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儒學評論集(第二輯)（簡體書）

蔣慶先生“政治儒學”思想，不僅是對自由主義西化派蔑棄傳統之民族虛無、王義之有力棒喝，亦是對港臺新儒學偏頗之積極矯正，乃儒家政治理想沉寂一百年後首次進入公共話語領域，表達出儒家獨特而強烈之政治訴求，在中國學術界掀起了一場思想地震，其影響不僅於現在，更見於未來。
《儒生文叢（第2輯）：政治儒學評論集》以蔣慶先生“政治儒學”思想為中心，收錄了來自各界的學術論文和思想性評論。甲編為儒門內部批評，乙編為較有明顯思想立場的儒門外部批評，丙編為較為中立的評論。

任重，中國人民大學哲學博士。西曆二○○四至二○○七年，協助陳明創辦儒學聯合論壇網站並任總版主，同時任《原道》輯刊編委。西曆二○○六年，協助工達三創辦中國儒教網暨儒教復興論壇網站並任總版主。西曆二○○六年，創辦電子刊物《儒家郵報》並任執行主編。西曆二○○八年，創辦“儒家中國”網站並任主編。西曆二○一一年創辦《儒生》集刊。

總序
蔣慶先生之思想史意義
——《政治儒學評論集》代序

甲編
王道與三重合法性
——對蔣慶政治儒學的分析
政治儒學與民主
——論蔣慶、康曉光與徐複觀的政治儒學
儒家政治哲學與責任倫理學
新邦舊命
——評蔣慶的政治儒學
天一地一人之天，還是超越天一地一人之天？
——兼論“民主的形式和儒家的內容”
作為立法者的政治儒學？
——《政治儒學》讀書劄記
蔣慶“以中國解釋中國”之我見
《公羊學引論》與公羊學
從中國崛起的背景評蔣慶的《政治儒學》
蔣子《政治儒學》平議
豈天不欲絕公羊
政治儒學的生態主義

乙編
“王道政治”是個好東西？
——評“儒家憲政”
儒家憲政思潮的浮現與內部分野
保守主義：文化與政治
——兼評蔣慶的“政治儒學”
政治儒學還能復興嗎？
——評蔣慶《政治儒學》
“奇思妙想”的復古主義
——讀蔣慶《政治儒學》
蔣慶政治儒學批判
藥方只販古時丹
——評蔣慶的王道政治論
政治儒學的窮途末路
——辨析蔣慶的《政治儒學》
是信仰，還是迷狂？
政治儒學及其面臨的挑戰

丙編
政治儒學：緣起、困境和出路
復古與現代性之間的糾結
——蔣慶“政治儒學”思想評說
評蔣慶《政治儒學》
蔣慶先生的政治儒學構想簡評
跋

蔣慶先生之思想史意義——《政治儒學評論集》代序
去年，筆者曾在微博上多次說過這樣一句話：“蔣慶先生是六十年來大陸唯一思想家。”此論斷在網路上固然引起巨大爭議、甚至是嘲諷，網下以政治思想為專業的學者朋友，也多有微詞。
然我不為所動，始終堅持這個看法。任重先生編輯這本《政治儒學評論集》，邀我為之作序，得機會參考諸位先進之贊與彈，並因此而系統地重讀蔣慶先生三本大著：1995年出版之《公羊學引論》、2003年出版之《政治儒學——當代儒學的轉向、特質與發展》、2012年出版之《再論政治儒學》，對自己的看法，比這更有信心。
為論證這一觀點，我撰寫了這篇也許有點太長的序言。我將指出，蔣慶先生在四個方向上打破了百年來中國思想界營造的並被人們普遍信持的思想、價值和觀念迷信，樹立了中國思想之主體性，建立了中國人思考政治問題之基本範式，因而足當唯一思想家之譽。
一、恢復儒學之完整性：政治儒學乏提出
討論蔣慶先生之思想貢獻，首當注意者自然為“政治儒學”概念之標舉。
政治儒學乃針對心性儒學而提出。在“科學與玄學大論戰”中，張君勱先生疾呼“新宋學之復活”，在當時全盤反傳統的特定語境下，具有重大思想史意義。
20世紀初，炫目於西方之堅船利炮和社會治理，儒家士大夫群體發憤學習模仿，乃有廢書院、廢科舉、廢讀經之舉。此前，經、史、子、集的中國固有思想學術體系與以經學為主的教育體系互為表裡；教育體系之全面西化，導致中國既有思想學術體系逐漸崩潰。在新式學校接受教育的學者、知識份子則秉持歷史主義理念進一步斷定，中國既有思想學術體系是過去的、古代的，不具有回應現代問題的能力。曾被視為常道的“經”被歷史化，成為人們運用現代價值、知識進行研究、剖析，最後予以清理的物件。
也正是依據現代中國知識份子的這一態度，西方漢學家曾提出一個著名命題：儒家已“博物館化”。確實，自新文化運動之後，在主流思想學術界，儒家已經完全變成思想史、哲學史研究的主題，此即胡適等人提出“整理國故”之預設，中國既有之思想，主要是儒家，已成為“故”了。
在這種背景下，具有保守主義傾向之學人如梁啟超、張君勱、熊十力，一心護持中國文明，然欲進而不能，乃不能不有所捨棄，沿著張之洞“中體西用”之思路，退守“心性儒學”，集中于探究個體成德成聖之學，而將公共領域交給西學，也即科學與民主。從這個意義上說，“現代新儒家”雖然是作為新文化運動之反動登場的，仍帶有該運動之深刻思想與觀念銘印。
此後，新儒家基本上就是心性儒學，牟宗三、徐複觀、張君勱、唐君毅四賢於1958年發表之《為中國文化敬告世界人士宣言》斷言：“此心性之學，正為中國學術思想之核心。”作為現代中國最為有影響力的思想流派，新儒家的儒學觀塑造了學界、公眾的儒學觀，人們普遍以為，儒學就是、也應當是心性之學。這種儒學觀影響極大，港臺海外儒學基本上是心性儒學；大陸儒學於20世紀90年代復興之後，也幾乎皆為心性儒學及其衍生物和心性儒學史之研究。
毫無疑問，心性儒學在20世紀艱難的思想、知識與政治環境中，守護了儒家之命；心性儒學之思想成就，比如牟宗三先生所構建之宏大哲學體系，也是20世紀中國唯一可觀的思想與哲學成就。不過，心性之學確實遮蔽了“儒家的整體規劃”，它的成立也確實以拱手讓出公共生活之治理於西方思想和制度為前提。由此導致港臺新儒家身處大變動的時代，卻無力參與文化、社會、經濟、政治等領域制度之理論構想，更無力參與制度構建之實踐過程。因而，在臺灣地區轉型之後，新儒家迅速陷入困境，而在社會中不具有強大的發言權。而臺灣地區社會雖為一儒家社會，卻缺乏足夠的思想與觀念自覺，沒有強有力的儒家聲音提撕、引領社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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