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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漱凕評傳:一個現代政治變革的理想與踐行(簡體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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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品簡介
作者簡介
名人/編輯推薦
目次
書摘/試閱

商品簡介

本書稿在充分把握有關梁漱溟及其相關資料,以及相關研究成果的基礎上,針對中國現代政治發展過程中所具有的十分復雜的政治、文化與教育的關系,真切地還原了梁漱溟探索中國政治現代化之路的心路歷程,客觀地評價了他的實踐努力。
本書稿將時代與個人,歷史與邏輯較好地結合在一起,既真實地反映了梁漱溟個人的政治變革追求隨著時代發展變化的縱向歷程,也深入而較系統地對他每一階段的思想和活動進行了專業性(政治、文化和教育)的評析,展現了一定的歷史發展的動態。

作者簡介

崔運武 男,出生于昆明。先后在上海華東師范大學獲學士、碩士和博士學位,留華東師范大學任教。1993年作為引進人才到云南大學工作。現為云南大學公共管理學院院長,教授,行政管理專業博士生導師。兼任教育部高等學校公共管理類學科專業教學指導委員會委員等。

迄今在人民出版社、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和高等教育出版社等出版個人學術專著和國家級教材10部。“公共事業管理概論”獲國家級精品課程(2004),獲得國家級教學名師(2006)、教育部第三屆青年教師獎(2001)、全國寶鋼優秀教師獎(2003)、2005年第五屆高等教育國家級教學成果二等獎(排名第一)、教育部1999年全國教育科學優秀成果二等獎、云南省有突出貢獻的社會科學專家等榮譽稱號和獎項,享受政府特殊津貼,多次獲得省級社會科學成果獎和教學成果獎。

名人/編輯推薦

《梁漱溟評傳:一個現代政治變革者的理想與踐行》在充分把握有關梁漱溟及其相關資料,以及相關研究成果的基礎上,針對中國現代政治發展過程中所具有的十分復雜的政治、文化與教育的關系,真切地還原了梁漱溟探索中國政治現代化之路的心路歷程,客觀地評價了他的實踐努力。

