成章，又在邏輯上緊緊相扣，最後組成了這本很好看、很耐看的書。書名就叫《衙門口》。這裏面的內容，表面上都在談古代官場，談古代官員的工作和生活，實際上，它在談衙門在古代社會的巨大影響，在談古代中國人對官場的追捧和無奈。

一開卷，《衙門口》就直言「科舉考場通向官場」，古代社會對科舉的癡迷就是對官場的癡迷，接著分章節介紹了古代人該如何進入官場，進去後怎麼生活、怎麼工作、怎麼退休，以及退休後的待遇和晚景。把這些內容串起來，就是古代官員的一生了。之後，書中闢出三章，介紹在衙門裏流傳的「官場病」、「衙門規律」和從古代筆記、小說中挖掘的官場案例。如果哪位讀者設身處地，把自己嵌進去，說不定能過一把在古代當「官老爺」的癮。

我以前看到過不少講古代官場的圖書，其中多數是浮躁的出版商找人拼湊或者「編著」的，內容不忍細看，更不能當真。也有一些是象牙塔中的先生們的大作，一寫出來就準備束之高閣，或者當做「著作等身」中的一本的。多數讀者看不懂，也看不下去。但是，張程這本書不同，既通俗又不失嚴謹，既扎實又不枯燥晦澀。張程是北大政治學科班出身，又是近年來頗為活躍的青年歷史作家，寫的東西有學院氣，又照顧讀者的閱讀喜好。他不是為了寫衙門而寫，而是想把衙門寫好，把衙門裏的古人寫活，從正史、野史、趣史中拉出了不少有趣的人和事來搖旗?喊，來說服讀者、吸引讀者。

看了〈後記〉，我才知道，在這本書中，「正史與小說、典故與白話、權力鬥爭和制度變遷、政治史和社會史並肩而立，讀者們可以穿梭在達官顯貴、下僚小吏、落第士人、隱士僧侶甚至市井小民中間，徜徉在不同的朝代和琳琅滿目的衙門之間。」我特意閉上眼睛回顧了一下剛剛瀏覽的內容，還的確有那麼一點「徜徉」在古代市井中的味道。

這趟「徜徉」的感覺是沉重的。衙門制度（官僚制度）是我們歷史的一大特產，這個制度的弊端和成就一樣明顯。「腐敗就是政治的頑疾，像癌症一樣無法根治」、「官衙的後門直通造假工廠的正門」、「論資排輩的升遷環境，也迫使官吏們要少做事、少出錯，爭取『無災無病到三公』」、唯上和圓滑的古代官風、戀棧不去的老官僚等，無不指出古代官場的弊病。而種種官場病態的集大成者就是彌漫中國社會的「官本位」思潮。由此，這本書深入到了社會層面。張程從社會史的角度看中國歷史的變遷，這也是現在歷史圖書的一大寫作趨勢。

我建議那些有意於衙門人生的「有志青年」，在急著往衙門裏面扎之前能夠站在衙門口，看看古代官場的生態和市井炎涼。

是為序。

後記

文官制度是中國古代歷史的一大創造，是對政治學理論和政府管理實踐的重要貢獻。現今的文官制度，深受中國古代文官制度的影響。英國被視為當代文官制度的發源地，但孫中山先生曾有言：「現在各國的考試制度，差不多都是學英國的。窮流溯源，英國的考試制度，原來是從我們中國學過去的。」中國古代官吏在談論「職官」、「選政」、「銓敘」，糾結於品級、考核、官身的時候，他們沒有想到自己身處的文官制度的體系之完備、內容之豐富、覆蓋之廣闊、影響之深遠，會超越國界、跨越時間。後人會深受其影響，與之發生千絲萬縷的聯繫。

中國古代發展出了完備的、歷史悠久、超級穩定的文官制度，堪稱世界之最。很多朝代更替，與其說是王朝興替，倒不如說是「換皇帝不換官僚」──皇室家族變了，文官集團及其制度雷打不動。它有利於社會穩定、有利於政治智慧的傳承，對歷史發展發揮了積極作用，但在實踐中也產生了一些糟粕，比如對官本位思想的助長、消極的為人從政思想等等。幾千年的制度流弊不可能一朝一夕得到解決，千百代人積累的政治智慧、制度精華，如果不及時總結和認真學習，卻可能毀於一旦。好在，歷史是不斷進步的，隨著讀史熱潮的興起，對官制史的解讀也成了熱點之一。

那麼，中國古代文官制度具體有哪些內容，古代官吏如何工作和生活，又有哪些樂趣和哀愁呢？進而，從古代官吏的職場經歷中，我們能發現中國歷史哪些規律性的東西呢？本書就是梳理這些問題的通俗讀物。需要說明的是，書中「官吏」的概念並不局限於有官職有編制的人員，而泛指那些能夠行使公權力的人員。古代人要行使公權力，有四種方式：當官、為吏、入幕府、做差役。以上四類人，都屬於「官吏」的範疇。本書著重寫正式官員的同時，也涉及後三類人，特此說明。

