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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策縱作品集 2:文史雜談(簡體書)
  • 周策縱作品集 2:文史雜談(簡體書)

  • ISBN13:9787510065613
  • 出版社:世界圖書(北京)出版公司
  • 作者:周策縱
  • 裝訂/頁數:平裝/272頁
  • 規格:23.5cm*16.8cm (高/寬)
  • 版次:一版
  • 出版日:2014/01/01
人民幣定價:36元
定  價:NT$216元
優惠價: 87188
可得紅利積點:5 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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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品簡介

作者簡介

名人/編輯推薦

目次

書摘/試閱

  本書由“文史宗哲篇”與“五四及近代思潮”兩部分組成。“文史宗哲篇”涵蓋了周策縱教授探討古代社會思想、“人與大自然”觀念,以及與饒宗頤教授探討陶文考釋等涉及文學、歷史、哲學方面的文章;“五四及近代思潮”部分則收錄了周教授紀念胡適先生的文章以及有關五四運動、中國文化現代化、簡體字的文章。
  通過本書,讀者可以進一步了解周策縱教授在歷史、哲學與文學方面的研究成果;而“五四及近代思潮”部分可說是周策縱教授在《五四運動史》之后續談“五四”的精華之作。

周策縱,湖南省祁陽縣人,是名滿中外的漢學大師。周教授1942年畢業于中央政治大學,1948年赴美留學,獲密歇根大學碩士及博士學位。其后任教威斯康星大學東亞語言文學系及歷史系,被授予“終身教授”榮譽稱號。其代表作《五四運動史》(The May Fourth Movement: Intellectual Revolution in Modern China)于1960年由哈佛大學出版社出版,影響甚廣。周教授于學無所不窺,甲骨、金文、經學、紅學、歷史、詩歌、小說、翻譯等皆有所涉獵;為文熔鑄古今,匯通中外。既為當今士林仰望,亦足為后世所宗。
《文史雜談》
推薦一: 從古代社會與思想史的探索方法,到出土陶文的考釋,
從對內地學術界的印象到對青年學者的期望,
一位學者的淵博學識與肺腑之言
推薦二:繼《五四運動史》之后,周策縱教授續談五四運動及近代思潮的精彩篇章
推薦三:我常說:五四運動是一件活的歷史。因為它的目標永遠值得大家去努力奮斗達成。它給我們的啟發是非常巨大而長遠的。即使是它的缺失,也提供給我們一種嚴肅而重大的教訓。它不但留給中國學生和青年知識分子一些艱巨的使命,也留給所有的中國人一個遠大的任務。從廣義說,它也許可以鼓舞世界上許多學生、青年和成年人,對各種文化傳統和社會問題,多引發一點興趣,去共同努力創造一種能包含各個傳統的新文明。
——周策縱
簡目
上篇文史宗哲篇
一如何從古文字與經典探索古代社會與思想史
二“人與大自然”觀念溯源:論“天人合一”
三傳統中國的小說觀念與宗教關懷
四論章炳麟梁啟超墨跡釋文書
五四千年前中國的文史紀實
六周教授龍山陶文考釋書后
七龍山陶文考釋答饒宗頤教授
八答周策縱教授
九從王士禎和趙執信的詩論與詩試評“談龍”爭辯
十陳致:“不”以有涯隨無涯,殆已
十一對《中國北方諸族的源流》一書的幾點看法
十二說“來”與“歸去來”
下篇“五四”及近代思潮
一胡適之先生的抗議與容忍
二胡適對中國文化的批判與貢獻
三論“胡適研究”與“研究胡適”
四自由·容忍與抗議
五以“五四”超越“五四”
六“五四”思潮對漢學的影響及其檢討
七我所見“五四”運動的重要性
八“五四”時期中國的文化自覺
九機器代人力,人文濟科技
十中外為體·中外為用
十一中國語文改革與教學芻議
十二“五四”五十年
十三胡適風格(特論態度與方法)
十四發刊詞:我手寫我心
出版后記