20世紀70年代末期,在西方,由于經濟滯脹和政府失敗的出現,引發了一場聲勢浩大的政府管理改革運動。這場政府改革運動隨之在世界范圍展開。至今,仍在世界范圍內以特有的方式走向深入。
從政府管理的角度看,這場政府改革運動與傳統上的政府改革最大的不同,不僅僅在于基于現實條件下更加深入地認識政府與市場、政府與社會的關系,確定現代市場經濟條件下的政府職能,即解決政府千什么的問題,更在于在行政職能的輸出方式,即對政府的行政方式進行探索,著重解決政府如何干的問題。這一場政府改革解決政府在市場經濟條件下如何履行好自己的職能的問題,相當程度上是整個改革的一個主要內容和重大突破,其基本邏輯,是在強調政府管理的目標與價值的基礎上,加強對公共產品屬性的認識,確認了私人和市場參與公共產品生產和提供的必要與可能,進而創新了政府管理的方法與技術,在現實中整合社會資源以滿足公共需求,①從而回應了公眾基本生活需求和社會經濟發展的需要,并且在一定程度上治理了傳統的政府難以應對的問題,即政府機構的“精簡——膨脹,再精簡一再膨脹”的怪圈。
政府存在的基本要求,就是處置公共事務以滿足公眾需求,促進社會的存在和發展,而政府管理公共事務的方式,就是公共管理模式,它由公共管理過程中各公共產品提供者功能的定位、參與程度和參與方法等基本要素構成。在人類已有的公共管理實踐中,主要出現過在公共產品的提供中政府為主并有限投入的公共管理保護模式、政府全面負責乃至完全壟斷的干預模式,政府與社會和市場合作的市場模式。①因此,公共管理模式本質上是在公共管理過程中存在或可供選擇的政府與市場、政府與社會的分工方式。無疑,自從20世紀30年代中期第一次世界經濟危機以后,以政府對經濟和社會的全面干預為起點和標志,隨著行政國家的出現,在政府作為公共事務主要甚至是唯一管理者的情況下,現實的公共管理模式就是典型的干預模式或壟斷模式。然而,自20世紀70年代期以來,現實政府管理的變革,現實的結果就是公共管理模式的變革,公共管理市場模式的出現和成長。②正是在這一現實變革的基礎上,基于理論與實踐的互動,盡管人們對當前是否已有一個不同于傳統的公共行政的新的公共管理理論的出現存在不同的觀點,但可以肯定的是,正是現實變革的推動和新的公共管理理論的迅猛發展,越來越多的人基于對范式的深入的理解,認為即便不提公共管理已是一個新的理論或學科,但至少已是一個正在成長的新的研究范式。這一點,在我國,從1990年代中期教育部規定的學科專業目錄的調整,以及近期社會科學研究及管理部門的及時調整,也足以說明。
在當代中國,自1993年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改革展開以來,可以說正是得益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改革的展開和深入,以及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初步確立,公共管理模式的轉換已成為一個不以人的意志為轉移的客觀進程。概言之,這一客觀進程的內在邏輯是,一方面,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改革的逐步深入,導致了公共需求的日益豐富和復雜,對政府公共管理的方式提出了新的要求。另一方面,正是隨著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改革的展開和深入,是使作為公共管理模式從干預走向市場的重要因素——以民間組織或非營利組織為基本組織形式的社會(公民社會),相當程度上從無到有,不斷發展,-而黨中央和國務院及時地認識了當代中國公共需求的發展變化,把握了公共管理發展的內在邏輯,因而隨著改革的深入,提出必須以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運行的基本要求來確定政府職能,必須大力培育和發展社會中介組織,并且制定了一系列促進民間組織發展的方針和政策,要求加強社會管理和公共服務職能,提出要努力提高干部和公務員的現代公共管理素質,建立一個既與當代公共管理發展總體趨勢相一致,又符合中國特點的新型公共管理體制。一句話,當今中國,公共管理模式的轉換應該已是一個不爭的現實。
正如同當代西方的“新公共管理”在實踐上與傳統的公共行政或說公共管理有明顯的不同,因而在理論與實踐的互動中形成了對傳統的公共行政理論進行重大變革,進而形成“新公共管理理論”一樣,當代中國公共管理模式的轉換作為一種在中國出現的客觀現實,一種在中國未曾有過新的公共管理實踐,它為能夠對這一實踐做出解釋并做出進一步改革導引的理論的構建提出了要求。正因為如此,在當代中國的社會科學領域,自上世紀90年代中期至今,公共管理研究已成為一個理論熱點,一個正在探索的理論:面向現實的重要領域。
在當代中國,對公共管理理論的探索,我們認為基本目標有二:
第一,總結研究當代世界的公共管理變革和理論發展。具體言之,即審視當代世紀范圍內,尤其是20世紀70年代末期以來政府管理改革先行國家公共管理改革的實踐,總結其經驗和教訓,研究其新公共管理理論之所以產生的動因、理論發展的脈落,如從管理主義、公共選擇理論,到新公共管理理論,再到治理理論、新公共服務理論內在的發展邏輯與現實影響因素。在把握當代世界范圍內公共管理變革的基本趨勢,追蹤理論發展前沿的基礎上,探求公共管理中具有普適性的因素,本著“他山之石,可以攻玉”的原則,促進當代中國公共管理變革及理論的發展。