這其中可說、可寫的內容很多。本書只寫我熟悉或者我行文時聯想到的內容。如今，書稿已經殺青了，我再補充兩點感想：

縱觀中國歷史，做官往往帶有很現實的、功利的目的，少有將做官作為事業的人，多是將做官作為職業的人。雖然士大夫們平日裏高喊「齊家、治國、平天下」，但在實踐中主要把心思放在了「家」上，很少有人去管「國」，關心「天下興亡」的就更少了。古人從年幼讀書時起，就抱著功利的目的，讀書不是為了追求文化傳承、完善思考和精神享受，而是為了當官發財。從漢武帝開始設立太學，讀書入仕制度在中國萌芽。「自武帝立五經博士，開弟子員，設科射策，勸以官祿，訖於元始，百有餘年，傳業者浸盛，枝葉蕃滋，一經說至百餘萬言，大師眾至千餘人，蓋祿利之路然也。」（《漢書‧儒林傳》）讀書、當官、祿利三者被畫上了等號，這就可以解釋士大夫們和古代官場上諸多匪夷所思的言行。

具體到官僚個體，仕途遊宦生涯可能是一個不斷被「敲打」，不斷妥協，心態趨於平淡，為人處世趨於圓滑的過程。人生是一系列接踵而來的妥協，官僚的職業生涯更是如此。比如，古代人所受的教育和官場實踐嚴重脫節，理想和抱負更是不受衙門世界待見，他們踏入官場後發現日常主要工作除了迎來送往，就是徵稅收糧，談不上高尚或者重要。這就需要他們調適心態，適應衙門工作。唐朝文豪白居易就一邊狠下心來收稅，同時又寫下不少充滿悲憫之情的詩歌。如〈納粟〉一詩：「有吏夜叩門，高聲催納粟。家人不待曉，場上張燈燭。揚簸淨如珠，一車三十斛。猶憂納不中，鞭責及僮僕。昔余謬從事，內愧才不足。連授四命官，坐屍十年祿。常聞古人語，損益周必復。今日諒甘心，還他太倉穀。」至於其他人怎麼完成從「民」到「官」的思想轉變，就不得而知了。又比如，有個叫宋成勳的學官撰聯云：「宦海風波，不到藻芹池上；皇朝雨露，微沾苜蓿盤中。」「藻芹池」指的是官學，「苜蓿盤」說的是學官的清苦生活。這副對聯反映了作者生活雖然有些清苦，卻平靜而滿足。從州縣學堂到中央國子監的官辦學校中的教職，是典型的冷官、清官。宋成勳能夠調整心態，滿足現狀，殊為不易。畢竟，歷史上有多少官員不滿足現狀而鑽營苛求啊！

本書並非學術著作。在本書中，正史與小說、典故與白話、權力鬥爭和制度變遷、政治史和社會史並肩而立，讀者們可以穿梭在達官顯貴、下僚小吏、落第士人、隱士僧侶甚至市井小民中間，徜徉在不同的朝代和形形色色的衙門內外。野史、傳說同正史一樣得到了認真對待，登堂入室，在本書中占有突出的地位──因為我相信，所有文字都指向事實，它們不是寫作者個人思想的反映，就是社會現實的寫照。通過口耳相傳的故事甚至純虛構的小說，我們同樣能夠透過塵埃，觸摸到當時、當地的現實。曾經有個編輯，好心地指出第一章中王維中狀元的內容有誤。她說，根據王維和太平公主二人的年齡，他們不可能存在交往。這固然是事實。書中這則故事引自宋代的野史和小說彙編《太平廣記》卷一百七十九，不是正史（轉引自《中國古代的士人生活》，第六十五頁）。然而，我們不能因為王維沒有得到太平公主的薦舉，就否定這種行為的存在，更不能否認唐宋時期士人科舉時奔走豪門，謀求薦舉的現象的存在。我引用這則野史，一來為了見微知著、以小見大；二來也因為王維和太平公主都是「名人」，借名人效應來增加文章的可讀性。希望讀者理解。

本書可看作是拙著《泛權力》一書的延伸和具體化。本書偏重官吏具體工作和生活的挖掘和描述，《泛權力》偏重現象的揭示和案例的分析。兩本書各自獨立又相互補充，結合起來閱讀可能對古代衙門內外的世界有更全面的瞭解。

