轉型中的亞太地區秩序（簡體書）

在這樣的體制安排下，不存在中國在經濟上對朝貢國進行殖民掠奪的企圖，“厚往薄來”政策的目標是形成和平、穩定、有序的雙邊關系，維護一個相對穩定的周邊環境，在一定意義上也實現“守在四夷”的防御思想。在具體的政策執行時，更多地使用“軟性”的“柔化”政策，試圖達到潛移默化的效果。因此周煌在《琉球國志略》中評論清方封爵時說：“琉球越在重洋，圣天子授之王即以示尊寵，亦政不欲遙制之爾。”這種低強制性，反映的實質是中國在處理與朝貢國關系時，在外交目標上的定位和需求很低，并沒有太多的東西需要完成。
朝貢秩序低強制性的另一方面表現在，不把這種秩序安排強行向外做廣泛的推廣。這一秩序的擴展邏輯主要有兩個方面：一是“遠人不服，則修文德以來之”，即通過提高自身吸引力的方式，而不是通過強制的方式，把他國納入相應的國際秩序安排。孔子相信，只要本國堅持“道之以德”，就能引來他國的歸屬，實現“近者悅，遠者來”，“譬如北辰，居其所而眾星共之。”二是基于一種“王者不治夷狄，來者不拒，去者不追”的想法。中國主導下的地區秩序安排從某種意義上說是來去自由的。中國周邊的一些國家，即使進入了這一體系，也可以再離開，這是一個對周邊國家來說有著極大自由度的、彈性很強的秩序安排，它并不是靠中國的實力優勢把這些國家強行聚合在一起的地區秩序安排。這一安排背后的利益考慮與行為邏輯，在班固的一段話中表述的十分清楚：
外而不內，疏而不戚，政教不及其人，正朔不加其國；來則懲而御之，去則備而守之。其慕義而貢獻，則接之以禮讓，羈縻不絕，使曲在彼，蓋圣王制御蠻夷之常道也。”
正是因為中國在這一秩序安排中追求的物質利益目標不高，主要在于形成一種和平、穩定、有序的狀態，因此才會有中國對于部分外國的獻民獻土行為的謝絕，這種情況，一直到清朝都存在。雍正五年（1727年），蘇錄遣使人貢，并請求內附，清帝沒有答應。乾隆年間，又發生了哈薩克阿布賚汗“情愿以哈薩克全部歸順”的事情，乾隆帝也加以拒絕。乾隆帝認為，哈薩克的行為雖然出于其自愿，但中國與周邊打交道的目的不過是“羈縻服屬”、“俾通聲教而已”，并不欲“郡縣其地，張官置吏”，因此加以拒絕。
乾隆三十六年（1771）六月，乾隆稱“若哈薩克、若布魯特，俾為外國而羈縻之，……知足不辱，知止不殆，朕意亦如是而已矣。豈其盡天所覆，至于海隅，必欲悉主悉臣，為我仆屬哉。”對外邦內附請求的拒絕，以及乾隆所說的“知足不辱，知止不殆”，體現了中國目標的有限性以及對外行為中高度的自我克制。
中國在朝貢體系中體現出來的行為模式，與近代以來歐洲強國席卷全球，試圖把整個世界強行納入其體系，包括以炮艦打開中國、日本、朝鮮等東亞國家國門的做法大相徑庭，也與今天某些西方國家試圖在全世界強行推廣其制度形式和價值觀的做法形成了鮮明對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