第二,探索有中國特色的,能對中國公共管理實踐有解釋、說明和預測的公共管理理論。當代中國的公共管理,是對當代中國公共事務進行協調和控制的過程。這一過程是在基于中國文化傳統的發展,在當代中國特定的社會經濟發展條件下,在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政治制度下,在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下展開的,是公共管理有中國特色的一種管理模式。因此,對當代世界范圍內公共管理理論的追蹤和研究,歸根到底,就是要探索有中國特色的公共管理理論,尤其是要通過這一理論的探索和建構,對改革開放以來我國經濟的高速而持續地增長,社會穩定,民主進步,人民群眾不斷增長的物質和文化需求得到滿足,公眾生活質量不斷提高的這一“中國模式”做出令人信服的解釋和說明,為未來的進一步發展基于公共管理做出有價值的參考的預測。
如何展開這一探索,從理論建構的角度看,我們認為最基本的就是要基于學科綜合的基礎上來進行。當代公共管理理論的產生和發展,正如人們所公認的,當代正在成長的公共管理理論,它的關注焦點由“內部取向”轉變為“外部取向”,由重視機構、過程和程序研究轉到重視項目、結果與績效的研究,從而使戰略管理、管理的政治環境、項目執行、績效評估、公共責任及公共管理倫理成為核心問題;它倡導的管理理念,其中心問題的“如何提供公共利益和服務”,它提供的一整套管理的方法和技術,則是十分注重在處理公共管理問題尤其是政府與市場、企業與社會關系時,提供一整套不同于傳統公共行政學的新思路與新方法。
而這一切之所以成為可能并形成一種較完整的知識體系,則是由于它的知識基礎,即公共管理學作為一種廣泛和綜合的知識框架,把當代經濟學、管理學、政策分析、政治學和社會學等學科的知識和方法融合到公共部門管理尤其是政府管理的研究中。因此,要追蹤研究當代世界的公共管理知識,尤其是要建構有中國社會主義特色的公共管理理論,必須走一條基于以政府為主要研究對象,但又不局限于政府,以公共行政學為基本視野,但又必須同時關注相關的多學科,即基于以公共事務管理為核心,基于公共管理又必須逸出公共管理,逸出公共管理又必須回歸公共管理的多學科研究路徑。
云南大學在國內對公共管理理論的探索者的行列中,不是先行者,但肯定是一個積極的、孜孜不倦的參與者。
云南大學有較悠久的政治學和行政學的研究傳統。1923年云南大學正式建立后,即于1925年建立了政治學系,展開了政治學和行政學的探索。新中國成立后,云南大學的政治學和行政學走過的是和其他兄弟院校一樣的歷程。改革開放后,云南大學迅速恢復了政治學學科,并于1980年代初結合地方社會經濟發展的需要,開辦了少數民族干部行政管理大專班。這一行政管理干部大專班沿至上世紀90年代末,在為云南省培養了大批合格的素質不斷提高的少數民族行政管理干部的同時,也促進著我們對行政管理理論和教學的探索。1986年,云南大學獲得了政治學理論碩士授權,即在這一專業中根據當時學科劃分的要求,開設了行政學方向,培養行政管理方面的高級專業人才。隨之,在國家學科專業調整,明確地建立行政管理專業后,云南大學先后獲得了行政管理的本科專業和碩士點,開展了行政管理的專業教育。
1999年,世紀之交,世界范圍內公共管理模式的變革和我國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改革的步步深入,使正在成長的公共管理學科,展現出了前所未有的蓬勃生機。針對云南省社會經濟發展的需要,感覺到了時代的脈動,以及公共管理這一高度整合的新興學科必將成為社科領域的一個顯學,一個極為重要的人才培養基地的巨大需求,云南大學依托學校既有的相關學科優勢資源,以原政治學與行政管理學系為基礎,于1999年7月正式建立了公共管理學院,云南大學公共管理學院也得以成為全國第一個正式建立的公共管理學院,從而使我們對公共管理理論的追蹤關注,對新型的具有公共管理理念、掌握當代公共管理技術和方法的多學科的交叉型、復合型、應用型的人才培養,有了堅實的學科平臺和新的人才培養條件。
云南大學公共管理學院建立后,我們積極追蹤公共管理理論,展開公共管理學科的建設。我們的建設戰略,一是以行政管理學科建設為基本支撐,二是積極將教學與研究相結合,將理論與實踐相結合,將科學研究與教學研究。如此,九五期間,行政管理學科被列為云南省重點建設學科。在復旦大學等高校的支持下,我們行政管理重點學科建設獲得了極大的發展,獲得了一大批國家社科基金、教育部基金、教育部青年教師獎基金、國家新世紀重大教改項目等,支撐了整個學科建設,使學科力量不斷得到發展,于2003年獲得了MPA教育授權,2005年獲得了行政管理博士授權,并建立了省部共建的公共管理實驗教學中心。
“十一五”伊始,得益于正在深入發展的改革現實對公共管理的需求,基于我們從九五開始的以行政管理為基礎的學科建設,以公共管理學科建設為目標——一個以公共管理為核心,一個更加綜合的學科整合的建設,即公共管理學科建設,被列為云南省“十一五”重點建設學科。我們基于公共管理的學科特點和基本內涵,確定了公共管理理論與公共事業管理、公共政策與地方政府治理、公共經濟與政府理財、區域高等教育發展與管理、電子政務五個建設方向,從更寬廣的視野或學科入手,依賴于以往建設的基本路徑,展開了新的積極探索。而在“十二五”即將啟動之際,根據以項目帶動學科加強學科建設的相關要求,我們的“區域公共服務的體制與技術及公共危機管理能力研究”項目,被列為云南大學“211”工程三期重點學科建設項目,從而使我們對公共管理理論的追蹤和探索,有了新的更高的平臺。
為了記錄和展現我們探索的結果,我們計劃將近期比較成熟的成果付梓出版。當然,盡管當今世界已是一個信息社會,資訊的傳遞和使用已非傳統社會可比,但由于原有的學科基礎和研究力量,以及地域等條件所限,我們對當代公共管理理論的追尋和探索,難免前瞻與后顧并存、深刻與膚淺共融。但我們以為,對在一個誘人的,但實際上又充滿艱難、困惑,迷宮般的思想殿堂里的探索者而言,或許同樣重要的,不僅僅在于所得,還在于有一種為理想而追求的鍥而不舍的探索精神,一種為中國公共管理理論發展貢獻一得之愚而帶來的創造的歡樂。
是為序!
崔運武
2010年1月5日于昆明