書中的絕大多數觀點、論據和故事，是我近幾年讀書、寫作中積累下來的。在寫作《泛權力》的時候，我就「剩餘」了不少的資料，之後將近一年我又搜羅、閱讀了部分資料，結合平日的記憶與思考，寫作了本書。其中的多數參考文獻，我已經附錄說明了。同時，我參考、引用了一些網路資料，其中：民國李定夷著的《民國趣史》（大通圖書社一九三六年出版）是網路文本；署名「莆陽老山」的博客中有一篇〈莆陽名臣譜〉的文章，多有參考；新華網理論頻道的〈古代官員退休後也做「房奴」〉、署名趙海永的網路論文〈論清官文化對我國憲政文化產生與發展的阻礙〉、中國網〈「四善二十七最」：古代官員如何考核〉（此文注明來源《香港文匯報》）等文也是書中相關章節的重要參考文獻。在此，對所有前人的辛勤勞動表示感謝。

本書能在台灣出版、能由遠流出版，對我而言實在是一個驚喜。大陸與台灣兩地，在歷史認知、社會現狀等方面，可能存在較大差異。本書稿部分內容是在大陸背景中展開論述的，最初面向的也是大陸讀者。然而，中國古代官僚制度，不僅是大陸和台灣，也是當今世界諸多國家和地區的共同遺產。其精華值得今人借鑒，糟粕需要今人摒棄。我相信，本書內容是可以跨越海峽的，很期待台灣讀者對該書會有怎樣的觀感。

我要感謝所有為本書的出版付出心血與汗水的同行們。感謝北京博聞春秋圖書公司和台灣遠流出版公司。我要感謝李向晨、李婷曉、楊晴、穆國庫、張萬文和金小芳等的認可與付出。最後，我要特別感謝唐琳娜，感謝她一如既往的支持與愛。

謝謝大家！

張程二○一三年七月於北京宣武門

□《實用歷史叢書》出版緣起
□序／梅毅

第一章　科舉：古代官吏的考取途徑
　第一節　科舉還算是個好東西
　第二節　科舉之難，難於上青天
　第三節　別有一番苦滋味
　第四節　考試定終身，悲喜兩重天
　第五節　金榜題名只是萬里長征第一步

第二章　職責：古代官吏的職場生活
　第一節　走馬赴任和身分證明
　第二節　古代官吏的具體工作
　第三節　難纏的衙門小鬼
　第四節　官員也有難念的經

第三章　官魅：全民狂熱的原動力
　第一節　當官的經濟帳
　第二節　古代衙門的「三公消費」
　第三節　編制外的官人和衙門
　第四節　古代官吏的青樓夢

第四章　規矩：衙門裏的明規則與潛規則
　第一節　繞不開的體制「暗箱」
　第二節　新官上任必燒的三把火
　第三節　有些事兒比政績更重要
　第四節　為官切忌犯眾怒

第五章　捷徑：官員任用與升遷的爭鬥
　第一節　古代官場的人脈關係
　第二節　官吏的圈子與群體
　第三節　「唯上」與「圓滑」
　第四節　官場的「名」與「利」

第六章　謝幕：退休制度和官員晚年生活
　第一節　退休前後的掙扎
　第二節　「被退休」的無奈
　第三節　古代官吏的退休生活
　第四節　蓋棺論定身後名

第七章　病態：古代官吏的「職業病」
　第一節　官場禮多人情薄
　第二節　寒暄聲中的禁忌
　第三節　自古忠孝「兩不全」
　第四節　腐敗是官場癌症
　第五節　「中國人的官癮實在深」

第八章　怪圈：衙門背後的權力規律
　第一節　「海瑞-李用清現象」
　第二節　王朝腐敗周期律
　第三節　「清官」不一定是好東西
　第四節　人生終須一個土饅頭

參考文獻
附錄：清代官職表
後記

第一節
科舉還算是個好東西

知識分子面臨的首要問題是什麼？是如何實現個人價值。讀書人空懷滿腹經綸，徒有一腔抱負，實現不了，只能發發「懷才不遇」、「馮唐易老」的感慨，於人於己都無益。現代人實現個人價值的途徑很多，可以經商致富，橫跨農工商各業，用金錢來衡量自我價值；可以投身藝術，在歌舞、書畫、戲曲等領域裏馳騁，張揚個性，追求精神滿足；還可以教書育人，在學術殿堂中著書立說乃至開山立派。然而，古代讀書人的途徑很窄。你去經商，官府對你徵收繁重的稅賦，將你視為不穩定的低等階層，老百姓則認為「無商不奸」，把經商致富的人視為「暴發戶」、「為富不仁」；你去做工匠、畫畫賣字或者作曲唱戲，別人視你為賤民，和乞丐同流，還要連累得子孫後代都抬不起頭來；你去教書育人做學問，可官學都是政府興辦控制的，裏面品級森嚴，儼然一個小官場，去教私塾則要仰人鼻息，為生計奔波，很難安心做學問。於是，古代讀書人可選的道路幾乎只剩一條：做官去！只有做官才能獲得施展才華的平台，才有可能讓理想化為現實。