事實上,我在寫作那本書之前,對這個問題,已經考慮過很久,在該書的“緒論”中,也涉及這個問題。從“五四”到現在的七十多年間,無論是大陸或海外,一般都是用“五四”運動一詞來涵括新文化運動、白話文運動以及學生運動。當然,這是后來的廣義的用法,在1919年“五四”事件發生時,原來并沒有這樣的用法。但是,過不了多久,這種廣義的用法便已廣泛流傳,普遍為人采用了。其實,我們都知道,白話文運動與新文化運動至少可以上推到1917年,而學生反日運動,起碼也可以追溯到1915年。這些事實都是發生在1919年5月4日以前。當年我還在哈佛,正好郭廷以先生到美國訪問,看過我的書稿,就很高興地稱許我在描述“五四”事件之前,花了很長的篇幅討論在此之前學生愛國運動以及白話文運動、新思想運動的發展,并沒有把史實的先后次序任意顛倒。那么,為什么經過這些考慮后,我還是決定采用“五四”運動一詞呢?這是因為我認為,雖然新文化運動乃至白話文運動本身都可以獨立處理,各成專書,但在討論這些運動時,還是無法忽略1919年后,那些青年知識分子如何來推動這些思潮;如果沒有這批人的推動,可能新文化運動便搞不起來,至少也不會發生那樣大的影響。因此,如果把這些運動分開來談,固無不可,卻不足以說明整個時代的潮流與趨勢,也不能窺見整個時代的全貌。所以我反復思索以后,仍然使用“五四”運動的名稱。不過,我在書中曾經說明,這些事件本可分開討論,大家要作進一步研究,自可再就每一主題繼續深入分析;而我的目的,則是要反映那五年、十年乃至二十年間各方面思想潮流的轉變。經過這樣的說明,我覺得名稱上的問題比較小,甚至已經不成重要問題。三十年代,馮友蘭描寫“五四”運動時,他所談的便都是思想文化運動,而絕不是單純的學生愛國游行等事件。像這樣的例子,不勝枚舉。因此,在名稱和范疇上,可以說已不成問題。
至于“五四”運動的時限,我在書中曾指出,當時的思想轉變與學生活動,主要集中于1917年到1921年這五年之間;不過,我同時也強調,這個運動不應只限制在這五年,最低限度可以擴充為1915年到1924年這十年,因而我在出版第二本書《“五四”運動研究資料》時,索性便把標題明白標示為1915年到1924年。我之所以把1924年定為“五四”運動的下限,主要是因為是年國共正式合作,著手以武力和黨的組織推翻北洋政權,所牽涉的是軍事與黨派斗爭,與知識分子所領導的思想運動已有所區別,而且當時中國已采納列寧、斯大林式的組織方式,與“五四”的基本精神正相違背,所走的方向也大不相同。這項轉變極其重要,“五四”潮流后來所以未能順利發展,便是遭到此一阻礙。十年前,臺北召開學術研討會,陶希圣先生在會中宣讀了一篇討論“五四”時期自由民主思想的長篇論文,要我擔任評論。我當時的批評,便是認為陶先生講“五四”這一段的自由民主思想,寫得很好,而且是一個很大的轉變,因為國民黨過去不太講這方面的問題,尤其要我來講評,更是破天荒頭一遭。可惜的是陶先生沒有繼續往下討論1923年、1924年間國民黨的轉變,不免有些不夠完備之處。總之,關于“五四”運動的時限問題,我所采取的是一種相當寬松的態度,亦即具體的斷限,應視個人研究的目的而定。在抗戰前夕或抗戰之初,陳獨秀先生還認為當時仍屬“五四”時代。這種看法究竟對不對呢?我覺得也有他的道理。從某方面而言,“五四”時代的精神,恐怕直到現在仍然保留著一部分。當然,這并不是一種嚴格的說法。重要的是,“五四”時代的時間界限,并不能完全截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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