目次

第一章從承受新式教育到認同東方文化
一、維新的家庭氛圍及發蒙:朝向新式教育
二、中學堂歲月:學堂中的自學及其影響
三、中學堂歲月:師友教誨與思想初成
四、初入社會:涉社會主義、潛心佛法與探究哲理
第二章執教北大:對中國傳統文化與教育價值的闡揚
一、跨進北大與融入東西文化論爭
二、《東西文化及其哲學》對中國傳統教育哲學的重建
三、東西方教育:文化路向說觀照下的異同優劣
四、徘徊于未來與現實之間的中國教育樣式的構想
第三章投入學校教育改革運動
一、辭別北大:教育理想的追求及機遇
二、在曲阜大學的籌辦過程中
三、曹州辦學之一:辦理重華書院
四、曹州辦學之二:曹州中學高中部的改革
五、曹州辦學失敗的原因
第四章走向鄉村改造運動
一、講學歲月:反思及疑惑中的探索
二、融入鄉村改造運動與南下廣州提出鄉治構想
三、接掌廣州一中及改革該校的方案
四、北上考察各地的鄉村改造實驗
第五章從鄉村自治到鄉村建設
一、參與河南村治學院籌辦:鄉村改造思想的變化與表達
二、對中國民族自救運動道路的最后覺悟
三、對“最后覺悟”的調整和補充:走向鄉村建設
四、《山東鄉村建設研究院設立旨趣及辦法概要》:鄉村建設基本理論框架的成型
第六章鄉村建設的理論探索與實踐(上)——對鄉村建設基本理論的深化與完善
一、對鄉村建設任務與目標的再論述
二、鄉村建設的內容:改造社會的大教育工程
三、鄉農學校的設計和實施
第七章鄉村建設的理論探索與實踐(下)——鄉村教育與社會教育
一、鄉村建設與社會教育
二、社會本位的教育系統
三、鄉村建設中的國民基礎教育
第八章置身抗戰與超然內戰
一、置身抗戰:鄉建實踐無奈落幕與為抗戰奔走
二、超然內戰:認識老中國,建設新中國
后記

書摘/試閱



這是梁漱溟表征他這一思想轉換的一段重要的且是人們常常引用的論述。從此中可以看出,如果說此前梁漱溟在《東西文化及其哲學》中對中國民族出路的設定,最終是一種中體西用,或說在現實的形而下層次要有修正地走西方現代化的路,在未來的形而上層次固守本土文化精神,表現出典型的文化保守主義心態的矛盾心理的話,那么他在這里則是要徹底拋棄西方,一切取法中國自有而價值唯一了。他不矛盾了,而且在這字里行間,顯示出他對自己所縈然于懷的中國民族出路問題已有了自己成熟的主張,是何等的自得和自信!
對梁漱溟這一“開悟”過程尤其是所述的自此完全轉向本土的一元價值取向,目前學術界是認可的,即便是認為他這時的思想或許不如他其后幾年那么明確而系統,但基本趨向是完全一致的。一句話,認為他從此時起,已徹底放棄了西化,走上了完整的保守主義路徑而不單單只是取文化保守主義。然而,梁漱溟在數年后的《自述》一文中對這一過程的闡述,卻和上面完全不同或說有明顯的矛盾。他在這一篇《自述》中,對直至1928年末的思想狀況有這樣的追述,他說:“我彼時注意政治習慣問題很自然的轉變到鄉村自治(即今日之鄉村建設)的主張,實在說來,尚不能算是深刻。因為彼時我雖然覺悟到中國如果要實現西洋式的政治制度,非先從培養此種制度之基礎即養成新習慣入手不為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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