有人說，我不當官，我去做和尚道士，或者歸隱山林，總可以吧？且不說大多數的人達不到出家或者歸隱的境界，就算達到了你也還要解決兩個問題：一個是要官府的人承認你的身分，給你發個度牒，不然的話你就是「野和尚」、「遊方道士」；一個是解決吃穿用度的物質基礎問題。晉末的陶淵明是讀書人歸隱的先驅、千年聞名的隱士，可除了最初的三四年光陰，陶淵明歸隱的大部分時間生活窘迫，最終在飢寒貧病中死去。沒有「阡陌縱橫」的經濟基礎，世外桃源只能是個傳說。在古代，出家和歸隱更多的是讀書人自我炒作、自抬身價求官的終南捷徑。

所以，古代讀書人如果不想蹉跎一生、無所作為，就必須去做官。士（讀書人）和仕（做官）合二為一。儒家宗師孔老夫子就在仕途上孜孜以求，三日見不到君主就有惶惶不可終日之感；亞聖孟子更是大呼幫助君主治亂平天下「捨我其誰」。孟子進一步說明：「士之仕也，猶農夫之耕也。」「士之失位也，猶諸侯之失國也。」（《孟子‧滕文公下》）比兩位聖人晚些時候的蘇秦刻苦學習，留下了「刺股讀書」的典故，應該說學識淵博、能力出眾，但長期沒有官做，生活窮困潦倒，「羸滕履蹻，負書擔橐，形容枯槁，面目黧黑」，連父母兄嫂都不理他，真可謂是孟子所說的無地流民、亡國諸侯。待到遊說諸侯成功，蘇秦身掛六國相印衣錦還鄉，父母張樂設飲提前走了三十里地迎接兒子。嫂子更是匍匐在地長跪不起。蘇秦問嫂子：「大嫂，你為什麼前倨後卑，態度反差這麼大？」嫂子回答：「因為小叔子現在做了相國，地位尊貴，有萬貫錢財啊。」蘇秦不禁感歎：「讀書人貧困的時候，父母不把你當兒子看；發達了以後親戚都來巴結你。人生在世，權勢地位的力量真是強大啊！」有沒有做相國，並沒有影響蘇秦的學問才能，但決定了蘇秦的生活境遇，決定了他能否實現心中的抱負。秦漢以來，做官更是成為衡量讀書人貴賤榮辱和人生價值的唯一標準，成為他人對待讀書人最主要的考量因素。

讀書人全往仕途上擠，那麼什麼樣的人才能當上官呢？

最初的官位是世襲的。一個人的家庭出身決定了他的政治地位，王公卿士世代壟斷官職。平民子弟想要躋身官場就必須付出極大的努力，建立驕人的功績。西漢之後，征辟制興起，成為世襲制的補充。朝廷可以徵召地方賢才，官員可以薦舉孝子廉吏做官。征辟制為官場選取了部分德才出眾的官吏。但這樣的操作缺乏透明度，征辟的標準操於權貴之手，得官的人數也很少，對改變平民子弟的政治地位幫助不大。征辟制到魏晉時代被九品中正制代替，人才被分為上中下三等九個級別，分別授予官職。權貴家庭把持評定，相互攀附，出現了「上品無寒門，下品無世族」的局面，形成了變相世襲的門閥政治。平民子弟的入仕途徑依然窄小，改變社會地位的可能性不大。權力壟斷官位分配，導致大批身體羸弱、不識五穀、畏馬如虎的世族子弟二十歲就能登殿入閣，而普通人家子弟即使才能出眾，年過三十也僅可補為刀筆小吏，從底層做起。這是不公平的，也不利於政治體制本身的新陳代謝。

在這樣的背景下，隋唐科舉制的橫空出世，無疑是歷史的進步。科舉開放了政權，摒棄了種族、出身、地域、年齡、財富等外在因素，只考量個人學識，允許所有人自由競爭 。所有想做官的人，只要能通過統一的考試就能入仕；相反，即便是王侯子弟，通不過考試也只能做一輩子平民百姓。這就排除了權力因素的干擾，限制了既得利益集團，在理論上實現了公平公正。同時，考試剔除了那些不學無術的紈褲子弟和碌碌無為的庸才，能為政治體制補充高質量的官吏。這對政治體制的高效運轉和長遠發展是有益的。所以，科舉制設計秉承的公平公正原則和擇才而用的做法，相對之前各項入仕制度有著巨大進步。

從誕生到一九○五年的一千三百年間，科舉制在中國雷打不動。皇帝可以換，王朝可以變，甚至占統治地位的民族也在變，但開科取士的做法幾乎沒有變過。可見科舉有它存在的理由。它以開放的姿態，高舉公平公正的旗幟，給予所有人入仕的希望。希望在，夢想就在，就有大批人甘願困守其中，支持這項制度。

然而，科舉制在發展過程中產生了嚴重的問題，最終將自己逼上了死亡的懸崖。（一九○五年，科舉制被廢除了，但公平公正、擇才而用的考試用人制度並未廢除。）

首先，科舉制在歷史長河中所附著的越來越多的技術性規定，侵蝕了擇才而用的制度內核，日漸偏離選賢用能的初衷。每一項制度設計的理念總需要具體的規章細則去落實，總需要配合時局、人事等各方面的變動而調整。這便產生了種種技術性的規定。這些後生的技術性規定會逐漸擺脫人們的控制，沿著自身的邏輯獨立發展下去。幾百年後，人們回頭看看某項制度，總會發現它和最初的設計並不吻合。具體到科舉上，它後來發展出的眾多規定中最受人詬病的，對它傷害最深的就是「八股取士」。

早期的科舉，考試文章允許自由發揮，並沒有固定要求。這就使得評判考生文章優劣的難度增大。考生的觀點、行文習慣以及文章體例不同，考官們的標準也不同，總達不到人人滿意的效果。總的來說，文辭華麗、行文流暢又有家學積澱的文章比較受歡迎。這種百家爭鳴、沒有統一標準的局面到明太祖朱元璋時期得到了逆轉。朱元璋是從社會最底層打拚上來的草根皇帝，講究實用且帶有較濃厚的平等思想。據說他主持科舉考試和聽取大臣彙報的時候，總覺得儒生出身的大臣們寫的文章華而不實、言之無物，堆砌的文辭和密集的典故讓他抓不住重點。於是朱元璋萌發了統一文章體例格式的念頭。也有說法是之前的科舉考試有利於權貴人家的子弟出頭（他們往往熟悉政治話語、家學基礎良好），而不利於文筆樸素、不事雕琢的貧寒人家子弟，朱元璋從平等的角度出發，規定了大家必須寫同樣規格、同樣內容的文章，盡可能地去除家庭環境對考生的影響。朱元璋規定的標準文章就是「八股文」。

八股文有很多硬性要求。比如，文章的題目只能出自四書五經，選取其中的句子或者段落為題。考生們也必須根據四書五經的精神作答。朱元璋原來想冒認南宋理學大師朱熹為祖先（他自己的祖先拿不出手），大臣們趕緊勸諫，說朱熹的年代離得太近了，不適宜當王朝的祖先。認祖不行，朱元璋就捧出朱熹對四書五經的解釋來，作為全國讀書人學習和考試的教科書。朱熹那些並不成熟或者零散的隻言片語，搖身一變成了金科玉律。舉子們只能運用朱熹之說，聯繫題義闡述道理。文章的格式也被限制得很死。全文分幾個部分，每個部分怎麼寫，用什麼句式，哪一句話亮出觀點，哪一句話是引用都有規定。文章的主要部分分為起股、中股、後股、束股四個段落，每個段落要各寫兩段，因此得名八股文。這八個段落的句法、字數都是有限制的，每一股的內容必須要有一正一反、一虛一實、一淺一深的對比。如此一來，考官的工作量大為降低，一眼就把卷子看得清清楚楚。但如此千篇一律的應試文章能反映出考生的真才實學嗎？

朱元璋的出發點是好的，但他高度規範的文章要求遇到現實趨利的中國人就變了樣。八股文很快墮落為死板、保守的牢籠。讀書人聚精會神地研究八股文的格式、句法，將四書五經和朱熹文章從頭背到尾，什麼秦歌漢賦、什麼唐詩宋詞都?之腦後，更毋論民心國情了。每次考試結束，高中者的文章便被收集彙編起來出版售賣。讀書人奉之如寶，逐字逐句研究。因為四書五經中可用來出試題的句段有限，有錢人就在考試前聘請八股高手押題，寫文章，然後給子弟們開「輔導班」、「加強班」，讓他們專門背誦這些押題文章應考，竟然屢屢有得手考中的。

清朝名人王士禛說過一則沉重的笑話。有個後輩書生在讀《史記》，本鄉一位前輩進士過來問他：「你在讀什麼書？」書生說：「《史記》。」進士問：「誰寫的？」書生回答：「司馬遷。」「司馬遷是哪年的進士啊？」「司馬遷是西漢太史令，沒有功名。」進士不悅，說：「原來沒有功名啊。那我拿他的書來看看。」他拿過《史記》翻了幾頁，扔在一旁說：「此書於科舉無益，看它做什麼？」由此可想而知，八股取士選擇的大多是死背少數幾本書，只會寫八股文的書呆子。明清筆記留下了許多又呆又木，生活了無情趣，更無動手辦事能力的八股高手的形象。朱元璋爭取平等和提拔實幹人才的本意算是徹底落空了。

徐大椿的《道情》對八股高手有形象的描述：「讀書人，最不濟。讀時文，爛如泥。國家本為求才計，誰知道變作了欺人技。三句承題，兩句破題，擺尾搖頭，便道是聖門高弟。可知道『三通』、『四史』，是何等文章？漢祖、唐宗，是哪一朝皇帝？案頭放高頭講章，店裏買新科利器。讀得來肩背高低，口角欷歔，甘蔗渣兒嚼了又嚼，有何滋味！辜負光陰，白白昏迷一世。就教騙得富貴，也算是百姓朝廷的晦氣！」顧炎武曾憤慨地說：「八股盛而六經微，十八房興而廿一史廢。」「愚以為八股之害，甚於焚書。」焚書坑儒活埋的只有數百人，而八股取士禁錮的是數百年讀書人的智商和精神。

八股文發展到後來，連皇帝本人也看不下去了。光緒皇帝有一次親閱進士考卷，發現大多數考卷雷同，毫無用處，不禁感歎說：「以這種方式錄用人才，也難怪學非所用。」（《清稗類鈔》）

除了八股文外，還有其他技術性規定與擇才而用的本意背道而馳。比如清朝中後期規定科舉文章的字數以七百字為限，不能超過；又比如科舉考試閱卷的時候偏愛卷面整潔、筆跡工整的卷子，帶動讀書人花大力氣去練習楷書和行文布局。清朝中後期歷屆高中者無不寫一手工整規矩的楷書。尤其不應該的是，道光朝後對文字筆畫吹毛求疵，一豎沒寫直、彎?沒提好等細枝末節都能成為落榜的理由。至此，考試淪落為書法遊戲，與考生的思想見解無關了。

除技術性規定外，權力因素逐漸攻占了科舉的方方面面，也逐漸埋葬了公正、公平原則。

科舉興起，權力因素在理論上被排除在外，但在實踐中始終虎視眈眈，一有機會就滲透進來。考慮到科舉關係著國家權力要交給何人掌握，關係著王朝的長治久安，歷朝歷代都將科舉制度視為天下政務的「根本」，領導重視、制度嚴密、獎懲鮮明。科場舞弊卻屢治不絕，從未斷過。《清稗類鈔》的訟獄類開頭就是大量的科場舞弊案子，犯案者奪名、殺頭、抄家、全家罰作奴僕，可犯案者依舊前仆後繼。科舉的成功是維繫和擴大權力的正途，是獲取衍生權力和收益的起點，值得一代代人以身試法、以命相搏。

明清科舉徹底被權力因素攻陷。《清稗類鈔》向我們展示了清朝科舉的實際情況：每年五六月間，是確定正副考官、同考官的時候。北京城和各省省城就炸開了鍋，有權有勢者開始準備，晉謁或賄賂已經及可能成為考官的官員。考生入場的時候，正副考官自己中意要錄取的門生親友，監考官員暗中答應錄取的考生，再加上達官貴人們塞條子打招呼要求錄取的考生，如麻如粟，占去了大部分的名額。考官們與其說是在閱卷，不如說是在權衡各方關係。關係戶很多，錄取名額有限，考官們必須反復推敲，比真正按照真才實學來評定高下更加辛苦。他們先按照打招呼的人的官爵高低來錄取囑託的關係戶，如果官爵一樣高，那就先錄取升官潛力大、黨羽多的人囑託的關係戶；其次是按照賄賂的多少來錄取關係戶，如果考生給的錢一樣多，那就兼顧一下名聲的高低、答卷的優劣。最後的錄取名單，在寫上那些必須錄取的考生之後就沒有幾個名額了，再挑選幾個有真才實學的孤寒考生，列名其上，以塞人口。順天府的科舉，因為地處京師，弊端最深。順天府科舉的正副考官和同考官們，一般是京城裏的高官顯貴，不用皇帝公布名單人們也能猜個八九不離十。有能力者早早地就有針對地做這些人的工作，「輦金載寶，輻輳都下」，「按圖而索」，「萬不失一」。

最後，《清稗類鈔》的作者徐珂承認：「銓政（指科舉取士）縱極清平，能免賄賂，不能免人情。」這裏的「人情」指的是中國社會廣泛存在的關係網絡、泛化的權力關係。人情比赤裸裸的賄賂厲害，考官未必會收賄賂，但他無論怎麼樣都擺脫不了泛權力的網絡──事實上，很多關係戶並沒有向考官行賄。高官子弟往往不需要向考官行賄就能在考試中受到照顧。而一些富商子弟，即便是送了錢，也不一定能金榜題名。為什麼？因為考官也是官，處於權力網絡之中，受到種種關係的制約，也需要維繫和擴大權力關係，提高地位，「雖未必盡納財賄，而欲結權貴樹黨援之心則同」。「人情」不能免，也就意味著權力因素始終影響著科舉選官，扼住了官場准入的咽喉。在仕途門口，貧寒子弟和普通人家的孩子們又一次成了弱勢群體。

科舉的第三個大問題是助長了讀書人的利祿之心，只知有舉業功名，不知有天下和百姓；只知有官爵品級，不知有人格和善惡。進而連累全社會彌漫著濃郁的「官本位」思想，功名惡化為評判人生價值的唯一標準，腐蝕了社會的道德良知。一部《儒林外史》彙集了許多活生生的例子，書中滿是觸目驚心的話：「有操守的，到底要從甲科出身。」「如果有學問，為什麼不中了去？」「只是有本事進了學，中了舉人、進士，即刻榮宗耀祖……人生世上，除了這件事，就沒有第二件可以出頭。」

先秦時代的讀書人就有很功利的思想，將學問和能力作為追求富貴的工具，所謂「學成文武藝，貨與帝王家」。有這樣的想法，無可厚非，只要它沒有充斥於整個腦袋，沒有成為言行的主導就行。政府也很早就用高官厚祿來吸引士人。只是，科舉制強化了這種做法，放大了讀書人的利祿之心。它把科舉入仕捧為官場正途，視其他途徑都是異途，給予有功名的讀書人極大的實利和虛名，讓社會錯誤地在「榮華富貴」、「科舉功名」和「讀書應試」三者之間畫上等號。宋朝的皇帝宋真宗趙恆就是宣傳這一思想的急先鋒。他寫了一首流傳甚廣、宣傳效果很不錯的〈勸讀詩〉：「富家不用買良田，書中自有千鍾粟。安居不用架高樓，書中自有黃金屋。娶妻莫恨無良媒，書中有女顏如玉。出門莫恨無人隨，書中車馬多如簇。男兒欲遂平生志，六經勤向窗前讀。」有了皇帝的提倡，有了金錢車馬、良田美眷的現實誘惑，讀書人便一頭扎進「學而優則仕」的追求中去了。

清代暢銷書《儒林外史》第十三回通過一個讀書人之口講述了時人對科舉事業（舉業）的態度：「舉業二字，是從古及今人人必要做的。就如孔子生在春秋時候，那時用『言揚行舉』做官，故孔子只講得個『言寡尤，行寡悔，祿在其中』，這便是孔子的舉業。到漢朝用『賢良方正』開科，所以公孫弘、董仲舒舉賢良方正，這便是漢人的舉業。到唐朝用詩賦取士，他們若講孔孟的話，就沒有官做了，所以唐人都會做幾句詩，這便是唐人的舉業。到宋朝又好了，都用的是些理學的人做官，所以程、朱就講理學，這便是宋人的舉業。到本朝（明朝）用文章取士，這是極好的法則。就是夫子（孔夫子）在而今，也要念文章、做舉業，斷不講那『言寡尤，行寡悔』的話。何也？就日日講究『言寡尤，行寡悔』，哪個給你官做？孔子的道也就不行了。」這位讀書人幾乎把史上所有的讀書人與官場的關係都用「舉業」二字串起來，什麼選拔標準在他看來都是「舉業」，讀書人適應不斷變化的標準只為求得一官半職，彷彿做官就是讀書人的使命。話雖然直白，倒也坦誠，把明清社會的逐利之心、讀書人的求祿之舉暴露無遺。

在這部暢銷書中，有一個膾炙人口的人物，叫做周進。他的身上聚結著科舉所有的弊端，展現了明清科舉已經墮落到了怎樣荒誕的地步：

山東汶上縣的窮書生周進六十多歲了，考了幾十年連個秀才，他都沒有考上，依然是個老童生 。科場失意的他非但沒有得到同情，反而遭到了社會的鄙視和士人階層的唾棄。周進先是在縣城裏做了三年教書匠，因為學生考中了秀才，他再無資格繼續教下去，便淪落到郊區的觀音庵，靠開私塾餬口。本地的秀才梅玖、舉人王進經常嘲弄周進，到私塾裏大吃大喝，對他吆三喝四。周進連私塾都教不下去了，只好替一夥商人當帳房。一天，他進省城參觀貢院。觸目可及都是考試用的號房，周進人到暮年卻連坐號房應考的資格都沒有混上。大半生追求功名富貴卻滿腹心酸；飽受他人侮辱欺凌卻無處傾瀉。周進不覺眼睛裏一陣酸酸的，長歎一聲，一頭向號房撞去，直僵僵地倒地，不省人事。那夥商人救他醒來後，周進滿地打滾，放聲大哭。幾位商人得知周進的苦楚後，答應每人友情贊助幾十兩銀子，給他捐一個秀才的資格，讓他也過一過進貢院考試的癮。周進忙趴在地上沖著眾人磕頭，說：「若得如此，你們便是我的再生父母，周進就是變驢做馬也要報答各位！」

商人們原本只是讓周進過把癮就走，不想周進這個幾十年的「後進生」，突然在當年的鄉試中爆發了，高中舉人，之後又馬不停蹄在會試、殿試中高奏凱歌，中了進士，做了翰林。至此，周進算是鯉魚躍龍門，躋身上流社會。整個社會也立刻變得對他笑臉相迎。欺負過他的秀才梅玖冒稱是他的學生，辭退他的東家，供奉起了他的「長生祿位」，就連周進隨手在私塾中寫的一副對聯也被恭恭敬敬地揭下來裱好。梅玖前後判若兩人。這是否能說明科舉取士標準的隨意、不靠譜呢？

後來，周進外放做了廣東學政，老書生掌管了一省讀書人的功名富貴。鄉試中，有個考生提前交卷。周進拿起卷子一看，不知道滿紙寫了些什麼，覺得全是荒謬無聊、空洞無物的廢話。他叫住交卷者打量起來，只見是一位五十多歲、衣衫襤褸、雙目無神的老秀才，名叫范進。周進一問，得知范進考了三十多年始終沒有中舉，家裏窮得叮噹響，受盡了親友鄉鄰的冷遇羞辱。周進不禁歎了口氣，重新拿起范進的卷子看第二遍，突然覺得文章言之有物、條理清楚。這是怎麼回事？為了確認，周進第三遍讀范進的卷子，讀完歎息道：「這樣的文字是天地間之至文，真乃一字一珠。」他不僅錄取范進為舉人，還感歎：「世上糊塗試官不知屈殺了多少英才！」可周進自己何嘗不是那「糊塗試官」，能把一篇文章讀出前後天差地別的評價來。最大的可能是，周進在范進的身上看到了自己早些年的窮酸落魄相，他錄取的不是范進，而是自己的影子。此事更可印證八股取士沒有恆定的標準，幾同兒戲。

「以名取人」，就是科舉兒戲之一。看文章既考驗能力又考驗精力，遠不如看名字定名次來得方便。唐後期鄭薰任主考官，取顏標為狀元。因為他覺得顏標與名臣顏真卿同宗，如此推斷，此人定是差不了。後來一問，顏標與顏真卿壓根就沒關係。人們稱鄭薰這種頭腦迂腐、目光短淺的人為「冬烘先生」。浙江臨海曾出過明朝狀元秦鳴雷。他本不是初擬的狀元人選，但喜歡道教、擅長求雨等法術的嘉靖皇帝一看「鳴雷」二字，感到特別合自己的喜好，當即將其定為狀元。同樣，清末的譚延闓因與「亂臣」譚嗣同同姓同鄉，朱汝珍因與革命黨人孫中山同鄉，與朱明皇帝同姓，所以二人都與狀元之名位失之交臂。狀元劉春霖因為名字吉利，又來自「肅寧」縣，迎合了慈禧的心意，而被提為狀元。文天祥是南宋末年狀元，也是因為字「宋瑞」太喜慶了，被拔為狀元的。

上述種種問題不能不讓科舉飽受詬病。但探本究源，科舉的立意和出發點是無可指摘的。科舉的三宗罪（技術誤人、權力舞弊和助推「官本位」思潮）並非由它的內核必然衍生而來，也絕非它的本意。在中國的社會環境中，又有哪項制度能擺脫這些問題呢？任何制度都不能保證後生的技術規定不會脫離制度內核，權力始終是飄蕩在任何制度頭上的一道陰影。而「官本位」思潮早科舉而生，科舉助長錯誤思潮的確不應該，可它和其他制度一樣，也是這股思潮的受害者。官位的追逐、權力網絡的氾濫和人情世故是中國歷史發展的頑疾，病因肯定不是科舉制。相反，如果科舉能夠擺脫這些濡染，真正貫徹開放、公平、公正的理念，量才而用，必能吸納天下賢才，讓寒士開顏，讓世家子弟奮發。因為它畢竟是古代中國人經過幾千年的挑選，試驗了多種選才制度後才設計出來的成果。在看到科舉流弊的同時，我們也應該發現它提高了社會流動性，選拔出來不少有真才實學的人物。許多人才並沒有被科舉的弊端打倒，而是走出科舉的羈絆，在這套制度中獲得了實現價值的平台。

利弊相抵，科舉還算是一個好東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